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剑龙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打开了闭关锁国的门户，国人走出了国门，或出国留学，或劳务输出，外国人走进了中国，或投资经营，或文化交流，人们在这种接触和交流中，增加了了解，结下了友谊，甚至缔结了姻缘，这成为值得回眸与记载的文化现象、社会现象。由昔月主编的文集《远嫁欧罗巴》，2021年11月由北美科发出版集团出版，收入了40篇来自十个国家作者的文章，大多为远嫁欧罗巴的华人“外嫁女”的亲历叙说，“几乎每一篇都揭示了中西合璧家庭所产生的矛盾，以及不同文化相撞后如何再交融一体的问题”［1］。跨国婚恋的传奇色彩，不同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异域生活的挣扎与奋斗，家庭生活的喜怒哀乐，使该文集具有了丰富性生动性，写出了中欧情缘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使该文集具有了当代移民史、文化交流史的意义和价值。
爱与被爱都是一种能力，一个良性的婚姻是冲破尘世又扎根于城市并从城市里开出奇异的花朵。［2］
在对于涉外婚姻的研究中，学者王洪春、贾健强以“鹊桥正在延伸”为标题，概括涉外婚姻男女相识的几种类型：境外朋友的介绍，涉外单位热心人的穿针引线，在聚会或旅途中的一见钟情，境外所谓的“邮购新娘”，他们称之为“条条大路通罗马”［3］。在文集《远嫁欧罗巴》中，一见钟情的异国恋，在“外嫁女”的亲历叙说中，充满着传奇色彩浪漫意味：“我”作为导游带团在西安旅游，陪德国男子绍尔茨去药店买药，我们因西藏问题产生了争执。“我”去德国美因茨大学留学，绍尔茨就住在这个城市，我们在校园里邂逅，他邀“我”喝咖啡，“自那个春天，那个邂逅，我与他山一程，水一程，不知不觉地走过了四七二十八个春夏秋冬”（岩子《冤家路窄》）。“我”在飞机上因座旁孩子哭闹而换位，结识了一个金头发的小伙W，在他的照片里竟然有“我”导师G的身影，导师G告诉说他非常有天赋，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科学家，G教授的实验室进口了一台德国设备，我作为翻译和助理全程参与，W先生作为技术专家调试设备，从而缔结了跨国婚姻（琉璃《三万英尺》）。茉莉游览希腊雅典卫城，她的歌声引起德国人老马的注意，艺术品经纪人老马学识渊博，他们俩一聊就是7个小时，老马说会去上海看她，雅典卫城的一见钟情，酿成了这桩三世缘今生情。（茉莉《三世缘，今生情》）到德国进修的云丢了钱包，德国人马克打电话说捡到了她的钱包，约定傍晚在科隆火车站还她的钱包，“一个失而复得的钱包和一顿中餐，让两个不同国籍的年轻人一见如故”，成就了一段美好的爱情（山兰《当大米遇上土豆》）。在这些一见钟情的婚恋中，都在男女偶然的相识中擦出爱情的火花，在温馨浪漫里呈现出传奇色彩。
在文集《远嫁欧罗巴》中，日久生情的异国恋，在“外嫁女”的亲历叙说中，呈现出涉外婚姻的平凡普通：一位贫寒人家走出的河南女子，在奥地利多瑙大学MBA理论研修课，结识了德国人沃尔夫冈，他是奥地利一家汽车公司的商务代表，他到德国出差来看望我，他到中国和“我”一起游览，“使得我们从细浪翻滚，过渡到春风化雨极致”（方丽娜《八千里路云和月——跨国婚姻二十年》）。“我”是德国大学医学系的学生，马丁是年轻教师生物学博士，马丁生日派对时中国留学生做了北京烤鸭，此后马丁就常常光顾留学生的小厨房。