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东，穆镁锐
(兰州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兰州 730000)
乡村集市是乡村社会定期进行产品交换和交易的市场[1]，一般是指在相对固定的地点、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由买者和卖者聚集在一起进行商品交换和交易活动的场所，又被称作“定期市场”或“集贸市场”[2]。我国集市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以及农民调剂余缺的商品交换需求，使得乡村集市生生不息，不断延续和发展。“城乡市集，皆有常期，遇期远近皆至，日斜而退”曾是我国历史上经济社会活动的常景[3]。两宋时期，全国各地接连兴起乡村集市，不仅促进了农村市场体系的发展进程，而且深深影响了自给自足式的小农家庭；
明清时期，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使得人均耕地面积急剧下降，迫于各种现实生产生活压力，以农业活动为主的农民向副业和小商贩经营转变，使得乡村集市和商品交换贸易的规模有了更大发展。几千年来，乡村集市作为人们互通贸易和商贾凑集的场所，在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中一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功能和作用[4]。集市不仅是一个地方社会的公共空间和中心地，也是乡民接触外界的一扇窗户。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乡村集市被激活并得到快速发展。21世纪以来，在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我国乡村社会快速转型，乡村集市在市场参与主体、商品种类、交易方式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专业化市场、特色店铺和便民超市的不断发展，逐渐打破了小农经济时代传统集市的市场边界，商品交易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近年来，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及移动互联网在乡村地区的快速普及，乡村居民的商品贸易和购物消费扩展到更大的地域空间，对乡村集市的发展带来显著影响，乡村集市的传统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逐渐弱化。目前，在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发展背景下，乡村集市既是小城镇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更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基于此，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内外乡村集市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未来乡村集市的研究方向和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和展望，以期深化乡村集市理论研究，推动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国外乡村集市的早期研究受到中心地理论的深刻影响，十分注重理论分析和探讨，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商贩的流动性与销售方式、集市发展变迁、集市系统、商品流通方向、集市服务区空间形态与基层集市空间分布等方面，提出了市场共同体理论、集市环理论等具体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乡村集市研究开始向行为研究领域拓展[5]，研究的理论视角、方法和内容日益多元化，研究涉及集市的时空协同与一体化、集市周期性以及市场体系等方面。
(一)基于中心地理论的乡村集市研究
中心地理论形成于20世纪30—40年代的德国，50年代起开始流行于西方国家，是20世纪人文地理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在此背景下，国外学者基于中心地理论对乡村集市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分析。如STINE J H基于中心地理论对商贩的流动性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商品的最大范围和最小范围决定了商贩的流动性[6]；
SKINNER G W通过对四川地区农村集市的研究，分析了20世纪初至60年代中国农村集市、乡镇和中心城市三级市场的发展、变迁和现代化的过程。通过分析集市与社会结构、社会习俗、地理状况的内在关系以及乡村集市系统对当地社会经济结构的作用，提出了市场共同体理论[7-8]；
ALAO A在STINE J H的理论基础上，指出了由市场结构的周期性发展为固定中心的演化路径，提出了集市环理论[9]；
HAY A M通过分析商贩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和需求曲线之间的关系，对商贩销售方式的选择进行了解释[10]；
SMITH C A对危地马拉高地的集市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集市的集期长短受商贩规模的影响，基层集市的基本功能是向当地居民提供农产品，基层集市之间的商品交换较少，而向更高一级中心市场的纵向商品流通较多，输送的产品用于城市居民的消费[11]；
SKINNER G W认为，每个集市的服务区域都应该接近于一个正六边形。在理想状态下，基层集市的空间分布呈现出18个自然村以六角形围绕一个集市的特点[12]。
