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燕姣,段晓明,王 卉,申国辉,李明洁,覃 璇,许宁宁,刘 琦,李青会
(1.湖南博物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利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湖南 长沙 410005；
2.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上海 201800)
珠饰具有数量较大、容易携带且本身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等特点，曾是古代重要的贸易品[1]。不同地区生产的珠饰制品采用不同来源的材料及加工技术制作，蕴含了迥异的文化背景、风俗信仰、生产力发展水平等信息，故珠饰在古代文明、贸易交流研究中可被视为进行长距离物质和文化交流的标志物，也是考古发掘中的重要指示物[2]。
在以透闪石玉为主体的中国传统首饰文化系统中，各类宝石材料制作的珠饰制品具有明显的外来性和阶段性[3]。汉魏时期为中国古代彩色宝石使用的第一次高峰[4]：西汉初期宝石制品零散少见，西汉中期后逐渐增多。随着汉代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相继开通，水晶、红玉髓、缟玛瑙、青金石、绿柱石、石榴石和琥珀等彩色宝石原料及制品纷至沓来，来自南亚乃至地中海的珠饰制品涌入我国古代内陆。这些宝石珠饰在材质来源、器型设计及加工工艺上复杂多样，其浓厚的异域风情与我国古代本土的透闪石玉制品有着明显区别。
岭南地区如合浦汉墓[5]、广州汉墓[6]多有各类宝石珠饰出土。相对于华南地区来说，长江以北地区汉墓出土宝石珠饰数量较少且材质单一。湖南位于海上丝绸之路通往内陆中原地区辐射范围中的重要位置，是海上贸易网络内陆段的重要环节，也是陆地、海上甚至西南丝绸之路相互交汇的关键节点(1)喻燕姣.略论湖南出土的汉代珠子——兼谈湖南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玉学玉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2. (出版中).。郴州、永州、长沙等地汉墓亦出土较多宝石珠饰，它们为详细探查湖南汉墓出土宝石珠饰的性质及意义、进一步夯实湖南地区在古代中外文化和贸易交流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故我们有必要对湖南汉墓出土的包括宝石材质在内的各类珠饰进行梳理，并运用科技分析手段与研究方法给予综合揭示。
湖南长沙五里牌M9为一座东汉时期墓葬，于1959年底发掘[7]。该墓为无券顶“十”字形砖坑墓，由甬道、两个侧室的前室以及后室三部分组成，且后室略高。该墓葬出土有罐、鼎等陶器；
有三足盘、鐎壶、小盘、勺、鼎、灯、博山炉和镜等铜器；
另还出土了银碗、金饼、金质指环、手镯和大量精美复杂的金质珠饰及玉握猪一对；
并有大量玛瑙、玉髓、琥珀、透明宝石和玻璃质珠饰。透明宝石珠饰共计34枚(No.9891，图1)，有呈透明无色、浅蓝色和黄色，有六棱柱形、圆形透镜状、短截尖双锥六棱形、截尖椭圆球形、不规则状、龟形、系领形和海螺形等形制。其中，两枚珠饰曾使用红外光谱仪判定为水晶和海蓝宝石[8]，并认为部分珠饰可能来自域外[9]。为进一步确定这批珠饰的材料属性，探讨其原材料来源及其古代贸易文化交流等问题，笔者及团队于2022年9月使用便携式拉曼光谱仪对该批串饰(图1)进行了现场科学测试与分析，所得数据梳理如表1所示。
图1 长沙五里牌M9出土宝石珠饰样品(No.9891)照片：(a)龟形和海螺形珠饰；
(b)圆形透镜状及不规则形珠饰；
(c)样品整体图Fig.1 Photographs of the bead ornaments(No.9891) excavated from Wulipai M9 Eastern Han tomb, Changsha:(a) turtle- and conch-shaped beads;(b)round lenticular and irregular shape beads; (c)overall perspective
表1 长沙五里牌M9东汉墓出土宝石珠饰(No.9891)统计与描述Table 1 Description of the bead ornaments (No.9891) excavated from Wulipai M9 Eastern Han tomb, Changsha
表1(续)