“经历了将近一年的适应期……我们修成正果步入婚姻的殿堂”（黄雨欣《都是鸭子惹的祸》）。20世纪80年代末，兰州建立煤气厂的技术和设备从捷克斯洛伐克引进，捷克人道斯塔尔是工程的总设计师，而“我”在这项工程中担任技术翻译工作，1992年8月，“我和道斯塔尔在兰州结婚了”，后来“我”到捷克生活，儿子出生后，我和儿子一起学中文（刘薇《流光中，和儿子相伴于中文》）。“我”与前夫离婚后十分痛苦，给从前的同事奥地利人“长鼻子”打电话倾诉，让“我”得到了心理的安慰。后来他来中国出差，说看看我生活得怎么样，他居然向我求婚，我们在香港登记结婚。“生活其实很简单，如果接受并享受命运的安排，就会感到前所未有的生活。”（刘盛艳《结婚记》）“50岁时，我遇到了老曼”，我告诉德国人老曼我们只能做朋友，他每个周末开车接送，带着我和我10岁的儿子，逛遍了远近的博物馆。在老曼决定戒烟后，相识八个月后，“我”与老曼结婚了（金子《嫁给他，我就成了女王》）。台湾作家车慧文，1949年随祖父母从北京到台湾，她的父亲早逝，她被迫中断了学业，先后在政大和淡江大学求学，大学三年级她教德国学生学习汉语，认识了奥地利人Erik，“Erik勤奋好学。成熟稳重，逐渐赢得慧文的芳心。一年后二人喜结连理”（夏菁菁《滚滚入海一滴水——记台湾女作家车慧文》）。意大利青年卢迪在中国武汉留学，结识了在武汉医院工作的护士玉儿，“玉儿的敬业和温柔给卢迪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一来二往的，两人相爱并准备结婚了”，却遭遇了武汉的疫情和封城（安静《封城时刻的异国婚姻》）。在这些日久生情的婚恋中，男女交往中逐渐了解对方产生情感，在真情实意中呈现出心心相印。
在文集《远嫁欧罗巴》中，也描述了一些失败的跨国婚恋：张琴的《爱过，不再后悔》中魁梧英俊的西班牙人机械工程师，他不喝酒却常常光顾“我”的小酒吧，在疯狂的追求中不计时间不计报酬地帮助“我”，虽然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充满了温馨与浪漫，却至于分道扬镳。梦娜的《一条干涸的婚姻河流》里中国女子洛美，嫁给了离了婚的荷兰富商彼特，却在律师的陪同下对簿公堂，结束了三年的婚姻关系。阿心的《多瑙河畔的中国外嫁女》里中国女士与匈牙利男士恋爱结婚，女士家务活全包，男士大小事斤斤计较，下班躺沙发看报纸看球赛，他们俩终于离婚。
异国恋和跨国婚姻童话般的美好，有些是根植于沙丘上的浪漫想象。不同文化，不同思维方式和爱好，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习惯等诸多因素，犹如波浪，一旦天气恶化就可能汹涌澎湃，把沙丘冲得无踪无影。［4］
霍夫斯泰德（Hofstede）把文化定义为“我们思想中集体的、能够把一类人与另一类人区别开来的思考程序”［5］。这就道出了不同民族文化的特性以及文化冲突的必然。在文集《远嫁欧罗巴》中，通过“外嫁女”的婚恋和家庭生活，突显了中欧文化的不同与冲突。“汉斯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少做法，尤其是付费AA制，让中国妻子晓乔无所适从。”荷兰老公汉斯开车带着晓乔去海边度假，汽油AA制，家庭开支也一律AA制（农夫山泉《抠门儿的荷兰老公》）。护士“我”劳务输出去德国，“我”留在了维也纳，遇到了奥地利先生，“两个没有家的人，就组成了一个家庭”。“他也要跟我实行AA制……房租各拿一半，各项开销各拿一半，出门吃饭轮流请客”（紫苏看流水《户口，户口》）。