(二)集市形成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集市形成发展及其影响因素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并对人口因素、交通条件、空间距离、文化习俗及教育状况等因素对集市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区域涉及亚洲、中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如TOPCU E调查分析了伊斯坦布尔集市的历史形成、分布状况、特征以及周期性集市的时空特征，认为集市是一个地区人口特征、教育状况、风俗习惯和民族特色的反映，指出伊斯坦布尔集市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互补性[13]；
EFF E A和JENSEN C D测量了危地马拉高地85个住宅镇与15个城镇之间的流动性，并建立了一个引力模型来分析集市的形成，认为商贩的流动性既体现了出发点到目的地的物理距离，也体现了地区之间的生态互补性、语言差异化以及交通状况等[14]；
ROZELLE S等基于中国农村集市的实地调研，分析了影响集市发展的净收入、人口和交通状况等因素[15]，指出必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评判一个因素对集市活动的积极或消极影响[16]。
(三)集市时空协同与一体化研究
国外学者对集市时空协同与一体化发展方面的研究体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多样本、多视角、多因素等趋向与特征。如MOSER C，BARRETT C，MINTEN B等人运用马达加斯加近1 400个社区集市运输成本和与基础设施相关的数据，考察了基于空间尺度(次区域、区域、国家)的集市一体化程度以及是否由于转移成本过高而导致缺乏竞争。研究表明，集市在次区域层面得到了很好的整合，高犯罪率、地理位置偏远、缺乏信息是限制竞争的主要因素[17]；
UDOSEN C，ADAM D运用GIS方法对尼日利亚阿夸伊博姆州18个社区的市场周期“环”进行了研究，发现市场周期八天占56%， 四天占27.5%， 七天占11%，三天占5.5%，乡村集市以时间和空间的方式排序，集中定期交易有利于交易实现，并指出农村集市的特点是人均收入低，购买力弱[18]；
TONG D Q和REN F，MACK J等人运用固定数量的农村集市地点模型和服务时间表模型，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进行了一个案例研究，分析了乡村消费者日常生活中的时间与空间限制[19]；
ÜNLÜ-YÜCESOY E对伊斯坦布尔集市的社会建构进行了探讨分析。研究表明，市场的社会建构揭示了个人与城市之间的主要联系，主要体现在社区关系性质、社会空间差异以及公共空间识别几个方面[20]；
ASIF T，KHAN N通过分析与集市中心空间发展密切相关的商店数量、参与者、交易商品、市场功能和贸易区域之间的关系等变量，对集市的功能进行了定位并对集市做了分类[21]。
(四)周期性集市研究
国外学者对周期性集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集市周期的影响因素研究，二是周期性集市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如SMITH R H T指出，影响集市周期性的主要因素是消费者一次到集市所购买的商品数量。一次所购买的商品数量越多，消费者购买之间的间隔就越长，集市的周期也就越长[22]。LITTLE W E将游客这一主体纳入研究中，认为游客类型的集市主要出售民俗艺术品、针织品等手工艺品及烧陶器皿等。集市的周期取决于旅游者的出游档期，与商品的生产周期无直接关系[23]。KIO LAWSON D等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方法，对周期市场中的买方和卖方进行调查，认为在高交通流量的作用下，通过基础设施区位的选择发展这些周期市场中心，将有助于改进国家农村贫困状况[24]。ARAM F等研究了绿色空间在有定期市场的社区中增加社会互动的作用，结果表明在集市场所拥有绿地的社区中，邻里之间的熟悉程度、归属感和合作程度均大于没有绿地的社区[25]。
(五)集市市场体系研究
在集市市场体系研究方面，国外学者基于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对农村集市的市场竞争关系、交通条件、地方文化习俗、法律制度、市场营销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视角和内容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如VELAYUDHAN S K研究了印度农村零售店与农村集市之间的竞争关系，结果表明，农村集市与零售店是“格式间”的竞争关系，并通过道路铺设情况和公交服务的可及性产生影响[26]。KOTNI D P通过对印度农村集市的观察和SWOT分析指出，在印度农村市场营销中要注重当地的习俗和信仰、专注成熟的农村市场，建议政府应提供基础设施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保护农村消费者的利益[27]。WANG J M和GOODERHAM P基于全球化、地方机构和商品集市市场之间互动关系的分析，对中国“义乌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制度变迁如何影响中国东部义乌市的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基于战略耦合视角解释“义乌模式”的发展轨迹存在着局限性，并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新区域主义与全球生产网络之间区域发展的综合范式[28]。VADERA S等指出，对农村消费者进行营销应关注4A模型(意识、可接受性、可负担性、可用性)，营销人员应进行营销组合以满足农村消费者的需要[29]。SARKAR D N，KUNDU K等分析了农村集市概念的变化，并利用定量技术研究了农村集市的各种定义内容，以探究农村集市可能的概念扩展[30]。SINGH S P指出，印度农村市场还是一个未知的空间，农村营销情况复杂，对于农村市场的投资需要持谨慎的态度，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消费是挑战而不是机遇[31]。KAR P S运用非营利部门常用的“快速农村评估”(RRA)工具对传统的定期农村市场进行了研究，帮助营销人员制定适当的营销策略，以有效地接触农村消费者[32]。
