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丛雷 姚晓兵 王一帆
（云南大学 经济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3，低生育率问题再次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且对于国家进一步出台相关生育支持政策的预期提升。然而，自2013年中国生育政策进入调整阶段，政策层面对于家庭生育已不断放宽[1]，甚至部分鼓励政策也相继出台，但实际生育率却未达到预期效果，新出生人口在出现短暂反弹后又呈现下降趋势，这也引起了学界对于政策效果的关注[2-3]。由于家庭生育面临的经济社会压力，一些调查研究显示，近年来生育政策对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不断减弱[4-5]；
面对可能的低生育率陷阱风险[6]，可以预见未来更大范围、更加系统的生育支持政策将不断推出，并涉及幼儿看护、产假津贴、医疗、教育等多个方面；
但生育支持政策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值得关注，这也是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
相比中国进行的生育政策调整，较早进入低生育率的国家已对提升生育率的支持政策进行了长时间探索，然而生育支持政策的效果在世界不同地区却呈现出了较大差异。如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新家坡、日本、韩国等在低生育率问题上取得的效果不及预期[7-8]，而欧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却较为明显[9]。欧盟地区和儒家文化圈的新家坡、日本、韩国，都属于发达经济体，基本完成城镇化进程，且对提升生育率的政策进行了长期探索。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0年欧盟地区人均收入达到3.5万美元，城镇化率达到75%；
2020年新家坡、日本、韩国人均收入分别为5.8万美元、3.48万美元和3.14万美元，城镇化率分别为100%、91.8%和81.4%。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生育政策探索具有一定可比性。考虑到不同国家经济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生育支持政策效果在不同地区的差异是否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不同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除了其独特、个性的一面，是否也存在普遍、共性的一面？这一共性的一面，是否反映了不同文化背后家庭生育决策逻辑的一致性，而一致性背后对应的家庭生育决策现实又涉及哪个方面？
本文期望透过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新家坡、日本、韩国，与西方文化传统地区欧盟在生育支持政策效果方面的经验对比，对生育支持政策效果差异背后的原因进行探究，以期对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中国在探索低生育率回升策略方面提供一定的借鉴，同时也有助于更加全面客观的评估中国之后可能推出的生育支持政策的效果。因此，探究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新家坡、日本、韩国在低生育支持政策方面相比欧盟国家面临的特殊困境，对于预期中国相关生育支持政策可能产生的实际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1 文献综述
关于生育政策的效果，相关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如有学者从国家文化属性与历史传统层面，对生育政策中涉及工作与家庭平衡、儿童发展、育儿补助等政策进行了系统分析[10]；
也有学者通过典型国家生育支持政策的沿革进程及演变逻辑[11]，对生育支持政策的效果进行了全面分析[12]；
还有学者在政策实施层面，具体评估了生育支持措施的实际效果，如经济支持、育幼辅助、生育津贴、带薪产假等的生育影响[13]。
综合考察生育支持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以简要概括为两个层面：一是对生育支持政策背后文化传统、价值倾向等因素引起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进行研究；
二是对不同地区生育支持政策具体措施的效果进行对比分析。就第一个层面来说，西方文化突出个人主义，情爱价值取向主导了个体家庭的组建，而儒家传统社会普遍采取“联姻”方式组建新家庭[14]；
在家庭关系中，西方家庭以夫妻关系为中心，儒家文化传统家庭则以父子文化为主[15]。以夫妻为中心的家庭文化，没有过多的承担子代成年的生活责任；
以父子关系为中心的家庭文化，亲代需要为子代成年生活负担更多。文化差异不仅导致新生家庭在长期生育成本的不同，也由于家庭角色差异，导致儒家传统文化圈国家女性在生育和就业面临更大压力。相对来说，欧洲女性的职业发展更加自由，儒家传统文化受到“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观念影响，女性追求个人职业发展的难度更大；
相比欧洲国家较为简单明确的家庭关系和代际责任，儒家文化传统家庭的代际关系更加复杂且责任更多[16]；
这使得生育政策的支持效果不仅与家庭政策内容有关，也与具体的社会经济环境相关[17]。
从第二个层面来说，生育支持政策涉及育儿津贴、儿童照料、生育假期、就业津贴等方面，具体如3岁以前与学前教育看护的公共支持、带薪育儿假、儿童家庭的带薪产假、多孩家庭津贴、低收入及单亲家庭补贴、收入所得税减免等。就生育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来说，欧洲地区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如有学者研究认为家庭儿童保育相关费用的降低对生育率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18]，3岁以下儿童看护覆盖率的提高可以有效提升欧盟国家受过高等教育女性的生育数量[19]；
