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昱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掷地有声地指出：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10这一科学论断，为准确把握、理解和诠释中国发展的内在理论与世界意义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与方向。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即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2]20这一深刻的理论认识，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的逻辑联系，也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阐发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鲜明特色。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令世界瞩目，然而对于 “中国崛起” 的相关讨论，多注重具体经验的抽象诠释，且难以摆脱比较中不自觉的欧美标准与欧美理路。但若要精确把握中国迅速发展的内在理路，则需要有更精确的本土实践视角与文明宏观思维，从文明实践的角度去理解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在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保存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汲取其他文明优秀成果形成的 “人类文明新形态” ，不仅成为中国走向强国和复兴的扎实根基，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向符合自身发展特点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在 “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的中国近代社会中，不少仁人志士曾提出文明互鉴、文明融合、再造文明的思路。梁启超就曾在《欧游心影录》中期望 “是拿西洋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3]。而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文明的兴起、兴旺、延续，若无自觉的问题意识与自觉应对，也会逐渐形成及固化其文明内在的刻板思维。如王义桅指出，西方文明形成 “要么你和我一样，否则你就是反对我” 的思维理路，而其原因在于 “西方人将世界分成支离破碎的部分，而非整体思维观，并养成征服对立面的传统，对不能征服的则妖魔化之，并赋予这种征服以道德的涵义。”[4]所以 “人类文明新形态” 理论的提出，既是借鉴吸收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成果，又在此基础上发挥自身特色，为文明的进步发展提供新时代的动力。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形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目标明确的远景性、通盘考虑的规划性、文明型政党的组织性和注重实质的效能性等四重维度特质， “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5]深入剖析这四重特质的内在属性，不仅有助于理解 “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本质内涵，也可以更准确地把握 “中国智慧” 的哲学意义。
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是在逐步摆脱野蛮状态之下摸索和追求实现自身解放的过程。而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社会形态，都在不同时期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为促进人类的终极解放构建了生产力与意识形态的基础。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中，资本主义发挥了重要的生产力跃升与上层建筑设计实践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从生产成果来看， “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
而在意识形态上， “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
最终在文明形态上，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6]这种发展的趋势，曾一度使福山认为 “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由此构成‘历史的终结’。”[7]然而从资本主义的实践来看， “消费文明不能持续，因为生产资源的开发终会赶不上消耗” 而带来 “物质上的干枯” ，不断扩张的金融产品消费催促 “贪婪、亢奋和逞强的心理” ，从而 “导致市场的无常” ，因此梁鹤年指出 “物资干枯加上心理疯狂，就是人类沉迷资本主义的代价。”[8]
在唯利是图与利润取向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中，其文明目标是完成 “以钱赚钱” 的唯一目的，由此产生人被 “异化” 的根本问题——金钱成为社会关系的主宰、国家成为少数利益集团操纵利益分配的根本工具、人与社会失去对存在本质和持续发展的思考，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个人行为均着眼于短期的利益回报，形成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国家在目标取向和社会实践中的对抗与冲突。可以说，资本主义创造了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文明形态，却又在 “异化” 之下暴露了其文明形态的自私、短视、以冲突对抗谋取暴利的阶级本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文明新形态植根于充分运用人类进入市场经济时代、资本增殖与全球市场的社会条件与时代环境，广泛吸取和运用欧美文明发展经验，有效运用经济手段与金融工具发展实体企业，从而促进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发展。但这一文明新形态的 “新” ，则更为充分地体现在发展过程中的 “以人为本” 与可持续发展，将个体目标的实现置于国家、社会、民族的更广阔视野之中，从而突破了资本逻辑下的 “异化” 结果与政策短视，将文明的发展融入对更美好前景的追求，并具体化为可操作性、可实现的阶段性目标，实现生产力的持续进步与人的幸福本质追求相统一的根本宗旨。
法国著名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曾在考察完新兴的美国后感慨：
“在世界上，只有爱国主义或宗教能够使全体公民持久地奔向同一目标前进。”[9]但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的历程来看，资本逻辑下产生的人的异化、资本垄断与自由竞争之下而产生的社会分化、贫富差距、种族分裂与阶层对抗，反倒越发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生痼疾。换言之，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带来社会精神与共同价值的协调统一，而追求私利积累的欲望若不能超越基于 “求诸己” 的宗教本能，则难以实现在宏大目标下的个体与集体相统一，越是强调个体价值的成就，便越是淡化了公共利益的底色，最终产生私利驱动下对公利的侵蚀行为及各种为其行为合理化的辩护，进一步使 “异化” 从个体层面侵蚀进至公共领域。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始终重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重视激励个体在市场条件下 “各尽所能” 的价值赋现，又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家国情怀” ，有机实现个人价值与国家发展的协调统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10]。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过程中，完成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内在统一发展，既实现文明发展进步的经济飞跃，又突破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个人主义与集体利益之间的踌躇与矛盾，实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有效发展。