便携式拉曼光谱仪(Portable Raman Spectrometer)是一种高效便捷的分析仪器，通过典型拉曼震动峰对被测物进行鉴别，虽然其分辨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对馆藏文物，特别是宝石制品的原位、无损和快速识别方面具有突出优势。运用便携式拉曼光谱仪对合浦[10-11]、广州[6]和故宫博物院[12]等多家文博单位所藏宝石珠饰及制品的鉴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中检测的彩色宝石珠饰(No.9891)固定于湖南博物院内“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常设展线上，挪取检测不易，故需使用便携设备对其进行分析工作。
本次实验采用如海光电生产的EVA3000Plus型手持式拉曼光谱仪，光谱范围为200～3 100 cm-1，波长分辨率<10 cm-1，激发波长785±0.5 nm，线宽≤0.08 nm，工作电源电压/电流为5 V/2 A，积分时间3～5 s，最小工作距离7.5 mm。该设备体积小巧，能快速在大气环境下对非金属物质进行定性检测，无需进行预处理。样品的最小检测下限低，待测面积大于200 μm2即可测出完整的信号。该设备可以提前导入标准样品数据，直接对未知样进行甄别。
3.1 绿柱石族珠饰的拉曼光谱分析
绿柱石族珠饰的拉曼光谱结果见图2和表2，典型拉曼光谱见图2a。结果显示，该类宝石珠饰的拉曼光谱强峰位于685 cm-1和1 068 cm-1附近，主要特征峰位于(1)240～253 cm-1、(2)320～325 cm-1、(3)394～400 cm-1、(4)446～449 cm-1、(5)526～531 cm-1、(6)621～623 cm-1、(7)683～687 cm-1、(8)1 010～1 015 cm-1以及(9)1 063～1 070 cm-1范围内，与标准绿柱石(RRUFF∶R050065)的图谱较为吻合。其中，特征峰(2)、(3)、(6)的拉曼位移反映了Si—O键的对称环变形振动，特征峰(8)、(9)属于Si—O键的振动所致，特征峰(5)归因于v(Al—O)键的伸缩振动所致，而特征峰(7)为v(Be—O)键的伸缩振动所致。
表2 出土绿柱石族珠饰的主要拉曼位移以及标准绿柱石样品(RRUFF∶R050065)的拉曼位移Table 2 Main Raman shifts of the excavated beryl group beads, and the standard beryl RRUFF database
图2 绿柱石族珠饰9891-13(a)的拉曼光谱及其他珠饰的拉曼光谱(b)Fig.2 Raman spectra of beryl group bead No.9891-13 (a) and the other beryl beads (b)
3.2 显晶质石英珠饰的拉曼光谱分析
显晶质石英珠饰的拉曼光谱结果见表3和图3所示，典型拉曼图谱见图3a。结果显示，该类宝石珠饰的拉曼光谱强峰位于464cm-1附近，主要特征峰位于(1)205～210 cm-1、(2)261～263 cm-1、(3)354～356 cm-1、(4)400 cm-1、(5)464～467 cm-1、(6)800～812 cm-1、(7)1 084 cm-1及(8)1 155～1 163 cm-1范围，与标准石英(RRUFF∶R040031)的图谱较为吻合。其中，强峰(5)归因于O-Si-O键的弯曲振动所致，峰(1)、(2)、(3)、(7)和(8)等强度较低的拉曼位移分别归属于Si-O-Si键的摇摆和弯曲振动、O-Si-O键的弯曲和伸缩振动以及Si-O键的伸缩振动所致。
图3 显晶质石英珠饰9891-4的拉曼光谱(a)及其他珠饰的拉曼光谱(b)Fig.3 Raman spectra of macrocrystalline quartz bead No.9891-4 (a) and the other quartz beads (b)
表3 出土显晶质石英珠饰的主要拉曼位移以及标准石英样品(RRUFF∶R040031)的拉曼位移Table 3 Main Raman shifts of the excavated macrocrystalline quartz beads, and the standard quartz RRUFF database
4.1 长沙五里牌东汉墓出土宝石珠饰的材料性质
通过便携式拉曼光谱仪对部分珠饰样品的表征结果表明，这批珠饰由绿柱石族的海蓝宝石、透绿柱石以及石英族的黄水晶、透明水晶制作而成。绿柱石为铍铝硅酸盐矿物，因形成条件不同所含不同致色离子而呈现多种颜色，根据宝石命名方法：翠绿色者称祖母绿(Emerald)，浅蓝色者称海蓝宝石(Aquamarine)，金黄色者称金绿柱石(Heliodor)，无色透明者称透绿柱石(Goshenite)，粉红色者称摩根石(Morganite)。中外古代文化遗址中多见使用祖母绿、海蓝宝石、金绿柱石和透绿柱石制作的珠饰或镶嵌物(图4)。古代祖母绿制品主要见于埃及和地中海沿岸[13-14]，中国境内未有报道。海蓝宝石等制品多发现于西汉中晚期或之后的汉墓中，如海蓝宝石、透绿柱石和金绿柱石珠饰曾出土于广西合浦黄泥岗1号墓[10]，北插江盐堆1号墓，凸鬼岭汽齿厂17号墓，风门岭10号墓等[15]，广州汉墓M4013、M5001、M3028、2003GXBGM8、2010GXDM6及2014GHTM16等墓葬,为不规则形或六棱柱形的海蓝宝石珠饰[6]。此外，长沙谷山长沙王室墓M7出土的15件浅蓝色透明硬石质珠饰亦应为海蓝宝石[9]。从时间上来说，中国境内出土的绿柱石珠饰始见于西汉中晚期墓葬中，并多集中发现于新莽至东汉时期墓葬。而从地域分布来说，绿柱石珠饰明显集中于长江以南地区。
