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瑞波 董建辉 杜沂倩
（1. 厦门大学 人类学与民族学系，福建·厦门 361005；
2. 贵州师范大学 国际旅游文化学院，贵州·贵阳 550001；
3. 贵州黔南科技学院 艺术学院，贵州·惠水 550699）
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指出，库拉圈内每个交换细节和举动都有一套严格规定的传统交换细节，是一种交换过程比较完善且精细的公共巫术仪式[1]。对于方南苗族亮布而言，亮布不仅制作工艺繁多，而且能够驱蚊防虫，多用于苗族服饰盛装的制作和作为馈赠亲友的礼物[2]。亮布不仅是当地人适应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需要，也是与当地自然环境相协调的产物[3]。亮布作为方南苗族极具特色的传统工艺，不仅具有防寒御暖的功能，而且蕴含了祖先崇拜等丰富的文化信息。同时，亮布不仅是方南苗族服饰的符号系统，也是界定族群和亚族群的标志。从服饰的实用性来看，亮布服饰既不透气也不好穿且固色度也不佳。那为什么当地人还那么热衷于亮布的制作，这与方南苗族共享的集体记忆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记忆理论认为，在一个社会群体中，身份认同须借助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的产生主要依赖于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4]。集体记忆包括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两者都需要借助文化符号来建构，强调集体记忆产生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集体记忆也即交往记忆。文化记忆理论强调的三个核心问题：“谁在记忆”“记忆什么”和“如何记忆”成为了探索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的内在逻辑[4]。苗族亮布工艺之所以能够延续到今天，这与其背后丰富的集体记忆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苗族社会中各类人生礼仪、节庆活动和宗教的仪式性活动都与集体记忆密切相关。因此，研究亮布工艺中的多重因素，分析亮布制作过程中承载的集体记忆，可以充分地认识集体记忆在建构民族身份认同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一） 方南苗族亮布工艺中的人生礼仪
人们日常生活中通常会遵循一定的社会规则来进行社交活动，通常“礼物”需要借助“物”这个实体来维持个人的关系网络[2]。在方南苗族社会的亲属关系中，越靠近中心，越需要“物”的形式来维持。通过不同亲属关系中“物”的维持，构成整个社区关系网络井然有序地开展的重要环节。在方南苗族那里，人从出生到死亡都与亮布工艺密不可分。人生中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及其重大角色转变都与亮布制作息息相关。亮布工艺中隐含了当地人的集体审美、传统智慧、祖先崇拜和宗教信仰，体现了方南苗族共享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的核心为“谁在记忆”“记忆什么”和“如何记忆”三个方面的问题。“谁在记忆”回答的是方南苗族通过亮布工艺以及把亮布作为礼物交换，传达民族共享的集体记忆。“记忆什么”回答的是亮布工艺隐含了方南苗族艰难的迁徙历程和对祖先的眷恋。“如何记忆”回答的是方南苗族在交换过程中，人们通过相互赠礼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此，在施洞赶集时，经常能够看到“以物易物”的场景，从该文化现象来看，与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谈到的“库拉”相似，在特罗布里恩群岛中，人与人之间通过交换贝壳臂镯和贝片项圈的形式来维系双边关系。从这个文化现象来看，亮布工艺的制作不在于工艺本身，而在于工艺中隐含的文化信息，即作为交换礼物的形式存在。通过亮布的制作，有利于加强亲属之间的联络和减轻乡土社会中各类人情世故的经济压力。可见，礼物交换对于维系苗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起着媒介作用。在苗族社会中，手艺精湛与否，常常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心灵手巧不仅能够使女性赢得在社会中的地位，而且对于整个家族来说也值得骄傲。