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意蕴、时代价值和现实前提

时间:2023-06-17 08:15:03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贾 磊

(国防大学 国家安全学院,北京 10009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中高度重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大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努力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新时代探究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在意蕴、把握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明确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前提,对于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着眼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而提出的全新命题。深刻理解把握这一命题的理论意蕴、哲学意蕴以及现实意蕴是研究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

(一)理论意蕴:马克思主义精神生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提出了人的精神生活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的精神生产及精神生活都要受到物质生产的制约,即“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2]524,“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2]533。人进行生活以及创造历史的根本前提就是衣食住等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因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591。马克思恩格斯区分了人和动物的生命活动,认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162,而人正是利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来对自然、社会和人本身进行改造,在实践活动中超越了自身的生物本能需要建构了一个精神世界,不断丰富着人自身的生活。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了人的精神生活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够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当社会政治、法律、哲学、道德等意识形态以及与这些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的总和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时,就能够为促进经济基础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反之,则会对经济基础的发展产生阻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个人只有在自由时间的创造状态中,才能实现自身的精神自由,人们在实现生产力高度发达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后,就能够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来选择、追求和创造精神生活,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时代并没有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问题进行具体阐述。

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历来重视人的精神生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注重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办了各式农民学校以提高农民的政治文化水平,并对当时的农民群体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激发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3]1516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仅致力于发展现代工业、现代农业,还致力于发展现代科学文化,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水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精神文明建设,他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4]367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通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来抵御、解决社会道德失范、不良思想侵蚀等问题。胡锦涛同志同样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5]163-16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指出:“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6]14,“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7]15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全面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制定文化强国战略,并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命题。新时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生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提出的全新课题。

(二)哲学意蕴:人对生活世界各类矛盾的把握和超越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直接奠基于人的生活世界,是对人的生活矛盾的超越。现实的人总是致力于超越人的现实,并在超越人与世界、个体与社会、有限与无限等种种矛盾中来实现精神生活的“富裕”。首先是人与世界的矛盾。人的实践活动决定了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的矛盾关系,人既要按照“物的尺度”开展实践活动,同时又要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世界,既要“合规律”,又要“合目的”。这就意味着人要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一方面将个人非现实性的世界图景转变为现实存在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将当下存在的现实生活世界改造为满足自身需求的非现实性的世界,从而能够使自身的“生存”状态变为理想中的“生活”状态,这就是人与世界的矛盾。其次是个体与社会的矛盾。个体进入社会后,必然会在社会中获得一定的位置,从而得到他者对自身的评价。个体越是融入社会,就越是能够从社会或者他者的角度来定义自身的价值,然而个体也就越会丧失掉自身的独立性,丧失了在没有对象物、没有他者时对于自我的认识。人在发展过程中,既要面临个体的不断独立化又要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而社会既规范个体的行为又促进人的解放,这就是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再次是终极关怀与现实生存的矛盾。“终极关怀指向人的生命的根本与最高观照,它是人的精神生命的最高表现形式和源动力。”[8]人在生活当中,总是努力追求将人的终极关怀转变为理想的现实。在漫长的历史中,任何一个生命个体都是短暂的有限的存在,而生命试图在短暂的实践中追寻对于死亡的超越,从而实现存在的价值和永恒的意义,这就是人的终极关怀与现实生存的矛盾。最后,人在生活世界中还要面临感性与理性、现实与理想等诸多矛盾。

