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成成 刘传霞
摘要：在知识分子他者再现占据主导地位的百年女佣书写史上，打工妹盛可以创作的《女佣手记》是一个独特的文学存在。在外在形式上，小说选取了一个从业经验丰富、善于倾听的中年保姆作为小说的叙述人，采用了近似口述录的闲聊式、碎片化的叙述结构和叙事风格，运用了保姆们的日常口语和方言，使女佣书写的自我言说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在内容上，小说塑造了一群有着难以言说的苦难史、辛酸史，经受着城乡、阶层、性别等矛盾围困，却依然凭着本能和本分，活得不卑不亢、自尊自爱、酣畅自在的女佣们。通过叙述人对自己以及女佣群体日常生活的自我叙述和反思性理解，《女佣手记》确立了当代女佣群体的自我认同，建立起崭新的女佣“知识”与“话语”。
关键词：《女佣手记》;女佣形象;自我言说;自我认同
女佣是近代以来出现的一种女性职业，专指受雇于他人家庭且从事家庭劳务的妇女。女佣不同于封建时代被卖入旧家庭、为主人提供家政服务的婢女、丫鬟，他们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不是封建时代的人身依附，而是资本主义时代的雇佣和被雇佣。在近现代职业等级秩序中，女佣是一种被社会漠视，甚至遭人歧视的职业，属于社会底层范畴。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农民工进城大潮以及家务劳动社会化、市场化的发展，女佣再次成为进城“打工妹”和城市“下岗女工”的重要职业类型，女佣队伍不断壮大，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群体。在“后革命”时代，这个群体在官方文件中被称作家政服务人员，在民间大多延续保姆称谓。女佣称谓的变化，其背后蕴含的是女佣社会地位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兴起的底层文学潮流中，作为打工妹之一种，女佣是当代作家的重要书写对象。打工妹出身的女作家盛可以，将目光投向了故乡湖南益阳城里的“打工嫂”——女佣们，在长篇小说《女佣手记》里为人们呈现了当代女佣的生存与文化形态。
一、女佣的自我言说
《女佣手记》最醒目的女佣自我言说特征体现在小说写作主体与表现对象社会身份与性别身份的一致性上。尽管盛可以没有从事过女佣工作，但是，她也曾是女佣们所隶属的农村进城的打工妹族的一员。20世纪90年代，盛可以从贫穷闭塞的乡村来到大城市谋生，自身经历了打工妹的挣扎与奋斗，身边簇拥着的也是在城市打拼的各类底层百姓。《女佣手记》里的女佣们，大都有生活原型，她们是盛可以的同乡、熟人。作为与女佣们隶属于同一阶层的打工妹，盛可以对女佣生活感同身受，与女佣命运休戚与共，所以，她能够了解、体味、想象女佣的生存处境，理解女佣的悲喜哀乐。盛可以的社会身份和性别身份与女佣重合，在经历、精神、情感上与女佣有同构性。对盛可以来说，女佣“不再是一个外来的观照物，而是作家精神世界成长壮大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1]。《女佣手记》是盛可以对当代女佣生活的实录，也是打工妹盛可以的心灵之声。盛可以在接受记者对《女佣手记》的采访时说道：“写作如果需要忠实什么，那也是忠实于自己，我只写能触发我内心涌动的事物。”[2]当然，也有学者对底层是否能够真正地言说自我、底层人的自我想象是否就能揭示底层真相等问题提出异议，“当来自底层的个体获得市场或政治权力认可之后，他是否还属于真正的底层？作者的主体身份在言说之前和之后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背后无疑可以找到政治权力和文化资本的脉络。而且，作者所能采用的言说方式也只能是意识形态掌控下的高度成规化的符码。”[3] 后殖民女权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早在《底层人能说话吗？》就对此展开探讨，她认为底层即使获得机会，能够打破沉默、大胆发声，他们也不一定能够表达自我的真实欲望与体验。诚然，质疑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盛可以是否还属于真正的底层是有一定道理，底层人的自我言说的确也存在着不可挣脱的悖论和困境，但是，与知识分子构建的女佣形象相比较，打工妹出身的盛可以所创造的《女佣手记》无疑更接近女佣的自我言说。