图4 中国岭南及东南亚、南亚地区遗址出土的海蓝宝石、黄水晶珠饰原料、半成品及成品：(a)合浦县环城乡黄泥岗M1出土海蓝宝石珠饰[5]；
(b)合浦县环城乡红岭头M3出土黄水晶珠饰[5]；
(c)库都马纳遗址发现的海蓝宝石珠饰半成品 (KDL 86.0636)[17]；
(d)塔克西拉B6遗址出土海蓝宝石珠饰[18]；
(e)印度东南部奥迪沙铁器时代遗址海蓝宝石珠饰半成品[19]；
(f)印度东南部奥迪沙Badmal Asurgarh遗址出土的海蓝宝石料块[20]；
(g)缅甸铁器时代遗址出土海蓝宝石珠饰[21]；
(h)中南半岛克拉地峡西侧出土海蓝宝石珠饰[5]；
(i)皮帕日瓦佛塔遗址内出土海蓝宝石珠饰[22]Fig.4 Raw material, semi-finished products and bead ornaments made of aquamarine and citrine excavated from South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a)aquamarine beads excavated from Huangnigang tomb M1 in Huanchenxiang, Hepu county; (b)citrine bead excavated from Hongtouling tomb M3 in Huanchengxiang, Hepu county; (c)semi-finished bead made of aquamarine, excavated from Kodumanal site (KDL 86.0636); (d)aquamarine bead from site B6, Taxila; (e)semi-finished bead made of aquamarine, excavated from Odisha; (f)raw material of aquamarine, excavated from Badmal Asurgarh site, Odisha; (g)aquamarine bead from Iron Age site, Myanmar; (h)aquamarine bead from ancient site in Kra isthmus; (i)aquamarine bead excavated from stupa in Piprahwa
显晶质石英即水晶是纯净的二氧化硅(SiO2)晶体，Fe、Al和Ti等杂质可使无色透明的水晶呈现多种颜色[16]，紫水晶(Amethyst)、黄水晶(Citrine)和绿水晶(Prasiolite)的呈色皆与Fe有关[23]。自然形成的黄水晶较为罕见[24]，通过控制温度加热紫水晶可将其改色而呈现鲜亮的金黄色[23，25]。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中出现小型水晶珠饰等[26]。水晶、玛瑙串饰曾一度流行于战国早期至战国中期的以山东地区齐故城为核心的区域[27]。随着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大量具有外来风格特征的水晶珠饰制品被发现出土于华南、华东和中原地区汉墓中，其中不乏六棱桶状黄水晶珠饰(图4b)[5]。
4.2 长沙出土宝石珠饰的来源探析
现代海蓝宝石、透绿柱石等宝石原料主要来自巴基斯坦斯瓦特河谷[28]、印度南部[29]、越南[30]、缅甸[31]以及中国新疆[32]、云南[33]、湖南[34]等地，但大部分产地并无古代开采利用的相关证据。根据古代文献记载，位于印度南部Valavaya山脉旁的古城Vidura，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已成为宝石开采和加工中心，有研究认为Beryl一词最初即源自该古城的名字[35]，故一般认为古代南亚和东亚地区的出土绿柱石制品的原料可能来源于印度南部地区。
自印度列国时代(Mahajanapada，约公元前600年-公元前300年)后，原产于印度德干高原南侧的绿柱石制品开始在南亚次大陆北方地区流行，并作为豪华饰品在佛陀时代受到追捧，在塔克西拉[18]，皮帕日瓦(Piprahwa)[22]等地，包括海蓝宝石等各类珠饰被置于舍利函内部瘗埋于窣堵坡中心，或存放在圣物匣中并置于塔内各处。印度南部库都马纳地区于铁器时代早期使用包括海蓝宝石在内的宝石材料制作各类珠饰[17]，印度西南部的帕图南遗址[36]、东南部的奥迪沙(Odisha)遗址[19-20]等地都有铁器时代中晚期珠饰生产制作遗存，并出土有包括海蓝宝石在内的珠饰成品、半成品及原料料块。随着铁器时代印度珠饰制造工匠、制造技术和宝石原材料的流动，中南半岛的克拉地峡地区于公元前4世纪后成为新的手工业生产基地[37]，海蓝宝石珠饰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多有出土，且风格形制、抛光工艺和打孔特征均与华南汉墓所出器物高度相似[21]。