人们在形容精神生活的状态时常常使用“贫穷”或“富裕”这两个词语。所谓“贫穷”,是指人对于精神生活中种种矛盾的把握仍然处在“抽象的同一性”状态,而一旦人对这些矛盾的把握上升为“具体的同一性”,精神生活就会变得“富裕”。黑格尔曾经说过,“宗教真理”对于老人和不谙世事的小孩来说有不一样的含义,两者对“宗教真理”的把握就是“名称”和“概念”的差别。[9]446所谓“名称”就是对小孩来说,这些“宗教真理”并不包括“全部生活和整个世界”;
而对老人来说,“宗教真理”是包含着他们“全部生活和整个世界”的“概念”。如果对于精神生活中诸矛盾的把握仅停留在“名称”的理解上,而没有思考这些矛盾的规定性,没有掌握“名称”背后的“概念”,那么精神家园必然是“贫穷”的。此外,在对这些矛盾的把握上,人又容易以某种片面的规定性来代替整体。比如,在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如果将个体和社会割裂开来,就会造成不同的极端主义;
如果以社会来压抑否定个体,那么人的精神世界就会遭受本质主义的扭曲;
如果以个体的独立性来排斥社会的规范性,那么人就会承受存在主义的焦虑。个体的独立性是建立在社会的规范性基础上的,个体的自我意识总是某种社会自我意识的展开,而社会的规范性又往往以个体的独立性为前提,这样才能够形成不同的精神个体,并形成具有规范性的普遍社会自我意识。因此,要想人的精神生活实现“富裕”,对于精神生活中的矛盾的把握就要由“名称”式把握上升到“概念”层面的把握,要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从而达到“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的理性具体。

(三)现实意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和维度

人的社会生活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基本维度,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生产往往不是同步进行的,人类社会历史上多次出现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发展不平衡的客观现象。从历史来看,人为了自身的存在发展首先就要推动物质生产进步,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人民群众在解决物质性的生存需求后就会产生更为丰富的精神生活需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10]154物质生活的富裕更多是看得见的财富,比如金钱、房产等,而精神生活的富裕则更多是隐性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是道德价值层面的富裕。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初心使命,带领全体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时代应答”[11]。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并提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构成,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12]。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物质财富极为充足、精神世界极为丰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同富裕。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精神生活富裕与物质生活富裕保持动态同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离不开对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同步追求。物质生活决定了人的精神生活,当物质生活比较贫困时,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满足物质需求,此时精神生活需求就会受到暂时的抑制。当物质生活比较富足时,人就会降低自身的物质欲望而转向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并以精神上的富裕来为物质上的富裕提供价值引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只有坚持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生活富裕的统一,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第二,精神生活本身更为丰富。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铸就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上甘岭精神、雷锋精神、抗震救灾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疫精神以及引进吸收的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等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思想资源和内容体系。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持续推进,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第三,社会成员能够形成价值认知共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一矛盾,既要大力推动物质财富的创造生产,也要在全社会建立共同的价值追求和思想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全社会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并能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观。”[13]106价值认知共识能够超越地区、行业、收入、阶层等的差异,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思想和行为认同,离开了价值认知共识,社会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精神纽带。

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面向个体、面向民族、面向世界的重要时代价值,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能够有效解决当代中国人面临的精神生活困境,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同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也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创造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个体维度:丰富个体精神生活,解决当代精神生活困境

精神生活是为了满足个体的精神需要在精神层面开展的活动。在过去的一个时期内,人们的精神生活“缺少一种已然成熟的定型的完备的精神形态,一种足以掌握并协调日益巨大的物质力量并使之获得自由表现的精神形态”[14]。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随着人的实践能力的发展,特别是技术的飞跃,过去自然对于人的神秘感越来越少,人更多地从功利主义视角出发,把自然视为异己的客体加以征服改造,“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狭隘化为单一的、功利性的占有关系,结果人的精神生活被活生生地囚禁于一个‘利’字、压缩为一个‘欲’字”[15]。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传统社会很多人将自己的存在视为某种宇宙秩序或者世俗社会血缘、地缘共同体的一部分,并从中获得自己存在的意义。然而今天,人们生活中的存在与这样的秩序或者共同体联系越来越不紧密,在精神生活中疏离了过去的“神圣世界”,越来越活成原子式的个人。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中,人和自我的关系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身”和“心”的关系,包括人对于自我的确证、对自我意义的肯定。当人成为欲望的奴隶,一旦欲望无法被满足就会感到痛苦,而欲望得到实现后又常常感到精神上的贫穷。同时,现代技术让人的发展出现新的片面性,压抑了自我的实现。作为由人类个体组成的社会,其发展有了明确的目的,但是谁也说不清这种目的来自谁的意志,人失去了自己的个体性。