为此，将制作精细的亮布作为礼物赠送，不仅能够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且对于赢得社会地位和巩固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从方南苗族的人生礼仪上来看，生老病死作为人生重要的环节，在这些重要的社交场所中，亮布始终伴随其中，成为该支系共享的集体记忆。具体来看，第一是出生礼，当新生儿出生以后，在满月酒当天需要给满月的小孩穿上亮布服饰，并佩戴绣有集体记忆与徽记的帽子，其寓意为孩子成为该族群新成员。第二是成年礼，该仪式活动不太明显，只有在姊妹节和龙舟节等节庆中隐约能够看到。节日期间，青年男女通过身着亮布服饰展示自我，标志着他们已经成年，并能通过此类活动寻找其意中人。第三是婚礼，为人生最美好和最盛大的仪式活动。结婚当天，对于新郎来说，要穿着亮布制作的服饰，腰部系有银饰装饰的织锦腰带。对于新娘而言，无论从服饰的穿着还是银饰的佩戴都较为复杂。着装需要头戴凤冠和身着红色的苗族盛装，并配以十到二十斤不等的苗族银饰。从这个过程来看，完成整个婚礼的过程，需要经历订亲、接亲和回门等仪式，这些仪式都需要身着亮布服饰。第四是葬礼，老人去世时身着亮布服饰成为了与祖先团聚的标志符号。苗族亮布服饰作为代际传承的文化实体，不仅体现了传统的延续，而且呈现经典的再创造，对其进行传承和发展，对培育新人、塑造人格和凝结人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 方南苗族亮布工艺中的各类节庆活动
格尔茨指出“文化概念实质上是符号学的概念，文化呈现出大量可感知的符号，其符号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民族文化体系并不都是抽象思想，而是与之相适应的象征符号”[4]。对于方南苗族而言，每年农历三月十五姊妹节期间，女性在精心打扮后参加游方和跳木鼓舞活动。游方时，每个村寨组建一支队伍身着相同的服饰参加游方活动。为此，文化符号的差异性成为各村展示特色文化和精神气质的标志。在聚居区跳木鼓舞时，大家以木鼓为中心跳舞，靠近木鼓越近的人群年龄越小（最小的2～5 岁），靠近木鼓越远的人群年龄越大（最长的90岁以上），形成从少到老依次排序的文化符号。基于此，亮布服饰呈现的样式划分不同年龄阶段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同时，手艺高超的女性往往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热门话题。对于手艺精湛的妇女而言，农耕往往只起到了辅佐的作用，手艺成为其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同时，手艺好的妇女能够为女儿准备精美嫁妆并减轻经济压力。对于龙舟节而言，每年农历五月二十四至二十七日举行的龙舟节，相对于姊妹节而言，龙舟节体现了男性的主场特性。龙舟节比赛时，男性必须身着亮布服饰，寓意着风调雨顺、去祸消灾、赢得比赛的美好愿景。同时，男性身着新的服饰也有利于维持村寨的影响力和避免不必要的指责。对于男性而言，亮布服饰需求一年中少则三到五套服饰，多则十套服饰。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亮布服饰成为了刚需。同时，对于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促进当地经济社会有序运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 蓝靛制作过程
方南苗族服饰承载了共同的文化记忆、共同的民俗礼仪和共同的物质文化等因素，尤其是亮布制作技艺承载了方南苗族共享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表达，构成了族群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唤起族群记忆的基础[7]。蓝靛制作工艺复杂且步骤繁多。从制作步骤来看，蓝靛的制作包括收割蓝靛、浸泡蓝靛、过滤蓝靛、加入适量的石灰制作蓝靛、沉淀蓝靛的过程。第一步是收割蓝靛。当地每年能够收割三次，每次收割需要离地五至十厘米以便于蓝靛再次生长。第二步是浸泡蓝靛。将清洗后的蓝靛放置在桶内浸泡。此时，蓝靛经历变绿、逐渐加深到蓝色的变化过程。第三步是过滤蓝靛。将泡好的蓝靛进行过滤，并将植物残渣运回田地中作为化肥使用。第四步是蓝靛制作需加入适量的石灰并不断搅拌，从而使蓝靛逐渐变为蓝色。第五步是沉淀。即将制作好的蓝靛放置阴凉处让其沉淀为蓝靛泥。当地蓝靛的制作不仅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环节，也是物质文化研究的对象，在其过程中，通过与其他民族不断地交流交往交融与互动中逐步形成了族群认同的标志。蓝靛制作承载着特殊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表达，在与多民族的交往与互动过程中，当地的蓝靛既吸收了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又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表达，逐步形成了“我群”区别于“他群”的标志。
