熊斌梅，邓 瑞，彭乾乾，朱来英
(1.中南安全环境技术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 武汉 430071；
2.长江水利委员会 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51；
3.长江水利委员会 湖库水源地面源污染生态调控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 430051)
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型、环保的旅游方式，具有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1]，已成为21世纪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方向。自然保护地因其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的独特性和原始性及其所承载的生态功能和文化价值，能够为公众提供优质的生态产品，教育、体验、游憩等公共服务，因而成为生态旅游发展的重要载体。20世纪80年代，生态旅游作为一种生态环境友好型的旅游方式在中国开始兴起，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等为代表的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活动已然成为中国生态旅游的主要模式。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网站，截至2019年，中国有各级自然保护地1.18万处，面积为186.60万km2，占国土陆域面积的18%和领海面积的4.6%，自然保护地作为生态旅游的载体，为其开发提供景观、动植物等资源，而生态旅游的开展也为自然保护地带来经济、宣传教育等效益，两者相辅相成。然而，中国许多自然保护地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和管理，旅游活动运营中存在生态保护措施不完备等问题，对自然保护地内的自然环境、生物多样性、景观等产生了负面影响[1]。部分学者研究发现，自然保护区因开展旅游活动而造成环境破坏的占22%，11%存在旅游资源退化现象。为协调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的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促进自然保护地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本文分析了生态旅游的开展对自然保护地植物、动物、土壤、水体、景观等方面的影响，并提出了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为自然保护地的开发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1 对植物的影响
生态旅游开发对植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占地、旅游活动产生污染物、施工活动及游客踩踏与采摘以及森林火灾、外来物种入侵等对其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过度的旅游开发对植物覆盖率、生长率、种群结构等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2]。
1.1.1 占地的影响
生态旅游服务设施如道路、酒店、休闲场所、环卫设施等的建设占据一定的空间，使永久占地范围内的植被及其生境遭受永久性损失。由于旅游服务设施的建设占用林地，导致植物覆盖率降低，生物量减少，总体林木蓄积量亦减少，植物群落整体被分割，破坏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会造成林木年龄结构改变，影响整体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占地范围内的植物遭受大面积砍伐后，树木林冠空隙变大，改变了森林的光照条件，原本阴暗的区域变得明亮，可能会出现一些喜光的、新的先驱物种，一定程度上改变该区域物种组成。
1.1.2 污染物的影响
生态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及旅游活动产生的废气、废水、固体废物等污染物，若处理不当可能会对植物产生一定影响。施工和旅游活动产生的粉尘、扬尘等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由于粉尘散落在植物叶面形成滞尘，大量粉尘的遮蔽阻塞改变了植物的光谱特征，降低植物光合效率和蒸腾速率，抑制正常生理代谢反应，对植物生长造成不利影响，甚至引发病理危害[3]。生活垃圾对作物种子发芽具有一定抑制作用[4]，大量生活垃圾堆积，导致土壤营养状态改变，影响植物正常生长。温四民[5]的研究表明，随着生活污水含量增加，灯芯草、菖蒲、千屈菜等水生植物种子萌发率、萌发指数和活力显著降低，说明生活污水对植物正常生长有明显影响。