通过西欧国家的生育支持研究，有学者认为育儿假等生育福利支出每增加10%可以使无生育女性下降3.2%[20]；
还有学者研究发现匈牙利、挪威等国的带薪育儿假有效促进了女性二孩生育的提升[21,22]，也有学者研究发现欧洲国家2000年之后的育儿假有效促进了家庭平均生育率的提升[23]，如德国、比利时、丹麦等国生育政策中夫妇共享育儿假的家庭生育二孩的可能性更高[24]。
相对而言，儒家文化国家的低生育支持政策却没有取得显著的生育率提升，如日本作为儒家文化圈中较早进入了低生育社会的国家并推出了相应的生育支持政策，之后日本应对少子化的生育政策不断提升，但实际效果有限，其更明确的作用是延缓了日本生育率下降的速率，日本少子化进程未得到根本扭转[25]；
韩国在2003年之后，生育支持政策不断提升，相关生育鼓励措施前后多达上百项[26]，然而其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并未扭转，社会面临较为严重的人口危机；
新加坡政府同样实施了较为全面的家庭育儿、看护等支持政策，具体包括津贴补助、生育奖金支持和家庭援助计划等方面[27-28]，但政策效果欠佳，生育率依然呈现出缓慢下降趋势。
透过相关研究可以发现，欧盟地区国家与传统儒家文化国家生育支持政策效果差异显著，这不仅反映出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的差异，也与地区文化传统密切相关。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不同地区生育政策效果异性可能与本国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存在一定的联系，而相关研究在评估生育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时，考虑了各国经济社会、家庭生育观念等传统因素影响，但对于生育政策效果差异背后的长期家庭隐性责任较少涉及。本文希望进一步深入地区文化传统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在不同地区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实际影响，探索生育政策效果差异背后家庭生育决策逻辑上的一致性，而这一逻辑的一致性又体现在家庭生育决策的哪个方面。这对于我们了解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生育支持政策效果不及预期的深层次原因提供了思路，也有助于客观评估中国之后可能推出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
2.2 概念界定
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涉及不同地区“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生育支持政策”等要素，因此需要对文中的“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和“生育支持政策”所包含的具体含义进行说明。首先就本文“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内涵来说，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西方家庭关系以夫妻为中心，儒家文化传统地区家庭以父子为中心；
西方家庭对于子代的抚养责任侧重未成年时期，儒家文化传统地区家庭对子代的责任具有“隐性”的长期性，代际之间的责任关联更强，亲代与子代之间的责任具有长期性，家庭不仅需要负责子女未成年时期的生活、教育，还涉及子代成年之后的购房、生活、工作等事宜。
其次，考虑生育支持政策涉及从宏观政策到具体方案的多重含义，本文对“生育支持政策”的关注主要在于国家或地区出于对低生育率持续的担忧，进而对家庭生育行为的干预策略发生转变。例如欧盟地区经历了近百年的人口转变历程，这一过程中一些国家断断续续出台了一些生育支持政策，如早在1918年法国已经开始实施家庭生育津贴政策[29]，1878年德国就开始实行无薪产假制度，此后又对相关产假规定进行了多次修订，1974年瑞典就已建立新生儿父亲陪护假制度，并于1976年建立父母育儿假制度[30]，虽然相关政策的实施较为零散且不连续，也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生育支持体系，但本文关注重点并不是具体某一政策的实施效果，而是国家或地区整体生育政策转变对生育率变化的影响。
2.3 研究假设
生育转变涉及制度、经济、政策等多种因素[31]，文化传统对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影响不可忽视，然而在单个地区内部这种隐性家庭代际责任难以识别，这使得对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引起的生育政策效果研究难以深入。随着全球生育转变的一致性及不同地区面临的低生育共识逐渐增多，生育支持政策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中，传统生育责任起到了怎样作用，对生育支持政策的影响是否显著，值得深入研究。总体来说，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深，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逐渐式微，但观念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相比西方上百年的城市化进程，二战后东亚地区一些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经济腾飞而迅速完成，使得这一地区的生育观念依然与传统社会有着较强关联。这一关联在不同地区家庭生育决策方面表现为隐性家庭生育责任的差异，而这一差异又对生育支持政策的效果产生了重要影响。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差异，表面上表现为传统文化、生育观念的影响，其实质为隐性家庭生育责任对长期家庭生育成本的影响，而生育成本是影响现代家庭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相比西方文化传统，儒家文化地区家庭代际之间的责任关联更强，即地区隐性的家庭代际责任更强，亲代与子代之间的责任与义务具有长期性，家庭不仅需要负责子女未成年时期的生活、教育，还要考虑子代成年之后的生活。由于代际责任强关联带来的长期隐性生育成本，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实际生育成本更高，这导致偏重婴幼儿抚育的相关生育支持政策在这一地区效果有限；
