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汪贤俊
当提到文化自信自强的时候，明式家具尤为值得一提，其经典样式也是中国传统家具的基本样式。如果仅就样式、技艺和美学风格来谈，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而其内在的演化方式，所形成的“大明风范”的自信，在演化博弈中对国外家具设计产生的重要影响，确实值得我们现代设计借鉴。
工业化之前的工艺美术通常在两个层面上进行演化，一种是在皇权或王权的贵族阶层的上层演化，另一种是在普通民众阶层的下层演化，中外大体如此。皇权直接参与工艺设计的两个典型例子，其一是宋徽宗对汝窑烧造器型和色彩的直接影响，其二是大明天启皇帝朱由校直接动手做的家具，“凡自操斧锯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无论是上层的工艺美术演化，还是下层的工艺美术演化，都遵循着演化博弈论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所认为的人类通常是通过试错的方法达到博弈均衡的，与生物进化原理具有共性。汝窑工匠通过反复试釉，才达到宋徽宗期望的“雨过天晴云破处”。尽管汝窑开片是常态，在审美的博弈过程中，皇室的审美在于稀少而珍贵，尤以“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如同那些血统单纯又高贵的宠物，极易绝种。不同于汝窑，明式家具的演化虽有皇帝的加入，却不仅仅停留在皇权贵族的上层，还对应着普通民众的下层参与性的演化，形成了“苏作、京作、广作、仙作”的地域分布，既有皇室与工匠的合作，亦有文人参与设计，其“古、雅、精、丽”的美学有着更广阔的社会基础。
回到对演化博弈论的理解，一般演化博弈模型的建立基于两个方面：选择（Selection）和突变（Mutation）。选择是指获得较高支付而被参与采用的策略，突变却是个体以随机的方式选择不同于群体的策略，可以获得高支付的策略，也可以获得低支付的策略。很显然，汝窑的演化倾向于建立在选择的模型之上，而明式家具的演化倾向于建立在突变的模型之上。突变是一种不断试错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与模仿的过程，是一种不断改进的适应性过程。明式家具在宋、元家具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在材料、工艺、造型、结构上都有重大突破。优质硬木的使用、曲线的增加、榫卯结构的进一步完善，不仅使造型更加优美，也更为贴合人体特点，进而也使得这种在明代成熟的家具样式被统称为明式家具，突破了时代的局限延续到清代，甚至到当代。西方设计师也将这种样式用在家具设计中，这是突变的模型在世界范围内的演化，广作明式家具也曾在其纹样中加入了西方元素，产生了强烈的装饰效果。
明式家具的演化还在于市场经济的渗入和民主化的诉求，明末资本主义的萌芽不经意间契合了世界经济和制度的转型。明朝时的七下西洋不仅为明式家具的制作带来了更多优质的硬木，也在与其他民族的比较中树立起自己的民族自信心。明式家具美学中包含的民族自信心，使得其在历史演化中成为一种国际化的审美趣味。明式家具在为我们提升文化自信提供案例的同时，也可以为我们的文化自强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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