《女佣手记》自我言说特征還体现在文本内部叙述视角选择、叙述人身份设定之上。与底层文学中大多数女佣书写不同，盛可以书写的对象不是像芝麻、小白、李巧雨那样年轻貌美的打工妹，而是一群被称作爱嫂、郭家嫂、邓嫂、谢嫂、凤嫂的中年“打工嫂”，这与现实世界家政市场、保姆群体主要从业者的年龄分布相吻合。《女佣手记》采用第一人称内视角，小说叙述人是“我”——周嫂。周嫂既是小说所叙述的女佣世界的重要成员，参与了小说叙述生活的进程;周嫂也是贯穿全篇的叙述者，小说里女佣以及雇主的故事，都是由周嫂讲述或者转述的。巴赫金认为：“小说中的说话人，或多或少总是个思想家;他的话语总是思想的载体。一种特别的小说语言，总意味着一种特别的观察世界的视角，期冀获得社会意义的视角。”[4] 《女佣手记》展现的是说话人（叙述人）——保姆周嫂眼中的女佣世界，铭刻着女佣周嫂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周嫂从乡下来到在益阳城，在城里做了20年保姆，结交了不少同行，也经历了形色各异的雇主。周嫂性情平和忠厚、踏实稳重，做事守本分、懂规矩，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人，也极少对身边的人和事做出居高临下的道德臧否和价值评判，所以，不论是同行保姆，还是雇主，“总有人把秘密交给我（周嫂）保管”。周嫂对同行保姆以及雇主们生活故事的讲述，都是描述性，非指令性。由周嫂这样踏实沉稳的家政行业参与者、可靠耐心的聆听者、冷静理性的旁观者作为小说叙述人，她所讲述的女佣故事可靠性、可信度更强，更接近女佣生活“真相”与“原生态”。
《女佣手记》在结构安排、叙事风格、语言特色等方面，保持了女佣世界“原汁原味”的言说方式。底层世界要打破沉默、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能完全套用或者挪用主流社会的语言和表达方式，需要建立新的、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鉴于周嫂所代表的中年女佣们的生活状态、情绪色彩、人生态度、审美趣味、心理气质，《女佣手记》的叙事结构采用了现实世界女佣们聊家常、谈闲天的方式，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曲折离奇的故事，没有中心人物、中心事件，没有过多的场景铺排与细节描写。小说叙述节奏散漫，故事链时断时续。全书二十六节，相对而言，每两三节集中讲述一个人物的故事，各个人物的故事还会在不同章节中不断交叉。受第一人称有限视角和叙述人文化身份的限定，每一个人物的故事并不是按照事件发展的线性时间顺序展开，有倒叙，有插叙，不断地旁逸斜出，并且将带有一定传奇性、戏剧性的故事打碎，使其以碎片化的形态出现。比如聪慧的大学生小花为救哥哥委身给富豪做外室，最后抑郁成疾，带着两个美丽的孩子跳楼自杀，她的戏剧化故事散布在小说的多个章节之中，并且小说一开始就将其惨烈的结局宣告给读者。小说的名字“女佣手记”，容易让人联想起鲁迅《伤逝》的“涓生手记”。如果说，由具有自我内省意识和理性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涓生作为叙述人的“涓生手记”，是“五四”知识分子心灵独白的话，那么，由没有接受过多少现代教育、靠本能生活着的女佣——周嫂作为叙述人的“女佣手记”，则是女佣们日常生活与情感的写实录。从文化传承上来看，《女佣手记》的叙事与情感结构都更接近当代的口述录。“口述历史被作为挑战传统历史观的重要方式，就在于倡导口述历史的学者们通过口述历史来达到重新阐释被阶级、种族矛盾冲突所强制的历史，因此口述历史的对象往往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是游离于中心之外的民间。”