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倩，肖文美，陈 伟
（南京林业大学图书馆）
近代林业科技期刊作为中国引进西方林业科技和林业科技本土化过程的产物，是中国林业历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中国林业史的重要史料，然而在当前学界尚未对此形成体系研究。本文依托近代期刊①陈江在《“报”与“刊”的分离及杂志的定义——中国近现代期刊史札记之一》一文中指出，近代期刊与报纸并未做明显区分。本文中部分期刊虽然名称中带有“报”字样，如《广东农林月报》、《中华农林会报》等，但考察其出版周期、内容，可认定为专业科技期刊。收录完整性和系统性较高的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参考了南京林业大学图书馆馆藏林业科技期刊，对近代中国林业科技期刊的出版相关因素进行梳理、统计，通过数据分析，解析特定时期林业科技期刊的出版特点与历史价值。
在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的子库——近代数字文献资源全库中，分别检索刊名中含有关键词“林”“木”“树”的近代期刊，检索时间为2022年1月15日，分别获得176、45、2个检索结果。经筛选，其中属于近代中国林业科技期刊范畴的有59种。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对我国近代期刊的收录并非是全样本的，如《森林》等林业科技期刊并未纳入收录范畴[1]，但其基本反映了近代中国林业科技期刊发展的轨迹。参考南京林业大学图书馆馆藏林业科技期刊，整理统计得出近代中国60种林业科技期刊出版概况一览表（表1）。
表1 近代中国60 种林业科技期刊出版概况
表1 （续）
表1 （续）
（一）创刊时间分析
表1中的59种近代中国林业科技期刊中（因《农林丛刊》创刊时间不详，因此在后面的分析中剔除该期刊），创刊时间最早的是《农林公报》，该期刊是农林部于1912 年在北京创办。我们可以看到，以《农林公报》为起点，近代中国林业科技期刊逐渐萌芽成长。1912—1928年（北洋军阀时期）创刊12 种，占比20.3%，1927—1949年（国民政府时期）创刊48 种，占比81.4%（《林业浅说》创刊于1928 年，分别计入了1912—1928年与1927—1949 年创刊数）。将1927—1949 年细分，1927—1937 年（十年内战时期）创刊20种，占比33.9%，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创刊14种，占比23.7%，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创刊15种，占比25.4%。从发展趋势来看，从北洋军阀时期到十年内战时期，林业科技期刊的创刊数总体呈现递增态势；
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受到战争影响，林业科技期刊创刊数出现回落。
（二）出版地分析
除去1种出版地不详的期刊外，对59种近代中国林业科技期刊的出版地进行统计，其中有55种期刊的出版地可以精确到具体城市；
出版地有变动的，在各个出版地均计1 次。对55 种近代中国林业科技期刊58 个出版地的统计结果显示，以南京、台北、重庆三地为最多，分别为9种、8种、7种，占16.4%、14.5%、12.7%。此外，上海4种，占7.3%；
开封、广州、成都各3 种，占5.5%；
北京、汕头各2 种，占3.6%；
潮安、宁波、宜兴、云和、昆明、镇江、永安、丽水、沈阳、兰州、武功、余姚、荣昌、洪江、汉口、哈尔滨、南宁各1种，占1.8%。曾作为政治中心的南京、重庆与抗战胜利后的台北在林业科技期刊出版数量上处于领先地位，占总期刊数量的43.6%。此外，上海、开封、广州、成都等较为重要的城市在林业科技期刊出版方面也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三）出版周期分析
除去14种出版周期不详的期刊外，对46种近代中国林业科技期刊的出版周期进行统计；
出版周期有变动的，各个出版周期均计1 次。统计发现，不定期出版的有7种，占15.2%；
每年出版的有4 种，占8.7%；
每半年出版的有2种，占4.3%；
每季度出版的4 种，占8.7%；
双月出版的4 种，占8.7%；
每月出版的19 种，占41.3%；
每半月及以下出版的9种，占19.6%。由此可见，林业科技期刊的出版以短周期的较为常见，以每月出版者为最多，每半年出版者为最少。此外，出版周期在一个月及以下的期刊总数达28 种，占60.9%。
（四）出版主体分析
除去2 种出版单位不详的期刊外，根据58 种近代中国林业科技期刊“出版/主办单位”的具体情况，对林业科技期刊的编辑出版主体进行统计分析，期刊编辑出版主体可分为农林部及林垦局/试验所等政府机构、农林学会等组织/团体、大学/研究院、报纸/杂志/出版社四个类别。统计发现，政府机构出版期刊34种，占58.6%；
农林团体出版期刊7 种，占12.1%；
