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慈行 孙毅
(1.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陕西 西安 710128；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420)
辞格研究作为标志性的修辞研究模式，是中国现代修辞学场域内异常活跃、倍受追捧的学术流脉。20世纪修辞学界的学科奠基人陈望道先生开创的辞格研究品种于后人来说，更是永不褪色的学术记忆。然而，世纪之交的修辞学术市场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浪潮洗涤下，难免出现了不小的震荡(谭学纯，2021：49-56)。有别于惯常的研究模式，譬如类同辞格比较、辞格跨语种对比、新格的开掘与界定云云，修辞学界开始萌生出一直以来甚少涉足的观察点。其中，从辞格的形貌描写到认知解释的嬗变，不失为当代转向背景下中国修辞学的全新探索视野。具体来看，擎起辞格认知性研究大旗的杰出人物之一当属著名修辞学专家刘大为先生。刘大为(2001：2)直陈传统修辞学研究步履维艰的尴尬现状。先生勇立潮头，标新立异，走出历史惯性，通过认知性辞格的研究，为修辞学研究范式的建立作出了大胆的尝试，令学界同仁醍醐灌顶，为之一振。可见，既往研究中难掩的缺失亦可成为新世纪再研究的出发点。肯定已有发现价值，明确当下前进方向，修辞学研究也能够像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一样运计铺谋、阐幽显微。
以此为契机，本文吸纳当代修辞学、认知语言学、认知隐喻学、心理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资源，确立比拟辞格为考察对象，运用词汇概念认知模型理论，于辞格认知性研究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理论思辨之余探索比拟辞格认知识解的动态心理过程，藉反应时实验证据着力深耕和挖掘汉语比拟辞格的学理依据。抛砖引玉，以开辟关于认知辞格修辞意义建筑的跨界研究新视域为标的，继而引出始于语言学理论、助益认知辞格研究转型、实现当代修辞学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的跨学科发展路径。
2.1 汉语比拟辞格研究述略
与认知语言学领域的隐喻和转喻的“发迹史”类似，比拟辞格也绝非纯粹的修辞手段和语言饰品，而是与人类的思维活动和心智运作紧密联系，均导源于认知主体不同种类的认知操作(Ruiz de Mendoza，2020：16-17)。根据霍四通(2014：15)，不同于汉语中涵盖了拟人和拟物两类的比拟辞格，西方修辞学传统与之对应的只有拟人。国际知名语言学家Lakoff &Johnson(1980)和Lakoff & Turner(1989)曾深入探讨拟人辞格的认知隐喻本性，提出拟人属本体隐喻用法，体现概念域间的跨域映射机制，且概念隐喻表达式“EVENTS ARE ACTIONS”透露出拟人和认知隐喻的同质性关系。国内学者张晓(2010)等持相似观点。此外，比拟辞格一贯的研究热点有对辞格概念的框定，以及厘清比拟辞格与邻近辞格，如比喻、借喻、移就等的区别，研究成果颇丰。就比拟辞格的定义言之，学界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霍四通，同上；
廖巧云，2019：84-88等)。应该承认的是，一定程度上正因为比拟与其邻近辞格多有相继交叠的“灰色地带”，这才倒逼学界对其概念界定和范畴划分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所以，当务之急是给出关于比拟辞格精准、科学且适用于本研究的操作性定义。在回顾相关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及典型成果基础上，本文对比拟辞格作出以下权宜性定义：
