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贝贝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014）
匈奴贵族官员入汉称臣之事，自汉景帝时期就不绝如缕。①但单于入朝代表着匈奴政权或部分政权归属汉朝，政治意义非其他匈奴贵族来降可同日而语。在呼韩邪单于降汉之后，汉朝内部对匈奴归降原因的解读出现了不合实际的说法，单于因“乡风慕义”而降成为主流的政治论调，这显然是在通过构想来重新塑造匈奴归降的原因。学界目前很少有人关注到该现象的存在，更无系统梳理和深刻分析。笔者从西汉中后期的汉匈形势着手研究，证明汉朝时人所言匈奴单于归降原因多为无稽之谈，是出于自身政治理念的虚构，进而探讨这一建构现象与汉代追求为政以德、施行礼义，以及儒家学说在此时发展鼎盛的内在关系，在研究中努力实现政治史与思想史的对话。
根据《史记》《汉书》等相关文献的记载，匈奴呼韩邪单于分别于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 年）、黄龙元年(公元前49 年)、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三次来朝。后来的匈奴诸单于亦效仿之：汉成帝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复株累若鞮单于来朝；
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搜谐单于欲入朝二年，惜未入塞而病死；
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 年），乌珠留若鞮单于来朝。[1]（P3798—3817）这一时期，匈奴单于纷纷入朝，标志着战国以来匈奴与中原对立的状态，至此得以实现真正缓和。
匈奴单于来降的原因，汉朝内部的认知是较为一致的。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0 年），在讨论呼韩邪单于来朝行何等礼仪时，有司咸曰：“陛下圣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单于乡风慕义，举国同心，奉珍朝贺，自古未之有也。”[1]（P270）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汉臣看来，匈奴来降是因为汉宣帝具备“圣德”，呼韩邪单于对此十分向往。汉元帝时期，类似的说法更加常见。初元五年（公元前44 年），匈奴郅支单于要求汉朝还归其子，卫司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贡禹、博士匡衡认为：“《春秋》之义‘许夷狄者不一而足’，今郅支单于乡化未醇，所在绝远，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还。”[1]（P3008）对于归还质子之事，谷吉上书言：“中国与夷狄有羁靡不绝之义，今既养全其子十年，德泽甚厚，空绝而不送，近从塞还，示弃捐不畜，使无乡从之心。弃前恩，立后怨，不便。”[1]（P3008）“乡化”“乡从”等言辞，本意虽是在说匈奴单于降服汉朝，实际上有更加深刻的含义。何谓“乡化”“乡从”？颜师古注“乡从”曰：“谓向化而从命也。”[1]（P3008）也就是说，匈奴遣子入侍汉朝，是一种向往归化、服从汉朝的行为。“从”字突出的是匈奴在政治上对汉朝的服从，“化”字更加强调匈奴在文化层面对汉朝的皈依。《说文解字》言“化”为“教行也”，即教化之意。与汉宣帝时期咸曰匈奴归降是“乡风慕义”相对比，“乡化”之“化”的内涵，正是“乡风慕义”中的“风”与“义”，即这一时期汉地的文明教化。
再如汉元帝竟宁元年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时，汉元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1]（P297）此道诏书中，汉元帝将与汉朝对立的郅支单于与归降的呼韩邪单于做对比，认为郅支单于从派遣质子到反对汉朝的转变是背叛“礼义”；
呼韩邪单于再次入朝是不忘汉朝恩德，向往汉朝“礼义”。该年，在讨论呼韩邪单于上书请求罢除边塞吏卒的请求时，汉元帝使车骑将军口谕单于曰：“单于上书愿罢北边吏士屯戍，子孙世世保塞。单于乡慕礼义，所以为民计者甚厚，此长久之策也，朕甚嘉之。”[1]（P3805）此中亦将呼韩邪单于降汉之举，视为对汉朝“礼义”向往的结果。
