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雨涛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宝山 200444）
《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不但在历史学方面有着深远影响，同时也作为珍贵的语言材料，较为真实地反映了西汉中期的语言面貌，我们可以通过当下的语言学原理对《史记》中的语言问题做出很好的讨论。近如辛德勇先生的《史记新本校勘》，对2013年出版的中华书局《史记》新点校本作出大量校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然《校勘》中仍存在一些还值得审视的问题，我们择取其中的两则称谓问题，并试图用相关的语言学理论再次对其进行分析，以期对《史记》校订的完善，以及加深《史记》中某些语言现象的认识作出一点努力。
《史记·周本纪》：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遵修其绪，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1]135。
该段所存的疑点在于“我先王”这一组合。《册府元龟》以及宋代公序本的《国语》等版本典籍中所载的都是“昔我先世后稷”，辛德勇（2017）因此推论《史记》原文中的“我先王”的“王”应当是衍文[2]92‐95。
从文献中的事实出发，这里的“王”不是衍文，“我先王”即为正确的原文写法。理由如下。
首先，如“我先王”的语例在当时文献中即为常例，从先秦文献中即为常语。相反，我们没有在典籍中找到“我先”的有关用例。如：
进一步考察后发现，当时语言中后辈称呼自己已故的祖先或先辈，基本上都要在“先”字后加上一个敬语称谓，形成“我先＋X”的格式。“X”的内容一般表示生前的地位或者担任的职务，除了上文的“我先王”外，“我先君”也使用较为频繁，如：
此外还有大量的“我先大夫”“我先后”“我先公”“我先人”等语例，都是附缀上相应的敬称以表示对先人的尊重，形成“我先＋N敬称＋（NP人名）”格式的结构。如：
在少数情况下“先”字后直接跟上先人的名号或者谥号，抑或是先人的来处，我们在《史记》中一共发现3例：
不惟是“我”，当替换成与之近义的“吾”时，其分布情况和“我先”是一致的。文献中我们没有找到“吾先”的用例，而“吾先”后加上各种敬语称谓，同样形成“吾先＋X”的格式，如：
（17）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史记·齐太公世家》）[6]1329
综合上面几种情况，无论“先”字后所带的是敬称称谓，还是名讳、谥号等形式，称呼自己的先辈时总要带上相关内容。当“先”字后所带的是敬称类或职务类的名词时，言说者除了表达对先人的尊崇外，还有对自身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而出现直接的名讳、谥号、由来的名词时，更多的是加强对所指先人的明确度，提高听话人对说话人内容的识别度。从语境中看，上文中“我先＋X”或“吾先＋X”的用例大都出现在发言和对话的情形中，如（17）～（19）句，其主观性就较为强烈，说话人的主观情感也更突出。
董秀芳（2016）就已指出，上古汉语中出现的“我＋名词”构成的名词短语，这种短语的功能不是表领属，而是表示指示，“我”是一个独立的指示词[7]。既然整个结构的作用就是提高所指的识别性，而单独用“先”这样的类称反而模糊了所指内容，这和本身的名词结构功能是相悖的。总之“先”后的各式名称内容都有自身的语用功能所在，而单独的“我先”则会丧失这些功能。
其次，在文献中我们还考察了另一种“先”的分布情况。当在陈述句中客观说某一人的先祖或先人时，往往写作“其先”。上文中已经提及，“我先”的“我”并非代词，而是一种指示词；
同样“其先”的“其”承载的功能也是指示词，两者正好可以类比。
以《史记》文本为例，其中有单独的“其先”的文例，其后并不带上其他的语言成分。如：
（20）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非以之有德，泽流后世邪？（《史记·三代世表》）[6]450
上文的这些句子，仅单独出现“其先”，并没有提供关于“先”的其他信息。这是因为这些句子中的“其先”并不是句子意义表达的焦点信息，而仅是作为背景信息存在。比如第（20）句中点明的是蜀王所处的地利之好，第（22）句说的是巴寡妇清的财富之巨，先祖在其语境中只起到一种背景介绍的衬托作用，是对人物现况的源流追溯，同样（21）句和（23）句也是类似的情况。
再如有的“其先”后带上相应的名词称谓，形成一种与上文“我先”相似的“其先＋NP”类格式的同位结构，如：
（25）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高祖本纪》）[6]281
如上文的（24）句，这里描述郑庄的先人时，就并不简单的作为背景信息存在，其不但是对郑庄的溯源，更是要突出郑庄先人的过往经历，是话语表达的重点信息，因此这里的“其先”后带上了“郑君”这一敬词称谓，其语用功能也透露出作者对郑氏先人的敬重；
同理（25）句亦是如此，为了指明汉高祖刘邦出生的传奇性，其母亲先人必须予以表示出来。
更进一步看，还有一类“其先”的组合运用在判断句中，或是点明人物先人的姓名，或是点明人物来源的家族，如：
