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亚林
(河池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河池 546300)
国产电视连续剧《山海情》(原名《闽宁镇》)是一部为建党100周年献礼的电视剧。此剧主要涉及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地区生态移民和脱贫发展的大事件，通过吊庄移民、整体搬迁和在福建省无私帮扶下建设闽宁镇的事件描写，一方面描绘基层扶贫干部帮助西海固涌泉村移民的艰难过程，另一方面展现了东西部协作、对口帮扶的政策背景下福建对宁夏对口帮扶的深厚情谊。这部电视剧原先定名为《闽宁镇》，后来改为《山海情》，顾名思义，是被帮扶的广大民众感谢党和政府的山高水长的恩情，是感恩福建人民建设闽宁镇的山海般的情义。它是对我国扶贫工程和事业真实而形象的记录和描写，也是对许许多多扶贫工作基层干部的整体表现和歌颂。此剧题材重大，内涵丰富，艺术创新，视野开阔。电视剧播出之后，迅速走红，在豆瓣获得高达9.4分的评价。此剧为什么会走红？众说纷纭，有的说这部剧真实，注重细节；
有的说此剧使用方言，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
有的说剧中起用了张嘉益、黄轩、闫妮、王凯、郭京飞、姚晨、黄觉和尤勇智等一群实力派演员；
有的说此剧是用好的演员表演了一个感人的移民扶贫故事，等等。以上所提这些固然是《山海情》一剧成功的因素，但不是这部剧获得全面好评的重要因素。这部剧获得成功的更重要因素，是既弘扬了时代精神，又有厚重的文化底蕴。在时代主题的表达中，其做足了文化功课。此剧在文化、心灵和生态等方面渗透时代主题，打造了有文化厚度和政治高度的电视剧精品。
《山海情》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理想照耀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电视剧展播活动剧目之一，也是扶贫题材电视剧的巅峰之作。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认为，此剧“具有了扶贫题材高峰上的精神高度、浑厚的文化内涵、感人的艺术价值”[1]。它以文化观念冲突为视角，突出了人们思想观念、精神状态和心灵性格的蜕变，从而揭示移民扶贫工程的最核心的价值。换言之，《山海情》这部剧是以新的时代农民主体成长、精神开拓、文化观念冲突的和解为主线，反映物质扶贫、生态移民大事件中文化生态建设的可喜成果。
《山海情》主要描写被联合国认定为“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宁夏西海固地区的扶贫故事。它记录了在福建省全力帮扶背景下，扶贫脱贫国家战略的典范工程——闽宁镇，从无到有，从风沙漫漫、荒凉戈壁到生态布局、科学发展的过程。此剧在追求记录真实的基础上独具匠心，在精神文化观念和心灵蜕变方面展现了脱贫攻坚的立体形态。国家脱贫攻坚工程的宏大叙事话语，与西海固地区的民族文化话语、乡土文化形态交织在一起，突显了扶贫脱贫工作最本质的冲突。它揭示了农民的心灵状态、精神和文化的前现代性与移民扶贫工作的深层次的冲突，从而彰显了移民扶贫工程的深度和广度。
国家现代化战略与农民乡土文化观念的冲突作为《山海情》的主导线索，成为剧情发展内在的推动力。国家移民扶贫项目有相当的现实针对性，通过吊庄移民和整体搬迁，把不适合居住的涌泉村和众多海吉县农民迁移到土地平整、自然环境较为优越的玉泉营，开启农民第二次创业和构筑家园的旅程。作为国家、政府主导的移民搬迁事件，它具有现代性特点。现代性体现在居住环境的统一集中性以及职业的分化、经济规划的现代理性、个体空间的自由流动等特点。这些与乡土社会生产的自然状态，居住的分散、隔绝状态，观念中安土重迁的文化惯性有着内在的矛盾。乡土世界的熟人社会在走向现代的开放、流动世界时，那种文化的不适应甚至抗拒就以保守、顽固、坚守的姿态反映出来。涌泉村人在移民搬迁现代事件中，在国家主导的现代话语中，内在文化的冲突主要反映在对于政府主导的移民搬迁在协作、配合上不够令人满意。其表现形态之一是乡土民众内部思想分歧；