她嫁给了世界500强大企业高管的德国人，做全职家庭主妇，丈夫与前妻已有三个孩子，婚前与她约定不生孩子，丈夫只给她一些零用钱，购物都需要用单据报销（瑛子《想不到，嫁给“老表”比嫁给“老外”活得好》）。“中国人热情好客，请朋友吃饭要点好饭店、贵菜、一桌子菜……而这些在德国却感受不到，他们吃饭、乘车、购物喜欢AA制，亲戚之间也不例外，请人吃饭也是吃饱而已……”（钮格格《德国五十天》）儿子托马斯和媳妇丽娜带三个孩子回德国探亲，“我们”安排去小岛一日游，儿子买了面包带上，印度尼西亚的媳妇怪罪德国人小气。“我”让背装食物的背包，德国老公却抢着背，托马斯说“我看这不是家庭纠纷，这是三个国家三种文化的冲突”（平平《三种文化的碰撞》）。中国媳妇照料患病的德国公公，为他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德国公公常常硬塞给中国媳妇一些小钱，中国媳妇对德国公公说：“如果你再塞给我钱的话，我就再也不伺候你了！”（刘元华《追忆我的德国父亲》）绿茵聪慧妩媚、勤快能干，德国丈夫菲利斯动嘴不动手，夫妻俩常常因怎么帮助儿子学习争吵，“整天麻烦不断、矛盾升级，其实中德文化更是个大PK呢”（呢喃《潮起潮落》）。疫情蔓延期间，中国太太与德国先生的不同态度，其实是文化的冲突：他反对太太戴口罩，反对太太买药，他在路上与人近距离聊天，不顾疫情去预约医生处（中英《疫潮，不同的脑回路何等清奇》）。“我”嫁到这个家当了后妈，洋儿子史蒂凡与女友结婚做了上门女婿，生了儿子后史蒂凡却回父亲家独住，“我”努力劝说他们俩和好，他们父母却容忍他们的决定（昔月《洋儿子的家庭冷战》）。体现在夫妻关系、生活态度等方面的不同，就呈现出了中欧文化的冲突。
学者崔婷指出：“一个民族或区域的文化如果没有外来进步文化的融合、鲜活因素的补充，必然会出现停滞、落后的趋势。中西跨文化交流是中西文化进步和发展的动力。”［6］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交流与融合是必然的趋势，必定会促进中西文化的进步与发展。在文集《远嫁欧罗巴》中，通过“外嫁女”的婚恋和家庭生活，呈现中欧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我”十多年前来到德国，认识了会说中国话的德国牙医，结识了他的妈妈，她给我展示收藏的瓷器。“我”的德国先生继承了家族收藏中国瓷器的传统，他三十年来从中国带来不少瓷器。婆婆92岁时，她说把她收藏的瓷器交给我，“是因为我来自瓷器的国度，受惠于中国文化”（恩丽《瓷器的传说》）。第一次我们从美国飞到米兰与他们会合，和父母AA制，“我们付旅费，他们付饭费”。第二次去巴黎，婆婆两个星期前刚刚做了膝关节手术，竟然穿着高跟鞋参加了旅游。第三次是我们带着80岁的婆婆回家寻根。第四次旅行是我们全家骑车从慕尼黑到维也纳。我们举家从美国搬到了先生的老家慕尼黑，“爱能包容一切，家是最讲爱的地方”（唐旭萍《德国婆婆的旅游经》）。举办结婚30年的派对计划，因为疫情取消了。“我”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德国丈夫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他们因戴口罩争得面红耳赤，先生认为戴口罩是因为得了病。因为没有严格按配方烤蛋糕，先生说中国人做事不严谨，引起夫妇争吵。“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两人彼此更加理解和包容，一种深度的感情关系是需要时间来培养的，一个不同文化的婚姻也需要时间来磨合。”（张叶《今生今世携手行》）“我”与挪威老公三次嘴仗：第一次与女儿为一个笑话笑得前仰后合，挪威老公却觉得不可笑，甚至认为是嘲笑他骗他；