[5]《女佣手记》的叙述语言是益阳百姓的口语与方言。小说采用女佣们的日常口语，简单直白，既没有诗意化和浪漫化的抒情，也没有铺张繁缛的场景描写，更没有细腻的隐喻化的细节描摹。小说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我是乡下人，在街上做事，当保姆。我自己没有好讲的，有点麻烦，但不算个事。做了二十年的保姆，有人看不起，有人看得起，一样米养出百样人，这也没什么好讲的。见过很多事，没钱的，各自作孽，有钱的，偷生偷养。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没什么奇怪的。[6]
《女佣手记》里的中年女佣都来自益阳附近的农村，小说在语言上采用了女佣们的日常口语——益阳方言。益阳方言的运用，不仅增加作品的地域特色，还把女佣们的素养、情绪、语调带入小说之中，有助于对女佣日常生活“原汁原味”地呈现。正如盛可以所言：“我没想过刻意使用方言，由于我的人物是有蓝本的，是我的同乡，当人物一开口说话，就传出了她们的腔调，这样也有助于让人们了解小地方人的生活。”[7]
正是由于小说选取周嫂这样一个从业经验丰富、不善言谈却善于倾听的中年保姆作为小说的叙述人，采用了近似口述录的闲聊式、碎片化的叙述结构和叙事风格，运用了益阳保姆们的口语和方言，使女佣书写的自我言说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与以往由知识分子他者再现的女佣书写相比，《女佣手记》在情绪格调、价值判断、文化立场上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面对当代女佣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女佣手记》既没有像“五四”启蒙文学那样站在开启民智的精神高地俯瞰式同情批判，没有像革命文学那样站在民粹或革命立场仰慕般赞美歌颂，也没有像大多底层文学那样从道义公正立场去呐喊援助，只是实实在在地呈现、有一说一地表达，在客观写实中去捕捉底层百姓的人性之光。
二、女佣的自我认同
自我认同是人对自我的理解、对自我主体性的追问，自我认同在个体生命历程中意义重大，它“关涉自我意义感、身份感和归属感的获得，关涉到自我与他者的对话，关涉到社会性自我与日常生活世界，关涉个体的主体性发展。”[8]安东尼·吉登斯在谈论现代性和自我认同关系时指出，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自我反思”的三大特性，改变了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本质，让现代人普遍陷入焦虑之中，个体需要在自我确认中建立自我主体性。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女佣群体的主要构成者——“打工嫂”，她们由相对封闭稳定的农村进入开放流动的现代化城市，在不期然之间遭遇并体验了现代性的特质。于是，如何确立自我身份、完成自我认同这种抽象的现代性命题，成为女佣们需要解决的人生问题。自我认同，不仅影响着女佣个体的生活意义和价值，也影响着大社会对女佣群体的社会性理解与认知。
“自我认同并不是个体所拥有的特质，或一种特质的组合。它是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9]自我认同不是先验存在的，它需要个体通过对自己的日常生活以及所处各种关系的理解性反思才能建立起来。即使是在新世纪的中国，女佣群体的主要人员构成还是进城打工的农村女性，因而，当代女佣仍然需要在城乡关系、阶层关系、性别关系的理解中完成自我认同，建立自我主体性。盛可以对女佣自我认同过程与结果的书写，既不同于“五四”启蒙文学和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学，也不同于21世纪底层文学。通过对缠绕在女佣身心之上的多重关系、多重话语的反思，盛可以确立了当代女佣群体的自我认同，建立起崭新的女佣“知识”与“话语”。