言说对象(本体)无距地接纳另一对象(拟体)的属性，致使拟体的可能性特征与本体紧密结合而成为自身的不可能特征，本体和拟体因相似而同一。
由定义可知，原属拟体可能性特征的词语毫无阻隔地加诸本体身上，且由于本体和拟体来自相互独立、各不相同的语义域(多为“人类”“动物”“植物”“人造实体”和“抽象概念”等)，截搭形成了本体词带有自身不可能特征这一不合逻辑的超常组配。因此，比拟辞格的语言形态多呈现出“本体+拟体特征”的结构形式。需要补充的是，虽然辞面上未见影射拟体特征的拟体本身，但被遮蔽的拟体却映照在言语发生者和接受者的内心世界中，否则，比拟辞格所描述的就真正成为逻辑心理难以接受的怪诞形象。可见，委身于后台的拟体对比拟辞格的成立和理解至关重要(刘大为，2001：161-166；
廖巧云，2019：85)。认知主体面对这一特殊表达式，先要透过显性表述(即拟体特征词)和无距语义的游移来推导出侧显该特征的某个(类)拟体源概念；
随后在主观意识作用下，通过选择、合成、过滤等一系列溯因推理的心智运作过程，将基于相似性的本体和拟体统一为新的涌现形象；
最终沉淀下了以本体为基底、包孕拟体独有特征并且沾染识解者自主新质的涌现属性(徐盛桓，2011)。
2.2 词汇概念认知模型理论简介
著名认知语言学家Vyvyan Evans(2006，2009a，b，2010)借助认知语义学和认知心理学相关理论，创立了用于修辞性话语意义建构的词汇概念认知模型理论(the Theory of Lexical Concepts and Cognitive Models，LCCM)，又称其为认知组构语义学(cognitive compositional semantics)。总体上，词汇概念认知模型理论可分解为词汇表征(lexical representation)和词汇概念整合(lexical concepts integration)两个模块。其中，词汇表征囊括词汇概念和认知模型两大要素；
词汇概念整合包含词汇概念选择(lexical concepts selection)和词汇概念融汇(lexical concepts fusion)，且融汇进一步可拆分成意义整合和意义阐释两个过程(孙毅、王龙本，2020：73)。因修辞性话语的意义建构和表征主要关涉词汇表征的心智操作，故下文着重介绍词汇概念和认知模型，尤其是认知模型中直接认知模型(primary cognitive models)和间接认识模型(secondary cognitive models)的区别与联系。
词汇概念作为单纯的语义单元，对应于认知主体内心的潜隐知识，是规约化的语言知识载体。不同于浮现的语言形式和语言意义，词汇概念可视为心理词库中的抽象语言知识。由此，词汇概念属于语言知识的心理表征范畴，而非语言的概念性知识则由认知模型进行编码。认知模型是概念性的、非语言的知识结构，同一词汇概念所内辖的众多认知模型彼此联系，共同组成了完整的认知模型轮廓(cognitive models profile)。话语主体在主观意向性引导下，将内心想法藏匿于传递词汇概念的具体语言形式中，而如若想到触及话语的主旨意义，则需要搜索表达词汇概念的内在心理认知模型。一言蔽之，词汇概念和认知模型相辅相成，词汇概念提供认知模型的语义通达路径。具体情况是，由词汇概念提供直接语义通达的认知模型属直接认知模型；
间接认知模型则依赖于词汇概念的间接通达，这便是认知模型直接与间接之分的实质。二者因图式性差异而在词汇表征中发挥不同的作用。根据Evans(2010：623)，在词汇表征过程中，词汇概念所蕴含的直接认知模型用于解释话语字面意义，而间接认知模型则负责修辞性话语意义的建构。LCCM理论提出，词汇概念和认知模型合力完成单个词汇的完全意义表征，且认知模型为词汇概念潜在意义值的发生源。话语在直接认知模型得到激活的情况下，可提取出其直白语义；