其表现形态之二是乡土民众对政策的理解出现偏差和对封闭落后的乡土生活模式的留恋。但经过政府工作人员的努力，乡土民众最终表现出对政府号召的积极响应。总而言之，冲突最后得以解决，传统乡土观念对现代思想的反应经历了由怀疑、抗拒到适应的过程。
首先，对于是否走出涌泉村，年青人与中老年人思想分歧较大。刚开始，7户村民怕吃苦，从吊庄玉泉营逃回了涌泉村，揭示了县移民办张树成主任工作的主要内容和工作的难度。在劝返村民完成吊庄移民任务的过程中，涌泉村频发事故：有李水旺和马得宝、李水花等几个孩子逃出涌泉村的事件，李水花逃婚事件。其中又有些小事件，例如，村民吃掉扶贫鸡；
又如，代理村长马喊水与儿子马得福开会处理从玉泉营逃回的村民却遭到其他村民一致反对；
再如，曾经的老支书支持孙子李水旺出逃，讽刺儿子李大有当逃兵没有革命精神等。这些事件集中爆发，铺垫了矛盾，传递了重大信息：涌泉村贫困的现状和村民对扶贫移民的消极态度。以李大有为代表的部分村民在心里抵触移民，他们一遍遍地叙述着玉泉营暗淡的生活和遭受的苦痛。马得福的父亲——代理村长马喊水太了解这些村民了：他们固守贫困，等待救济，害怕变动，不敢面对新的困难。与老一代村民顽固保守的心理相反，白麦苗、李水旺、马得宝、杨尕娃、李水花几个孩子却想逃出大山，拥抱外面的世界。逃回和出逃这两场戏很有象征性，值得细细分析。李水花不愿意他父亲为一头驴、一篮鸡蛋就把她嫁给她不喜欢的人。她的出逃不仅是向往外面的世界，还有对这种贫穷的绝望和对婚姻的抗争。白麦苗、李水旺、马得宝、杨尕娃的出逃揭示了涌泉村打破封闭，走向开放的新生力量的出现。
其次，吊庄移民、扎根玉泉营后，涌泉村民在执行政府的发展经济、脱贫致富政策时，其小农意识浓厚，影响了移民建镇的进度。小农意识是在传统的乡土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稳定的观念意识和习惯。在涌泉村民身上，小农意识主要表现为安于现状的平庸思想、顽固保守的狭隘思想、宗族利益至上的血缘意识和安土重迁的稳定意识。《山海情》中，张树成主任和马得福的移民办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把扶贫鸡吃掉的李大有、从玉泉营逃回涌泉村的7户吊庄户。吊庄移民从表面上看是政府主导的搬迁，实质上反映的是如何面对村民的乡土观念和小农思想。而且吊庄移民和整体搬迁等扶贫脱贫工作进程各环节，总是与村民的保守思想、恋旧的乡土意识的消除和现代意识的生长有关。换言之，吊庄移民、整体搬迁和闽宁镇建设的前提是广大村民思想的解放，落后观念的破除和狭隘顽固的性格的改变。在吊庄移民的艰难过程中，在后续移民点闽宁镇的建设发展进程里，小农生产者的传统性和山区农民走向现代社会的困惑，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在凌一农教授传授大家种植蘑菇技术时李大有嘲讽的口吻和观望的心态、家长让孩子们辍学出外打工时对白校长的狡辩和耍无赖、蘑菇市场价格走低时李大有烧毁自己大棚的盲目与冲动，无不显示着这样的道理：物质扶贫、生活改善的前提是农民思想、精神和心灵的改变。唯有农民思想精神上走向了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建设才有内在保障和可持续的发展力。
