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林
湖北文理学院
美国大学的中文教学始于19世纪末。自1877年耶鲁大学开始教授中国语言及文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高校也相继开设中文课程（姚道中，2014）。作为大学的中文或文学课程教授者，一些汉学家或学者可能选用已出版的英译中国文学选集、译作单行本或译作片段作为教学材料，或者为了教学而进行中国文学教材的编写（译）。正如江帆指出，“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教材与文学作品的英译行为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2011：35），“文学教材对文学作品的收录和翻译改写是其经典化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2011：20）。英译中国文学选集或译作单行本是英语国家高校中国文学课程的重要教学资源，而英语国家高校与中国文学教学相关的师生则是英译中国文学重要的读者群体，是推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生力军。王颖冲也指出，中国翻译文学在英美国家的读者群主要在专业领域，“专业读者群体的意见既具有一定的规模和代表性，也可以间接地对大众接受产生影响”（2015：105-106）。因此，英译中国文学作品被选作英语国家高校教材既是中国文学海外接受的重要表征，也是推动其海外传播的重要途径。作为世界领先的教育强国，美国高校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学者和学子，英译中国文学作为教学材料在美国高校中国文学课程教学中的选用无疑会推动其在海外的有效传播。近十余年来，英译中国文学在美国高校的教材化传播问题逐渐引起学界关注，本文拟对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回顾，并对研究前景进行展望，以期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本文所指的“教材”包括英译中国文学选集、文学史著作、译作单行本或节译本等形式。
2.1 英译中国文学选集类教材的编译与选用
进入21世纪以来，英译中国文学作品用作美国高校教材的现象渐受学界关注，国内部分有关中国文学英译或海外传播研究的论著中简略论及英译中国文学选集作为美国高校教材的编写（翻译）或选用情况。美国高校从事中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汉学家或学者是英语世界中国文学选集的重要编（译）者群体，其所编写（翻译）的中国文学选集也是海外高校教材选择青睐的对象，他们是中国文学作品海外传播的积极推动者。正如马会娟指出，由英语国家学术界特别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发起并翻译，且多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型翻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主要译介模式之一，“翻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教学需要，或者对中国某个作家或作品的特别喜爱”（2013：65）。实际上，美国高校一些从事中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汉学家或学者编写（翻译）中国文学选集的目的即是用于教学，比如，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华裔教授蔡宗齐出于教学需要，编写并出版了《如何读中国诗歌：导读选集》（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 A Guided Anthology）等中国古典诗歌选集，这些选集被不少大学用作教材，推动了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王庆环，2014）；
哈佛大学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主编并翻译的《中国文学选集：从先秦到1911》（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原本即是为美国大学本科生而编译的（刘宛如& Huang，2018）。显然，这些专门为课程教学而编（译）的中国文学选集一方面表征着中国文学在海外高校精英阶层的接受，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中国文学在海外大学生群体中的传播。曾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华裔学者王际真翻译出版了《阿Q及其他：鲁迅小说选集》（Ah Q and Others: Selected Stories of Lusin）、《中国传统故事集》（Traditional Chinese Tales）、《当代中国小说选》（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中国战时小说》（Stories of China at War）等系列文学选集，其中《当代中国小说选》一度成为美国学生学习中国文学的权威教材（李刚，2014），《中国传统故事集》特别有助于美国大学的中国文学教学（夏志清，2011）。冷卫国（2016）对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系“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教学及其教材选用的考察发现，该校汉学家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教授在中国文学教学中以其翻译并自编的中国文学教材为主，辅之以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编译的《中国文学选集：从先秦到1911》。上述研究表明，美国高校从事中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汉学家或学者出于教学目的而进行的中国文学选集编译实践或在教学中对已出版英译中国文学选集的选用，推动了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
