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岚
（河南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在思想性和文学性上都独具特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明珠。《聊斋志异》不仅在国内拥有众多读者与研究者，也通过不同语种的译介蜚声海外，特别是其英语译本数量众多，影响广泛。《聊斋志异》进入英语世界可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传教士、外交官卫三畏[1]（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与德国传教士郭实腊[2]（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1803—1851）都译介过《聊斋志异》故事。其后百余年，《聊斋志异》各种英语译本相继出现，逐渐在英语世界走向经典化。
随着学者们的不断梳理，《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历程逐渐清晰，如王丽娜对《聊斋志异》英语译文和译本的梳理[3]，何敏（2009）对《聊斋志异》文化接受国译者译本和文化输出国译者译本的梳理[4]，以及朱振武、杨世祥对建国后的《聊斋志异》英译本[5]69-80、李海军等对《聊斋志异》英语译介[6]所作的历时描述等，挖掘了《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得以经典化的成因。随着对《聊斋志异》译介研究的不断深入，大量个案研究揭示出不同身份的译者对《聊斋志异》文本的文化认同与文化操纵，如对翟理斯译本[7]、郭实腊译本[2]、卫三畏译本[1]以及张心沧译本的研究[8]等。在这些个案研究中，有一个译介版本从未被涉及，而在对译本的历时梳理中，对该版本的描述也非常简略，且30年来一再被以讹传讹。这就是1933年刊登在《中国杂志》上潘子延所译的《聊斋志异》英语译文。
首先，有必要了解清楚该英语译文被一再误读的始末。一般认为，潘子延于1933年在《中国杂志》上英译了《聊斋志异》中的《马介甫》一篇。王丽娜在总结《聊斋志异》的外文译本时提到“潘子延翻译的《聊斋志异》的单篇英译文《吼叫的妻子》（A Crow Wife）即《马介甫》，载于上海出版的《中国杂志》（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1933 年第十八期”[3]260。据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第2版），“crow”一词作名词主要有“乌鸦”“鸡鸣声”“（婴儿）的欢叫声”等意思，或带有贬义色彩，意为“丑女；
（老）妇人”；
作动词则表示“（雄鸡）啼叫”“（婴儿）欢叫”“（因胜利而）欢呼”或“夸口、自夸”[9]40，并没有表示“（人）吼叫”的意思。因此将“A Crow Wife”译作“吼叫的妻子”，在语言层面上并不成立。这一说法出自何处，是转引或是作者基于自译的猜测，不得而知。很有可能是依据“crow”有“丑女；
老妇”“啼叫”等意思，将其理解为“悍妻”，并将之与表现“悍妻”主题的《聊斋》故事《马介甫》联系起来。何敏延续了这一说法，对此译文描述道：“1933年，英国人潘子延（Pan，Tze－yan）翻译了《聊斋志异》的《吼叫的妻子》（A Crow Wife）。”[10]46将译者潘子延的国籍误定为英国。
对于“吼叫的妻子”的译法，多数学者并没有继续采用，但多数还是肯定了“马介甫”一说。马祖毅、任荣珍的《汉籍外译史》在提到汉籍外译的国人译者时曾记：“潘子延（1923—1941）也英译过《聊斋志异》的单篇《马介甫》。”[11]703此处虽给出了潘子延的生卒年份，但认为潘子延生于1923年，令人生疑，因为其不大可能在10岁时（1933年）甚至更早之前发表大量译文。吴永昇、郑锦怀肯定了潘子延翻译《马介甫》的说法，对译文进行了补充说明，介绍了译者身份，称“目前所见，这是中国本土译者完成的聊斋故事的第一种英译版本。我们无法查知潘子延的具体生平，仅知道他是上海邮政局职员”[12]74。李海军指出：“1933年，潘子延在上海出版的《中国科学美术杂志》（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第十八期上发表了《马介甫》的英译文，拉开了华人学者和翻译家英译《聊斋志异》的序幕。”[13]107这些评价，肯定了潘子延《聊斋》英译的贡献，进一步确定了译者身份。