（二） 染缸、染布与锤布
霍布斯鲍姆和兰格《传统的发明》 中表明，“传统”对于彰显身份、塑造记忆予以创造和发明的事实，“传统”的内涵隐含了权威性和历史正统性。当传统作为文化限定词时，其内涵不断拓展为空间上的疏远感，而且逐渐赋予了时空特征的认知[6]。就染缸制作而言，首先，当地妇女需要到山上寻荆条草本植物和桐子果实混合烧成灰，并加入少许石灰搅拌均匀后过滤。其次，加入合适比例的蓝靛和米酒，并置入过滤的草木灰水完成起缸。就亮布工艺而言，第一，亮布制作需要反复经历3次浸染和捶布的过程。第二，第四次捶布前，需将牛皮切成小块用高压锅炖煮，其后，将捶好的布平铺，舀牛皮水均匀地涂抹在布料上并按需取量。第三，第五次捶布将虎杖树（根部）、薯莨（块茎）、金樱子（根部） 等植物熬制成棕红色，熬成汁水过滤后涂抹并晾晒。第四，再次重复上述工艺和再次完成第六次和第七次捶布并晾晒。最后，蒸布，通常在甑子底部放置干稻草、红辣椒、芭茅草、红鸡冠花等植物，主要目的是让布变成暗红色[3]。亮布服饰整个制作过程不仅繁琐复杂，而且穿起来既生硬也不舒服，但当地人还是坚持传统的亮布制作工艺，这与服饰的文化象征符号密不可分。对于亮布而言，其服饰不仅隐含了当地人重要的人生礼仪、节庆活动和集体智慧，而且彰显了苗族共享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表征。在重要的社交场合中，无论女性还是男性都需要身着亮布制作的苗族服饰，由此，亮布服饰成为了当地人的刚需。照此逻辑，亮布服饰成为每个家庭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亮布服饰的穿着成为了方南苗族固有的思维定式和处世方式。同时，亮布服饰搭建了当地的共同的意义之网，只要有一个人不按照这个规则来进行活动，整个社区的人群都会感到不适，从而会引来众多人的指责和另眼相看。因此，亮布制作工艺成为当地习以为常的文化现象。
（一） 蓝染工艺
方南苗族蓝染工艺强调文化与生活主体的关联，并能将其工艺的嬗变置入具体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中加以考察。蓝染工艺强调文化变迁与主体生活的关联度，揭示蓝染工艺的文化变迁和传承的接续关系，并对变迁后的文化现象有针对性地做好诠释，从而不断挖掘传统工艺中的智慧。方南苗族妇女就地取材的循环利用，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蓝染工艺之所以能够延续到今天，与当地人适应自然环境、共同的物质生产、共同的祖源记忆和共同的文化表征是不可分割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蓝染工艺不仅具有“物”层次的含义，而且对于凝聚族群内部团结，维持族群共有的生活方式具有重要的作用。基于此，随着方南苗族与其他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与互动速度的加快，矿物染料的逐渐渗入推动了当地蓝染工艺的嬗变。矿物染料的介入虽然不环保，但降低了亮布工艺的制作成本，推动了亮布工艺在当地的普及力度。实际上，矿物染料的快速介入，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能够将当地妇女从繁杂的劳作中解放出来，同时，也有利于降低蓝染工艺的生产成本和人情往来的成本。由此来看，矿物染料的介入不仅有利于增强亮布工艺的传承和传播，而且有利于亮布工艺在新的语境中散发新的魅力。
（二） 手工捶布向机器捶布的转变
手工捶布向机器捶布转变是一种趋势。从亮布制作过程来看，手工捶布具有耗时多和捶布效率低的特点，而机器化具有耗时少和效率高的特点。通常来看，手工捶布每天能够捶2～5卷布，而机器制作每天则能够轻松完成10～15卷的捶布任务，可见，机器化生产提高了捶布的效率。田野调查时发现，手工捶布向机器捶布转变成为了时代的潮流。同时，也是当地人根据自身环境的变化而作出的调整。就机器捶布而言，捶布机的类型较多，常见的有双锤、单锤、小锤、大锤等，价格均在2000元到3500元之间，低廉的价格有利于提高捶布机在当地的普及力度。显然，手工捶布向机器捶布转化不可逆转，机器捶布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将当地人从繁杂的捶布中解放出来且丝毫不影响捶布的效果。值得强调的是，亮布制作的关键不在于机器和手工的问题，而在于亮布光泽度和平整度的问题。由此，手工捶布向机器捶布过渡，争论的焦点不是手工或机器的问题，而是亮布文化基因的问题。照此逻辑，工业化的今天，亮布捶布工艺中知识和经验的传播场域、方式、主体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同时，工艺也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嬗变的过程中，不断充实和丰富，并逐步沉淀为当地共享的集体记忆。