而欧盟国家由于代际之间责任关系更加明确，家庭生育成本支出偏重于孩子未成年时期，使得直接降低家庭生育成本的补贴政策，可以更好的对接新生家庭的生育需求，生育支持政策也更易取得更好的效果。
因此，本文认为，儒家文化圈国家与欧盟地区国家生育支持政策对家庭生育决策的传导逻辑是一致的，都期望通过降低家庭生育成本，进而推动生育率提升，但由于隐性生育责任的差异，儒家文化传统家庭对子代负有更多的长期隐性责任，这导致了重在缓解短期生育压力的生育支持政策，在欧盟国家与儒家文化传统家庭产生了显著差异。由此提出本文假设：
假设1：低生育阶段，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差异，导致侧重降低短期生育成本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在不同地区产生了显著差异，即欧盟地区弱家庭代际责任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显著，新家坡、日本、韩国等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不显著。
进一步分析，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的影响并不是独立的，其贯穿于整个生育转变过程，在城市化进程中，强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加速了国家生育率的下降，本文认为：
假设2：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连续性，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产生了持续的显著影响。
3.1 计量模型构建
根据假设1，低生育阶段，不同文化地区由于代际责任差异引起的隐性生育成本差异，导致生育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效果不同，据此构建生育政策与生育率变动的关系模型：
其中，tfr代表总和生育率；
sub_poli为政策变量[取值0或1]，X为控制变量，u是具体国家的个体效应，v是模型的随机扰动项，下标i表示地区内具体国家，t对应具体年份。α0、α1、α2为参数，反映常数项、政策变量和控制变量系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不同国家政策变量节点取值由0到1的数值转变。从欧洲整体的生育率转变来看，地区整体生育率在1976年下降至更替水平[32]，考虑欧洲地区出台生育支持政策的时间节点平均滞后整体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20年[33]，欧洲地区整体的生育支持政策在1996年之后逐渐完善。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欧盟地区整体生育率下降到1.42[34]，地区整体的生育支持体系得到建立和完善，并在2000年之后趋于稳定。考虑欧盟地区生育支持政策的长期性、分散性、复杂性，本文以2000年为界，对欧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进行整体划分，这种划分一是可以将分散在几十甚至上百年的生育支持政策简化处理，二是以欧盟国家整体进入生育支持体系替代不同国家政策实施的分散性，三是2000年之后欧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较为稳定，为生育政策的有效评估创造了条件。但将欧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简化并统一延后，可能会导致由于政策时间确定滞后带来的真实生育率提升数据下降，进而导致生育支持政策被低估。对于政策效果可能低估的风险，如果检验结果显著，则可以肯定生育支持政策的效果；
如果检验结果不显著，并不能说明政策无效。
而新家坡、日本、韩国等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由于生育转变迅速，生育支持政策的实施时间更加确切。如1975年新加坡的生育率到达更替水平，随着生育率持续下降，1990年新家坡采取了明确的生育鼓励政策；
日本生育率在1990年下跌至1.6以下，之后政府于1994年实施以“天使计划”为代表的生育支持政策；
出于对人口高增长的担忧，韩国的生育支持政策出台较晚，直至2003年韩国的生育政策才发生实质性转变。因此，对于政策变量(sub_poli)的取值，欧盟国家以2000年为分界点，新家坡、日本、韩国分别以1990年、1994年、2003年为分界点，分界点之前政策变量取0，之后取1。
进一步，根据假设2，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并伴随城镇化进程对生育率产生持续影响，在强家庭代际关系地区，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城镇化进程中的生育率下降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此构建城镇化进程中隐性代际责任对生育率影响的模型：
其中，tfr代表生育率，upr为城镇化率，X为控制变量，β0、β1、β2、β3为参数，反映常数项、城镇化率、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和控制变量系数，其他变量同上。需要说明的是，变量(uprbar)表征隐性家庭代际责任(个体属性的表征变量)，其值为对个体变量取均值后生成，并通过其显著性考察个体属性(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的影响。