美国一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译中国文学选集多是为了学术研究或高校教学，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作品系列即是为了满足大学生群体的需求（华慧，2009）。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曾推出四部中国现代文学选本作为中国文学专业的参考教材，它们分别是1971年夏志清编选的《20世纪中国小说选》（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1981年刘绍铭、夏志清和李欧梵编选的《现代中国中短篇小说选》（1919—1949）（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s: 1919—1949）、1995年刘绍铭和葛浩文编选的《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和2007年推出的该选集的第二版。这些选集为海外中国文学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李刚，2014）。李刚、谢燕红（2016）指出，刘绍铭和葛浩文编选的《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是目前美国高校进行中国文学教学使用最广泛的典范教材，在西方普通读者特别是大学生读者中的影响不可低估，其意义不仅在于向西方读者推介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作为大学教材体现出西方知识阶层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选择和态度。显然，由美国汉学家或学者编写（翻译）并由各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选集多是为高校大学生提供教材读本（尽管作为教材不是其唯一目的）。这种教材化中国文学选集的编写（翻译）、出版及其在教学中的选用推动了中国文学在海外大学生群体中的有效传播。
有关英译中国文学选集在美国高校的教材化问题也散见于国外学者的有关论著中。曾任教于美国多所大学的著名华裔学者李欧梵教授（Lee，1985）在对中国当代文学英译的回顾中指出，1976年以后一些英译中国文学选本为美国的本科课程教学提供了充足的资料，如许芥昱和丁望编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林培瑞（Perry Link）编选的《顽固的野草：“文革”后流行及争议性的中国文学》（Stubborn Weeds: Popular and Controversial Chinese Literature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等。美国本土汉学家编（译）的中国文学选集因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而更易被选作高校教材，比如，任教于美国圣·劳伦斯大学的华裔学者张振军指出，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美国本科教学中最为流行的三种英文版中国文学选集（教材）分别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白之（Cyril Birch）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选集：从远古到14世纪》（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宾夕法尼亚大学梅维恒（Victor Mair）教授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简编》（The Shorter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和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主编并翻译的《中国文学选集：从先秦到1911》。限于研究范围和重点，上述有关英译中国文学选集被用作美国高校教材的讨论大多不够深入，但对我们从教材选用的视角探讨中国文学的海外接受与传播具有线索价值和启示意义。
2.2 中国文学译作单行本或节译本的教材化传播
除了英译选集类教材，部分研究还论及一些典籍和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英译本或节译本被选作美国高校中国文学课程教材的问题。管兴忠（2016）指出，王际真翻译出版的《红楼梦》节译本至今依然被美国不少高校选作重要的辅助读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中文部负责人何剑叶（2017）指出，纽约大学教授罗慕士（Moss Robert）在20世纪70年代翻译出版了《三国演义》的节译本并用于课堂教学。作为教学材料走进美国高校课堂的还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英译单行本或节译本，体现出美国高校中国文学教学材料选择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比如，葛文峰（2016）指出，香港《译丛》（Renditions）杂志中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译作入选美国高校的中国当代文学教材，甚至入编《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这类权威文选；
《译丛》中的朦胧诗、王安忆的小说等多次被节选编入美国高校的中国文学教程，以教学资料的方式，走进美国大学生群体的阅读视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汉学家安德鲁·琼斯（Andrew F. Jones）称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英译本作为读本集中出现在中国文学课程中，比如，他1996年翻译出版的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On the Road at Eighteen）便被俄亥俄州立大学和俄克拉何马大学选为文学课素材（朱振武，2017）。一部英译中国文学选集的编写（翻译）出版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往往需要数年之久方能完成，且在篇目选择上难免挂一漏万，而文学作品的创作及其译本则是在不断推陈出新的。为了弥补英译选集的不足，海外高校中国文学教授选择译作单行本或节译本作为辅助教学材料的情况应该不在少数，这类教材的选用有助于中国文学在海外得到更为全面或及时的传播。然而，目前学界对此类教材选用的关注显然不足，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领域。