间接认知模型作为认知模型轮廓中的子集，仅用于解读话语的非字面义，即修辞意义。认知模型的核心工作机制在于，通过不同层次和类型的激活，以允准获取既定表达的不同意义的读释。当言语主体有意冲破现实社会的框限，刻意模糊理性思维与原发思维间既定的边界，由此生成了附着着强烈主观色彩的特定形式的修辞话语。倘若执着于其字面意义，不难察觉词汇所引发的概念性错配(conceptual mismatch)。这时，间接认知模型便被锁定和激活，一方面消解表层语义矛盾，并同步开启意义重组，再建深层次亦即修辞性的意义理解架构。综上，在修辞性语言的理解过程中，间接认知模型在话语表达与接受间进行彼此语义引力场的互动，阻遏字面意义冲突，放大蕴涵意义权力，最终形成自洽的修辞阐释逻辑。可见，Evans 提出的LCCM理论为修辞性语言的意义建构提供了颇具说服力的分析思路，而且作为其理论内核，激活间接认知模型被视为获得修辞性意义的关键一环。
经过本小节的研究回顾发现，汉语比拟辞格的认知心理机制研究至少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关于比拟识解机制的分析多停滞于学者的主观思辨和合理猜想阶段，相关实证探索雪泥鸿爪，乏善可陈。况且，将修辞性话语意义建构的理论模型LCCM用于汉语辞格研究鲜有耳闻，更缺乏运用间接认知模型激活的心理机制来探究汉语比拟辞格修辞意义的在线加工过程。同时，关于LCCM理论中间接认知模型激活的心理现实性综合证据仍有缺失(Evans，2006：41-42)。因此，本文基于Evans所假定的这一心理操作，选取汉语比拟辞格为研究对象，试构拟比拟辞格的动态认知识解机制。具体说来，本文认为，在汉语比拟的实时加工进程中，被试需要锁定并激活核心词汇概念所内辖的间接认知模型，才能够顺利获得句子的修辞意义。换言之，词汇概念的间接认知模型有助于比拟修辞意义的识解。在这一合理构想下，我们提出可操作性假设：比拟辞格中表征修辞意义的核心词汇概念所内辖的间接认知模型若得到激活，将对句子意义的通达发挥促进作用。简言之，间接认知模型的激活具有心理现实性。本文研究问题与此一致，即：
在汉语比拟辞格的认知加工过程中，核心词汇概念的间接认知模型的激活是否具有心理现实性？
3.1 实验设计
3.1.1 实验目的
本实验的目的是验证可操作性假设并回答研究问题。具体而言，研究基于LCCM，采用反应时研究技术，检验被试在实时加工汉语比拟句时句中关键词的间接认知模型被瞬间激活，进而促进修辞意义的建构与解读。也就是说，间接认知模型的激活在比拟辞格的动态识解过程中具有心理现实性。
3.1.2 实验被试
实验共招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2名外语专业在校生，男生2人，女生20人，均为右利手，裸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平均年龄为23.3。所有被试均为汉语本族语者，自小在国内成长，从小学或中学阶段开始外语学习，无阅读障碍，无精神病史。
3.1.3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共计90组，含22×3组正式材料，8×3组填充材料，另设2×3组材料供被试前期练习所用。所有材料(练习材料除外)重复出现一次，故完整实验材料总数计186组。每组材料的成分及呈现顺序依次是：一个语境句、一个关键句、一个探测词和一个陈述句。正式材料和练习材料中的探测词为真词，而24组填充材料中的探测词为假词。临时拼凑形成的假词如“岚成”“宏既”等用于防止被试形成惯性思维，依赖固定模式作答。90组实验材料中的半数陈述句设置为与上文意义相符，另一半则违背上文主旨语义，统计所得正确率用于监测每位被试完成实验的投入程度。不同条件下的关键句随机呈现：比拟句、直义句和无关句的外在语言形式完全一样，仅在于句末的核心词汇各不相同；
比拟句中的关键词运用修辞手法表达特定意义，直义句的显性意义与比拟句的内涵义一致，而无关句由于前后矛盾导致句义通达受阻，句子理解难度较大。附带说及，每组实验材料中，顺序呈现的不同类型的句子字符数接近，依次是6-13、8-14和6-10。实验材料中真词和假词均为两个字符，其词频和熟悉度在设置过程中得到合理控制(Gong，2011)。