1.1.3 踩踏和采摘的影响
生态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及旅游活动开展后，自然保护地内施工人员、施工车辆以及运营期游客的进入会对植物产生踩踏和碾压情况，影响植物的生理代谢及形态，甚至造成植物的直接损失。踩踏导致土壤板结，影响植物种子发芽和植物根系扎根，甚至还会出现常见物种被耐磨踩物种取代现象[6]，由于旅游干扰，抗干扰能力弱的物种逐渐被抗干扰能力强的物种取代，植物物种逐渐趋于简单化。若踩踏严重致使地表有机质层丢失，也会使植物根系暴露或幼苗遭受热浪或冻害，在植物开花或顶芽发育阶段遭受踩踏，会导致植物生长减慢、不开花或根部碳水化合物贮存量减少，植株出现病害症状等[7]。
1.1.4 森林火灾的影响
森林火灾是威胁自然生态系统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其具有突发频率高、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救助困难、损失巨大等特点。森林火灾烧毁林木、伤害动物、降低植物更新能力，破坏土壤、微生物等，而且会造成自然生态系统失衡。旅游活动开展后，自然保护地内游客数量增加，地表可燃物累积较厚，增加了森林火灾发生的风险。一些旅游景区有露营或野炊区域，若对火种管理不当，遇大风干燥天气火种飘散至可燃物堆积区域将引发森林火灾。此外，游客携带火柴、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景区，以及随地乱丢烟头等行为可能引发森林火灾。
1.1.5 外来物种入侵的影响
外来物种入侵可能导致全球范围内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丧失，外来物种入侵已成为仅次于栖息地环境破坏而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的第二大杀手[8]。外来物种入侵方式主要包括有意引入、无意传入和自然传入3种，生态旅游活动中，人为有意引入主要为引进具有绿化作用、观赏价值和水土保持功能的植物，如金鸡菊、秋英、加拿大一枝黄花、互花米草、凤眼莲等。还有随着游客、车辆等无意传入的物种，如豚草最初是随火车从朝鲜传入中国[8]。旅游活动开展后，大量游客和车辆进入自然保护地，增加了外来物种入侵的风险，若不加强管理，可能会破坏当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影响当地物种多样性，甚至造成物种灭绝等。
1.2 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及旅游活动对野生动物及栖息地会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可能导致野生动物生理、行为、繁殖、数量、物种多样性等发生改变[7，9-12]。
1.2.1 对动物栖息地的影响
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及旅游活动的开展对自然保护地内的土壤、植被、水体等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环境要素是动物生境的重要组分，其组成要素的变化也导致动物栖息生境发生改变，影响动物觅食、生存等。人类对昆虫、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小型或大型哺乳类动物的最大影响是导致它们栖息地的改变[7]。踩踏、污水、垃圾等导致土壤的有机质、孔隙度、温度、湿度、微生物组成、化学特性等发生改变，影响了在其中生存的动物，甚至造成部分动物死亡。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占用部分动物栖息地，乔木砍伐或灌草植被铲除也破坏了部分动物隐藏地或减少其食物来源，导致部分动物被迫离开原来的栖息环境寻找替代生境，使动物在空间分布上受影响。旅游活动产生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污染动物栖息地，导致部分动物逃离原来生境或为了适应生境而不得不发生改变。旅游服务设施工程如酒店、停车场、公路、栈道、排水沟、电缆等建设，造成动物生境严重破碎化，也阻碍部分动物进行正常的交流、觅食、求偶等，可能导致动物种群数量下降甚至灭绝。
1.2.2 干扰对动物的影响