最后，整体搬迁时，在重新认识乡土文化、乡土情结，在新形势下重新诠释家族文化和乡土文化之根的含义情况下，涌泉村的所有人开始对国家政策、政府举措有了全面理解。李老太爷等老人宁愿生活在风雨飘摇的涌泉村，也要为先人们守住坟墩的坚韧和愚孝，作为乡土文化内层，是传统的积淀。他们对整体搬迁的抗拒，不是抗拒美好生活，不是对政府的不理解，而是文化的惯性起作用，更是对精神家园丧失的恐惧。只有把发展壮大家族、乡土文化的根扎在未来，才能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接通，整体搬迁需要在文化上融合乡土文化和现代文化。在移民项目中，整体搬迁是最后一里的路程，却也是最艰难的工作。整个村庄全部迁移遭逢最深层也是根本的问题是人们对精神家园、家族和乡土的文化之根去留的探询。面对整体搬迁，李老太爷一方面认同年青一代人创造新家园的行为，认同政府发展涌泉村的政策和举措；
另一方面他又坚持认为他们老年人守土有责，有留守传统家园、卫护家族之根的使命。马得福触碰到的是李老太爷们最强烈的家园意识和最坚韧的乡土传统文化性格。这也意味着奔赴玉泉营的吊庄移民众人实际上受到涌泉村李老太爷们精神、情感和心理强力的影响，玉泉营建设、涌泉村整体搬迁最后要解决的是精神家园和乡土文化之根的建设问题。马得福最终把涌泉村整体搬迁事件诠释为家族文化之根的延展与壮大之举。文化之根一头牵连着历史，更重要的一头关联着年青一代的发展。文化传统和家族乡土文化的根是发展的，在政府主导的涌泉村整体搬迁事件里，涌泉村迎来第二次生命创造的契机。发展的理念和现代意识强力地赋予乡土观念、传统文化精神新内容和新形式。也可以说，《山海情》在发展观念中不断唤醒传统文化的现代意识。
《山海情》把文化冲突、心灵蜕变和精神成长作为扶贫工程主要驱动力，让西海固地区脱贫致富的发展道路落实在观念转变、精神扩大、心灵丰富的实践里。人们经济的改善总是伴生着观念的变化，移民扶贫的惠民工程的最大亮点，是政府主导的工程强力促使农民小家意识、封闭狭隘的乡土观念迅速瓦解，而农民精神的觉醒也就预示着移民致富水到渠成。
《山海情》一剧题材厚重丰富，几乎可以涵盖中国脱贫攻坚道路的全部内容：东西协作、移民搬迁、生态建设、发展生产、养殖种植、劳务输出、技术引进、科技扶贫、教育扶贫等等。但是此剧的叙事方式打破了惯例，在宏大的国家战略题材中找到文化启蒙、精神心灵成长的切入点，深化了移民扶贫思想的深度和文化高度。剧本紧紧把握着移民扶贫工程的精神、文化建设方向，把移民扶贫的生活建设下沉到精神观念、思想文化的改变与建设的层面。从1992年开始的吊庄移民到2016年闽宁镇全面建设，以涌泉村为代表的村民经历了严峻的文明思想与愚昧保守观念相冲突的现实，走过了从前现代到现代化、文化与心灵蜕变的艰难道路。此剧在移民扶贫工程里的主旋律，深埋了民族文化心理、国民性探索和思考的主题。2021年出现的这部电视剧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1980年代的启蒙特征，甚至可以说延伸和深化了思想启蒙、文化启蒙和文学启蒙遗产。
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在宽泛意义上讲，是启蒙文化思潮下发展的文学主题与艺术表达形式的文学，是20世纪的特殊启蒙阶段的文学，包含了“启蒙文学”和“文学启蒙”两个方面。此处所谓的“启蒙文学”不是文学潮流或者文学流派概念，而是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总体特征之一，而“‘启蒙文学’，就是作为启蒙工具的文学：文学直接承担起批判国民性，唤醒愚昧的民众、宣传先进的科学民主思想等社会的和政治的作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则可以视为其继承者”[2]10。而1980年代中期以后，作为启蒙工具文学的“启蒙文学”最终被“文学启蒙”的核心代替了。