为了最大程度上确保实验材料的有效性，所有编入实验程序的句子均经过仔细挑选。具体讲来，先后设计并实施了两次线上问卷调查，基于有效的问卷结果对材料进行修改、调整。问卷一为“词汇意义的关联性判断”，旨在考察每个探测词与上文句子(语境句和关键句)间的关联性；
问卷二为“句子意义的可接受度判断”，用于检验每个关键句意义的可理解性。具体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邀请60位微信好友在明确问卷要求后，根据直觉在线对不同句子情况评分：问卷一设“完全相关”(5分计)至“完全不相关”(1分计)五个等级；
问卷二设“完全接受”(5分计)至“完全不接受”(1分计)五个等级。根据回收的有效问卷得分，剔掉多数评分为3分的句子类型，又或对同一句群中已有两个句子满足条件而第三个句子不符要求的情况做局部调整。总体言之，最终确定的结果须是比拟句和直义句的意义可接受程度高，且词汇意义与上文具有高关联性，而无关句的句意接受度低，探测词与句子本身的关联性弱。实验最终所选定的所有材料有效、可靠，符合实验要求，且都是被试高度熟悉的(廖巧云，2019)。材料例举如下：
表1 实验材料例举
3.1.4 实验原理
本研究采用词汇判断任务实验范式，类似设计见姜孟和赵思思(2014)、Liao et al.(2021)等，实施被试内三水平单因素设计，记录被试在句子加工过程中不同条件下的探测词反应时、正确率以及陈述句正确率，其中，因变量为探测词反应时(RTs)。实验设计的三水平为比拟句、直义句和无关句三种关键句条件。究其实，比拟句的顺利理解与修辞意义的获取需要被试搜寻并激活句中关键词的间接认知模型。一旦间接认知模型得到激活，被试能够顺利理解其句子意义，且由于间接认知模型的核心语义属性呼应即将呈现的探测词，故而对探测词的真假判断具有促进作用，最终表现出同直义句条件下探测词反应较小的时间差异；
直义句由于语义透明、理解难度低，故加工速度较快；
而无关句中的关键词与上下文的言语环境不符，造成了明显的句意冲突和语义矛盾。被试此时心存困惑，故对此后探测词的反应势必产生有别于上述两种句子条件的结果。
为进一步明确实验原理，我们特就不同句子条件对探测词的影响赘述于此：三种条件的关键句可依据其即时加工的认知特性归为两种类型，即认知模型可激活类和认知模型不可激活类。在比拟句条件下，被试需要突破言说表象，通晓内隐之义，此情形就需激活关键词中用于揭示深层修辞意义的间接认知模型相关属性。可见，激活间接认知模型是理解比拟句的基础和前提。在被试成功获取隐藏的间接认知模型后，其核心属性与探测词的意义属性一致、协调，故而引起对探测词的启动效应；
直义句与上文的话语背景连贯，语义畅达、易于理解，所以被试在意义加工过程中只需调用核心词汇的直接认知模型，而且该直接认知模型多为探测词的同义词转述。因此，被试对此条件下的探测词最为了解，处理难度最低，用时最短；
不同于比拟句和直义句，无关句中的关键词悖于前文的语篇背景，势必造成语义通达的缺口(semantic gap)。且此时由于句义指向含混不清，关键词的处理难度加大，故无法顺利提取其内藏的认知模型(直接和间接)。在缺席的认知模型和冲突的语篇意义双重阻力作用下，探测词真假判断的任务难度大、障碍多。简言之，三类关键句的差异性本质在于，是否能够顺利激活句中传递修辞意义的间接认知模型。对于需要提取并激活间接认知模型的比拟句来说，关键词对词汇真假的判断具有明显启动优势。
3.1.5 刺激呈现
实验由E-prime编制程序并实时记录被试数据。首先呈现注视点“+”(500ms)提醒被试注意，接着第一个自动消失的空屏(500ms，呈现时间及方式下同)，随即屏幕中央呈现第一个句子(语境句)3000ms(呈现时间依预实验被试的反馈而定，关键句情况下同)；
第二个空屏；
呈现句末含有不同关键词的关键句3000ms(三种类型的关键句随机出现)；
第三个空屏；
接着呈现探测词500ms，随后是第四个空屏(设置为“反应消失”)。此时要求被试在探测词消失后快速地对前一屏幕上呈现的词汇进行准确的真假判断：设定“F”键为“真”，“J”为假，同时记录探测词的反应时和正确率。在系统捕捉到被试的有效反应信息之后，空屏消失并呈现“？”(500ms)；