人与自然、社会、自我相疏离,导致了在精神生活中感到失落和焦虑,只有解决个体面临的精神危机,人们才能够实现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个性”。首先,推动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能够让个体在精神实践活动中形成正确的行为方式、思维观念、心理习惯、道德标准等,每个人的精神生活都会获得个性化的价值尺度,并在自由意识的引领下从事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让个体能够对自我进行更好的确证。其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能够深化个体对自然、社会的认知,让个体在社会中处理好与他人、自然和社会的关系,特别是能够协调解决个体发展与社会需要、自然生态之间的矛盾。让个体在正确的价值取向下,按照某种态度在世,丰富社会交往,在自身的价值诉求中回应社会期待,真正成为社会性存在。再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能够让个体主动追求超越性的存在,以“应然”超越“实然”,以“无限”超越“有限”,以“生活”超越“生存”,最终获得终极关怀和价值归属。最后,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能够让人们在自由自觉的实践中,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作出一般性规定,重构主体现实生活的意义感、对社会制度的认同感、对人类情感的亲近感,在不同精神生活场域构建能够赋予人的现实生活意义的精神文化系统。

(二)民族维度: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在精神生活领域从未停止对于宇宙人生的思考,一直为民族的生存发展寻求出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进入世界近代历史,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被西方帝国主义破坏,无法依靠内在机制来孕育新的文化形态。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决定了中华传统文化转型不可能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自我发展过程,而是要依靠外来的先进文化来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面临着尴尬的困境:中国要想寻求救国的道路就不得不学习甚至直接移植西方的文化,而西学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华传统文化直接对立。“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思想主张的提出表明了西方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冲击,此时中国人在精神上是被动的、屈辱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也让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百年来民族工作的经验,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命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16]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统一的思想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就不能步调一致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能够焕发中华民族的深层力量,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找到精神归宿、塑造集体记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提供强大凝聚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能够为中华民族成员提供强大的归属感,在各民族间建立起牢固的价值取向,进而产生出和谐的社会秩序以及巨大的生产力。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迫切需要通过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凝聚民心,提振信心,鼓舞士气。当前中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能够抵御西方错误思潮的侵蚀,为中国人民提供强有力的价值支撑和精神归宿。同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形成,新时代提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三)世界维度: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展示人类文明新形态精神图景

理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世界意义,要将其置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框架下。人类文明形态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其中包括了人的精神生活,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更替也是人类精神生活不断迈向更高阶段的过程,因而精神生活的富裕程度是衡量一种文明形态的重要尺度。在资本主义文明阶段,资本的逻辑让人陷入对物的片面追求,出现金钱政治、商品过剩、贫富分化、生态破坏以及精神物化等不平衡的文明发展状态。在资本主义文明中,社会财富的生产者和享有者并不是同一的,社会发展总是表现出一些人的财富积累是以另一群体的财富限制为前提的对抗性特点。特别是随着现代化进程出现的世俗化、消费社会出现的符号价值逻辑、文化工业与技术理性瓦解了人的主体性和超越性,资本主义文明让人的精神生活呈现出物化、异化的特点。共产主义社会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就在于让人的社会关系从物的依赖关系过渡到自由个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7]13-14中国在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过程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倡导的价值理念是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扬弃资本逻辑,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与资本主义文明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内涵,能够解决人的精神物化困境,让每个个体都能够获得全方位的精神文化产品供给,这也是人类文明跃升至更高阶段的重要表征。从现实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价值领航与精神独立,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能够让全体人民在价值理念和行为取向上实现全新的超越,并将自身精神理念转化为推动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各领域全面发展的强大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18]323在全球舞台上,如果中华民族不能在精神上保持自由自觉,那么就不可能按照自身的意愿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就不可能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意味着中华文明在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中,能够获得其他国家对中国文明崛起的认同。推动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意味着中国发展进入更高的价值引领和精神导向层次,不仅要为国内民众创造精神内涵丰富的美好生活,还要为建立更美好的世界提供精神动力,有力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9]3进入新时代,中国人的生存处境、交往方式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现实前提。