“礼义”者，《礼记·冠义》曰：“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2]（P998）也就是说，“礼义”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也是儒家倡导的礼制社会的集中反映，体现了礼义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如《诗经·周南·关雎》序曰：“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3]（P17）《诗经·卫风·氓》序云：“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3]（P314）都是在强调“礼义”对人行为的制约作用。儒家认为这种制约可以使得社会长治久安，如《孟子·尽心下》载孟子曰：“无礼义则上下乱”，注曰：“无礼义以正尊卑，则上下之叙泯乱”。[4]（P251）又如《荀子·礼论》云：“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
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5]（P346）反而言之，有了礼义，就可以避免陷入上下失序、社会动乱的境地。如是看来，“礼义”是儒家为实现理想社会而设定的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是文化追求与政治建设的统一。从这一层面来看，“乡慕礼义”同前文所言之“乡化”相类似，都表达了匈奴因向往汉地的政治秩序与文化传统而降服汉朝的思想。
匈奴单于因“乡风慕义”而降汉的说法，在西汉后期屡见不鲜。汉元帝竟元元年，汉朝内部议甘延寿、陈汤诛杀郅支单于之功时，刘向曰：“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乡风驰义，稽首来宾，愿守北藩，累世称臣。”颜师古注曰：“驰义，慕义驱驰而来。”[1]（P3017-3018）该表述虽然认识到了汉朝击败郅支单于这一军事胜利对呼韩邪单于来朝的推动作用，但其核心仍是将匈奴归降视为对汉朝的向往。“驰义”是在强调匈奴因“义”来降的急迫心情，更加突出“义”对匈奴的感召力。再如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谷永、杜钦也曾言“今既享单于聘贡之质，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贪一夫之得而失一国之心，拥有罪之臣而绝慕义之君也。”[1]（P3808）这是将呼韩邪之后的复株累若鞮单于来朝也视为“慕义”之举。把匈奴来降视为“慕义”，把归降的匈奴单于视为“慕义之君”，其意与前文“乡化”“乡慕礼义”所表达的思想的一样，都在暗示匈奴来降是因为向往汉地的政治秩序和思想文化。
于此之外，还能体会到“慕义”的另外两层含义。其一，强调汉朝一些为政举措对匈奴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匈奴因感激汉朝的仁义之举而来降。如前文所引谷吉之言，他将郅支单于的“乡从之心”与汉朝的“羁靡不绝之义”“德泽甚厚”相联系。此中的“德泽”，就是郅支单于在与呼韩邪单于对抗时所想到的汉朝帮助。汉元帝竟宁元年的诏书，将郅支单于“既伏其辜”与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并提；
刘向在论述呼韩邪单于对汉朝“乡风驰义”时，也指出“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的背景。这些案例皆将呼韩邪单于所慕之“义”，指向汉朝为帮助单于完全掌握匈奴统治权的而付出的努力。
其二，从汉朝自身看来，汉朝有匈奴所“慕”之“义”，意味着汉朝践行的对匈政策具备除暴诛恶、施行仁德的高尚内涵。如在汉昭帝时期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大夫指出汉武帝讨伐匈奴是“征不义，攘无德，以昭仁圣之路，纯至德之基，圣王累年仁义之积也”。[6]（P543）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的诏书中言：“惟念孝武皇帝躬行仁义，选明将，讨不服，匈奴远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蛮乡风，款塞来降”。[1]（P243）这一时期，“有司”在讨论呼韩邪单于来降时，亦咸曰该局面的出现皆因“陛下圣德”。班固在《汉书·宣帝纪·赞》中将“单于慕义”视为汉宣帝“推亡固存，信威北夷”的结果。颜师古根据《尚书·仲虺之诰》中“推亡固存，邦乃昌盛”之语，分析道：“言有亡道者则推而灭之，有存道者则辅而固之。王者如此，国乃昌盛，故此赞引之”。[1]（P275）上述言论，都是从“仁”“德”的层面上对汉朝出击匈奴的举措进行肯定，把对匈奴的军事打击视为对维护王道的正义之举和汉朝实践德政、遵循礼义的体现。