首先，《女佣手记》没有强化城乡二元对立结构，没有凸显城市文明对女佣的侵蚀与伤害，反而书写女佣在城市里、在职业中的成长。在盛可以的笔下，周嫂、凤嫂、爱嫂们心理焦虑的最主要根源并不是城乡文化差异。曾经生活过的农村并没有给她们带来安全感和稳定感，她们在进入城市之前都有着不堪的、难以言说的“创痛”，大多是因为生活贫困、家庭不幸、婚姻痛苦才被迫进入城市打工。城乡之间的巨大时空转换，一方面会让她们因为失去原有生活秩序与规则而产生恐慌，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底层中的底层人也可能由此获得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女佣这一职业，将她们纳入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打开了她们的人生视野，激起了她们美好生活的愿景。在目睹了城里人奢华生活背后的不堪、体察了普通市民庸常生活常态之后，周嫂们意识到，城市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城市人与农村人有着相通的人性，城市人家与她们有着相通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随着最初的惶恐、晕眩、自卑渐渐弱化之后，她們也逐步适应城市、了解城市，以平和心态看待城乡之间的文化与生活差异，在有限的范围内分享城市物质生活的便利和城市文明的自由，努力地通过劳动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以周嫂为代表的来自农村的女佣们，她们融入城市、落地生根的路程艰难漫长，她们时常会体会到作为城市边缘人的漂泊感，但是，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固守农村人的身份和文化理念，反而认同了城市的物质现代性和城市文明的包容性。她们挣钱供孩子在城里读书，存钱在城里买房子，托关系给自己买社保。尽管没有过上耀眼夺目的生活，不时还会因为欲望和无知而陷入传销、保险、婚姻等方面的骗局之中，但是，盛可以笔下的这一群以“嫂”命名的中年女佣们，依然保持着节俭、勤劳的品行，没有堕落沉沦，没有变态扭曲，她们在益阳城里活得真实自然、自在酣畅。
其次，《女佣手记》没有强化女佣与雇主之间的阶层对立，反而书写了雇主与女佣之间彼此需求，甚至相互依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和市场化的推进，家务劳动社会化理念被社会广泛接受，享用家政服务不再是权贵和有钱人家的特权，普通百姓人家因为各种原因也会雇佣家政人员。于是，女佣的雇主就不仅仅是城市里的精英阶层、成功人士，还有大批普通市民阶层、寻常百姓。即使是令人仰慕的精英家庭，他们的家庭生活也是各有“烦心事”。凤嫂服务过的黄局长，因为贪腐被抓，跳楼自杀未遂成为瘫子。周嫂服务过的小花、林妹妹，前者被成功人士当作生育工具“囚禁”在豪宅之中，始终拒绝给予她妻子的名分，后者与丈夫共同奋斗创下家业，事业成功之后丈夫却不断地寻花问柳、与年轻女性偷情。普通人家大多数是在百事缠身、分身乏术的情况下，才请女佣帮工。比如，周嫂服务过的张翁妈，丈夫老年痴呆，生活不能自理，唯一的女儿不仅自顾不暇，还需要母亲帮衬。由于普通家庭也加入了女佣雇佣行列，从某种层面上来看，当代雇主与女佣之间的阶层差异比近现代时期缩小了。现代社会的家政服务市场，用工权并非完全掌握在雇主手里，女佣也掌握一定的主动权，女佣对雇主同样也会比较、挑选、评价，对吝啬、挑剔、歧视女佣的雇主，她们会拒绝提供服务。当代女佣不再是被人施舍、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的雇工，她们也会利用市场规律和现代契约伦理，努力地去追求劳动尊严和身份平等。优秀女佣成为家政市场抢手的人力资源。薪酬多少并非女佣们考量的唯一标准，通常她们还要考虑雇主对女佣的态度。对那些尊重、珍惜女佣的劳动，平等对待女佣人格的雇主，她们愿意付出劳动、真心和真情。作为益阳街上的“金牌保姆”，周嫂被雇主们争抢、预约，雇主们不仅愿意付出较高的薪水，而且有些人还把自己的心事、秘密向周嫂倾诉。