第二次他感觉在我们聚会中很不自在被孤立，夫妇决定不甚重要的派对各随己愿；
第三次是因武警战士参加抗洪救援老公说是假新闻。“毕竟我们来自两个国家，文化和社会环境不同，人的意识形态认知也各异，我也认同他的解释，心就慢慢地平和下来……”（惠农《我与挪威老公的三次嘴仗》）因为母亲的病情，整整一年“我”都要中德两边跑。离开德国前“我”给孩子们做好饭菜放进冰柜里，女儿在电话里抱怨爸爸做的饭菜太难吃了。“先生埋怨我太溺爱孩子们，我的母亲却埋怨我太溺爱先生，而见过我们在一起的同学朋友，却说我是被先生恋爱坏的人。”（小小叶子《跌进人间烟火的爱》）在中欧婚姻和家庭生活中，见出文化冲突中的融合。
良辰在《华女与法国男所面临的文化冲突》一文中说：“与异国男子谈情说爱，浪漫相处其实并不难，只需你语言过关就行，但要步入婚姻殿堂，长期维持这种跨国婚姻，并享受一种和谐的家庭幸福，却非易事。”［7］在不同文化的冲突中，只有相互理解相互交融，才能真正享受和谐的家庭幸福。
其实，不管是“内嫁”还是“外嫁”，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因为世间无完人，生活里根本就找不到完美无缺的配偶。［8］
蓝镜在《成者珠联璧合，败者折戟沉沙》一文中概括了幸福的十二种类型、不幸福的十二种类型，虽然略显烦琐，却有不少独到之处合理之处。文集《远嫁欧罗巴》中，通过“外嫁女”的婚恋和家庭生活，在不同文化冲突和融合中，在幸福和不幸福的家庭生活描述中，常常勾勒出颇具个性的人物形象，甚至描绘出颇为感人的生活情境。胡霞的《我的德国公公和婆婆》勾勒了十分绅士的德国公公的形象：“公公是一家之主，虽强势但并不霸道和武断。他为人友善，乐于助人，爱家爱孩子也爱小动物……”80岁的公公在高速公路开车每小时开150公里，去餐馆吃饭，他必定接住“我”脱下的外套，因为绅士必须为女士服务，生病时不愿意麻烦子女。23岁的公公与20岁的婆婆当年在舞会上认识，他们俩真爱一生，公公常玩一些浪漫，送婆婆鲜花首饰。“白发的婆婆如女孩似地撒娇睡在公公的腿上，而同样白发的公公一直宠溺第抱着婆婆的头，有时还会俯身亲一下半睡半醒的婆婆。”伍梅的《我家的太上皇》勾勒了德国婆婆玛丽的“太上皇”形象：公公瓦特与婆婆玛丽自小青梅竹马，他们的婚姻遭到大企业总裁玛丽父亲的反对，他们俩双双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结婚。瓦特规定孩子们：“妈妈出门要跟从，妈妈命令要服从，妈妈说错了要盲从，妈妈化妆要等得，妈妈生日要记得，妈妈打骂要忍得，妈妈花钱要舍得。”养成了玛丽颐指气使的“太上皇”个性。元旦聚会，不管多晚孩子们必须等候父母一起吃晚饭；
生下孩子，婆婆不让作为母亲的“我”喂奶，让孩子吃奶粉；
孩子哭闹，就让孩子哭，绝不能去抱；
“我”与丈夫出门旅游，让孩子在公婆家一个月，孩子变成了冷漠的木偶娃娃。小宇的《德国婆婆，我的妈妈》勾勒了勤劳博爱的德国婆婆形象：“我”曾觉得你小气、霸道、自私，慢慢地“我越来越钦佩和敬重你，感觉你的博爱和伟大是我无法比拟的，你的坚强和勤劳是我所不及的”。婆婆的丈夫英年早逝，她独自带大5个孩子，翻修房屋时，她拄着拐杖给工人们做饭，她付给工人们工资，原本并不需要提供饭食，她把工人们当自己孩子看待。左元的《一位德国画家的中国情缘》勾勒了有爱心和正义感的德国画家：梅梅与罗兰特在科隆啤酒节结识，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梅梅的女儿还不到10岁。罗兰特不能接受日本右翼的傲慢，因此他画了油画《中国·南京城墙》。“他爱妻子，爱女儿，于是，他爱南京，爱中国。”钱虹的《中国的“女辛德勒”钱秀玲》勾勒了“女辛德勒”钱秀玲的形象：她17岁赴比利时，拒绝了家里指定的娃娃亲，获得了化学和物理学双博士学位。她通过曾担任国民政府军事顾问的冯·法肯豪森将军，先后拯救了当地近百名青年，把死刑犯从枪口下救了出来。