旅游活动中游客的拍摄、观赏、投食、机动车鸣笛等对野生动物正常的生活习性造成干扰，会使野生动物内分泌紊乱、外在压力增大，免疫力、繁殖力等生命力衰退[13]。噪声是影响野生动物最为突出的因子，主要来源于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施工机械以及旅游活动中游客和机动车辆，噪声影响动物的交流和睡眠，会引起与压力相关的疾病[14]，使动物生理、行为、繁殖、睡眠、免疫系统等发生变化。当动物在不利噪声干扰下，易于烦躁，出现奔跑、躲避、拍打、飞翔等异常行为，一些哺乳动物遭受到惊吓时，会有排尿或排便现象，许多爬行动物或两栖动物会短时间僵持不动，停止鸣叫等[7]。根据程鲲[12]对白骨顶繁殖的对照研究，受旅游活动的影响，白骨顶产卵、育雏和集群时间明显晚于非干扰区，说明旅游活动对动物产卵时间产生较大干扰。根据周杏会[9]的研究，在人工(护林员、游客)饲喂状态下，滇金丝猴食谱发生了变化，其休息时间增加而移动时间减少；
随着游客密度的增加，滇金丝猴休息时间明显减少，人在猴距小于5 m时，猴群移动次数频繁，表现出神情紧张、焦躁不安。鲜艳的颜色如(红色、黄色)对黑颈鹤惊飞距离有极显著影响，干扰人数与黑颈鹤警戒距离和惊飞距离呈正相关，游客大声喧哗导致黑颈鹤取食时间缩短，休息、理羽时间增多[10]。
1.2.3 猎杀对动物的影响
旅游服务设施建设以及旅游活动开展后，大量施工人员和游客进入自然保护地，若管理不善可能会出现追赶和偷猎野生动物的不文明行为，部分野生动物被射杀死亡，减少了野生动物的数量。另外，狩猎活动也会造成野生动物在空间上分布不平衡，一般情况下，动物会逃离时常有狩猎活动发生的区域，迁移到干扰较小的区域活动，同时也会造成某些动物栖息地丧失，导致物种数量减少。
1.3 对土壤的影响
由于踩踏或车辆碾压等导致地表植被或有机质层被移除以及土壤被压实，土壤理化性质发生改变，对土壤产生较大影响，进而也影响植物生长，并间接影响动物的生存。生态旅游开发一般配套修建道路或游步道，游客可沿着配套修建道路旅游，减少对土壤的踩踏。但景区也常出现游客翻越步道非法旅行，或穿越未设置围挡的游步道边缘直接踩踏地表等，由于土壤被踩踏严重，导致土壤表层的枯枝落叶被移除或减少，引起地表裸露、土壤板结、雨水下渗减少，地表径流增加，导致水土流失加剧，土壤肥力下降等。据调查，祁连山保护区游客集中景区土壤含水率下降12%，土壤孔隙度减少了7%，有机质含量下降了50%[15]。石强等[16]研究了旅游干扰对张家界森林公园土壤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游客越出游客道观光对游道外缘土壤的硬度、水分含量及容重产生了较大影响。根据一些学者的检测发现，景区内的土壤的pH值和营养水平有增加或减少的趋势，这些变化可能与游客野炊留下的火灰、食物和汤汁等有关[17]。
1.4 对水体的影响
旅游活动对水体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水体污染。随着旅游服务质量的提高，许多景区配套建设了酒店、饭店等服务设施，旅游高峰期游客数量急增，若污水处理能力不能满足需求，导致污水外溢，或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进入水体，将造成水体污染。固体废物也是造成水体污染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塑料袋、易拉罐、食物、瓜果皮、餐厨垃圾、废油桶等。涉及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及水上娱乐活动如划船、游泳、潜水等对水体扰动较大，导致水底营养物质释放，水体中悬浮物浓度增加，影响水体的透光性，进而影响水生植物光合作用和水生动物视力，扰乱水生生态系统平衡。对生态旅游对祁连山保护区水体影响的研究发现，水面大肠杆菌密度最少为1.1个/mL，最多为4.7个/mL，地表径流中的全氮、全磷含量增加了12%～34%[15]，说明不合理的旅游开发对自然保护地水体产生较大影响。
1.5 对景观的影响
生态旅游活动对景观的影响主要为道路、酒店、栈道、休闲场所等服务设施的修建，大量砍伐植被、开采石块、炸毁山体等，加剧水土流失，毁坏了自然地貌景观。另外，游客接待量超过环境容量也导致一些地貌形态侵蚀速度加快。游客不文明的旅游行为，如敲击钟乳石、采珊瑚留作纪念等对自然景观造成破坏。景区内许多地质地貌自然景观历经数亿年形成，若在旅游开发中不注意保护，一旦毁坏将难以修复。20世纪80年代泰山上索道的修建，导致著名景点月观峰的峰面炸毁1/3，毁坏地形及植被近2万m2，形成在10 km外都可看见的巨大伤疤[17]；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开发中修建了大量游道、宾馆、商店、医院、学校等，改变了公园原有的自然景观，钟鼓塔区域已变成数千人常住人口居住的小镇，原有的原始、古朴的自然景象已荡然无存[18]。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思路，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针对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开发活动对植物、野生动物、土壤、水土、景观产生的影响，分别对生态影响的对象、范围、时段、程度，提出避让、减缓、恢复与补偿、管理、监测、科研等对策措施。
2.1 生态影响的避免措施