周嫂对雇主的唯一要求就是人格上的平等。周嫂在职业范围和自身能力之内，真心地为雇主们着想，帮助他们排忧解难。周嫂的雇主之一张翁妈，家境并不富裕，因为年轻时受过感情伤害，长期遭受心理压抑之苦，精神与行动都有些乖张，但是，张翁妈信任、关心、依赖周嫂，把自己从不与人道的痛楚经历和人生向往都无保留地告诉周嫂，在周嫂经济出现困难之时毫无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而周嫂理解张翁妈的怪癖心理，体会她的人生难处，愿意放弃“高薪”去帮助无依无靠的张翁妈，没有外出旅行经验的她，竟然带着一辈子困守在益阳城的张翁妈去北京旅行，完成了张翁妈一生最大的心愿。所以，在盛可以的笔下，女佣和雇主之间，除了雇佣和被雇佣的理性经济关系之外，还有相互需要、相互扶持的感性人间情怀。女佣用她们的辛勤劳动切实地帮助雇主解决了困扰他们的家务问题，雇主给予的酬劳又帮助女佣们养家糊口、养儿育女。周嫂靠自己和丈夫在益阳街上打工的收入，养育了一双儿女，供他们读书上学，助他们成家立业。所以，女佣的存在和付出，在社会和家庭两方面都具有不可漠视的贡献。经由女佣这一职业，女佣不仅能够进入城市、在城市落脚，而且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感受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与此同时，由于当代家政服务行业的兴盛与发展，女佣不再是分散在各个雇主家中互不来往的个体，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当代职业群体。她们之间有竞争、诋毁、拆台，更有相互的扶持与帮助。女佣不再是一个个单打独斗的个体，而是一个可以彼此交流、相互援助、共同分享的命运共同体。益阳城里围绕在秋莲中介所周围的女佣们，经常聚集在一起，互通用工和雇主消息，分享各自的人生悲喜，在工作和生活上还会共同合作、相互帮衬，以她们自己独特的方式反抗来自城市、雇主、男性的压迫与歧视，形成“弱者抵抗”的联合体。总之，女佣/保姆的职业身份，让这一群农村进城的中年妇女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自尊感、归属感和自我人生掌控感，因而，在周嫂的叙述中，周嫂和她的姐妹们认同自己的职业身份，肯定自己的城市生活。
再次，《女佣手记》没有强化女佣在两性关系中的被动屈从地位，没有将女佣写成男雇主的性消费品，反而书写女佣在两性关系中的主动性与主导地位。当然，盛可以也没有漠视女性处于弱势屈从地位的历史與现实。《女佣手记》里的这些已婚女性，在进城帮佣之前依附于家庭而生存，饱尝过人格侮辱与生命践踏之痛，她们之所以选择出来帮佣，大都与她们在家庭中所遭遇到性别侮辱有关。爱嫂和凤嫂，在农村老家的日子过得卑微低下。爱嫂因为切除了子宫，不能生育，被婆家看不起，在村子里抬不起头;凤嫂因为只生育了两个女儿，丈夫去世后，被婆家驱逐。郭家嫂、李脆红都被丈夫抛弃，活成了别人的笑话。郭家嫂的丈夫做包工头发家，明目张胆地不断包养年轻女人;李脆红的丈夫以捕蛇为生、勉强度日，也同样毫无廉耻地收留女人，且为两个女人因自己大打出手而得意骄傲。在男尊女卑和物化女性的传统父权文化围困之下，当家庭妇女无力挣脱对男性的经济依附的时候，她们只能委曲求全、逆来顺受。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前提，自主经济有助于自主人格的形成。家政服务业的兴盛，为没有多少文化和专业技能的家庭妇女提供了挣脱屈从地位、摆脱卑下命运的有效路径。拥有了养活自己甚至是家庭实力的女佣们，有机会摆脱对夫家的依附屈从，在家庭中也能够获得一定的话语权。作为家庭经济重要来源的周嫂，尽管在日常生活中一直遵从丈夫老李的意见，但是，她却敢于自作主张，带领张翁妈完成心愿之旅。