实际上，早在汉宣帝五凤年间，萧望之就将汉朝对匈政策中暗含的两个层面的“义”表达明确了。当时匈奴大乱，议者多言要趁机举兵灭之，萧望之反对说：“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1]（P3279-3280）也就是说，在萧望之看来，汉朝帮助呼韩邪单于解决匈奴内乱，是以仁义道德为施政原则的体现；
单于受汉朝帮组而获得匈奴的统治权，必然会因感恩而臣服汉朝，以汉朝的仁义为贵。这两个层面虽是从不同角度对匈奴所慕之“义”进行解读，但指向与前文所论“乡风慕义”所涵盖的内容相统一，均是用来彰显汉朝在政治生活中推行德政、施行礼义。
根据前文所述，自呼韩邪单于来朝到西汉末年，汉朝内部对匈奴归降原因的认识中，出现了将文化感召力和政策亲附力作为汉朝降服匈奴主要原因的现象，并成为主流观点。这一表述旨在说明汉朝是道德礼义的承载者，同时也是对自身德政与文明的标榜和对当政者的赞美。该现象表明儒家思想为主的汉地文化价值观，成为西汉中后期以来讨论匈奴归降原因的主导因素。杨德山曾将汉地“夷夏观”总结为“活在中国土地上，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把自己的文明（伦理、政治、习俗）看成是人类文明的最高标准。并以此来衡量其他民族文明程度而形成的一系列观念的总和”，它的内核是“中国文化中心观”。[7]称匈奴归降为“乡慕礼义”，显然是符合上述认识传统的。
相较于汉臣将单于来降的原因，归结为匈奴对汉朝政治文化的向往这一简单结论，匈奴归降汉朝的真实原因更为复杂。昭宣时期汉匈形势，可以很好地解答这一问题。
伴随着汉武帝时期旷日持久的汉匈战争，匈奴领地剥削、人员伤亡巨大、降汉者众多。尤其是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战，《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战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8]（P3517）也就是说，经此一役，匈奴不得不放弃漠南之地，汉朝将势力范围扩展至原匈奴统辖地区，这标志着汉匈军事战略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此后汉匈之间虽也经常发生战争摩擦，但整体的军事形势并未发生本质改变。
汉朝在昭宣时期对匈奴的军事打击，进一步削弱了匈奴势力。汉成帝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扬雄作《长扬赋》称：
于是圣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票、卫……砰轒辒，破穹庐，脑沙幕，髓余吾……分梨单于，磔裂属国，夷坑谷，拔卤莽，刊山石，蹂尸舆厮，系累老弱，兖鋋瘢耆、金镞淫夷者数十万人，皆稽颡树颔，扶服蛾伏，二十余年矣，尚不敢惕息。[1]（P3561）
扬雄通过列举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等人对匈战争中所取得的巨大胜利，以及昭宣二帝对匈奴的持续军事打击，指出正是由于汉朝的不断征伐，才使得之前“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绥”的匈奴前来归降。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 年），扬雄上谏时也说“今单于归义……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1]（P3816）道出匈奴归降最为重要的制导因素是“上世之遗策”。结合《长扬赋》可知，“遗策”是指汉武帝以来对匈奴施行的军事打击政策。因此，有学者认为：“如果说汉初六七十年间，为汉匈决战创造了条件，那么，宣帝时匈奴奉藩称臣朝贡则是武帝时具有决定性的战争的必然结果。”[9]（P89）也有学者在研究后指出，正是在汉武帝长期对匈战争取得巨大胜利的基础上，才在汉宣帝时期真正实现汉匈和亲。[10]上述结论与西汉时期汉匈关系的演变历史是相符合的。