采取适当的措施尽可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潜在的不利生态影响[19]。为了避免或减少生态旅游开发活动对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在生态旅游开发前需要对景区进行科学合理的生态旅游规划，并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提出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并在旅游开发活动中严格落实。景区生态旅游规划制定时需要分析旅游地的重要性、旅游地生态环境容量，明确自然保护地各个功能分区开展的旅游项目、具体的旅游线路，拟定适合植物生长、动物栖息、游客观光、居民居住等规划方案，生态旅游方案既要充分利用自然保护地的旅游资源，也要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如旅游线路选线、旅游基础设施项目选址需要避开生态环境脆弱、生物多样性富集以及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包括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水土流失区、野生动物迁徙主要通道以及动物觅食、求偶、繁殖的主要场所或线路等，以减少动物生境的破碎化以及对动物的干扰。
2.2 生态影响的消减措施
对难以避免的不利影响采取一定措施，减轻受影响的范围和程度[19]。生态旅游开发修建道路、旅游休闲场所、公厕、环卫设施等配套基础设施，为了减缓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生态旅游活动的开展对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的影响，需要加强施工方案设计、施工活动管理以及旅游活动管理等。施工前需要优化施工方案，以生态破坏最小方案优先，在满足工程技术指标前提下，以减小工程建设对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影响；
施工营地、弃渣场等避免设置在自然保护地内，避免占用林地、动物栖息和觅食地，以及植被砍伐和土壤踩踏等。旅游活动产生的污水经污水处理厂(站)或污水一体化处理设施处理达到相应标准后排放或回用，禁止直接排放；
对固体废物如游客生活垃圾、游乐场损坏零件、废油桶等进行分类回收，委托环卫人员运至自然保护地外处置，以减少废水、固废对水体、土壤以及野生动植物生境的污染；
旅游基础设施如栈道、休闲场所、厕所、垃圾桶等，在颜色、风格、结构等设计上需与当地自然环境和人为景观融为一体，避免突兀对现状景观造成冲突；
对于特殊地质地貌景观采取保护措施，尽量避免开发造成永久性的景观破坏；
在生态环境较为脆弱敏感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入口处设置护栏和警示牌，禁止游客越界旅游等。旅游活动中加强游客管理，引导其文明旅行。
2.3 生态恢复与补偿措施
自然保护地内的生态旅游开发对植被、土壤、景观、野生动植物、水体等产生一定不利影响，需要采取科学合理的生态恢复与补偿措施，恢复退化生态系统。按照 “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的补偿实践原则，明确自然保护地内生态旅游开发活动的补偿主体、补偿对象、补偿标准、补偿方法等，完善和建立自然保护地内生态恢复与补偿机制。
在生态恢复与重建中，根据生物间及其与环境间的共生、互惠和竞争关系以及生态位和生物多样性原理，构建生态系统结构和生物群落、使物质环境和能力交换处于最大利用和最优状态，力求达到土壤、植被、生物同步和谐演进[7]，如植物恢复尽量选择当地优良的乡土树种和草种，确保植物恢复的成活率，湿地恢复选择湿地类型植物，旱地选择耐旱植物，高海拔或高山地区选择耐寒耐旱较为低矮的植物等，选择的植物尽量兼具水土保持、美化环境或药用价值等，发挥植物的多重效益，同时还要方便日常养护和管理；
在景观的恢复中，应根据植物生物学特性，如特色色彩、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叶、果等部位，结合不同植物的高度，进行多层次科学搭配，组成错落有致且具有一定厚度的自然生态系统[20]。施工结束后及时平整土地、清理垃圾、恢复植被，必要时进行鸟类筑巢、动物投食等。
2.4 生态管理措施