大学/研究院出版期刊14 种，占24.1%；
报纸/杂志/出版社出版期刊3种，占5.2%。由此可知，林业科技期刊各类编辑出版主体创刊数量由多到少依次为：政府机构、大学/研究院、农林团体、报纸/杂志/出版社。
（一）受政策与时局影响较大
与其他行业相比较，林业生产具有周期长、见效慢、占地面积大、受地理环境制约强等特点，正因如此，林业发展更需要政府的支持，也更易受政策与时局影响。体现在近代中国林业科技期刊出版中，时局与重大历史事件是影响其创刊的重要契机。鸦片战争以后，欧美和日本等国发展林业的思想传入中国，这使得一部分开明官员和士绅感知到时代在变化，认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1895年，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主张振兴实业，其中包括发展林业；
1901年，张之洞和刘坤一建议选派学生赴日本和欧美农林学校学习，鼓励植树造林；
这些“振兴林业”思想的微弱火星并未受到重视。北洋军阀时期，一些归国学者努力引导政府，进行林业相关建设与思想传播，推动了政府立法、设立林科学校、设定植树节。1912年，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在南京成立，设有林科；
1914年，以凌道扬为代表的留学归国学者推动北洋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部《森林法》；
1915年北洋政府规定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同年南京私立金陵大学设林科。1918年，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到，在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勘测荒山荒地、宜林则林，修筑铁路与开发森林相结合等。该时期由于学者发声、政府支持，出现了一些林业科技期刊，宣传和推广林业知识，但因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创刊数量并不多，一些林业科技期刊也因难以维系正常发行而停刊。十年内战时期，出现了许多林业方面的政策与法规，如1929 年2 月国民党政府农矿部公布了《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各省植树暂行条例》，规定每年3月11日—16日为造林运动宣传周[2]；
同年广东省政府和浙江省政府分别公布了《广东省暂行森林法草案》与《浙江省管理森林暂行规则》；
1932年，国民政府公布了修订后的《森林法》《狩猎法》。同时政府在全国各地强制性执行“植树造林运动”，极大地促进了林业事业发展与林业思想传播。得益于此，加之建设环境相对和平，近代中国林业科技期刊的创刊数量达到了顶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受战争影响，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林业科技期刊出版发行被迫中断，创刊数量也一度回落。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收回台湾主权，林政影响区域得到拓展，台湾省农林处林务局成立了多个山林管理所及模范林场，投入造林事业，林业科技期刊创刊数量小幅攀升。
（二）出版地域分布不均
近代中国林业科技期刊发展初期，出版地域主要集中在南京、上海等城市。这是因为1927—1949 年的南京是这一时期的政治中心，上海是近代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多的城市，是当时的经济中心。1937年11月，国民政府移驻重庆，重庆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受此影响，林业科技期刊出版地域转向了重庆及成都等西南主要城市。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台北成立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加强对台湾的全面治理，台湾省政府农林处设立了林务局管理林业相关事宜，此时期台北成为林业科技期刊出版相对集中的区域。总体来看，南京、台北、上海、镇江（江苏）、宜兴（江苏）、广州（广东）、汕头（广东）、潮安（广东）、宁波（浙江）、丽水（浙江）、云和（浙江）、余姚（浙江）、永安（福建）等东部地区城市出版期刊总量达34 种，占57.6%，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这一方面是由于东部地区在近代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定位，在出版事业开展方面有近水楼台之利；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林业行业的特殊性，近代中国林业科技期刊的主要出版单位是政府机构和大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与其他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在大学、研究所数量与林业人才储备上均比其他地区更胜一筹。东北地区虽然是全国森林最集中的地区，拥有全国最丰富的森林资源，但由于军阀割据、外族侵略，长期处于政局不稳的局面，执政者无心制订长期稳定的规划，森林乱砍滥伐情况严重，这些都制约了东北地区林业科技期刊的出版。