3.2 变量及数据统计
图1 生育率与政策拟合线(欧盟)
图2 生育率与政策拟合线(新家坡)
图3 生育率与政策拟合线(日本)
图4 生育率与政策拟合线(韩国)
本文选取1970-2020年欧盟27国②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德国、丹麦、西班牙、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希腊、克罗地亚、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立陶宛、卢森堡、拉脱维亚、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瑞典。及新家坡、日本、韩国的面板数据，相关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和欧盟统计数据库。图1-4分别显示了欧盟及新家坡、日本、韩国生育政策转变前后，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及与政策关联的拟合特征。图1显示，2000年之前，欧盟国家整体生育率随时间变化拟合线呈明确下降趋势；
2000年之后，其生育率与政策拟合线略有抬升。图2显示，新家坡的生育率趋势在1990年前后呈现出较大差异，但1990年之后，其生育率下降趋势没有改变，只是下降速度较为缓慢。图3显示，日本的生育率与政策拟合线在1994年后出现微小幅度的抬升，但生育率上升至1.4左右又出现下跌，1994年后其生育率政策拟合线整体接近水平状态。图4显示，2003年之后，韩国的生育率与政策拟合线仍呈微小幅度的下降，2021年韩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1.0，但其下降的趋势没有明显改善。表1为主要变量测度方法及描述性统计结果。统计显示观察期内总和生育率均值1.66，标准差较小，说明统计区间内的生育率基本稳定，但极值显示统计时期内生育率曾高达4.54，当前最低生育率已低于1.0(为0.92)，整体生育率下降趋势明显。
表1 主要变量测度方法及描述性统计(样本量为1222)
本节首先就各地区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考察生育政策是否对地区生育率回升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其次，进一步考察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产生的长期影响，并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和检验。
4.1 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
表2、表3分别为欧盟国家与儒家文化传统国家(新家坡、日本、韩国三国)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影响的回归结果。关于模型选择问题，本节在比较了普通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以及Housman检验结果后，结合样本数据特点，选取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回归分析模型。
4.1.1 基准回归
表2为欧盟国家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影响的回归结果。表中第(1)列为控制了收入水平后，政策影响(sub_poli)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第(2)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控制了城镇化的影响，第(3)列进一步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
第(4)列考虑了模型的异方差问题，第(5)列考虑了模型的截面相关和截面异方差；
(1)-(5)列结果显示，政策变量(sub_poli)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无实质性差别，第(5)列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政策变量(sub_poli)系数为0.028，5%水平显著，说明欧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对地区低生育率回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支持假设1。这反映出随着欧盟国家生育转变基本完成，生育成本约束对地区生育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由于地区传统家庭代际责任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婴幼抚育支出在家庭生育成本中占有重要比重，进而使得生育支持政策可以更好的对接家庭需求，促进生育率的提升。具体来说，生育津贴、产假、儿童照顾等都可以直接降低家庭的生育成本，这些支持政策较好的对接了欧盟国家家庭的生育需求；
同时，由于家庭代际关系较弱，家庭对子女长期的隐性关联责任较小，进而使得生育支持政策有利促进了地区生育率提升。另一方面，欧盟社会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降低了家庭对未来生活的担忧，为家庭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制度保障，这是欧盟地区生育政策效果显著的重要基础。
表2 欧盟地区生育政策对生育率影响的检验结果