虽然基于地球化学等理论，采用现代微区测试技术对该类古代宝玉石原料产地溯源进行研究逐渐受到重视[38],如红外光谱、电子探针[39]等手段可对不同产地绿柱石进行微区测试及定量分析，对于判别绿柱石产地和生成地质条件有指示意义；
通过古代绿柱石器物中氧同位素的表征分析认为，原产于奥地利Habachtal、埃及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河谷的绿柱石制曾沿古代贸易路线在环地中海地区和东亚地区之间流通[40];通过器物类型学的比较也可以为器物的来源提供重要的信息，且是考古学研究经常使用的方法[41-42]。
本文的研究发现，与本文测试样品9891-2和9891-22类似的龟形饰宝石材料也见于江苏盱眙东阳金马高速M30东汉墓(紫水晶)[43]，合浦环城乡红岭头M3(绿玉髓)[5],克拉地峡两侧的泰国三乔山、差那港(紫水晶等)[44]，缅甸[45]，印度南部，巴基斯坦塔克西拉Dharmarajika佛塔(石榴石质)[46]等地。这类龟形饰个体较小，外形立体饱满，雕刻简练抽象，穿孔一般位于龟身横腰处，器物类型学上的同源性明显，而与中国传统的龟形玉佩区别较大。类似样品9891-6的宝石材料系领状珠也曾出土于永州零陵区和尚岭[47]，多见于合浦汉墓如环城乡凸鬼岭康宝饲料厂M1、环城乡北插江第二麻纺厂M27、环城乡凸鬼岭汽齿厂M30B、环城乡五旗岭M3、合浦县机械厂M1、环城乡文昌塔生资仓M1、合浦县氮肥厂M1和合浦县风门岭麻纺厂M4等墓葬[5]。这种珠饰主要出土于印度铁器时代遗址[48]及泰国、越南[49]同时期墓葬，是一种典型的“舶来品”。而海螺形饰是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常见的“吉祥古珠”，具有一定宗教崇拜内涵，本文测定的9891-4为国内目前仅见的一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湖南博物院所藏出土于长沙五里牌M9的宝石串饰应为域外的舶来品。
4.3 长沙东汉墓出土宝石珠饰的意义
华南地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期墓葬随葬宝石珠饰现象突出，这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外文化密切交流的直接反映。湖南通过内陆水系和陆路廊道与南方沿海地区如合浦、徐闻和番禺等地直接沟通，是海上丝绸之路内陆廊道贸易转运和消费的重要节点。通过对包括各类宝石珠饰在内的文物遗产的识别、研究和分析，进一步明确了长江中游地区与东南亚、南亚等广袤的亚太地区相知相通、友好往来古已有之。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历史文化遗产框架中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古代文化、思想、技术和物质交流的实证。
在未来的研究中，对中国乃至东南亚地区出土绿柱石珠饰的精细地球化学指纹分析及矿料溯源工作将是亟需填补的空白。古代宝石改色加工工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古代人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水平[50-51]，对灰色玉髓加温改色为红玉髓的历史可追述至公元前2500年[52]，文化遗址中的黄水晶是否系由紫水晶加温改色而得值得进一步探究。结合考古类型学、墓葬族属、随葬器物功能性质等多角度分析，将深入了解宝石制品在古代日常生活、经济活动乃至文化内涵等方面的意义，将为深挖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活化利用古代文化遗产提供坚实的数据和理论基础。
出于文物保护的目的，本文的研究样品尚未使用其他手段进行更精细的科学测试，有关结论仍然需要后续工作进一步的探索和验证。
致谢：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董俊卿副研究员，刘松副研究员和袁仪梦女士在分析测试中提供宝贵协助，南京博物院左骏研究馆员提供部分资料，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胡敏怡女士制作图版，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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