（三）出版周期相对较短
近代中国林业科技期刊的出版周期相对较短，60.9%的期刊出版周期在一个月及以内，除了半月刊、旬刊以外，还有周刊，这与当时林业学者们的林业思想不无关系。凌道扬在《森林学大意》中提到森林杂志及新闻：“杂志及新闻，为通俗教育之中坚。中国森林荒废之原因，国民通常批阅之书籍报章，几绝无森林二字。以故不知森林为何物况。……近者南京金陵大学刊布森林学说，邮寄各省报章转载，颇受社会欢迎，此种办法尤为费廉效广，甚愿有识者三致意焉。”[3]由此可见，林业科技期刊作为林业通俗教育的中坚力量，肩负着普及林业知识、传播林业思想的使命。考虑到面向对象为普通群众，许多林业科技期刊都安排了调查、报告、消息等更新频次较高的栏目；
有一些期刊还有互动栏目，回答读者提问，以增加期刊的实用性。林业科技期刊内容中占比较高的是国内外林业动态、机构动态等，论著占比并不高，且论著也大多简短精悍、通俗易懂，侧重于阐明林业的重要性与研究价值。出版周期相对较短，使得林业科技期刊在进行学术探讨的同时可以兼顾时效性，更好地在普罗大众间传播，扩大林业思想的影响力。
（四）出版主体以政府机构、大学和农林社会团体为主
近代中国林业科技期刊的出版主体以政府机构、大学和农林社会团体为主。林业资源一般为国有垄断性资源，由专门的政府机构进行管理，社会化程度不高。1945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修正版《森林法》规定：“森林以国有为原则”，“国有林由农林部设立林区经营管理之”。正因如此，政府机构在林业科技期刊的出版单位中占据了主体地位。近代林业科学发展呈现与林业教育发展相伴而行的样态，作为近代中国林业科学的开拓者，林业学者中的许多人都在大学执教，他们进行林业科学研究，传播林业思想，加入林业学术团体，进行学术交流，因此大学和农林团体在林业科技期刊的出版单位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
具体来看，政府机构以农林部及下属林垦局、林务局、试验所（模范林场）占比较高，其所办刊物也大多类似“内部刊物”，内容上以机构的工作计划、方针、规章制度、以及地方林业报告和统计资料等为主，侧重实务。大学则主要是农林专科院校与综合性大学的农林院系，如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金陵大学农林科、中央大学森林系等。农林团体包括中华林学会、四川林学会、上海市木业教育促进会等组织团体，其中，中华森林会（后改名为中华林学会）创办的《森林》《林学》为近代中国林业科技期刊中的翘楚，著名林学家凌道扬、李顺卿、傅焕光、陈植、姚传法、陈嵘等都曾在该刊上发表文章。
（一）见证了近代中国林业事业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以来，社会普遍认知中，林业是归属于农业之下的，直至近代，中国林学才开始逐步从中国传统农学中分立开来，这在近代中国林业科技期刊中亦可窥得一二。近代中国林业科技期刊刊名中很多都带有“农林”二字，刊发内容也兼顾农业与林业两方面，如1912年创刊的《农林公报》、1916年创刊的《广东农林月报》、1919年创刊的《中华农林会报》等。以凌道扬为代表的林业学者认为“森林与农业同为立国之要素”，致力于中国林学的开拓成长与林业事业发展。1921年3月，凌道扬担任董事长的中华森林会决定单独出版林学刊物，《森林》由此问世。凌道扬在《森林》首期启事中提道：“因国内森林事业进步极速，此项学术需要甚殷，合并发刊实不足应社会之要求。”[4]1922 年9 月，《森林》便因政局动荡被迫停刊。其后姚传法任理事长的中华林学会于1929年创办《林学》，但也经历了多次停刊，自创刊至1944年15年间仅出版11 期，足见近代中国林业事业发展之艰难。1937 年国民政府西迁至重庆，西北部地区也出现了多种林业科技期刊，如《四川林学会会刊》《林讯》《西北森林》等，其中刊发的《四川林业目前应注意之问题》、《大西北防风沙林营造计划刍议》等文章对西部林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论述与说明，它们是西部林业事业发展的见证。1945年，《台湾农林月刊》中记载，“日人统治时代之最后数年因受战争影响，各种造林事业，几近完全停顿”“已往数年本省造林工作，已由停顿状况进入恢复之阶段”[5]，《台林》中则记载了战后初期台湾的林业现状（《台湾林业考察报告》《台湾省之森林分布》等）与当时的林业研究情况（《台湾省林业实验所工作报告》等），它们与《台湾林产统计月报》《林产通讯》等多份期刊一起记录了彼时台湾林业事业的发展历程。