(一)必要条件——人真正成为目的

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推动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首先就是要把人视为“内在的目的”,而不是为实现“外在目标”将人作为“物”一般的工具或手段。康德认为,有理性的东西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将自己以及他人看作是目的本身,而不能仅仅视为工具。[20]70因此人作为价值主体,应当是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不应成为任何意志的手段工具。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批判继承了康德关于人是目的的哲学命题。在马克思看来,“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0]56,“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10]147。马克思认为人摆脱了“物”的存在方式,能够从事“自由”和“自觉”的生命活动,“自由”和“自觉”表明人的生命活动具有目的性,同时也确证了人的主体性。在实践活动中,人不是作为外部力量规定的某种客体,而是自身存在和生命活动的主体,因而人也就具有了超越于物的更高价值追求。从当下中国社会来看,有些人逐渐丧失了自身的主体地位,不再将自我的发展作为目的,而是将自我作为追逐金钱、权力等外在物的工具和手段。面临现代社会的精神困境,人们必须意识到自身的生存状态,领悟到人是目的,在这个前提下,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才得以可能。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将人的全面发展贯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人真正成为国家建设发展的目的,这就意味着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追求能够实现对“物”的超越,转向追求崇高的生命存在意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由此成为现实。

(二)物质基础——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

当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时,那么人的精神生活必然在不同程度上要让步于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得和占有,也就是说,人的精神生活不能脱离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活基础之上,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只有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保障人的生命活动需求后,精神活动才能从生产活动中逐步脱离出来,并进一步多元化发展为科学、哲学、道德等不同精神活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并不是让人完全放弃物质利益的满足去过纯粹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是人存在的基础,精神生活的超越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丰富的物质基础也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条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的物质生活就会获得除生存需要以外的全新意义,即发展和满足人的不同精神生活需求。当代中国的发展,既鼓励人们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更提倡人们精神生活的充盈。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已经为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积累了足够的物质基础,人们有了更好的工作选择、更多的受教育途径、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更高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更好的生态环境和居住条件,这些物质基础都在不断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并为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现实基础。

(三)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持续推进

人的精神生活发展会受到不同的理论影响与制约,任何理论都是个体自我意识的显现,是特定时代下社会自我意识的一种反映。这些理论如果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就能够促进社会和个体的发展,包括人的精神生活发展,当代中国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要这样的理论支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今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为中国人民构建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供了指导,为人们寻求生命的意义提供了精神支柱,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来引领方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能够很好解决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道德滑坡、生存焦虑、信仰缺失、文化认同差等问题,从而不断增进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认同。推动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和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终极关怀具有统一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理论与实践方式。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为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引导人们用正确的批判精神和思维方法寻找具体的探寻路径。其次,马克思主义始终以人类解放、实现人自由全面的发展为最高价值尺度,这就能够为当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标准,引导着人们摒弃物化现象,超越虚无主义,形成新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再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凝结着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精神感召力,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更为具体的理论支撑。

(四)思想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

当下社会,中国人的文化生活越来越多元化和平民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成为时尚潮流,这些文化更多是刺激满足人的感官需求,却很少蕴含深刻的理性与心性内涵。如果人们把这种暂时的、浮泛的文化作为审美观念和价值准则,人的精神生活就会远离崇高永恒而陷入平庸肤浅。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不竭源泉。”[2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在今天,从国家到个人,对于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通过学校教育、学术研究、文学作品、影视传播等多种形式不断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动共同富裕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命题,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强化公共文化服务,不断积淀民族文化,通过法律、行政、教育等多重手段引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比如从法律上重新恢复了中华民族一些传统节假日,将传统文学经典纳入教育大纲,成立国家孔子学院,等等。同时,大众媒体也积极参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利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推出系列节目,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吸引社会大众关注传统文化。社会上各类传统文化团体组织、传统文化学术论坛、研讨会、国学夏令营、祭孔仪式等,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表现,为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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