2.3 英译中国文学的教材化传播影响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翻译学界在有关中国文学英译及海外传播的讨论中特别强调了英译中国文学选集作为美国高校教材的传播影响。江帆（2011）在考察柳无忌编选的《中国文学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等文学教材对《红楼梦》译本的选择时指出，20世纪60年代英语世界出现的几种中国文学教材如《中国文学概论》、黎明（Lai Ming）编选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和白之编选的《中国文学选集：从远古到14世纪》等影响深远，《中国文学概论》作为北美长期广泛使用的文学教材影响了众多的专业读者。李红绿、赵娟（2017）的研究发现，美国著名汉学家华兹生（Burton Watson）于1971年翻译出版的《中国抒情诗：从2世纪到12世纪诗选》（Chinese Lyricism: Shih Poetry from the Second to the Twelfth Century）作为美国本科生教育使用的教材，并在哥伦比亚大学东方人文项目中用作文献资料，在美国影响力较大。美国教育机构将他同年出版的《中国赋：汉魏六朝时期赋体诗》（Chinese Rhymed Prose: Poems in the Fu Form from the Han and Six Dynasty Periods）作为本科生通识教育教材，彰显了华兹生在传播中国文学与文化方面所做的贡献。叶秀娟、马会娟（2017）对1949—1978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国的译介研究发现，本阶段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主要是以文学选本的形式为美国本科的亚洲地区通识教育编译的教材，英译选本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的重构；
白之编译的《中国文学选集：从远古到14世纪》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各大学教授东亚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权威教材，影响深远。部分研究强调了一些英译中国古典诗歌因被选入选集作为教材而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王建开指出，由汉学家翻译并入选《诺顿》等各种文学选集作为教材是中国诗歌走向西方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并成为域外经典的重要环节，比如，华兹生英译的不少中国文学作品被收入《诺顿世界文学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和《贝德福德世界文学选集》（The Bedford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这两部选集主要用作大学教材尤其是欧美大学的课堂教材……这种方式是作品经典化的一个重要途径”（2016：6），这类教材对中国诗歌在海外的经典化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葛文峰指出，美国汉学家傅恩（Lois Fusek）翻译的《花间集》（Among the Flowers）中的多首译作入选汉学家梅维恒编著的《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简编》和蔡宗齐编选的《汉诗阅读：指南选集》等中国文学读本，“进入大学生的阅读视野，扩大了《花间集》译本的读者群体，影响力持续提升”（2017：131）。以上研究突显了英译中国文学作为美国高校教材的传播影响，为教材视角下的英译中国文学海外接受与传播研究奠定了基础。
2.4 英译中国文学教材化传播的背景研究
英译中国文学作品是如何成为美国高校课程教学材料从而得到传播的？对该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揭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接受和经典化过程，探索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有效路径。有学者从历史文化语境的视角探讨了用作美国高校教材的中国文学选集的编写（翻译）背景。江帆指出，二战后随着美国各大学中国或远东研究系所的建立，中国文学译本的受众转向专业读者，“专业读者的激增使中国文学教材的受众扩大”（2011：35）。20世纪60年代柳无忌、白之等汉学家编写（翻译）的几种中国文学教材影响深远；
70年代以后，由欧美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汉学家翻译的主要针对专业读者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全译本”一般由基金组织通过学术机构赞助出版。这就点出了美国高校的中国学研究相关专业读者的阅读需求推动了中国文学选集类教材的编写（翻译）实践，同时也揭示了出于教学需要而进行的中国文学选集编写（翻译）和出版受到了特定机构的赞助。同样，1971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小说选》是美国高校按照当时美国《国防教育法》的要求为本科生开设关于亚洲的通识课程而由夏志清编选的文学教材，目的之一在于“加强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研究”（李刚，2014：70）。叶秀娟、马会娟（2017）也指出，1949—1978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国从沉寂到关注再到逐步发展的译介特点与当时的美国国情相关。一些大学基于美国国防战略对中国学研究的需求而开设的有关中国研究的课程和项目刺激了对相应教材的需求，故而该时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选本即是作为美国高校本科通识教育课程教材而编写（翻译）的。林嘉新（2017）对汉学家华兹生的中国文学译介活动考察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政府需要通过汉学研究了解东亚国家国情的背景下，哥伦比亚大学率先开设了研究东亚语言、文化、政治、经济等的相关课程，为解决汉学教材匮乏问题，由汉学家狄百瑞（William T. Debary）主持、华兹生参与译介的大型翻译项目“东方经典著作译丛”得到了美国教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等机构的资助或支持。显然，美国高校中国文学选集类教材的编写（翻译）是在特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下产生的，教材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尽管其中不乏经典或优秀之作。