此外，国外学者基于不同学科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对集市中的商贩和交易行为、集市特征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如SHERRY J F以美国中西部道尔顿山谷集市为研究对象，在对集市商贩、非正式零售的动态持续性行为等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了市场行为的社会嵌入性问题，认为研究市场行为时还需要考虑到文化和心理方面的因素[33]。
我国的集市最早产生于商品交换开始发展的奴隶社会。《周易·系辞》中已有“庖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记载[34]。20世纪80年代，国外中心地理论的引入极大地促进了国内乡村集市研究的发展[35]。从研究内容分析，国内有关乡村集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集市的历史形成与分类、结构与功能、集市与农村发展等方面。
(一)集市的历史形成与分类研究
我国乡村集市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国内学者在收集、梳理和分析地方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集市的起源、发展、特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分析。如钟兴永通过梳理分析集市贸易史料指出，原始社会末期部落内部氏族与氏族之间的交换是最早的市场交换形式，社会分工导致集市的产生，集市的发展又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扩大[36]；
许檀认为农村集市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在明清时期得到大规模发展[37]；
石忆邵详细阐述了中国集贸市场的起源和产生，并对不同历史时期的集市发展及其特点进行了考察，认为中国集市从日中为市、坊市、草市发展至今，是市场发展的一大进步[38]；
万红运用民族学与历史学资料，从自然环境、经济文化类型及其历史概貌等方面，对我国西南民族地区集贸市场的形成与演变进行了论述，认为一个地区集贸市场的发展，除了自然环境、生计模式之外，还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干预等其他多种复杂的因素[39]。
我国不同地区对集市有不同的称呼，如“集”“墟”“市”“场”“街”等。国内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对集市类型进行了研究和划分。如樊树志把集市划分为不定期集市、定期集市、常市和特殊集市(如庙会与集会等)四类[40]；
石忆邵则将集市划分为连续性市场、周期性市场、特殊市场和国际集市(如博览会)四种类型[41]。
(二)集市发展变迁研究
集市发展变迁是国内学者关注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集市发展变迁的动因和影响因素方面。如王庆成以晚清时期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作为研究对象，充分利用华北数十州县的方志，特别是形成于光绪早期的《青县村图》《深州村图》中的丰富资料进行研究，发现华北各州县集市数与州县人口数、村庄数及土地面积并无有规则的比率，同时对美国学者施坚雅关于中国乡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的理论及公式提出了质疑[42]；
张雅静基于乡村集市参与者行为的分析，对乡村集市的制度变迁进行了研究，指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需要发挥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作用，进而促进非正式制度朝着有利于乡村集市层次提升的方向变迁[43]；
张琪、李娟基于经济人类学的新视角，以江苏省大泗镇为例，研究了江苏省集市贸易的发展路径，指出江苏省大泗镇的集市经历了时空维度下的身份转变、静态与动态的二元互动、整体到综合的机制转换三个阶段[44]；
贾永娟以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杨洞集市为例，在文献资料分析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杨洞传统集市的变迁进行了分析，指出信息的交流与传播是集市变迁的动因[45]；
邓薇指出，大理州乡村集市的变迁体现在主体变迁、商品变迁和功能变迁三个方面，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是乡村集市变迁的主要动因[46]。同时，国内学者就工业化和城镇化对乡村集市发展的影响也进行了分析探讨。如奂平清通过河北定州乡村集市的实地调研指出，城市化滞后导致了乡村集市的“繁荣”[47]；