伴随着势力的衰落，匈奴周边的部族、国家在昭宣时期也纷纷打击、叛离匈奴。如壶衍鞮单于后期，在汉朝和乌孙的联合打击下，“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于不可数胜。于是匈奴遂衰耗，怨乌孙。”之后又出现“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的状况。[1]（P3786-3787）再加上国内人口、牲畜饿死众多，匈奴从此大为虚弱，羁属之国多随之瓦解。虚闾权渠单于时期，匈奴的周边局势也十分紧张：“西域城郭共击匈奴，取车师国，得其王及人众而去。”“丁令比三岁入盗匈奴，杀略人民数千，驱马畜去。匈奴遣万余骑往击之，无所得。”[1]（P3788）“车师王得近汉田官，与匈奴绝，亦安乐亲汉。”[1]（P3924）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乌桓、西域又多次侵扰匈奴。这一时期的匈奴外部边患与匈奴内部实力衰落互为因果，表明此时的匈奴已然不能有效控制周边部族、国家。
经过一系列外部打击之后，匈奴内部分崩离析的局势愈加严重。汉昭帝时期，壶衍鞮单于年少初立，匈奴内部就出现了“母阏氏不正，国内乖离”[1]（P782）的局面。握衍朐鞮单于继位之后，匈奴内部纷争更加剧烈。从汉宣帝神爵四年左地贵人乌禅幕、姑夕王等拥立呼韩邪单于，至汉元帝建昭三年郅支单于被杀，匈奴内部先后出现呼韩邪单于、握衍朐鞮单于两单于之争；
呼韩邪单于、屠耆单于、呼揭单于、车犁单于、乌藉单于五单于之争；
呼韩邪单于、闰振单于、郅支单于三单于之争；
以及呼韩邪单于、郅支单于两单于对立的局面。[1]（P3789-3797）内部纷争无疑会大大削弱匈奴自身实力。
在内乱中，呼韩邪单于为了获得汉朝的支持而亲附西汉。汉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呼韩邪单于被郅支单于击败后，左伊秩訾王为呼韩邪计：“劝令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如此匈奴乃定”。[1]（P3797）该计策遭到了匈奴内部的强烈反对，左伊秩訾王反驳说：“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1]（P3797）左伊秩訾王之语，指出降汉乃是权宜之计，目的是依托汉朝的帮助，使呼韩邪单于再次控制匈奴。经过一番争论，呼韩邪单于听取了左伊秩訾王的建议，于汉宣帝甘露元年正式称臣、遣弟入侍，并最终在汉朝的襄助之下重新控制匈奴。上述过程，如林剑鸣所论：匈奴对外战争的接连失败，激化了内部矛盾，呼韩邪在内部混战中失败后方投降汉朝。[11]（P465）
具体到呼匈奴单于入朝觐见汉朝皇帝这一表示降服的标志性举措，汉朝军事武力所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汉书·匈奴传》记载：“郅支既诛，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上书言曰：‘常愿谒见天子，诚以郅支在西方，恐其与乌孙俱来击臣，以故未得至汉。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1]（P3803）该记载与前文所引刘向对呼韩邪单于来降的背景描述相近。虽然呼韩邪单于在上书中说自己入朝之意由来已久，但是恐于郅支单于的威胁而未能实现。但这更多是一种说辞，呼韩邪单于选择在郅支单于被杀后入朝，其根本原因就是“且喜且惧”：喜在自己的最大政敌被诛杀；
惧在没有了郅支单于的挟制，自己的势力很有可能会遭到汉朝的全力打击。林幹先生也认为正是在这样的局势督促之下，呼韩邪单于一步步倒向汉朝。[12]（P68）
由上可知，呼韩邪单于归降汉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汉朝持续的军事打击，周围部族政权的频繁侵扰，以及匈奴内部长期的分裂斗争。这些因素导致匈奴实力不断削弱，已然不能与汉朝抗衡。最终，呼韩邪单于选择投降汉朝以获得支持，实现自己对匈奴政权的控制。至于复株累若鞮单于来朝，更多是呼韩邪单于降汉以来既定的政治操作，目的是借此表明匈奴对汉朝的降服态度，以维持汉匈之间的和平关系。认为匈奴单于归降汉朝是因为“乡风慕义”“乡慕礼义”，乃是过度强调汉地的政治、文化感召在匈奴来降中发挥的作用，忽视汉匈实力对比发生变化这一决定汉匈关系的关键因素，本质上是对匈奴归降原因进行虚构。但不可否认的是，汉朝通过支持呼韩邪单于获得边境的稳定，对于汉朝内部来说确实是德政；
从长远来看，由战到和的政策转变，在缓和汉匈矛盾、为匈奴部众创造和平方面也是仁义之举。
从汉匈关系演变的历程来看，称单于归降是“乡风慕义”显然是后发形成的，目的是用此来解释匈奴为何会归降汉朝。由于这一解释具有虚构性，那么促使该虚构形成的深刻背景与内涵就应值得我们关注。其实，称单于归降为“乡风慕义”，既是继承前人言论的结果，也是西汉中后期主流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