季红真把1980年代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某方面主题概括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3]153。这种主题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中不断出现。爱情走出愚昧的主题、农村走向城市的精神突围主题、凝滞落后的乡土精神批判主题、教育的神圣忧思、工业改革的思想困境表达，都是中国四个现代化方案实施中的思想启蒙、文化启蒙和政治启蒙的内容。《山海情》反映的是在发展滞后的时间里，中国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思想甚至政治的启蒙运动。《山海情》题材的丰富性就蕴藏在这些启蒙话语和国家政治话语的对话中，它们既是对1980年代启蒙思想的响应，又在新的时代文化环境、政治气氛中赋予启蒙新使命。李水花那被包办的婚姻和被贫穷扭曲了的婚嫁方式唤起了人们对张弦主编的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记忆。孩子们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杨尕娃和马得宝先后逃出涌泉村的故事以及早先出走山村一直未曾回来且生死难料的杨尕娃爸爸的故事，都涉及乡村农民的心灵苦闷和精神突围的主题。这一主题可以被认为是路遥小说《人生》《平凡的世界》中的高加林、孙少平等人物故事主题的延续。涌泉村在1990年代还那么闭塞，几个孩子对火车的惊奇以及对火车运行的外面世界充满的期待，让我们仿佛再次读到了铁凝1980年代的那篇优美而沉重的小说《哦，香雪》。当福建帮扶的单位接受玉泉营的移民去福建打工时，金滩村学校的在校适龄学生，一个个被家长强行辍学。白校长苦口婆心地劝说，与家长较量，甚至到教育局倾诉。像他那倔强的身影和对教育现状的忧思，我们在张艺谋的电影《一个也不能少》中曾经看到过。而最后整体搬迁故事中，李老太爷要为祖先守住坟墩的誓愿，那直面苦难而宁死也不愿离开乡土的执著，与1980年代郑义的小说《老井》中老井村人的顽固打井如出一辙。
《山海情》以宏阔的视野，在主流政治话语中建立了启蒙话语，与1980年代启蒙思想建立了联系。作者特意把移民扶贫的宏大叙事放在民族文化深层去思考，以突出此剧文化启蒙的深层内核。从民族文化心理层面看，在乡村民众当代启蒙的文化地层上，扶贫移民故事有了文化的深度和社会历史的广度。此剧中的政治话语有两个向度。一是主流政治事件对整个剧作题旨的主导作用。此剧对国家扶贫脱贫攻坚工程的记录、艺术表达，创造了一个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的文本。二是脱贫攻坚工程本身溢出了一种政治启蒙话语。我们的启蒙观念来自于西方的启蒙运动，西方的启蒙运动张扬理性主义，扩张思想解放运动。张光芒在谈论中国的启蒙运动时，一方面看到启蒙运动中有政治层面的启蒙运动“与政治纠缠不清”[4]35，启蒙有“政治化倾向”[4]37。另一方面他极力剥离启蒙与政治的关系。实际上，就理性主义和思想解放层面而言，启蒙对思想的照亮，必定涉及政治观念、政治意识和政治理论方面的内涵，因此，政治启蒙的概念是成立的。中国现代文学中政治启蒙话语实践早就汇入现代中国民族救亡的政治和阶级解放运动中。在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和19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中，政治启蒙首先是文学运动，它成了政治启蒙的核心内容。阶级意识觉醒、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形成、抗战中民族主体的张扬，构成了文学的政治启蒙的主要内容。当然，《山海情》中的政治启蒙话语主要指吊庄移民、整体搬迁和建设闽宁镇过程中农民科学精神的出现和家国情怀的张扬，即现代公民的政治觉悟和公民意识的确立。确切地说，村民在一场政治运动或者说政治事件中获得了对政府的信赖、对国家的感恩、对现代社会发展模式的学习和接受。它既指对政府政策的拥护，又指内化的政治情怀、情感和态度。从思想解放、培养政治意识方面而言，《山海情》与1980年代启蒙的文学一脉相承，但它有别于1980年代改革文学中改革英雄的政治意识和民族责任感的政治启蒙内涵。《山海情》关注的是一群平凡的农民享受政策红利在创造新生活过程中的当代政治教育事件。