徐京波基于胶东P市乡村集市的田野调查，分析了工业化带来的乡村集市社会空间萎缩效应，指出集市社会交往功能减弱并开始向工厂转移，庙会的社会文化功能减弱而经济功能突出，乡村工业化导致集市边界模糊甚至瓦解[48]。此外，国内学者对我国民国时期乡村集市的发展变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分析。如何莉宏指出，民国时期华北集市发展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和商路变迁[49]；
郑清坡基于民国以来定县集市发展变迁的研究认为，集市的发展变迁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专业化市场的发展有关，进而指出中国农村的发展在于对农村自身发展的重视以及良好的制度、政策、资金、技术的投入[50]。
(三)乡村集市功能研究
乡村集市是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具有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功能，在乡村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日益凸显，特别是在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国内学者围绕乡村集市的多种功能和价值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如黄火明认为，历史悠久的乡村集市不仅促进了社会发展，而且催化了农村社会的文化观念变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必须发挥乡村集市的文化引导和传播功能[51]；
王伟、卜风贤通过对陕西W镇集市的研究发现，乡村集市以乡村社会公共空间的形式整合着乡村社会，这种力量是国家行政力量无法替代的[52]；
牟军等以滇中地区某苗族村落为研究对象，分析乡村集市在乡民和乡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方面发挥的作用，主张应因地制宜、渐进地构建乡村社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53]；
李莎对美姑县彝区集市的线性分布规律、社会经济功能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对纳木依民间信仰及其社会价值功能进行了探讨分析，以期唤醒纳木依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保护和传承[54]；
黄立石、孙晗冰基于衡水、邢台和邯郸地区乡村集市发展现状的分析，阐述了乡村集市的功能和存在的意义，提出了有效发挥乡村集市文化功能的基本对策[55]。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对乡村集市功能的演变进行深入分析，如尹建东等通过对云南边境集市时空结构以及经济、社会文化功能的分析，指出集市的时空结构正在重塑，经济功能逐渐减弱，社会文化功能不断增强，集市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处在不断的动态融合之中[56]。
(四)多学科视角的乡村集市研究
乡村集市发展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地理、管理等多学科领域，因而吸引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对乡村集市发展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研究内容涉及集市空间组合系统、集市中的个体经济性行动、乡村集市空间的治理等方面。如田至美以京郊怀柔区为例，运用市场潜力模型和引力场强度模型，分析各乡镇居民点市场空间差异和集市空间组合系统[57]；
吴晓燕研究了乡村集市与乡村政治之间的关系，指出集市变迁是国与民利益博弈与政治互动的呈现，集市空间的活动反映了一定层面农村社会政治的实践形态，集市是乡村政治研究的新场域[58]；
陈文超指出，在市场经济制度化过程中，经济交换在乡村集市场域中并非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实践亲属”已成为集市场域中的运作机制，维持着个体的利益及集市的正常运转，认为解读和解释集市场域中的日常生活关系，应更多地关注集市场域之中个人的体验及主体性[59]；
韩茂莉基于中心地理论、区位论等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以农户的商品交易为核心，分析了乡村定期集市形成的地理基础与社会环境，讨论了村民商业行为影响下的乡村集市层级与商业空间网络，阐述了乡村集市的服务空间与分布特征[60]；
赵守超通过某城郊乡村集市的实地调研，基于政治、资本、社会三要素分析了乡村集市的空间本质，进而从政府权力、集市资本与农民生活三个方面解读了乡村集市空间的治理逻辑，分析了政府权力制度化建构、集市自身转型升级的资本化建构、空间多元主体的社会化建构三层力量的互动逻辑，并以此促进乡村集市健康有序发展[61]。
此外，伴随我国城镇化进程和乡村转型步伐的不断加快，国内地理学者围绕农村空心化、农村土地整理、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村镇主体空间行为、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人口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不仅极大拓展和深化了乡村地理的研究内容，而且为乡村集市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