另一方面，表3显示，儒家文化圈新家坡、日本与韩国三国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政策影响(sub_poli)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不显著，考虑模型的异方差、截面相关和截面异方差后，结果不变，支持假设1。这说明生育支持政策对儒家文化圈中的新家坡、日本与韩国生育率影响有限，也反映出这一地区家庭生育决策的复杂性。由于儒家传统国家代际之间的隐性责任关联较强，导致隐性家庭抚育责任具有长期性，亲代对子代的义务并不局限于未成年阶段，多数家庭还会考虑孩子成年后的就业、购房等事宜，这使得育幼支出在家庭生育总成本中的比重较小，进而导致这一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不及预期。
表3 儒家文化圈国家生育政策对生育率影响的检验结果
通过欧盟地区与儒家文化圈国家生育支持政策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由于地区文化传统的差异，在进入低生育社会后，婴幼儿抚育等生育支持政策在不同地区对生育率的影响不同；
家庭隐性代际责任较强且责任周期长的地区，由于婴幼儿抚育在家庭整体的生育成本中占比相对较小，生育支持政策难以较好对接家庭实际需求，进而导致政策对生育率回升的影响不显著；
反之，若婴幼儿育抚在家庭整体生育成本中的占比较大，生育政策就可以更好的满足家庭需求，进而促进生育率的提升。
4.1.2 欧盟地区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影响的分位数检验
表4给出了样本“总和生育率”的各分位点数值。进一步基于“总和生育率”10%、25%、50%、75%、90%分位进行分位数检验，结果见表5。结合表4和表5，可以发现，当总和生育率低于1.42时，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当生育率回升至1.49时，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5%水平显著；
当生育率达到1.56上方，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在1%水平显著。这说明，政策对生育率的促进作用在生育率回升至1.5及以上的中低水平时更为显著。其可能与家庭预期的生育成本与生育质量间差距较大有关，当家庭生育成本与生育质量之间的预期差距较大时，生育支持政策对于弥补这一缺口的作用有限，进而影响了政策的实施效果。
表4 欧盟地区总和生育率分位点统计(1970-2020)
表5 欧盟地区生育政策对生育率影响的分位数检验
4.1.3 稳健性检验
(a)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本节用年平均每千人的出生人口数据替代核心变量总和生育率指标，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6显示，替换核心变量后，欧盟地区的生育政策与总和生育率的正向显著关系不变。
表6 稳健性检验：“生育政策”对“粗出生率”的影响
(b)内生性检验。考虑模型因遗漏变量或反向因果引起的内生性问题，这里采用面板工具变量进一步对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
考虑工具变量选择与当期扰动项无关且与主要变量相关的要求，这里选取控制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检验工具变量。表7汇报了模型的内生性检验结果，工具变量选取的外生性及相关性条件皆满足，且通过了过度识别检验(Sargan检验)；
回归结果显示，生育政策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与基准回归结果无实质性差别。
表7 稳健性检验：内生性检验
4.2 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的影响
根据假设2，考虑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连续性、长期性，本节进一步对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由于家庭代际责任关联程度的差异，不同地区婴幼儿抚养、教育支出等在家庭整体生育周期中所占的比重差异较大。在代际生育责任关系明确且侧重未成年阶段的地区，城镇化导致的生育成本升高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相对较小；
而隐性代际责任重、周期长的地区，家庭生育决策对城镇化引起的生育成本增加更加敏感，其对生育率的抑制作用也更强。对于本节模型的选择，在比较了普通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与随机混合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后，结合变量与样本数据的特点，选取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与随机混合效应模型作为本节的分析模型。
4.2.1 基准回归
表8(1)-(3)列是以新家坡、日本、韩国等为代表的儒家传统国家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影响的回归结果；
(4)-(6)列是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影响的回归结果。(1)-(6)列显示，儒家传统国家及西方国家的城镇化因素都对生育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第(3)列儒家传统国家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显著为负，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关联城镇化)系数为-0.027，5%水平显著，说明城镇化进程中，保持城镇化率不变，儒家文化国家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导致生育率下降0.027；