由此而言，《山海情》在许多思想内容方面对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启蒙思想进行了呼应，其启蒙思想无论是对应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是对应着改革文学，都只是对启蒙题材共性问题的探索。但它毕竟是在国家扶贫战略里思考文化、政治和经济启蒙的，同时它面对的是1990年代和新世纪的文学环境。所以《山海情》中呈现的启蒙思想和表达形式是对1980年代启蒙文学思想的延伸和深化。此剧中启蒙思想和表达形式潜藏在宏大的国家政治话语里，表达方式采取了多话语复合形式。换言之，政治为其表，文化启蒙为其里，事件和人物行动首先服从于主流政治话语，题材和问题则有了思想文化、精神向度。而且由于有国家政治话语的支撑，在时代变迁里，启蒙问题有了新时代特点，少了1980年代启蒙文学的凝重、悲剧气氛，在结局的大团圆里演绎着新世纪的启蒙新篇章。
《山海情》值得关注的是其探索了一种表现大场面、大工程和宏大题材的写作方式，即对人物心灵史的深入挖掘。作者立足心灵史、人物性格成长描写，把伟大的移民、扶贫大事件写得有声有色，在人物心灵层面表现移民和扶贫的艰巨性，悲壮而合乎历史逻辑。此剧编剧王三毛说：“我们决定用文学的表达、文学的力量，写出100多万吊庄移民的心灵史，给时代一个交代，给后人一个记录。”“这回不写变迁史，写100多万吊庄移民的心灵史。”[5]记录和表现时代，为脱贫攻坚伟大工程立传，留下史的叙述，这是此剧的核心目标，也是“理想照耀中国”电视剧的必然要求。在如何表现时代和记录大事件，形象地反映人类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扶贫事业之时，作者别出心裁，从人物命运、个人心灵和思想精神蜕变的艰难历程中，把伟大的扶贫事业落实到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层面，揭示了扶贫、移民工程的历史必要性和现实必然性。在宏大叙事的视野中，重点关注扶贫和移民的历史进程以及与之相应的重大事件，绘就了脱贫攻坚、生态移民的伟大蓝图，记录了这一个伟大的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轨迹。此剧最引人注目的是对人物的塑造，对人物心灵的探索。作者对人物思想的动摇与坚守的深刻把握，对人物性格中守旧与开放复杂形态的探寻，对人物命运的波折与通达的精细准确描写，为吊庄移民、整体搬迁和精准扶贫发展的宏观历史注入了细致、深刻的现实内容。
《山海情》以人物心灵史的描写为核心目标，不仅展现了脱贫攻坚、移民发展的伟大成果，还为脱贫攻坚题材的艺术表达探索了一条新路。它是以人物心灵史写作为经，以100多万吊庄移民的发展史、变迁史为纬。大事件和现实问题不仅是人物心灵表现、性格塑造的背景、环境，也是整部剧的发展节奏和阶段。人物心灵和命运在事件和问题中得以呈现，因此，人物的精神、观念的复杂状态和蜕变转型过程具有了社会的现实内容，从而让伟大历史心灵化、个体化和精神化并具备特别的审美价值。剧中有如下的历史时间和历史事件叙述：1991年开始吊庄移民，1996年移居地玉泉营通电，2002建设闽宁镇，2004年解决建镇过程中的结构性困难，2005年整村搬迁完成，2016年闽宁镇和原来的涌泉村全面发展。发展史、变迁史的节奏叙述，了了分明。但这种发展和辉煌成果又是由一群从大山里走出的村民造就的，由从上而下各级政府大力关怀而造就的，由意志坚强、信仰坚定不渝的扶贫干部努力促成的，同时也是大批福建帮扶专家、领导无私奉献的成果。
剧中人物既有群像展现，又有集中的个体性格塑造。从人物群像来说，剧中人物可归为如下三类：一类是马得福、张树成等移民扶贫干部；
一类是以白麦苗、马得宝、李水花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