从研究进展可以看出，国外乡村集市的前期研究受到中心地理论的深刻影响，非常注重理论研究。研究涉及商贩的流动性及长期平均成本曲线、集市的发展变迁、市场共同体与市场结构、集市环、集市服务区形态等内容，并对人口、交通、空间距离、文化习俗等影响集市形成发展的因素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理论分析。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乡村集市研究逐渐向行为研究领域拓展，并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乡村集市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研究的视角、方法和内容日益拓展和深化，表现出明显的多元化和综合化趋向。需要指出的是，国外学者对中国乡村集市表现出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进行大量的研究，虽有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但因忽视中国社会的政治条件、宗族伦理、生产构成以及人们的消费倾向等因素，使得理论研究往往偏离中国社会的现实。
乡村集市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几千年来，乡村集市作为人们互通贸易和商贾凑集的场所，在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中一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功能和作用。相应地，我国古代历史文献中也有大量有关乡村集市的记载和描述。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中心地理论等相关理论的引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和乡村集市的蓬勃发展，引发国内学者对乡村集市发展问题的关注，有关乡村集市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内容涉及集市的历史形成与分类、集市的结构体系与功能、集市与农村发展等方面，研究方法也在不断丰富与拓展。然而，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内有关乡村集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集市的历史形成、分类和功能等方面，而对乡村集市发展变迁的过程、特征、规律、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等问题尚未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对乡村集市发展与乡村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也缺乏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同时，受不同学科研究视角的局限，已有研究对集市发展的综合研究明显不足。在实证研究区域上，我国学者对乡村集市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江南集镇地区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对广大中西部地区乡村集市的发展缺乏应有的关注和研究。因此，未来我国乡村集市的研究，应以乡村地域系统理论为指导，以揭示不同地域乡村集市发展演变的过程、特征与规律为核心，以优化乡村集市的功能结构为目标，综合集成田野调查、GIS空间分析、定量模型和多学科理论视角与方法，重点研究以下内容(见图1)。
图1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集市研究的重点内容
(1)剖析乡村集市发展演变的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乡村集市的发展演变不仅受到多种自然和人文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且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共同驱动乡村集市发展演变。因此，在综合分析一定区域乡村集市发展演变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从不同发展阶段主导因素的辨析、各影响因素之间的耦合关系与作用机理等方面，深入剖析乡村集市发展演变的驱动机制，是未来乡村集市研究的重要内容。
(2)解析乡村集市社会空间的形成过程与机理。乡村集市是乡村居民的重要活动场所，也是嵌入乡村文化之中的具有内在空间关系、秩序和功能结构的社会空间，是社会过程的后果和社会关系的反映。目前，地理学对乡村集市的研究较少，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集镇的等级体系和集市时空分布特征等方面，缺乏对集市社会性及文化性的关注。因此，深入解析乡村集市社会空间的形成过程与机理，深化乡村集市形成与发展演变过程、特征与规律的研究，是乡村集市亟待加强的重要研究内容和方向。
(3)分析乡村集市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乡村集市与乡村社会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乡村居民经济交换和社会交往的需求推动了乡村集市的形成和发展，并逐渐成为一定地域范围的经济贸易和社会交往中心，乡村集市又通过其多种功能的发挥而对乡村社会产生广泛影响。因此，深入剖析乡村集市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作用机理，不仅可以从动态的视角深化乡村集市与乡村社会发展演变的理论研究，而且可以为“以乡村集市建设促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依据，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提供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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