离开了固定的、熟人社会的农村，在流动的、陌生人社会的城市，女佣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经济自主，而且有机会挣脱宗族文化、乡土伦理全方位的监控与管辖，获得精神和身体的自由。这些中年女佣们，并不避讳自己的肉身欲望，在两性关系中，她们并不总是被动的、被消费的客体。郭家嫂与丈夫离婚后，放飞自我，开启人生第二春，在年轻打工仔身上寻求补偿;被迫与农村老家和夫家切断关系的凤嫂，试图在雇主中寻找满意的结婚对象安度晚年，与退休老干部裴主席展开了一段浪漫的爱情;年轻时被丈夫抛弃的谢嫂，人到中年为寻求个人幸福而再婚，很快，却因为第二任丈夫不能满足自己身体欲望果断地提出离婚。虽然，这些来自农村的中年女佣们，不可能彻底抛弃积淀已久的父权制文化，接受和践行独立平等的性别观，但是，涌动在城市里的现代性别观已经在冲击着她们的心灵，助力于她们的独立人格的养成。显然，有限度的经济独立和精神自由，使女佣有了摆脱性别关系中的屈从地位、实现人格独立与精神自主的更多可能性。
《女佣手记》以周嫂和她身边女佣群体的亲身经历，重新阐释了女佣在城乡、阶层、性别多重关系围困下的生活，展现了她们的情感、态度、认知，通过周嫂对自己和女佣姐妹们日常生活的叙述和反思，对自我进行了重构，完成了女佣群体的自我认同。
小结
在由知识分子他者再现占据主导地位的百年女佣书写史上，盛可以的《女佣手记》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这部由打工妹创作、亲戚熟人为原型、“打工嫂”作为第一人称叙事人、“口述闲聊”作为叙事格调、方言口语作为语言风格的女佣书写，从文本外创作者与表现对象的关系，到文本内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语言的选择，都呈现出女佣自我言说的特征。作为进城打工群体的一员，盛可以的女佣书写，没有“五四”启蒙话语的俯瞰与审视、左翼革命话语的仰视与赞美，也没有新世纪底层叙述的激愤与无奈，只是零距离、贴地面的平静诉说与忠实记录。《女佣手记》从外在形式到内在风格情调，都带有女佣生活“原生态”实录的质感。小说塑造了一群有着难以言说的苦难史、辛酸史，经受着城乡、阶层、性别等矛盾冲突围困，却依然凭着本能和本分，活得不卑不亢、自尊自爱、酣畅自在的女佣们。随着当代家政服务行业的发展，这群农村进城的中年妇女切实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现代人的自尊感、身份感和命运掌控感。通过周嫂对个人人生经历和女佣群体生活世界的自我叙述和反思性理解，这部“女佣手记”实现了周嫂及其女佣群体的自我确认，进而也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当代女佣与自我、与世界的对话。
[注释]
[1]范家进：《底层叙事：文学界的一场话语自救》，《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2] 张艺桐：《盛可以：我只能写触动内心的事》，《天津日报》，2021年4月6日。
[3]季亚娅：《底层叙事：言说的理路与歧途》，《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4] [俄]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页。
[5]贺绍俊：《叙述革命中的民间世界观——读林白的〈妇女闲聊录〉》，《长篇小说选刊》，2005年第1期。
[6]盛可以：《女佣手记》，北京十月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
[7] 张艺桐：《盛可以：我只能写触动内心的事》，《天津日报》，2021年4月6日。
[8]杜思民：《高校青年教师的身份建构与专业发展》，河南大学出版2019年版，第45页。
[9][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8页。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视域中的‘十七年女性创作研究”（项目批准号：16BZW152）
作者单位：康考迪亚大学人文学院;
济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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