而第(6)列欧盟地区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却显著为正，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关联城镇化)系数为0.031，1%水平显著，说明城镇化进程中，保持城镇化率不变，欧盟国家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反而使得生育率提升0.031。综合(1)-(6)列，可以看出在城镇化进程中，不同文化传统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产生了显著差异，强代际责任的儒家文化国家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显著为负，而弱代际责任的欧盟国家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显著为正，支持了假设2。
表8 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影响的比较分析
4.2.2 稳健性检验
本节采用预期寿命均值表征国家个体效应，并作为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替代变量，对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生育率影响进行稳健性检验。表9中(1)-(3)列是以新家坡、日本、韩国等为代表的，强家庭代际责任国家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影响的回归结果；
(4)-(6)列是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弱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影响的回归结果。(1)-(6)列显示，不同地区的城镇化因素都对生育率下降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第(3)列显示强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地区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显著为负，第(6)列显示弱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地区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显著为正，这一结果同表8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长期影响的结论一致，支持假设2。
表9 稳健性检验：“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的影响
5.1 结论
低生育社会，由于不同地区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差异，导致生育支持政策的效果差异显著。对比儒家文化传统地区新家坡、日本、韩国与欧盟国家生育支持政策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欧盟国家的生育政策显著促进了地区生育率的提升，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的提升作用不显著。然而这一差异背后的逻辑却有一定的一致性，即导致不同地区生育支持政策效果差异的作用路径是一致的，都期望通过降低家庭生育成本提升生育率；
由于家庭隐性代际责任的差异，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家庭隐性代际责任较弱，这使得生育支持政策可以更好的对接家庭的生育需求，进而推动地区生育率的回升；
而儒家传统文化国家由于较强的家庭代际责任，家庭生育不仅需要考虑子女未成年阶段的抚育责任，甚至还要考虑子女成年之后的相关事宜，使得这一地区的长期隐性生育成本大幅度提升，导致侧重降低短期生育成本的家庭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回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另一方面，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连续性与长期性，其在城镇化进程中，对不同文化地区的生育率转变产生了显著差异。以新家坡、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国家，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显著为负，而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国家，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显著为正。这一差异反映出，强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更强的长期生育成本压力，对地区生育率产生了更强的抑制作用。
5.2 对中国低生育现实的启示
其一，通过新家坡、日本、韩国与欧盟地区生育支持政策实践结果的差异，可以发现，相比欧盟国家，儒家文化传统国家在提升生育问题上面临的特殊困难，由于较高的隐性家庭代际责任，侧重降低家庭短期生育成本的生育支持政策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儒家文化传统地区的低生育率回升更需要社会整体支持体系的建设。其二，当前中国仍处于城镇化进程中，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61.4%，加之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在2020年已达到11.97%，可以预见生育成本增加和面临的养老压力都将对中国的低生育率提升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三，面对高昂的生育成本现实，在推出家庭生育支持政策的同时，需要配合更加全面的社会保障措施，系统性降低家庭长期生育成本，以期更好的促进低生育率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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