西汉时人认为匈奴向慕汉朝之“德”者，自汉初就已有之。贾谊在《新书·数宁》中说：“因德穷至远，近者匈奴，远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乡风慕义，乐为臣子耳。”[12]（P30）也就是说，假如汉朝对外行德政，包括匈奴在内的周边部族、国家都会受到感召而甘为臣子，这无疑是基于德政的感召力，建构“以德怀远”的可行性。汉武帝时期的司马相如，曾描述过这样一个局面：匈奴部众因统治者缺乏礼义而怨声载道，并埋怨说“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己”，对礼义的向往，甚至到了“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的地步。[8]（P3697）这一局面是司马相如虚构出来的，目的是为汉武帝发动对匈战争找“正义”的理由。西汉时期，首次将匈奴主动缓和汉匈关系之举动视为“慕义”者，乃是汉宣帝时期的萧望之。汉宣帝五凤年间，萧望之称此前虚闾权渠单于请求和亲为“慕化乡善”，并因此出现“海内欣然，夷狄莫不闻”[1]（P3279）的局面，用以表达自己坚持的不能趁匈奴内乱而将其一举灭之的政治主张。上述言论，都是从道德仁义出发，探索合适的汉匈政策，缓解汉匈关系，为此后称呼韩邪单于来降为“乡风慕义”奠定了话语体系的基础。
实际上，汉朝视为“慕义”“归义”者，并不仅仅局限于匈奴来朝，贾谊在建构对匈政策时就将汉朝道德感召力的范围划定为“人迹之所能及”。又如汉平帝元始五年（6 年）五月的诏书中说：“是以四海雍雍，万国慕义，蛮夷殊俗，不召自至，渐化端冕，奉珍助祭。”[1]（P4073-4074）这是对汉平帝时期内外环境的整体性评论。所谓“万国慕义”“不召自至”，正是在强调汉朝周边部族、国家对汉地伦理道德充满向往之情，于此基础之上，彰显汉朝自身为政之“德”。王莽也曾称赞王政君曰：“太后秉统数年，恩泽洋溢，和气四塞，绝域殊俗，靡不慕义。”[1]（P4077）其中的逻辑，与汉平帝的诏书完全一致。以上案例表明，在西汉时期，用“乡风慕义”描述汉朝与周围部族、政权的关系，是一种常见的政治语言。
对外邦“慕义”而来的认知，也不仅仅局限于描述汉代政治情况。如《盐铁论·崇礼》载贤良曰：“昔周公处谦以卑士，执礼以治天下，辞越裳之贽，见恭让之礼也；
既，与入文王之庙，是见大孝之礼也。目覩威仪干戚之容，耳听清歌雅、颂之声，心充至德，欣然以归，此四夷所以慕义内附……”[6]（P437-438）西汉后期的刘向在《新序·杂事一》中论述大舜之政说：“及立为天子，天下化之，蛮夷率服。北发渠搜，南抚交址，莫不慕义，麟凤在郊。”[14]（P12）以上论述，皆是将古时“圣王”与“夷狄”出现和谐关系，归因于“夷狄”对“圣王”之“德”“礼”的追慕向往。这说明外邦因“乡风慕义”而来，是汉朝人认识世界中的“圣王之治”的体现，是汉朝所向往的政治状态。也正是因为这样，汉朝人才会在政治生活中频繁引述这一观点。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称匈奴归降是“乡风慕义”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该现象反映了西汉时期汉朝对万邦“慕义”来臣局面的追求，对自身仁德、礼义的标榜，以及对君主施行德政的赞美。上述相关引文，时间跨度之长，政治目的不一，但都突出了“德”“仁义”等思想在汉朝政策决策中的核心价值地位，体现了汉朝为政以德、施行仁义的政治传统。这些心态与传统，共同影响着西汉后期对匈奴单于来降原因的重新解释。相较于匈奴来降的实际原因，这种新的解释显然具有虚构性。
称单于来降为“乡风慕义”现象的出现，虽然有着悠久的传统与内涵，但相关言论在匈奴归降后大量迸发，则与西汉中后期儒家学说盛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呼韩邪降汉之后，汉朝内部对其归顺原因的描述包含一些政治语言技巧，然其核心紧紧围绕着“德”与“礼义”，反映了汉朝努力实践儒家所倡导的德政，建立礼制社会的政治目标。“乡风慕义”与“以德怀远”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共同构成儒家向往的处理“我者”与“他者”关系的最佳方式。在儒家的“夷夏观”中，“德”是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所展现的“以德怀远”，是重要的“绥远”路径。这一思想之所以能够成立，根基在于他们认为伦理道德可以感召“夷狄”。在他们看来，如果做到“为政以德”，就会出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的局面。这一逻辑中暗含有“夷狄”对“德”的向往，表现在实践中就是所谓的“乡风慕义”。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儒家学说在政治上获得了正统地位，上述思想必然会更加全面、深刻地影响到汉代的政治生活。