现代文明具有鲜明的国家特性，其建设发展根植于国家进步程度与治理水平。中国在自身文明复兴的发展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有效解决了欧美文明发展过程中因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对立、公共发展与个体私利的对立等而产生的长期目标模糊、中期规划缺失、短期实践拖沓的发展问题，实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间的快速赶超效果，也从文明交流共存的角度，为世界上那些希望保持自身独立地位又加快发展速度的国家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一段后人耳熟能详的论断：
“他引导劳动去生产能具有最大价值的产物，因为他追求的只是个人的所得，而在这一点上他就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总是被一支看不见的手牵引着去促进一个他全然无意追求的目的。” 尽管其对 “看不见的手” 所带来的社会效应相当乐观，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却产生了资本逻辑下的私利最大化取向与公共事业建设发展的矛盾，这种冲突在党派对立与选举政治的实践语境中加剧和恶化，以致公共服务要么走向私有化的结局、要么滞后于技术发展的步伐。要解决这样的矛盾，必须有效解决政府在发展中的建设性角色，主动有为地担当起长期发展的规划责任，有效部署规划落实的时间表和实践力量，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不断深化。
作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强化长期执政的公信力与民意基础，另一方面深化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科学规划与科学部署。以合理的中长期目标为共同努力方向，以科学的空间产业布局有效调整发展中的协调平衡，以 “撸起袖子加油干” “一年接着一年干” “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须有我” 的事业观激励全体人民，有机整合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体利益，实现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的整体利益观，既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又协调推进国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更在充分运用市场和资本工具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有效解决资本集中下的短视性、自私性及对公共政治的侵蚀性危害。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以专门的篇幅论述了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 ，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2]18，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上分两步走，分别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界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种基于自身国情、实事求是的发展规划，充分体现了中国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有效规避和摆脱自由市场经济的无序性和欧美选举体制下的短视性，以长远合理的部署规划，有序引导国家进步和文明复兴。
文明既以国家为构建基础，又以超越国家的地域性而存在，在文明发展与文明交融之间需要有超越的视野，才能把握在变动的世势中进步的节奏。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广东时强调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11]，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对外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融合的程度也在不断深化。面对 “两个大局” 的时代挑战，中国在文明建设发展过程中自觉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以科学周全的长期规划引领国家社会的发展，以国家民族的共同价值引领社会建设力量的一致目标，以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推进与世界各国创造长期和平稳定发展环境的努力，成为中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内、国际双重意义，为其他国家摆脱资本逻辑的发展困境提供了新的建设成果与发展形态。
创造 “人类文明新形态” 最核心的力量，是领导文明新形态建设的，具有文明自觉性与文明发展担当的新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自觉担负起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时代责任，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定位与建设中，突破了传统政党代表特定阶级的局限性，创造、摸索并充实了 “文明型政党” 的内涵。
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来看， “文明型政党” 是指自觉传承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特质，自觉借鉴吸收世界文明优秀成果，自觉融合文明成就推进政党体制建设改革，自觉规范党员运用文明成果提升整体知行素质，自觉维护和推进本国及世界文明进步发展事业，具有时代意义与示范意义的新型政党。其 “文明型政党” 的特质，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政党定位：凸显人民性是 “文明型政党” 的最鲜明特色，明确强调以传承优秀文明、促进国家发展、提升人民幸福感，是 “文明型政党” 的根本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4，从建党之日起， “不负人民” 这一精神就深刻烙印在中国共产党的鲜红旗帜上。对 “人民性” 的重视与坚持，使得中国共产党摆脱传统阶级政党的桎梏，始终坚持 “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1]9的鲜明特点，并将这一坚持贯穿于自领导民族独立解放到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始终，成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重要政党建设成果，书写了 “文明型政党” 的新实践与新理论。
2.政党使命：