关于这一英译版本的情况也有不同的记载，如孙轶旻所著《近代上海英文出版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跨文化传播（1867—1941）》附录一“上海出版的英文期刊中涉及中国古典文学的篇目”，将“A Crow Wife”的中译名确定为“鸦妻”，潘子延的英文名列为“Pan，Tze－yen”，原文界定为《聊斋志异·竹青》。[14]322这一回译出来的译文标题，明显是取“crow”最重要的意向，即“乌鸦”之意。而《聊斋志异·竹青》的确是乌鸦所幻化的竹青与鱼容结为夫妻的故事，符合“鸦妻”的说法。那么，1933年潘子延所译的《聊斋》故事是《马介甫》还是《竹青》？潘子延何许人？译介情况如何？与当时流行的翟理斯译本有何关系？该英译版本于《聊斋志异》英译史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只有待揭示译文真貌之后才能找到答案。
以上关于该英译文的描述，有几处是一致的，第一是1933年这个时间，其次是《中国科学美术杂志》或《中国杂志》，再次是潘子延这一译者的中文名字，这些信息可以作为考察该译文真实情况的突破口。
1923年，《中国杂志》（The China Journal）（原名《中国科学美术杂志》，英文名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rts）由英国博物学家苏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1885—1954）与美国传教士汉学家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 son，1866—1945）创刊于上海，为了在中国创办一份英文科学杂志。“科学”与“美术”的说法来源于英文中的“Science and Arts”，但是这种译法并不准确，因为“Science and Arts”并列在英文中更常用来指“理科与文科”，这个解释更符合该杂志文理科合刊的性质。1927年1月起，该刊换掉了原来冗长且看上去领域狭窄的杂志名，将英文名变更为The China Journal；
1936年1月起，中文名更为《中国杂志》。更名后的《中国杂志》逐渐减少了专业性，增加了趣味性、知识性和实用性，更加适应一般读者。①关于《中国杂志》的详细介绍，可参见上海图书馆编《中国杂志1923-1941导论总目》，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伴随着这一变化，该杂志从主要刊登学术性较强的文章，逐渐增加了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译介，译介作品主要包括《三国演义》《今古奇观》《琵琶记》《虞初新志》《太平广记》《聊斋志异》等，以短篇小说居多，选材注重通俗性。另外，华人也不断加入该刊作者队伍，在约稿和投稿的作者中，很多都是各学科的一流人选，比如文科方面作者就有辜鸿铭、王国维、葛传槼、缪廷辅、鲁迅、王际真等知名学者。虽然擅长汉学的福开森撑起了该刊文科部分的半壁江山，但以自然科学见长的苏柯仁也撰写了针对翟理斯选译的《古文选珍》、李高洁选译的《苏东坡选集》、熊式一译《西厢记》等中国文学作品译著的书评。由此可见，虽然该刊以创办一份英文科学杂志为宗旨，但在文理科方面的内容基本是平衡的，且两位编辑对中华文明的景仰和对华人学者的尊重，使得中国文化借由《中国杂志》在英语世界广泛传播。
《中国杂志》共刊载《聊斋》译文三篇，包括《鸦妻》（A Crow Wife，译《聊斋志异》之《竹青》，载1933年第18卷第4期）、《大力将军》（The General of Great Strength，译《聊斋志异》之《大力将军》，载1933年第18卷第6期）和《舞魔剑的人二则》（Some Players of the Magic Sword，译《侠义传》与《聊斋志异·王者》，载1934年第20卷第1期），译者均为潘子延（Pan Tze－yen）。潘子延，又名潘承匡，英文名Z.Q.Parker。目前无法考证其生平，仅有的信息显示，潘子延1915年于浦东中学四年级就读，1919年到1926年间，在民国时期的英语学习杂志《英语杂志》（English Student）等报刊发表文章20余篇，主要包括关于英语学习的文章以及中英对照的译作，其中译作主要为《陋室铭》《出师表》《祭十二郎文》《方山子传》等古文英译共计12篇。如前所述，潘子延在1925年至1934年间在《中国杂志》发表中国古典小说英译作品19篇。其中，《赤壁鏖兵》与《影梅庵忆语》的英译本分别于1926年和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发行。