实际上，前文所引“乡风慕义”言论的发表者，或多或少都有儒家思想的背景。如汉文帝时期为解除匈奴之患而积极献策的贾谊，②汉武帝时期为武帝对匈军事政策做宣扬的司马相如，③皆颇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盐铁会议上的贤良文学，均是当时儒生的代表，他们“藉论盐、铁为名，来‘舒六艺之风’”，[6]（P3）表达的正是当时儒者的政治观点。汉宣帝时期的萧望之更是“身为儒宗”。[1]（P3292）儒学的思想底色，让他们对先秦儒家建构的“以德怀远”，周围部族、国家“乡风慕义”而来的理想局面充满向往。在抒发自己对时政的看法，不可避免地将该思想加入到自己的观点中去，同时也实现了儒家夷夏观在汉代的发展。
宣帝末年以来，“乡风慕义”的政治理论与匈奴单于来降的实际相嫁接，这与儒家思想在西汉政治中愈发重要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儒家强调的“仁义”“道德”等核心思想，在这一时期更加直接且全面地影响到了汉朝的施政方针与政治语言。自汉元帝“徵用儒生，委之以政”[1]（P298-299）以来，西汉诸帝为政皆从儒学，“就政治方面，汉王朝在这一时期即完全依据经学。可以说，当时其主要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几乎无不征引经义而后行”。[15]（P7）西汉末年的王莽“诵六艺以文奸言”，[1]（P4194）就是这一时期儒家学说占据政治话语主导地位的集中体现。将匈奴来降的原因归结为“乡风慕义”，以此强调自身所具备的仁义道德，是这一时期儒家思想主导政治实践的集中体现。总而言之，儒学的学术兴盛与政治尊崇，促使西汉时人在解读汉宣帝晚年以来匈奴来降的原因时，纷纷向儒家推崇的“德”“礼”靠拢，树立起汉朝自身为政以德、施行礼义的形象；
并以此为依据，积极宣扬“德”在解决社会问题时的良好效用，巩固统治者统治的同时，也稳固了儒学的至高地位。
综上所述，将匈奴归降的原因，虚构为“乡风慕义”，这一现象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同时还与当时的政治思想密切相关。自先秦时期开始，儒家学说的对外政策思想就十分强调“德”与“礼义”的重要作用，西汉政府也如此标秉自己的政治举措。尤其是自汉武帝以来，儒家思想的价值规范成为西汉时人发表政见的理论依据。在这种政治、文化风气的影响下，将匈奴来降视为“慕义”“归德”，就是对自身政治理念和政治举措的肯定。为此，当时的儒臣们纷纷投入到匈奴归降原因的重新建构中去。“乡慕礼义”作为解释匈奴归降原因的后发观念，正体现了西汉中后期政治儒学化和儒学政治化的历史进程。
左伊秩訾王建议呼韩邪单于“称臣入朝事汉”，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郅支单于被汉朝诛杀后，呼韩邪单于上书言“常愿谒见天子，诚以郅支在西方，恐其与乌孙俱来击臣，以故未得至汉”[1]（P3797-3803）从这些事件来看，匈奴在准备投降汉朝时就已经做好了向汉称臣的准备，后来确实也如此做了。
但根据《汉书·萧望之传》记载，甘露三年正月呼韩邪单于朝汉宣帝于甘泉宫时，汉宣帝接受萧望之“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的建议，“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1]（P3282-3283）此后单于入朝，礼制皆依此例。④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呼韩邪单归降以来，匈奴虽然臣服于汉朝，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汉臣。再如，王莽僭汉时欲更换“匈奴单于玺”为“新匈奴单于章”。单于遣右骨都侯当白将率曰：“今即去‘玺’加‘新’，与臣下无别。愿得故印。”[1]（P3821）印玺文字内容是汉匈双方关系的象征，匈奴要求归还旧玺，其意在于表明自己并非汉臣，这是匈奴对呼韩邪单于入朝以来汉匈实际政治关系的强调与继承。刘瑞将匈奴定义为汉朝名义上的“外臣”，但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拥有完全的自主权，他们不是汉王朝的化内之民，也不是属国与诸侯。[16]从西汉后期的历史事实来看，本文完全同意这一观点。只不过，实际中的汉匈关系较此更为复杂。