（三） 传承方式
亮布工艺在方南苗族社会中对于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人生礼仪还是重大节庆活动，亮布工艺不仅扮演着商品属性和身份认同的双重角色，而且也有利于增强社群内所有成员共同的历史记忆和集体智慧的延续[6]。随着信息传播速度逐渐加快，尤其是互联网、微信、抖音等平台的介入，使方南苗族接触外面的新鲜事物更为方便快捷，并深刻影响了亮布制作和传承方式的变化。亮布制作对于维系方南苗族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承载共享的集体记忆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亮布工艺不仅具有上述功能，而且快速向娱乐化和功利化转变。实际上，这种转变是当地人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变化的产物。对亮布工艺的保护和传承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首先，对亮布工艺进行生产性和区域整体性保护，并对其工艺中隐含的传统智慧、族群记忆和厚重的文化信息进行挖掘和整理。理清亮布工艺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剖析亮布服饰对当地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影响。其次，传播亮布服饰的文化内涵。从亮布整个制作过程来看，无论是草木灰烧制，还是蓝染的制作无不体现了古人的智慧，这种循环利用且无污染的制作方式被当地人代代相传，并逐渐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逐渐成为本民族和本支系的文化符号象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挖掘内部丰富的文化信息，包括生态观念、当代智慧，有利于促进亮布工艺走进当代生活。再次，与现代生活结合创作，实现传统亮布工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加强当地人的教化功能，让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中呈现。针对方南苗族重大节庆活动，如龙舟节和姊妹节等活动要坚持政府主导和社区参与的形式，不断地为传统节庆增强传承后劲。与此同时，保护好、传承好和发展好传统工艺，将亮布工艺的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
方南苗族服饰中的亮布工艺对于凝聚共享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表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剖析其服饰各要素中的文化符号，研究亮布工艺中的人生礼仪、节庆活动和生产生活实践，结合观念信仰、社会组织和物质生活方式，可促进其服饰在新的语境中散发新的生命力。对于相关的从业人员而言，亮布工艺作为许多财产中的一项，如何传承和发展并实现其工艺的“增值”，与传承主体的态度、选择和实践密切相关。为此，亮布工艺承载了方南苗族共享的集体记忆，在新的语境下其结构功能、时空秩序与主体关系的嬗变，为其服饰走进现代生活创造了条件。亮布工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通过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与互动，并广泛地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逐步形成了区域特色鲜明的文化符号。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亮布工艺搭建起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承载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挖掘亮布背后丰厚的文化价值和当代智慧，有利于强化文化持有者彼此间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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