（二）普及了林业科技知识，推广了林业科学技术
近代中国林业科技期刊自诞生伊始，便致力于向普罗大众传播林业科技知识。这一方面体现在各种期刊的创刊宗旨上，如“宣传政令，瀹进知识，俾全省林业日益发达”的《河南林务公报》，“发扬试验研究之所得，使一般民众明了与接受”的《广东农林》、“阐发农林学理，传播农林知识，发展农林事业”的《西北农林》等；
另一方面体现在期刊的刊发内容上，《东区农林月刊》设有“农林问答”栏目，回答农民有关农林业方面的问题，《河南林务公报》设有“白话”栏目，发布有关劝告人们植树造林的布告等内容，言辞恳切，阐明了种树的好处和意义。《金陵大学农林科农林丛刊》第34期刊发了主题为《经营村有林的好处和办法》的文章，图文并茂地讲述了有林地的村子如何经营和发展。为便于读者理解，这些文章行文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具有实操指导性，有助于林业科技知识的传播普及。
近代中国林业学者以发展中国林业事业为己任，从当时的森林资源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将对当时急需解决问题的研究成果发表在林业科技期刊上，为推广林业科学技术做出了重要贡献。如王灿棻的《东区造林适用之主要树木》介绍了在东部地区植树造林适宜采用哪些种类的树木，吴增城的《本场果树害虫与林木害虫之研究》介绍了不同种类害虫的形态、习性与防除方法，凌道扬的《桐油之研究》，谢先进的《油桐种实脱皮及其利用法》，陈德铨的《四川白蜡业之现状及今后之改进方针》等文章则集中关注与树木紧密相关的产业技术。
（三）促进了林业教育发展
作为近代中国林业事业的开拓者，许多林业学者都从事林业教育工作，他们或发声奔走，支持林业科技期刊的出版，或本身即是近代中国林业科技期刊的编辑、撰稿人，为近代林业科技期刊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如曾于金陵大学林科和北平大学农学院任教的凌道扬参与创办了林学刊物《森林》；
曾于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森林系和国立东南大学农科任教的姚传法参与创办了《林学》；
梁希曾先后于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浙江大学、中央大学等高校森林系任教，他为《林学》《林产通讯》《全国农林试验研究报告辑要》《台林》等期刊撰写了多篇林产制造化学方面的研究论著；
陈嵘曾于江苏省第一农业学校林科、金陵大学森林系任教，他为《农林新报》《中华农林会报》等期刊撰稿。他们的林业科学研究成果大多发表在林业科技期刊上，给予了林业学子启迪，助力林业人才培养。陈嵘1919年开始在《中华农林会报》上连载《中国树木志略》，将其作为“中国树木概论”课程讲义在金陵大学森林系使用；
在此基础上，他编写了适合中国情况的树木分类学巨作《中国树木分类学》，该书于1937年出版后即成为当时全国大学林学系的主要教材。他先后发表了《中国造林事业之商榷》《造林上引用外来树种之问题》等文章，探讨了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造林法，据此编写出版了《造林学概要》《造林学各论》，对当时的造林学教科书做出了重要改进。多位林业学者在林业科技期刊上发表了对当时林业教育的改进意见，如姚传法的《林业教育建议》、陈植的《改进我国林业教育之商榷》、凌道扬的《大学森林教育方针之商榷》、朱惠芳的《改进大学林业教育意见书》等，这些对近代中国林业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丰富了中国科技出版史与林业史内容
近代中国科技期刊的诞生，使得中国科技出版在原有科技图书的基础上增添了另外一支生机勃勃的力量，科技期刊的诞生丰富了原科技出版的内涵，拓宽了科技出版的范围。近代中国林业科技期刊的萌芽、成长、勃兴，不仅折射了近代中国林业事业发展的历史缩影，也彰显了近代林业学者为“科学救国”“振兴林业”所付出的种种努力，是中国科技出版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中国林业科技期刊的创刊时间、出版地、出版周期、出版主体乃至出版形态变迁，都为中国科技出版史研究提供了资料借鉴。
近代中国林业科技期刊中记载了森林资源的分布与变迁、林业政策与法规、森林利用与林业经营、林业教育与林业思想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些均属于林业史研究范畴。中国林业史研究伴随着近代林学的诞生而萌芽发展，近代中国林业科技期刊为林业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学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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