虽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的礼仪规格来接待匈奴单于，然“赞谒称臣而不名”的做法，是又将匈奴单于作为汉朝臣子来看待。另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呼韩邪单于入朝之时，汉朝赐呼韩邪单于“冠带衣裳，黄金玺盭绶”，颜师古注“亦诸侯王之制也”。[1]（P3799）《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盭绶，掌治其国。”[1]（P741）可见，汉朝赐予单于印绶的等级，乃如同汉朝诸侯。“赞谒称不名”也是汉朝褒奖功臣的做法，西汉时期的萧何、霍光、王莽，东汉时期的梁冀都曾受过这种礼遇。⑤又据《白虎通德论·王者不臣》记载，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亲与先王戮力共治国，同功于天下，故尊而不名也。……不名者，贵贤者而已。……盛德之士不名，尊贤也。……诸父诸兄不名。诸父诸兄者亲，与己父兄有敌体之义也。”[17]（P325-326）故而，单于入朝时“赞谒称臣而不名”，仅是儒家政治仪式中一种较为特殊的礼仪，体现出西汉王朝对于呼韩邪单于的隆宠，但不能说明呼韩邪单于有“不臣”的地位。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矛盾局面，笔者认为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萧望之曾指出：“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畔臣。信让行乎蛮貉，福祚流于亡穷，万世之长策也。”颜师古注：“本以客礼待之，若后不来，非叛臣。”[1]（P3282-3283）也就是说，西汉王朝不以匈奴为臣，是为了降低政治风险。如果匈奴归降以后又与汉朝关系恶化，汉朝在“法理”（西汉时期的政治观念）上就没有“平叛”之必要，也就不必承担“平叛”的损失和失败的风险。但在和平时期，汉朝又需要匈奴表现为臣子，以显示自身政治成就，突出汉朝的政治地位，这是展现太平盛世、提升国家自信心、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从匈奴角度来看，呼韩邪单于自称为“臣”，是在向西汉王朝表达自己归降的诚意，同时赋予汉朝作为匈奴君主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维护呼韩邪单于一系对匈奴的统治。但汉朝若真的直接统治匈奴，匈奴必然不会接受。如汉成帝欲求匈奴直张掖郡的“斗入之地”，结果两次语匈奴乌珠留单于而不得。汉成帝为了避免汉匈关系僵化，乃以“藩（按：夏侯藩）擅称诏从单于求地”[1]（P3810）为名，将此事勉强搪塞过去。这一事件表明，匈奴降汉只是为了换取和平与支持，并不是真的要贡土称臣。
正是出于以上目的与权衡，西汉后期出现了匈奴口头称臣而实际非臣，汉朝形式上不接纳匈奴称臣而实际又需要匈奴表现为臣子的复杂局面。这一局面需汉匈双方都要克制自身以维持微妙的平衡，若一方有越雷池之举，就会打破这一平衡关系，王莽时期因替换匈奴单于印而引起的汉匈争执就能说明这一问题。而若单纯探究这一时期匈奴臣属汉朝与否，或如何臣属汉朝，则明显低估了双方实际关系的复杂性。
考虑到萧望之的学术背景和儒家学说的总体特点，可以发现这一复杂关系正是当时的儒家思想与政治实践相融合的结果。匈奴来降的现实，加之“乡风慕义”的建构，显然是符合盐铁会议中贤良文学所构想的“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内向，款塞自至，然后以为胡制于外臣，即匈奴没齿不食其所用矣”[6]（P161-162）的理想目标。为此，汉朝的儒者们，不可能断然拒绝匈奴来降。而在外交活动中，表现出“让而不臣”的态度，虽然在统一皇权层面上有所折损，但可以避免陷入贤良文学们所担忧的“弊诸夏以役夷、狄也”[6]（P80）的糟糕境地。由是观之，萧望之在对匈礼仪上的建议，是当时“贵以德而贱用兵”[6]（P2）的儒家思想，在面对宿敌来降这一特殊情况时表现出的政治避险行为；
这种行为是理论与现实的折中，也是汉人意识中早期汉匈矛盾遗留下的程式化观念对和平时期政治举措产生影响的结果。
注释：
①《史记·孝景本纪》记载：景帝中元三年春，“匈奴王二人率其徒来降，皆封为列侯”。（《史记》卷十一《孝景本纪第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版，第565 页。）《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此年，“匈奴王［唯］徐卢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劝后”。（《史记》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523页。）于此之前，虽有卢绾之妻、韩颓当等叛汉势力重新来降，但真正意义上的匈奴内部势力投降汉朝，则始于汉景帝中元三年初。”此后降汉之匈奴贵族，可参见《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等文献。