(1) 完善自然保护地法规体系，规范生态旅游活动行为。完善的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活动法规体系能够规范旅游开发活动，约束旅游开发者和旅游者的行为，协调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目前，中国已颁布了《旅游法》《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自然保护区条例》《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森林公园管理办法》《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对自然保护地内的旅游活动开发范围、旅游项目性质、旅游设施布局等予以规定。建议以旅游法、自然保护地相关法律为基础，出台专门的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管理的相关法规性文件，明确自然保护地开展生态旅游活动的范围、原则、旅游活动类型以及旅游开展者、旅游者、旅游景区管理者等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规范生态旅游资源开发、调整生态旅游活动开展，在促进生态旅游产业开展的同时，协调好自然保护地内资源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关系。
(2) 合理进行旅游开发规划，遵循环境容量理论。旅游生态环境容量是指在某一旅游地的生态环境现存状态和结构组合不发生对当代人及后代人有害变化的前提下，在一定时期内旅游地所具有的生态环境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及经济承载量的极大值[7]。旅游活动的开发者和旅游景区管理者需要以生态环境容量为基础，合理控制游客接待量，同时加强游客管理，如及时分散疏导游客，避免过度集中对生态环境产生较大压力；
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对于生态环境脆弱敏感区域实行限流或通过多媒体手段进行视频观光，禁止游客直接进入；
通过价格手段平衡旅游需要，使游客错峰旅游，如实行旅游景点门票浮动制，旅游旺季提高门票，淡季降低门票等。
(3) 加大资金投入，助推生态环境管理、保护与建设。旅游区的生态环境管理、保护以及设施建设需要稳定的资金投入，资金来源主要包括财政补贴、税收、门票等经营性收入、社会主体捐赠等。根据中国自然保护地管理现状，整体上建设资金投入机制较为单一，主要以地方政府财政资金投入为主，民间团体、企业、个人等社会主体参与积极性并不是很高。建议拓宽生态环境保护资金来源，充分利用财政补贴，税收、经营性收入等资金手段，同时可以利用生态补偿机制，建立持续的生态环境保护资金投入机制。
(4) 加强宣传教育，增强生态保护意识。加强生态旅游活动的宣传教育是有效落实旅游活动中生态环境要求的重要举措，主要通过宣传册、电子视频、人工讲解等现代化的媒介方式，宣传旅游活动内容、环保重要性等[7]，目的在于提高公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养成文明的旅游消费习惯。从宣传内容上看，应当包括生态环境保护价值、参与方式、科技知识、环保法制、外来物种入侵危害等方面，使公众了解环保知识，形成良好的生态文明旅游观[7]；
从宣传手段来讲，包括采取视频宣传、人工讲解、图册宣传、文字宣传、培训教育等；
从宣传对象来看，包括对旅游者、旅游资源开发经营者、旅游管理者等进行宣传。
(5) 建立环境跟踪监测体系，保护自然资源。生态旅游开发不可避免对旅游景区生态环境产生影响，需要建立科学的环境监测体系并进行环境跟踪监测，可及时掌控旅游开发活动对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范围。加强对旅游景区植被、土壤、大气、水环境、噪声、野生动植物、外来物种、游客数量、游客活动范围等监测与管理，及时了解景区生态环境质量现状和游客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环保措施，以减少生态旅游开发对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影响。
加强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活动规范管理是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自然保护地有效保护的重要举措。生态旅游活动与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环境之间表现为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自然保护地为生态旅游的开展提供良好的旅游资源，另一方面过度的生态旅游开发也对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自然保护地内不合理的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游客行及其他旅游活动会对自然保护地的动植物、土壤、水体、景观等产生一定影响，以及可能带来外来物种入侵、森林火灾等风险。为避免或减轻生态旅游开发对自然保护地产生不利影响，在生态旅游开发中应当采取生态避免、消减、恢复与补偿和环境管理等保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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