在小说英译方面，潘子延在《中国杂志》上的发文量相当大，但其身份并未在该杂志上得到介绍。在《赤壁鏖战》与《影梅庵忆语》单行本的前言部分，译者潘子延的落款均为，“Post Office，Shang Hai”，即上海邮政局。这说明潘子延当时为上海邮政局职员。现存的一些史料也可证实潘子延一直在邮政局系统工作，如中华民国三十年（1941）江苏邮政局实用单据显示，潘承匡（即潘子延）当时为邮政局股长。在《影梅庵忆语》英译本的前言中，潘子延对王国维之子王仲闻表达了感谢。[15]xv王仲闻是潘子延上海邮政局的同事，两人都酷爱文学，同在业余时间为《英文杂志》《邮声》等杂志供稿。王仲闻是王国维子女中唯一继承父亲事业的孩子，是我国著名的词学家，从小就展现出词学方面的天赋。在他19岁时，王国维坚持将他送入邮政局为邮务生，希望他能在实务中练就独立生活的能力。[16]390据此推测，潘子延很有可能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希望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因此考入邮政局工作。况且，潘子延在中学期间就能以英文发表文章，英文功底了得，而当时上海邮政局的邮务长均为外籍人员，英文水平好的职员更受青睐。基于以上背景，有理由相信，潘子延在从事邮务工作之余，出于其本人在中国文学与英文翻译方面的爱好与特长，发表和出版了大量中国文学英译作品。
早在19世纪40年代，外籍汉学家郭实腊、卫三畏等人就贡献了自己的《聊斋志异》译文。1880年，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节译本已经在伦敦出版，并且于1908年和1926年由上海别发洋行再版，流传甚广，影响较大。那么，在距翟理斯译本问世50余年后，潘子延，一个中国本土的业余译者，发表在《中国杂志》上的《聊斋志异》译文又有何翻译目的？其翻译策略与翟译本有何不同呢？下面着重考察《中国杂志》所刊《聊斋志异·竹青》译文的翻译特色。
潘子延在《中国杂志》上发表的《聊斋志异》译作总共有三篇，除了上文提到的1933年翻译的《竹青》之外，他还翻译了《大力将军》（1933年）和《王者》（1934年）。从选材来看，潘子延选择了爱情、报恩和廉洁为主题的三个聊斋故事。可以看出，潘子延选译的聊斋故事是一些比较小众的故事。除了其最早译介的《竹青》之外，《大力将军》和《王者》在之前都没有译本。1880年出版的翟理斯《聊斋志异》节译本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选译了《竹青》。因此可对比潘子延所译《竹青》译文（以下简称潘译）与翟理斯的译文（以下简称翟译），以考察潘译本的翻译特色。因翟译本版本较多，这里选用与潘译出版时间较为接近的1926年上海别发洋行出版的版本。
《竹青》讲述了穷途末路的书生鱼容在吴王庙小憩，梦中吴王赠其黑衣，化而为乌，并配以雌鸟竹青，继而与竹青相恋、生儿育女的故事。故事中，鱼容为见竹青以羽衣披身化为乌鸦两地奔波的情节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无论是东方驾鹤的仙人，还是西方长着洁白羽翼的天使，人类从不缺乏对天空的向往。像鸟儿一样生出双翼飞向爱人的方向，这样的故事足够具有吸引力，这可能也是翟理斯和潘子延都选择英译这则聊斋故事的原因。潘子延在“A Crow Wife”首页的脚注中称，此译文与翟理斯《聊斋志异》译本中的译文在意义与用词方面有诸多不同（This translation differs in many respects both in sense and in phraseology from that published in‘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by Dr.H.A.Giles.）。[17]175这说明，潘子延在翻译之前，已经看过翟理斯的译文，并且认为有足够的理由重译《竹青》。因此通过对比翟译《竹青》，《中国杂志》所刊潘译《竹青》的翻译特色便可得以凸显，也可明晰其翻译目的。以下我们从副文本、正文语言整体特征、句子、词汇等层面分别来探讨两个译文的差异。
从译名上看，翟理斯将《竹青》译为“The Man Who Changed into a Crow”，而潘子延将之译为“A Crow Wife”。对比两个译名，两者都没有选择沿用原作标题，音译或直译女主角的名字，而是重拟译文标题。其中潘译更加贴近原著将女性形象作为标题，将竹青的形象意译为“鸦妻”，而翟译选择将男主角鱼容作为 《中国杂志》所刊《竹青》英译配图标题，即“变成乌鸦的男人”，但无论哪一个译名都突出了《竹青》的“异趣”，烘托了故事中最具神秘色彩的部分。副文本方面，两篇译文都设有注释，潘译有2个脚注，除上文提到的介绍该译文与翟译本有不同的脚注外，还有一处脚注解释了“汉皋解佩”的典故。潘译本附图片一张，绘鱼容在船上看见乌鸦化作竹青的情景，图下配有与这一情景相关的译文。翟译本有3个脚注，分别解释吴王、抛食喂乌鸦和“汉皋解佩”的典故，无配图。值得一提的是，潘子延对“汉皋解佩”的脚注几乎完全复刻了翟译的脚注，应该是参考了翟译本。