②《汉书·儒林传》介绍贾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开儒学一脉。另外贾谊提出以“三表五饵”为核心的对匈政策，通过“战德”解决西汉前期的匈奴威胁。这一政策的思想内涵比较复杂，如孙静认为这是在通过儒家的伦理教化使匈奴人归顺。（孙静：《贾谊民族思想探析》，《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另有学者指出：“三表五饵”“是儒家传统的‘修文德’、‘来远人’、‘怀柔’四夷的民族思想的应用，但其中也参杂了法家‘术’的成分”。（樊文礼，史秀莲：《汉代儒家的民族观——以贾谊、董仲舒、何休为中心》，《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王兴国认为：“战德”虽然是儒家的表达方式，但其中的实质内容却是法家思想的体现。（王兴国：《贾谊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页。）此外，祁玉章认为贾谊的重民主张，体现了儒家的民本思想。（祁玉章：《贾子探微》，台北：三民书局，1969 年版，第60-61页。）以上研究结论虽有所不同，但都指出贾谊思想中有儒家色彩。
③仅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载司马相如假借蜀人的反对言论，编造出来一段自问自答的对话来看，就可知道其思想中儒家色彩十分浓厚。另参见鲁红平：《论司马相如的儒家思想》，《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 年第9 期。李凯：《司马相如与儒学》，《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第3期。李凯：《司马相如文艺思想与儒家文艺思想大相径庭吗？》，《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1 期。金生杨：《试论司马相如的学术思想》，《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④《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宣帝黄龙元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即继续施行甘露三年“让而不臣”礼制。汉元帝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汉成帝河平四年复株累若鞮单于来朝，“加赐锦绣缯帛二万匹，絮二万斤，它如竟宁时”。汉哀帝元寿二年，乌珠留若鞮单于来朝，除了增加赏赐数量外，“它如河平时”。（《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六十四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98、3803、3808、3809、3817页。）
⑤《汉书·苏武传》记载：汉宣帝“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2468.）《汉书·王莽传》记载，陈崇奏称王莽功德时曾说：“高皇帝褒赏元功……又蒙殊礼，奏事不名”。（《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第九十九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4061.）《后汉书·梁冀列传》记载：“有司奏冀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礼仪比萧何”。（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列传第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65：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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