第五个空屏；
最后来到本试次第二个亦即最后的反应任务，呈现陈述句(设置为“反应消失”)，被试需要认真阅读该句，并就其基本意义作出评判：如若与上文相符，按“F”键，不相符的按“J”键；
在记录到被试的按键反应后呈现本试次的最后一个空屏，并循环开始下一试次。被试前后两次的按键反应在“F”和“J”之间已做平衡设计。此外，被试在进入正式实验之前须认真阅读实验指导语，在全面了解实验要求后自主按下“Q”键，以开始前期的练习阶段。直至被试自觉对实验操作流程和要求彻底熟悉后才可开始正式实验(如上所述，练习材料与正式实验材料的设置方式完全一致，且不再出现于正式实验中)。练习与正式实验间设停顿，被试可自主决定练习次数和休息时间。被试完成单个试次用时约11s，所有实验材料用时40-50分钟。实验流程见下：
图1 单个试次流程图
3.2 实验结果与论证
3.2.1 数据分析
通过对22名被试的结果进行逐个检查，并参照前人的数据处理方式(如廖巧云，2019，Liao et al.，2021)对主要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得到表2。
表2 比拟句、直义句和无关句三种条件下词汇判断任务的行为数据表
从表2可知，比拟句、直义句和无关句三种条件下的陈述句正确率均比较高，依次是93.64%、94.40%和96.68%，表明被试认真参与实验并完成相应任务。三种条件下探测词平均反应时数据分别为：比拟句条件下平均用时515.6142 ms、直义句条件下515.5920 ms以及无关句条件下629.9579 ms。直观对比的结果是，被试对于比拟句条件下的探测词反应时与直义句条件下的极其接近，前者不超过后者0.1ms，而无关句条件下探测词反应时最长，为629.9579 ms。此反应时差异初步符合实验预期。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三种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进行两两配对比较，结果如下：
表3 比拟句、直义句和无关句三种条件下探测词真假判断反应时数据配对样本相关统计表
由表3看出，两两配对所得的三种条件均显示出高相关性和低显著性。比拟句和直义句配对条件下探测词平均反应时的相关系数为.998，比拟句和无关句配对条件下的相关系数为.996，直义句和无关句配对条件下的相关系数为.999。另外，三种配对条件下的反应时数据均达到显著性水平(p<.05)。据此，进一步对反应时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4。
表4 比拟句、直义句和无关句三种条件下探测词真假判断的反应时数据配对样本T检验表
(续表)
对平均反应时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得，比拟句和直义句配对条件下T值为.032，自由度为21，双尾检验的显著值概率为.974；
比拟句和无关句配对条件下的T值为-21.540，双尾检验的显著值概率为P≤0.001；
直义句和无关句配对条件下T值为-22.347，双尾检验的显著值概率亦为P≤0.001，后两次配对样本的反应时数据均达到显著性水平(p<.05)。据上，以不同句子条件下探测词的平均反应时为指标，比拟句和直义句条件下探测词真假判断的反应时无显著差异[T(21)=.032，p=.974﹥.05]；
比拟句和无关句条件下的探测词反应时[T(21)=-21.540，p<.05]以及直义句和无关句配对条件下的探测词反应时[T(21)=-22.347，p<.05]均表现出极其显著的差异。
3.2.2 综合讨论