为明晰潘译和翟译《竹青》译文正文部分的差异之处，下面先用语料库检索工具得到译文的基础数据进行整体对比，再用文本细读法剖析差异产生的原因以及两者在用词方面的区别。本文将两篇译文转写为文本文档，利用WordSmith Tools 8.0来获取两个译文的基本数据，包括类符数、形符数、类符/形符比、句子数、平均句长、段数、平均段长等。
由表1可见，潘译无论在类符还是形符的数量上都比翟译略高一些，但类符/形符比相差无几。这说明，潘译略长于翟译，两者用词丰富程度相当。在句子数量和段落数量上，翟译都远低于潘译，这就导致翟译的平均句长与平均段长都远高于潘译。这说明，潘译在分句和分段上比翟译更加细碎，而翟译则更倾向于用长句表达同样的意思。众所周知，《聊斋志异》语言最基本的特色是文言体式与生活神髓的统一。[18]152文言文以语言精练、流畅见长，多短句。如此看来，潘译在文体形式上更忠实于原作，而翟译更倾向于将情节故事糅合并重述故事。下面结合原文与译文的汉英平行语料库对比两个译文，再通过文本细读具体来看两者的语言差异。
表1 潘译与翟译《竹青》译文基本数据
确定译者所采用的原文底本对于汉英平行比较至关重要。潘子延译文所采用的原文版本不得而知，翟理斯采用的是但明伦版《聊斋志异》[19]xvii。目前通行的《聊斋志异》主要有康熙抄本、二十四卷本、铸雪斋抄本等，可以通过对比两个译文首句判定译者所依底本较为接近的版本。
例1：
潘译：Yü Jung was a native of Hunan，the particular city or district from which he hailed being forgotten by the one who tells this tale...[17]175
翟译：MR.Yü JUNG was a Hu－nan man.The person who told me his story did not recollect from what department or district he came...[19]171
据考证，《竹青》首句，康熙抄本、二十四卷抄本均作：“鱼容，湖南人，谈者忘其郡邑，家綦贫，下第归。资斧断绝。”而铸雪斋抄本则是“鱼容”作“鱼客”，人名变成了泛称，并且少了“谈者”和“綦”三个字。[20]372-374据潘、翟二人译文的首句，本文选用康熙抄本、二十四卷抄本中的《竹青》原文作底本进行汉英平行对比，而这个抄本也是较接近蒲松龄手稿本原貌的。利用BFSU ParaConc分别建立潘、翟所译《竹青》与原文对照的汉英平行语料库，以了解两者与原文对照后的差异。
表1中的数据显示，翟译文本形符数略小于潘译。对照原文可发现，翟译有三处未译出。一处是鱼容与竹青相爱之后的描写“雅相爱乐”，第二处是两人重聚之后的“不胜欢恋”，第三处是竹青即将临产，鱼容戏问:“胎生乎？卵生乎？”的情节。不难发现，翟理斯对于鱼容和竹青相恋的情节有所避讳。鱼容在认识竹青之前已经娶妻和氏。基于中国古代的妻妾制度，男人三妻四妾的情况非常普遍。在《竹青》里，鱼容与竹青之间的感情属于婚外情，竹青甚至劝鱼容将自己的住处设为“别院”，将自己的儿子送给和氏抚养，这在蒲松龄的笔下成为一桩美谈。但是在翟理斯生活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这种婚恋观是不道德的。而竹青临产，即将成为父亲的鱼容调侃竹青的生产方式，显得十分轻佻，因而这部分在翟理斯的翻译中也被删除。在翻译中为保证英国读者所接受，删除或改写与维多利亚时代婚恋社会意识形态相冲突的部分是翟理斯常用的翻译操纵手段。[6]63而与此相关的部分，潘译则予以保留，译文如下。
例2：
原文：雅相爱乐。[21]323
潘译：A strong affection soon sprang up between the two.[17]175
例3：
原文：不胜欢恋。[21]324
潘译：and they began to renew their happy relations...[17]176
例4：
原文：生戏问日：“胎生乎？卵生乎？”女曰：“妾今为神，则皮骨已更，应与曩异。”[21]324
潘译：“Will your baby be viviparous or oviparous？”asked he jokingly.“As I am now a nymph，”replied she，“and my skin and bones have been changed，certainly I am different from what I was before.”[17]177