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文化语境的演变，美国高校的中国文学教材编写（翻译）也会发生变化。如前所述，1981年《现代中国中短篇小说选》作为教材编选时，“中美之间交流的政治障碍和意识形态分歧对中国文学在美国高校的传播与教学影响已经大为减弱，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美国高校的发展也已日益成熟，以前那种个人色彩较重的文学选本需要让位于按照学科发展要求编选的选本”（李刚，2014：71）。现有对英译中国文学选集类教材的编写（翻译）背景的讨论，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或诗学等因素之于中国文学在海外高校的教材化传播的影响，揭示了国家机构、出版社或基金组织等对中国文学教材化编写（翻译）实践的赞助作用。然而，现有研究较少考察作为英译中国文学重要读者群体的中国文学教学师生之于教材编写（翻译）或选用等教材化过程的影响，对译作单行本或节译本等形式教材的选用背景也缺乏探讨，因此，对英译中国文学海外教材化传播背景的探讨尚有较大的开拓空间。
现有关于英译中国文学在美国高校的教材化传播的探讨为中国文学海外译介与传播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视角或方法。然而，文献梳理表明，目前该领域研究还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第一，部分研究仅在考察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中论及英译中国文学作为美国高校教材的选用或传播效果，所论不够深入。第二，已有研究大多聚焦英译选集类教材，较少关注译作单行本或节译本被选作教材的情况，更缺乏对英译中国文学教材的编写（翻译）或选用情况全面系统的考察。第三，对英译中国文学教材化传播的背景探讨有待拓展和深入。第四，对英译中国文学作为美国高校教材的传播影响研究尚待深入等。故而，英译中国文学在美国高校的教材化传播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下面我们对该领域的研究前景进行展望。
3.1 美国高校的英译中国文学教材选用系统考察
英语国家高校与中国文学教学相关的师生是推动中国文学海外译介与传播的重要力量，英译中国文学在海外高校的教材化是推进其经典化和有效传播的关键环节。正如孙宜学、花萌指出，美国国家学术机构中的汉学家和中国文学相关从业人员以及大学生是英译中国文学的重要受众，“学生读者既是中国文学在教育系统内部的实际受众，又可能是未来从事中国文学译介的主要参与者、组织者和推动者”（2017：169）。因此，对美国高校中国文学教材的编写（翻译）或选用情况进行考察可揭示中国文学在海外高校精英阶层的接受状况和传播影响，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具体说来，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研究：首先，对美国高校中国文学教学中选用英译文学选集、文学史著作、译作单行本或节译本等形式教学材料的状况进行历时和共时考察，归纳和描写教材选用的概貌、特点或规律，分析存在的问题或现象；
其次，对美国汉学家或学者编写（翻译）并出版英译中国文学选集的情况进行考察和描写，考证选集编写（翻译）的教材化目的或倾向；
再次，比较分析美国高校华裔与非华裔汉学家或学者在中国文学教材编写（翻译）或选用倾向的异同，探讨中国文学教授者的族裔或文化身份与其教学材料编写（翻译）或选用的关系，揭示海外华裔学者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等等。
3.2 英译中国文学在美国高校的教材化传播背景考察
英译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高校的教材化传播受作家作品的文学地位及译本翻译质量、中国文学教授者、教学对象以及所在社会历史文化语境诸因素的影响或制约，考察英译中国文学教材的编写（翻译）或选用背景可对英译中国文学海外教材化传播的特点或现象进行阐释，揭示英译中国文学作品作为翻译产品进入国际传播的条件或路径。汪宝荣（2018）指出，翻译产品的国际流通与传播和社会学与翻译学的关系是社会翻译学中的两个核心研究领域，提出应开展社会学视阈下的翻译产品国际流通与传播、中国文学与文化国际传播以及翻译生产与传播过程等领域的翻译研究。的确，社会学视阈下的翻译研究不仅重视社会历史文化语境诸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还重视作为社会实践者的译者的行为角色以及翻译产品的社会文化功能，社会翻译学成为继“文化转向”之后翻译学领域重要的研究范式。因其对翻译行为或现象具有强大的阐释力，进入21世纪以来，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的社会学理论如“场域—惯习论”成为译学研究运用较多的理论。布迪厄社会学认为，社会实践活动参与者的实践行为受其所在场域或相关场域规则，其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或符号资本以及其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惯习的影响和制约（Bourdieu，1990、1993）。从布迪厄社会学视角来看，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英译中国文学教材的编写（翻译）或选用受教材编（译）者和出版赞助者、中国文学教学者等实践活动参与主体所具备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或符号资本的影响，也受教材编（译）者或选用者在其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惯习以及所在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意识形态或诗学等诸场域规则或规范的影响或制约。因此，我们可从布迪厄社会学的视角对美国高校英译中国文学教材的编写（翻译）或选用背景进行考察，对教材编写（翻译）或选用的特点进行阐释。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从“场域”这个理论概念出发，我们可探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或诗学等场域规则或规范如何影响中国文学教学与研究场域中中国文学选集编（译）者的篇目选择，影响教学者对教学材料的选用。