“文明型政党” 以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为政党建设的核心，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创造现实幸福社会、维护世界和平道路、促进人类文明共存作为天然使命。在具体的政党主张中， “文明型政党” 坚持以 “人的解放” 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根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作为内核，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底蕴，主张在融合贯通的体系中推动人民利益的根本落实，同时以广袤的世界视野与文明胸襟，不断促进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间的沟通交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发展，践行 “文明型政党” 的世界使命与文明意义。
3.政党建设：
“文明型政党” 的建设，围绕推动中华 “大一统” 政治传统的现代性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时代性深化，体现 “传承文明、树立核心、思想先进、落实有力、民主集中、高效为民” 的政党建设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 重视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约束、自我革新，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的重要经验，而在新时代的政党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不仅从国内发展的角度完善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的制度体系，也从世界政党建设发展的文明进步角度，推进对政党政治的深化认识，以 “文明型政党” 行之有效的经验，推进政党互动、交流合作、互鉴共进。
4.政党话语：
“文明型政党” 以 “文明” 为话语主题方向，倡导世界不同文明相互尊重、真诚合作、互存共进、美美与共的政治理念与政治主张，以更主动、更有效的方式，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故事。文明之间不是 “挑战—回应” 式的 “修昔底德陷阱” ，不是以发展程度决定的地位高下与态度优劣，不是以种族习俗的差异决定孰好孰坏的 “二元分化” 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过程中深度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构筑自身 “文明型政党” 的话语体系，努力践行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的追求与使命。
“文明型政党” 最显著的标志，是在人民立场下的组织高效性与实践有效性。有别于欧美政党在公共事务中基于各自阶级利益产生的无休止的争吵、扯皮、对抗甚至分裂，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的人民立场，始终强调实事求是与守正创新作为执政党应对各种已知和未知挑战的重要思想路线，始终强调党员民主与党的纪律的逻辑统一，始终强调高效组织与有效政策作为衡量 “有为政党” 的重要标准。通过打造执政党与参政党真诚合作、同商共进的政治体系，不断提升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 “四梁八柱” ，不断推进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在 “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建设中呈现政治文明的新面貌与新气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产生的 “人类文明新形态” 是否有效促进生产力发展、是否有效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否有效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否有效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调共进，主要从其实践效能的层面去观察和判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评价改革成效上要坚持群众立场，关键要看办成了多少事，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群众到底认不认可、满不满意。”[13]简而言之，要将 “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新取向、新理论、新实践，最终牢牢落实在人民立场上。
从欧美文明发展的历史来看，其文明奉行的资本市场逻辑是 “弱肉强食” 的丛林法则，所以不可能以文明平等作为主导、更不可能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为导向：对内以垄断资本的核心利益为主体，巩固资本集团的经济回报与政治地位；
对外在世界市场的体系中，以所谓 “普世人权” 作为干预世界和各国事务的借口，最大限度地掌握实体资源与金融工具，才能有效服务于其内部的经济逻辑。
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出了一条 “运用资本而不屈从于资本，自由贸易但不放纵贸易，重视利益却不垄断利益，和平崛起且共同发展” 的中国式经济成就，并由经济基础的不断完善发展，推动国内政治的逐步完善和文明的不断兼容并蓄、与时俱进。这一实践有效地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 “政治担当、大同追求、文明传承” 及中国近代革命文化中的 “共同利益、不惧牺牲、功在千秋” 的革命精神相融合，形成了 “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人民立场与区别于欧美文明的独特特征，也构筑了 “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最大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从本质上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展的 “人类文明新形态” ，就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文明新形态，亦即生产资料为人民所有、执政党是以服务人民为宗旨的 “文明型政党” 、强调人民整体利益与长期规划的建设发展思路、以及以人民最终获利多寡为文明判断标准的结果取向。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人民群众也是历史发展成果的第一享用者，切实把文明建设的核心落脚在人民身上，是中国发展的 “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最核心观点，也是有效回应和修正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相关弊病的最有力武器。
中国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既结合自身特点吸取人类文明发展的有效成果，又不断结合自身实践成果对人类文明发展形态进行丰富与推进。目标明确的远景性、通盘考虑的规划性、文明型政党的组织性和注重实质的效能性的这四重维度特质，不仅在政治实践中有效实现个体追求与整体利益的统一、市场逻辑与整体幸福的统一、政党政治与人民立场的统一、民族本位与文明交流的统一，也为世界广大国家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进一步拓展发展思路和探求适合自身的发展方法提供了重要的路径与经验，更为世界文明间的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互相学习、互相融合发展指明了重要的实践和合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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