除了保留原文所有情节以外，潘译在分句上也更忠实于原文。原文共99个句子，潘译有109个句子，而翟译只有69个句子。潘译虽并非句句对应原文，也常有分句与合并，但总的句子数量还是十分接近原文的。而翟译句子数量与原文差异较大，除了翟理斯喜用长句合并原文短句之外，也与他喜用分号有关。整篇译文出现了33个分号，将逻辑关系紧密之处合并起来，大大增加了句子长度。
例5
原文：鱼每取食，辄驯无机，竹青恒劝谏之，卒不能听。一日，有满兵过，弹之中胸。幸竹青衔去之，得不被擒。[21]323
潘译：He was always out in search of food，but she often exhorted him not to expose himself too much.However，he turned a deaf ear to what she said.One day a soldier shot him in the breast with a missile.Luckily Chu－ch’ing got him away in her beak，so that he was not captured.[17]175
翟译：...who took every opportunity of warning him when he exposed himself too much in search of food.However，he did not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is，and one day a soldier shot him in the breast with a crossbow，but luckily Chu－ch’ing got away with him in her beak，and he was not captured.[19]172
在例5中，原文共3个句子，潘译为4个句子，将竹青的劝谏与鱼容的一意孤行分而译之；
而翟译中，前半句是与上文对竹青的介绍连接在一起的，who指的就是竹青，其后内容用一个句子将整个情节串联起来。
另外，在用词方面，潘译与翟译也有差异。处理专有名词方面，两个译文均用音译或音译加直译的方法来处理人名和地名，如鱼容（潘译：Yü Jung，翟译：MR.Yü JUNG），湖南（潘译：Hunan，翟译：Hu－nan），吴王（潘译：King Wu，翟译：Wu Wang），竹青（两者均译为：Chu－ch’ing），汉江（潘译：Han River，翟译：Han river）等。可见，两者在专有名词的处理原则上大同小异。但翟理斯在鱼容的音译名字前加上了“MR.”，界定了主人公的性别，又使之归化为类似西方绅士的形象。两者在其他措辞处理方面的差异更体现出译者的策略倾向。如“一日，有满兵过，弹之中胸”一句，此处的“弹”，作动词，指用弹弓投射的意思。潘将其译为“shot...with a missile”，取“missile”投掷物（子弹或石块）之意；
翟译为“shot with...a cross－bow”，“cross－bow”即十字弓，也指弩或石弓。据记载，10世纪之后，中国宋弩通过陆路和海路传入中世纪的欧洲，开启了十字弓时代。因为弓弦在木头架上绷成“十”字形，所以中国弩被称为“十字弓”（Cross bow）。[22]314也就是说，十字弓起源于中国的弩，但流入欧洲后，经改造成为流行于中世纪的十字弓。一般来说，在中国用弹弓打鸟很常见，潘子延用“missile”（抛掷物）对发射武器进行了泛化处理。而翟理斯用“cross－bow”则体现出他运用想象力进行的操纵：将来源于中国又流行于中世纪欧洲的十字弓与这个神秘的中国故事联系起来，以增加英国读者对该故事的认同。但从逻辑上来讲，用石块击中乌鸦，乌鸦生还的可能性较大，但十字弓杀伤力较强，乌鸦不可能被射中还能活下来，因此潘译更符合逻辑。又如，原文最后写竹青的儿子“汉产十二岁入郡庠”。此处“郡庠”，指州学，“入郡庠”，一般指中了秀才。潘译采用异化策略译为“the degree of Hsiu－ts＇ai”，翟译采用归化策略译为“bachelor＇s degree”，将我国科举时代的“秀才”头衔与英国大学的“学士学位”联系起来。