一类是以马喊水、李大有为代表的老一代农民。马得福和李大有，是伴随着吊庄移民、闽宁镇建设始终的代表人物。马得福由一个刚从农机学校毕业的青年成长为一个有经验、有热情、更有信念和情怀的扶贫干部。他把政府惠民的政策、党和国家关爱西海固的暖意渗透到广大民众心中，体现了党执政为民的形象。李大有从抗拒吊庄移民到最后尽享移民红利，与儿子媳妇一起汇入建设闽宁镇、大步奔小康的历史洪流中。老一代农民的生活世界在移民扶贫的大事件面前被打开，作者更加注重揭示他们心灵的蜕变过程，描写他们因个人因素艰难跟上时代的蹒跚步伐。
村原党支部书记的儿子李大有在涌泉村既有威望又有复杂的思想劣根。他的心灵历程既有个人的特殊性，又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吊庄移民时他消极；
种植蘑菇时他观望；
蘑菇市场低迷时他绝望，烧毁大棚走极端；
移民建镇成功后他紧紧地跟着儿子服务于闽宁镇，思想跃进，跟上了时代步伐。他既有着农民的目光短浅、害怕吃苦、功利心强、不见兔子不撒鹰的狡猾等特点，又有着精明、坦率、厚道的一面。他的心灵历程可以用抵抗、怀疑、热爱来概括。此剧紧扣着他对吊庄移民、建镇发展的心理反应，表现他在逃离玉泉营时既有怀念故园的心理，又有面对陌生环境的恐惧因素。他把吊庄移民看作一劳永逸的美好画面，对陌生环境和吃苦没有心理准备，眼界狭小，小农意识浓厚。在玉泉营种蘑菇时他观望，投机取巧，宁愿买拖拉机跑运输，也不愿意接受种植蘑菇这种新事物。怀疑心理和追名逐利的小心思使得他在发家致富的路上总比别人缓慢。追求美好生活的他，却总游离于扶贫脱贫的伟大工程之外。李大有对吊庄移民、扶贫脱贫的态度代表了不少村民的态度。最后闽宁镇最终建成和地方特色产业发展起来后，李大有们才一心一意地拥抱新生活。剧中，镜头一直关注着李大有的步伐，展现着他打开心灵的艰难历程。创作者把李大有的成功与否归因于他的个人心理打开程度。吊庄移民工程的艰难历程和融汇其中的欢乐和痛苦，都溶解在李大有的心灵秘密中，李大有形象可以这样概括：他是一个蹒跚地走在扶贫脱贫道路上的农民。
白麦苗和李水花这两个年青女性的个人世界的展开和个人命运的发展，演绎了移民扶贫时代洪流中女性命运的悲欢离合，揭开了她们走出封闭、贫困、落后大山，走向外面世界、走向未来的序幕，歌颂了新时期山区女性追求理想和改变命运的坚强意志。李水花的命运非常典型。她抗争婚姻、与命运作斗争的主线一直贯穿在此剧始终。李水花的命运三部曲为：第一部，悔婚逃婚后却无可奈何嫁人；
第二部，接受命运，丈夫受伤致残，只能苦命挣扎；
第三部，响应吊庄移民，活出了风采。嫁给不喜欢的人她认命了，丈夫的伤残却彻底把她推向深渊。此时对李水花而言，贫穷和苦难将伴随她一生；
她那好强的个性，在贫穷和灾难面前毫无用处。在吊庄移民工程实施之前，李水花的世界没有光明。吊庄移民扶贫工程是改变涌泉村乃至海吉县众多村民的希望。对于李水花而言，改变命运、改善生活、战胜灾难尤为迫切。她敏锐地捕捉种蘑菇的脱贫机遇，后来又与时俱进办超市，从乡村办到城镇。命运的绳索被她奋力地挣脱了。她与残疾的丈夫过上了美好的生活。在这里，女性抗争的不仅是贫穷和落后，还有女性的命运。李水花是积极理解、拥抱国家扶贫工程的典型人物。她从苦难的人生泥坑中跳出，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活出了新时代女性的生命风采。作者在她的身上发掘的不仅是生活的改变，而且更主要的是命运的改变，是她心灵和精神的变化。她的生命风采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为移民扶贫伟大工程的理想性作了美好的注脚。从苦难悲情到人生飞扬，作者把李水花生命能量释放的光彩和个人命运演进的传奇性注入国家主流话语中，李水花故事成为扶贫工程的成果，也是最亮丽的风景。作者没有脱离核心故事来集中塑造李水花。李水花的心灵史是在她那三部曲的行为、动作和精神状态中显现出来的。女性的命运在新时代参与国家大事件的过程中改变，女性的地位与尊严在新时代显著提高。