（26）田叔者，赵陉城人也。其先，齐田氏苗裔也。（《田叔列传》）[6]2727
（27）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李将军列传》）[6]2831
（28）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东越列传》）[6]2985
（29）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匈奴列传》）[6]2847
如（26）（28）（29）句，“其先”的功能都是意在说明所述人物的氏族来源，（29）句则直接表示先人的姓名，整个句子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判断句，不过是在其中间插入一句谓语分句。与上文两种情况相比，这里的“其先”显然焦点意味更加突出，其所含的信息重要程度更深。“我先”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如上文的第（14）（16）（19）句，都是以判断句的形式表达人物的身世信息。相较于其他形式，这种句子形式承载的语义容量会更大。从汉语常规的话语信息规则来看，在前的部分指代的是旧信息，在后部分是新信息，也往往是语义表达的重点，在篇章语言学有关名词成分与认知状态的理论中，认为如果受话人/读者能够将一个指称形式的所指对象与其他内容区别开来，则说话人/作者就会采用最简易的形式。反之，就会采取较为复杂的结构形式。其由简到繁的等级可以描述为：
零形式＞代词＞光杆名词＞代词/指示词＋名词＞
限制性定语＋名词＞描写性定语＋名词＞关系从句[8]
前文所提及的“其先”分布情况，则大致符合这类等级关系。（20）～（23）句中“其先”并不是作为句子的焦点信息，因此只是单个的组合“其＋先”出现，即“代词＋名词”的结构，形式较为简单；
（24）～（25）句则较之信息程度加深，作者想要表达出一定的所指内容，因此在“其先”后加上相应的名词称谓，构成了“其＋先＋NP”的格式，即一种“限制性定语＋名词”的组合方式；
（26）～（29）句则更进一步，其语义信息承载量进一步加大，因此“其先”的功能就涵盖了整个句子，总体上构成判断句的形式。随着话语信息的不断加大，其所呈现的形式也势必趋于复杂，正好构成一条从简到繁的等级链。
本质上看“其先”的分布状态和“我先”是一致的，其背后的驱动原因就是话语信息承载的多寡和语用交际的需要。依照语言的适量性原则，人们在称呼祖先时完全可以以“我先”或“吾先”概之，但文献中存在大量“我先王”“我先公”这类“我先＋X”的格式，便是基于语用上传达敬意或明确指代对象的需要。同样，当“其先”所处的语境不同，如果其变为句中的焦点，承担的语用信息越来越大，其外在的表现形式也随之复杂，实际就是突出信息，增强指代新的语言手段。
《史记·秦始皇本纪》：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1]293‐294。
这段文献中值得关注的是“相国昌平君”这一读法，在中华书局1982年的旧点校本和2013年的新点校本都是将“相国”与“昌平君”连文在一起。我们查阅其他的文献，相当多的学者都持这一看法。如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9]，现代学人马非百的著书[10]，田凤岭等人的论文[11]，包括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的记述[12]，无一不认为当时的相国即是昌平君。看似“相国昌平君”的读法和释义没有疑问。
但近来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相国”应该和后文的“昌平君”断开，“相国”应该与“昌平君”“昌文君”并列，是三位不同的人物。早时李开元（2013）在《秦谜：秦始皇的秘密》就做过考述，认为先秦时相国拥有独尊且唯一的地位，不可能存在多人。而对于昌平君其人，是随后吕不韦罢相，昌平君才接替成为秦国新的丞相[13]。此外，辛德勇（2017）也认为，这里的“相国”并非指“昌平君”，而是当时尚未罢相的吕不韦[2]323‐329。辛先生认为秦汉时期的“相国”地位十分尊贵，历史上的“昌平君”很可能是楚国在秦国的质子，是不可能担任秦国的相国。
对比以上的两种观点，我们认同后者的观点。“相国”后确实应该和“昌平君”断开，“相国”并非指昌平君，而是当时尚未罢位的吕不韦。在秦汉时期“相国”的地位要比丞相一职更为尊贵，一个国家或王朝不可能会同时存在两个相国。文献中如：
（30）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史记·吕不韦列传》）[6]2425
这里对吕不韦的记述，吕不韦在嬴异人登上秦国王位后就已经封为丞相了，而又在嬴政登位再次升阶成为了相国，可见相国和丞相是两个概念，并不能混为一谈。关于“相国”和“丞相”两者的比较，辛氏在文中已例举大量的考证资料，不再赘述。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该句所使用的文例。如果将“相国”与“昌平君”断开则难以得到文例上的支持。因为旧句读中“相国昌平君”这样的“NP职位＋NP人名/称号”格式在文献中是通例，十分常见，这也是为何主流句读都把“相国”和“昌平君”连读的一个主要原因。如：