词汇概念的间接认知模型缘何影响修辞性话语的认知识解，又或在修辞性话语的实时加工过程中，如何验证间接认知模型对修辞意义建构与理解的心理现实性，当下学界对此鲜有关注，更缺乏实证研究的确切证据。本文以Evans创立的LCCM理论为出发点，提出关于汉语比拟辞格认知加工的可操作性假设，即我们预言，被试在处理比拟句时总有一种透过言语表象而达至深层修辞意义的主观理解意向。倘若被试能够从内含修辞意义的外显语言形态(即关键句中的关键词)中顺利提取并激活间接认知模型，其与探测词一致的语义属性将促进探测词的真假判断速度。届时，得到唤醒并活跃于被试头脑中的间接认知模型将引诱被试“情不自禁”地加工比拟句的隐含意义。以上实验结果总体上支持这一假设。被试对比拟句中修辞意义的实时加工处于一种蓄势待发的状态，一旦获取了关键词的间接认知模型，便能够顺利构筑和解读其深层修辞意义。以下为详细论证思路。
根据表2的描述统计结果，被试在三种不同的句子条件下，探测词和陈述句的反应正确率均在90%以上，部分甚至超过95%，这说明被试认真参与并完成了实验任务。对比探测词的不同平均反应时看出，比拟句条件(RTs=515.6142 ms)和直义句条件(RTs=515.5920 ms)甚是接近，差异几乎可忽略不计，且此两种条件探测词反应时明显短于无关句条件下的探测词反应时(RTs=629.9579ms)。果不其然，结合表4的配对结果，比拟句和直义句条件下探测词真假判断的反应时无显著差异[T(21)=.032，p=.974﹥.05]。这便是支撑本研究假设的最直接的证据。比拟句和直义句的语义内容是一致的，即二者意欲传达相同的话语蕴涵。其区别在于，比拟句巧用修辞手法，借助关键词的间接认知模型内隐属性委婉地表达目的意义；
而直义句的意思直接又通透，客观叙述的直接认知模型无须调用过多的认知资源。而一旦被试察觉出比拟句的修辞用法后，便会在主观意识驱使下，搜寻关键词中表修辞意义的间接认知模型。在间接认知模型得到激活后，被试一方面对句子表面上所谓的“不合理性”豁然开朗，继而依据整体性语境来推导出显性表述与隐性意义之间互锁的修辞关系特征，以获得话语的隐含意义(廖巧云，2019：79)；
另一方面，因间接认知模型的本质特征对应于探测词的核心属性，二者表现出语义属性的同一性，故自然对探测词具有启动优势，最终表现为与直义句条件下无显著差异的平均反应时。简言之，间接认知模型构成了修辞话语的隐性表述，且对探测词具有启动效应。无庸讳言，被试倘若在极端情况下未能察觉到第一类关键句(即比拟句)为修辞用法，便会认为该类句子有违常规、不合逻辑，亦难以还原并体会该类句子强烈的主观意图和深刻的话语目的(廖巧云，2019：77)。被试一旦将其视作难以接受的“怪句”，很有可能耗费更多的认知努力和思考时间，最终导致形成与直义句条件下探测词反应时的显著性差异。
相比之下，无关句的句义通达性最差，句子理解的难度最大。不过，这只是无关句区别于比拟句和直义句的外在表现。究其实，被试在仔细阅读完语境句并记住当前试次的主要信息后，内心已生成关于该语境下意图传达之义的大致预判。而当发现下文呈现的关键句(此时为无关句)与此前的主题意义相左，甚至冲突、对立时，心理落差油然而生。不仅如此，难以理解的句子意思导致被试不能顺利加工关键句句末的关键词。所以，关键词的直接或间接认知模型的相关隐性知识便无法激活，对促进意义理解的潜在助益更无从谈起。由此可知，无关句条件下引发的探测词最长反应时(RTs =629.9579 ms)实乃情理之中。本分析结果亦与以往相关研究不谋而合(如廖巧云，2019)。此外，从表4看出，比拟句和无关句条件下探测词真假判断的反应时以及直义句和无关句条件下探测词真假判断的反应时均表现出极其显著的差异，这亦可佐证以上研究发现。无论比拟句还是直义句，被试对两类句子的加工都借助于表征句尾关键词的认知模型(差别只是，前者调用的间接认知模型属隐性表述，后者调用的直接认知模型为显性表述)。因此，当对有助于句子意义(包括修辞义和字面义)理解的相关认知模型进行提取并激活后，被试基本清楚了言说者的表达意图。如上两类句子意义的顺畅理解也将对探测词反应任务提供各自不同的优势，最终对词汇判断任务表现出较高的时间效率。如此说来，比拟句和直义句处理过程中的有利条件与为了加工无关句而调用更多的心脑资源和认知负荷形成了鲜明对比，不同条件和因素综合作用下探测词反应时的差异自此一目了然。这便可以解释为何无关句条件下探测词反应时最长，且与另外两种句子条件下探测词判断反应时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3.2.3 案例论证