此剧每个人物的故事虽然散落在移民扶贫的大事件中，人物的故事和性格命运的发展却是脉络分明，详略得当地展示着。张树成主任最初因为工作被县长批评，后来却成了马得福革命工作的引路人。他还用生命谱写了基层扶贫干部的壮丽篇章。马得宝小时任性，年青时不理解哥哥马得福，后来终于在扶贫工程中醒悟，成为闽宁镇生意场上的风云人物。闷栓、李水旺、杨尕娃等人的命运都与他们心灵状态和性格变化一起在剧中合乎逻辑地表现。人物心灵和精神的饱满，让移民史、村庄史的时代记录中有了人性的温度，有了个性的特色，有了精神文化的厚度。
《山海情》是反映脱贫攻坚、移民扶贫工程的典范之作，在艺术方法和思想内容方面都有突出特点。尤其是它对于移民扶贫这一政府主导工程的表现有明显的示范作用：把生态文明与经济建设统一，打造利于子孙后代的、符合时代潮流的、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和农业工程。
移民扶贫首先要解决的是“贫”字问题，涌泉村原来也有小规模的扶贫举措，比如让村民养珍珠鸡，但是人们对扶贫没有信心，李大有居然把政府帮扶的珍珠鸡吃了。这时的涌泉村落后闭塞，经济凋敝；
山高坡陡，交通不便；
土地贫瘠，物产不丰；
地处偏远，水源贫乏。吊庄移民和整体搬迁才是改变涌泉村经济贫困和生活艰难的希望；
离开涌泉村，扎根玉泉营，内生外联才是涌泉村人脱贫的正确道路。从经济脱贫方面考量，政府用吊庄移民乃至整体搬迁彻底解决西海固地区发展问题，政治的正确性和搬迁移民的必要性突显了出来。
从涌泉村的移民搬迁到整个玉泉营建设，到最后闽宁镇的全面建成，可以看出，政府立足于脱贫，着眼于未来，打造着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跟上世界潮流的现代生态农业的典范工程。在筚路蓝缕的扶贫脱贫过程中，把先进的农业发展理念规划进这一伟大事业中。与同类扶贫脱贫作品相比，《山海情》规模宏大，人物塑造个性鲜明又不乏群体雕像。更可贵的是它讲述扶贫脱贫故事时立意深远，理念先进，政府的决心和远景谋划的伟大思想清晰可见。故而此剧以扶贫脱贫、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经济建设为主要事件，却在生态建设、人文和谐的深层内容上做文章。
首先，从玉泉营、闽宁镇的建设看，生态农业一直是政府主导的核心。搬迁地的农业出路首先从解决农民生活难题的种植蘑菇开始，继而随着闽宁镇的建设，现代先进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逐渐铺开，农业区域向小城镇飞跃发展，最后发展出适合宁夏地区的葡萄特色产业。以涌泉村为代表的海吉县移民搬迁工程一开始就向着现代农业方向发展，在生态理念、城镇化思维、特色产业探索中打造出“把握时代脉搏，构筑精神家园”[6](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聂辰席语)的新型农业典范。2016年，下一代孩子们回到曾经贫穷的涌泉村，马得福、马得宝和杨尕娃、李水旺夫妻也跟随着回来。他们发现昔日大家想要逃离的穷山沟，这时已经变成了塞上江南。产业特色化、自然环境更加优美、城乡布局更加合理、农业良性发展、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成为扶贫、脱贫工程的顶层设计，显示出党和政府对扶贫脱贫事业规划的大格局、大胸襟。
其次，从宁闽两地的友情看，政府对农民的恩情是《山海情》文化生态的主要内容。与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此剧描写、记录扶贫脱贫、移民搬迁工程视野开阔，人文底蕴深厚。它着重从三个方面或者说从三方面力量展示扶贫脱贫、移民搬迁工程建设的艰巨性。它以福建和宁夏两省区的东西2 000多里的跨省区协作为一条主线，重点展示张主任、马得福等基层移民办干部呕心沥血为人民办事、奉献自己甚至牺牲生命的平凡而伟大的事迹；