在《战国策》中多有“相＋NP君”的语例：“又遗其后书曰：‘夫赵、魏,敌战之国也。’”（《赵策四》）“秦召，信安君不欲往。”（《魏策二》）相反，像“相国、昌平君、昌文君”这类官职名与人称号并列的句例却非常罕见。本文旨在解决这个矛盾，为何这里能与主流文例相悖，应该写作“相国、昌平君、昌文君”。
我们在文献中可以看到，如果发生“相国”之位的更代或是指代他国之相，都需要在其后附上相关的人名：
当然处在特定的语境中，如果是前面已经出现相应的人名，或者双方语境中已经知道所指的对象是谁，则该处的“相国”就可以单独存在，在对话中“相国”往往就可以不需要带上什么人名称谓：
（36）于是黄歇乃说应侯曰：“相国诚善楚太子乎？”应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归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若不归，则咸阳一布衣耳；
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与国而绝万乘之和，非计也。原相国孰虑之。”（《春申君列传》）[6]2305
这里的“相国”显然就是指前文已经出现的“应侯”，这是交流双方共同拥有的认识前提。再说某一特定的篇章中，如《萧相国世家》，文中大量地单独使用“相国”一次，都是指代萧何一个人，也不妨碍语言的交流。
从语义特征来看，上文中的“昌平君”“信安君”等一类称号，和“相国”“相”一类官职，虽然同是指代人，但在语义性质上还是存在差异。前者的称号实质上是定指或是特指，其指代的对象基本上是唯一的，因此指别度高，语义指向是明确的；
而后者的官职名，本质上是泛指，尤其是可多人担任的官职，除非在特定的语境下，否则语义指向是不明确的，指别度低。因此在一般的语言环境中，出现这类官职类的情况时就往往要带上相应人名或者称号，以明确其指代对象，提高指别程度，否则就会导致语义的模糊而影响信息交流。这就是为何文献中普遍存在“NP职位＋NP人名/称号”的格式，“相国”后往往都要带上相应定指称谓。
同时在文献中还存在一类句子，这些句子中的“相国”是没有带上相关的人名或称号的，这里的“相国”单独出现有其一定的语境要求，如：
（40）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绐信曰：“虽疾，强入贺。”（《淮阴侯列传》）[6]2556
上述例子中，（37）句中前文已经出现了“相国公仲连”，提示了“相国”其人是“公仲连”，由于下文两处出现的“相国”都是同指“公仲连”，因此人名也就无需出现，单独写作“相国”也不会混淆所指；
同样（38）句中前文提示“相国穰侯”，后文再提及“穰侯”时，单独出现其职务“相国”亦可完成指代功能。往后的（39）～（41）句都是相同的情况。尤其是第（39）句，“相国吕不韦”已经在前文中出现，后文的“相国”依旧指的是吕不韦，对照本文《秦始皇本纪》所讨论语句的时间线，（39）句描述的内容发生在诛灭嫪毐之后，在指明了“相国”是“吕不韦”之后，就可以单独用“相国”指代“吕不韦”。
这些句子都是基于语境铺垫后才有的特殊文例，因为前文已经提示了“相国”的所指对象，在语言适量性原则的驱动下，如果下文还提及同一个人，则就以“相国”单独指代人物，即使官职名在常规情况下承担的是泛指的功能，在此类语境下就可以达到定指的效果。本文的“相国、昌平君、昌文君”正是基于该原理，前文已经有过信息的铺陈，因此在后文的描述中就不必要带上相应的人名，直接以“相国”称呼，与例句（37）～（41）一致：
根据《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嬴政继位的时候，吕不韦已尊奉为相国，因此（42）句中“吕不韦为相”指的就是相国。
如果脱离了这种语境前提，《史记》中在有关“吕不韦”的记述中，强调吕不韦相国身份时往往需要在其后附加上“吕不韦”这一所指内容。如：“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诛之，尽入其国。”（《史记·秦本纪》）“幽王三年，秦、魏伐楚。卒。”（《楚世家》）“甘罗者，甘茂孙也。茂既死后，甘罗年十二，事。”（《樗里子甘茂列传》）“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舍人。”（《李斯列传》）可见，单独用“相国”类的职务名指代具体人物是特殊语用环境下的现象，与主流的常规用例并不矛盾。
因此，“相国”在本文的语境下可以允许和“昌平君、昌文君”并列，指代的是前文语境中可以推断出的“吕不韦”而不是传统观点认为的“昌平君”。
语言的适量性原则是人们在交际过程中所遵从的重要准则，这尤其表现在称谓结构里，为了保证语言信息的充分和准确，都会相应地增加某些指称信息或省去冗余成分。本文讨论的两则称谓问题都贯穿着这一原则。秦汉时期人们称呼自己的远祖先辈时，基于对先祖的尊崇或者明确先辈的背景信息，不惟单称“我先”，而是在“我先”后附缀各类信息成分，以满足特定的语用需求；
文献中在称谓“相国”或“丞相”这一职位时，一般都使用“NP职位＋NP人名/称号”的格式，因为官职名为泛指功能，具体语境中需要加上相关的人名才能明确其所指。但如果前文语境已经出现“相国”的具体其人，则后文单用“相国”回指也可以成立，并不影响信息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