本小节拟以3.1.3中的实验材料为例，作简要的范例分析，以进一步探讨汉语比拟句的认知识解机理。通过假定被试对该组语言材料实时加工的全套心智运作，以说明LCCM理论对比拟句认知加工的可操作性，希冀用于证实激活间接认知模型在比拟句修辞意义建构中的心理现实性。
首先，语境句交代了本试次的主体——“宫中妃嫔”。被试基于自己的常识先对下文关键句意图表达的含义作出合理预测；
其次，当被试面对关键句1时，能够明显感觉到句子主语“她们”(本体)和动作行为“开枝散叶”(拟体特征)之间的搭配是不合常理的。本体词毫无阻隔地接纳了拟体的可能性特征，且此处也暗示出拟体“树木”或其他植物的存在。“她们”和“树木”基于“相似即同一”的修辞关系，这便是典型的比拟表达；
再次，被试在明确关键句的修辞身份后，开始借助句末关键词“开枝散叶”的显性意义如“树叶和枝条不断生长”，来搜寻用于表征该词汇概念的一系列间接认知模型如“养育子孙后代”“人类生殖繁衍”“传递祖先血脉”等引申意义。自此，被试对该关键句的修辞意义加工顺利完成；
最后，上述被瞬间提取出并处于激活状态的间接认知模型与旋即呈现的探测词“生育”直接产生意义的关联与耦合，双方语义属性的同一性毋庸赘言。间接认知模型加速了被试对该探测词的判断速度，由此产生了启动效应。附带说及，关键句2(即直义句)中的关键词“生儿育女”显然就是“生育”的同义转换，故此条件下对“生儿育女”的直白解释(即其对应的直接认知模型)便直接指向其探测词。所以，关键句2条件下探测词的处理速度与比拟句条件下不存在显著差异。相比之下，关键句3(即无关句)中的关键词“哭爹喊娘”虽亦为被试所熟知，但其意义与语篇背景和心理预判相去甚远，故被试会下意识地反思并试图理解该“怪句”的言说目的，为了适应这一临时语义悖谬而自然出现的缓冲过程难免影响随后呈现的探测词真假判断，并表现出较长的反应时。要而言之，被试在实时加工上述比拟句(关键句1)时，发生了核心词汇概念内嵌的间接认知模型的提取与激活，从而催生了对探测词的启动效应。
归纳上文，基本结论如下：(1)比拟句的认知识解过程需要激活关键词的间接认知模型，即词汇概念的间接认知模型具有心理现实性；
(2)间接认知模型具有启动优势，在激活条件下促进句子修辞意义的建构和解读。至此，结论顺利回答了研究问题，能够作为支撑研究假设的直接实验证据，亦弥补了关于LCCM理论的实证研究空白(Evans，2006：41-42)，同时也为廖巧云(2019)以及Liao et al.(2021)对汉语双关句语义通达认知机制研究提供了最新的佐证。
本研究以汉语比拟辞格为个案研究对象，探讨了其修辞意义的在线建构与加工过程。文章基于Evans的词汇概念认知模型理论中间接认知模型这一核心理念而提出可操作性假设，运用词汇真假判断实验范式，对比分析了不同句子条件(比拟句、直义句和无关句)的探测词平均反应时差异。结果发现：当启动词由比拟句句尾的关键词所内含的间接认知模型表征时，探测词的反应速度加快，用时较短，此时有助于句子修辞意义的理解与通达。实验最终回答了上述研究问题，即证明了比拟句的修辞意义加工激活了关键词的间接认知模型，间接认知模型具有心理现实性。
本文权视作认知辞格研究学术转身的一个缩影，其意义不限于单个辞格研究的可能性，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后陈望道时代辞格研究的学术空间，为活跃在修辞学、语义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尤其是开展辞格跨学科研究的学者们指明了具有一定探索价值的学术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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