它同时细致刻画以涌泉村为代表的广大民众筚路蓝缕开辟玉泉营和建设闽宁镇的群像。福建对口支援宁夏可谓不遗余力，农业专家凌一农教授不仅无偿传授蘑菇种植技术，还为蘑菇销售出谋献策；
他不光让大家种出蘑菇，还要在成本上保证蘑菇有市场竞争力；
他反映问题，寻找官方资源，使得小书记找大书记，大书记找主任，主任找秘书长，最终以民航客机行李舱运输的方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接纳玉泉营大批年轻人务工学习，培养了一批像白麦苗这样的眼界开阔、头脑灵活、能力突出的年轻人。山海同天，血脉相联，此剧立体地反映了中华儿女在抗击贫穷、脱贫致富的进程中团结协作的动人景象。山海一般的恩情既指玉泉营民众、闽宁镇居民对党和政府的感恩戴德，又指感恩于不远万里来到宁夏无私援助的福建省领导、专家和人民。此剧潜藏着施恩与报恩的传统文化模式，构筑了政府、群众和同胞间的风雨同舟、和谐共生的命运模式。传统的仁义文化和感恩心理浸透在众多人物血脉中，使得“《山海情》具有了扶贫题材高峰上的精神高度、浑厚的文化内涵、感人的艺术价值”[1]。此剧在人文和谐层面，发掘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文化传统，揭示了民众对政府充分的信赖和拥戴，对远方亲人援手之德的感念之情。
最后，农民精神蜕变和观念进步构建了农村新型的社会关系、发展理念。此剧所描写的扶贫脱贫、移民搬迁工程，不仅在描写运动的规模上远远超越其他同类作品，在人物塑造细节把握上它更加用心，其中一个特点是把人物心灵和精神纳入扶贫脱贫范畴。精神、心灵层面脱贫不单指脱贫工作中给农民输血造血，授给“捕鱼”的技能，还指从精神、心灵层面打破农民封闭的观念、狭隘的小农意识，在现代化的新型农村建设中让农民具有现代发展观念和生态意识。脱贫致富的过程是农民新的主体塑造过程，也是农民对文化之根、家族之血脉的重新思考过程。100多年前，李家先人收留了马家先人，恩德深厚。而今，马喊水、马得福父子极力让整个涌泉村择善地居住，打造富庶安康的涌泉村，报答李家人的深情厚谊。李老太爷对先人家园、坟茔的顽强坚守，是对家族之血脉、文化之根的坚守。但马得福最终让李老太爷理解到，根的一头连着祖先，另一头连着后人。只有扎根于后人，根才会更发达。涌泉村人虽难离故土但终于还是迁移了，他们走出了封闭和狭隘，整个家族文化也得以更新。新一代干部马得福成长起来了，老一代的李大有等人终于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李水花、白麦苗、马得宝成了各行各业的领头人。涌泉村人的思想观念、精神状态、心灵内容和人生境界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从精神文化层面看，在农业发展的生态远景里，在闽宁协作模式中，《山海情》充分发掘题材空间，在经济发展主体事件中，立体地展示中国这场脱贫战略整体部署和实施方法。在生态理念指导下，经济发展模式更具有可持续性，农民的家国情怀滋长，农民的心灵日渐开放，精神一天天健旺。经济、心灵、精神和家国情怀的良性互动，展示了脱贫工程的丰富内涵和写作的创新程度。
《山海情》不同于一般电视剧的叙事策略，创作者从文化观念切入主流事件，立足于启蒙话语，把人物精神和心灵成长作为艺术内在支撑点，使得此剧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特别的视野。制片人侯鸿亮提出“平民视角、国家叙事、国际表达”的目标；
创作者们重点对普通人的生活描写、个体心灵的深入细致发掘、人物精神和文化观念的蜕变作了合理性表现，在细节和普通人性格成长史、人物心灵史里透视国家移民扶贫工程的真实意义。所有这些显示了此剧题材的广度、艺术的深度和思想的高度。《山海情》在国际视野里，用经济发展模式与生态观念相结合的方式，对中国扶贫脱贫、移民搬迁的伟大工程作了中国式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