汪宝荣在从社会学视角分析中国文学译作在西方的传播时指出，“在美国能成功招募出版社的中国文学译者一般是声誉较高的汉学家或海外华裔学者，因为他们在文化生产场域内被公认的资历、学术地位和声誉（文化资本）以及与出版社、同行及其他有关机构建立的良好工作和社会关系（社会资本）能转换成可观的符号资本，从而说服出版社接受他们的翻译出版选题”（2017：3）。同理，美国高校的汉学家或学者之所以能够成功出版其所编写（翻译）的中国文学选集也在于其拥有可观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或符号资本。因此，在考察文学场域或与之相关的其他场域规则或规范对教材编写（翻译）或选用实践的外部客观影响之后，我们可运用“资本”这个理论概念考察英译中国文学选集类教材的编（译）者、出版赞助者等实践主体所具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或符号资本之于英译中国文学教材化传播的作用和影响，论证选集编（译）者所具备的文化资本或符号资本是影响选集编选内容和特色并对教学者的教材选择产生影响的重要的因素。正如塞拉 – 谢菲（Sela-Sheffy）指出，惯习是促进实践活动参与者做出本能判断和选择的内在驱动力（2005：14），如果说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是教材编写（翻译）或选用实践者所依赖的资源宝藏的话，那么惯习则是教材编写（翻译）或选用实践者发挥其主体性、在实践中表现出特定行为倾向的根源。因此，我们可运用“惯习”这个概念对美国高校从事中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汉学家或学者群体的身份特点、研究兴趣或专长等进行考察和描写，探讨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惯习对其教材编（译）或选用行为的影响。不难理解，美国高校具有不同文化成长背景的华裔与非华裔汉学家或学者所具备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可能具有一定的群体差异性，其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惯习也不尽相同，他们的教材编写（翻译）或选用也因而可能打上群体差异的烙印。因此，我们可综合运用“场域”“资本”和“惯习”这几个概念对华裔与非华裔汉学家或学者的教材编写（翻译）或选用倾向或偏好背后的成因进行考察，对其教材编写（翻译）或选用之间的异同进行阐释，论证资本和惯习的不同是造成华裔与非华裔汉学家或学者教材编写（翻译）或选用间差异的主要成因。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教学对象是教学场域中的重要元素之一，美国高校修读中国文学课程的学生群体的族裔或文化身份特点、学习兴趣或动机及其认知水平也可对教学材料选用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可对美国高校修读中国文学通识教育课程的学生群体的身份特点、学习目的或动机进行考察，运用“场域”概念解读学生群体对教材选用的影响。概而言之，从社会学视阈对英译中国文学在美国高校的教材化传播背景进行考察，可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与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3.3 英译中国文学海外教材化传播影响研究
英译中国文学作为海外高校教材的选用消费实践持续不断，面向海外中国文学教学的教材编写（翻译）推陈出新，并呈现中外学者合作编写（翻译）的趋势，如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主编的《现代中国新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于2017年出版（沈河西，2017），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蔡宗齐教授与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合编的系列中国古典文学教材丛书于2018年开始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并将进入美国主流高校使用（陈圆圆，2018）。同时，作为21世纪世界文学史新建构的重要实践话语，美国的“世界文学经典选本”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即中国文学文本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和比例与西方文学经典合编在西方主要的文选之中（方汉文，2017）。显然，英语国家高校对英译中国文学教材的需求前景广阔，而中国文学作为教材的编写（翻译）与选用实践会极大地推动其在海外的经典化和有效传播，其“从精英到大众”的传播影响也将更具可持续性，因而，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教材化传播研究将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未来研究可在对美国高校的中国文学课程，尤其是可作为通识教育的中国文学课程的设置和教材选用状况、学习者规模、大学生读者的接受等方面进行考察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英译中国文学在美国高校的教材化传播影响。
英译中国文学在海外高校的教材化传播是值得探讨的课题，可为中国文学海外译介与传播研究与实践提供有益参考，从而推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本文通过对英译中国文学在美国高校的教材化传播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对英译中国文学作为美国高校教材的编（译）或选用状况及其背景的考察有待系统和深入；
研究对象多囿于英译选集类教材，对译作单行本、节译本等作为教学材料的情况缺乏足够的重视；
鲜有研究关注中国文学教学师生对教材选用的影响等。因此，本文认为英译中国文学在美国高校的教材化传播研究还有较大的开拓空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对涵盖英译选集、译作单行本或节译本，甚至数字化译作等形式的中国文学教材在美国高校的编写（翻译）或选用概貌和特点进行全面考察和描写；
系统考察中国文学教学师生、英译选集编写（翻译）者或出版赞助者以及社会历史文化语境诸因素对教材编写（翻译）或选用实践的影响，从社会学视阈对英译中国文学教材的编写（翻译）或选用的主要特点、规律或现象进行阐释；
比较华裔与非华裔汉学家或学者在中国文学教材编写（翻译）或选用行为间的异同，并探究其主要成因；
对英译中国文学的教材化传播影响进行深入研究，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