在文集《远嫁欧罗巴》中，通过“外嫁女”自述，我们看到了中欧情缘的种种真情：谭绿屏的《中国三金凤嫁德国三兄弟》陈述了德国西部城市伍佩尔塔尔一家姓恩斯特的日耳曼家族，三个儿子娶了三个中国媳妇，和睦温馨幸福祥和。子初的《家庭聚会》描述了德国先生家各家轮流做东一年一度的家庭聚会传统，“我看到了德国人重家庭、重亲情、传承好家风的一面”。高蓓明的《带着老公找Oma》描述了带着因病失忆的德国老公寻找童年记忆的历程，“老公的记忆没有恢复。生老病死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命运，我们的身体会衰老败坏，我们的记忆会逐渐丧失，但是爱却永远留存”。孙晓娟的《我在奥地利考驾照》讲述了在奥地利考驾照的经过，“凭借中国驾照的优势，只要通过路考，就可以换取奥地利本地的驾照”，初考失败，再考成功。静好的《中餐馆打工记》描述了为学习做饭去中餐馆打工的经历，每星期周五至星期天晚六点至十一点，切蘑菇、切辣椒、按照订单打包，却遭到离了婚的香港厨师的性骚扰，仅工作了四天就辞职了。
陈公仲教授在为文集《远嫁欧罗巴》撰写的评点中说：“这里跳动着一颗颗鲜活生动、流淌着故国血脉的华人的赤子之心；
这里上演了一幕幕砥砺前行、奋斗不息的异国他乡的生活场景，别样风味、情趣丛生。”［9］《远嫁欧罗巴》选自德国《华商报·中欧情缘》专栏刊载的征文，大多以外嫁女第一人称的亲历写来，中欧情缘的爱与被爱、文化冲突与融合、外嫁与“完人”等，十分真切生动地再现了远嫁欧罗巴的外嫁女的情感经历与人生遭际、婚恋生活的甜酸苦辣、融入异国的艰辛坎坷，成为当代移民史的生动写照，成为当代女性奋斗史的人生记录，不仅具有文学史的意义，更具有文化史的价值。
［注释］
［1］［8］昔月：《远嫁欧罗巴·序》，见《远嫁欧罗巴》，北美科发出版集团2021年版，第3—4页、第2页。
［2］方丽娜：《八千里路云和月——跨国婚姻二十年》，见《远嫁欧罗巴》，北美科发出版集团2021年版，第244页。
［3］王洪春、贾健强编：《婚界的玫瑰门：涉外婚姻悲喜录》，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4］良辰：《华女与法国男所面临的文化冲突》，见《远嫁欧罗巴》，北美科发出版集团2021年版，第177页。
［5］［英］理查德·D.刘易斯（Richard D.Lewis）：《文化的冲突与共融》，关世杰主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6］崔婷编：《全球化与当代中国跨文化交流》，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7］良辰：《华女与法国男所面临的文化冲突》，见《远嫁欧罗巴》，北美科发出版集团2021年版，第173页。
［9］陈公仲：《远嫁欧罗巴·评点》，见《远嫁欧罗巴》，北美科发出版集团2021年版，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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