总体而言，与原文进行平行对比可发现，翟译操纵痕迹明显，潘译更忠实于原文。翟的目的在于改写原文以符合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吸引英国读者，而潘的目的在于在语言畅达的基础上，尽量在译文中还原这则中国故事的原貌。实际上，潘子延译介中国故事受到了翟理斯的影响，证据之一便是，他在《影梅庵忆语》英译本的前言中曾引用翟理斯的观点：“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译者不过是叛逆者，翻译作品只能是月光和水，而原作则是阳光和酒。”（ ...translators are but traitors at the best，and translators are but moonlight and water，while the original are sunlight and wine.）[15]xiv-xv只不过这种译者的叛逆，在潘译中多表现在灵活的语言表达上，而在翟译中则更多地体现在他对文化的操纵上。潘子延在明知翟理斯已经英译了《竹青》的前提下，仍然选择译介该篇，必然是想在翻译上有所超越。通过译文整体数据与细节的对比不难发现，潘译在文体风格和词语表达上更加忠实于原文，面向的读者群体不只是普通的英国读者，而是已经对中国文化甚至是中国小说有所了解的英语读者。结合译文载体的对象来看，《中国杂志》面向的读者群体本是对科学与艺术感兴趣的英语读者，而中国小说英译的部分是为了吸引对通俗读物和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读者，从而扩大读者群体，增加销量，维持杂志的运营。《中国杂志》选译的中国小说多取自于《今古奇观》《太平广记》《虞初新志》《聊斋志异》等中国宋、明、清时代的短篇小说集，每个故事独立成篇，篇幅长度也适合在期刊专栏发表，题材以历史、志怪、武侠、传奇类为主，适合人们在茶余饭后消遣阅读。从译者身份来看，潘子延是业余译者，主要身份为邮政局职员，从学生时代起就为各种英文杂志供稿，作品绝大多数是中国典籍英译之作。这说明，潘子延本身就对典籍英译抱有兴趣，作为自由撰稿人，其译介内容的选择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自己。《中国杂志》为像潘子延这样的业余译者提供了一个可以挥洒翻译才华的平台，有利于让许多中国传奇故事得以在英语世界传播。由于《中国杂志》的发行主要还是在中国，所以读者群体还是在中国居住的外籍人士以及懂英文的中国读者。所以，“原汁原味”的译文可能更适合《中国杂志》的读者群体。
在弄清楚以上信息之后，不难得出以下结论：1933年，《中国杂志》所刊“A Crow Wife”并非译自《马介甫》，而是《竹青》；
其译者并非外籍，而是中国译者潘子延。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该译文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华人英译的聊斋故事。译者在翻译时参考了翟理斯的译文，但并非抄袭之作，而是有自己的风格。追溯《聊斋志异》华人英译之嚆矢的过程，对于当今的翻译史研究和中国文学译介研究均具有启发意义。
首先，厘清《聊斋志异》英译各种真假信息的过程应该让研究者们警醒，在翻译史研究中，史料考证是根基，应以详实的史料还原译本真貌，避免以讹传讹。尤其在做文献综述时，不加任何考证、一味地引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不断走向深化的中国翻译史研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孔慧怡曾指出：“现有的翻译史倾向于引用第二、三手资料，同时也颇爱引用名人评语，很少再加考证或思考。”[23]12当然，不能完全否定在前人成果基础上“接着说”的研究方式及其贡献，但要区分清楚哪些是已经进入公众认可范围的常识，哪些是待考证的史料，对于后者应当审慎考辨后加以利用，对于未经考证或无从考证的二手文献至少应注明出处。
其次，有必要进一步挖掘近代英文期刊在中华典籍翻译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郑锦怀指出，直接翻译史料是能够反映译文或译本最初真实情况的第一手翻译史料或原始的翻译史料，其可信度与准确性最高，而直接翻译史料中的第一类就是原始的报刊译文，“早期许多翻译作品都是先刊登在各种报刊上，然后才可能被收入某种（译）文集中，或者被编辑成册，推出单行本”[24]4。但目前，从译介的角度对近代英文期刊的挖掘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对其中的中华典籍翻译关注不足。近代是中西交流空前频繁的时代，印刷业在中国兴起，报刊传媒业从上海传入中国，带动了近代报刊业的发展。自1850年，上海第一份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创办以来，近代上海报刊不断涌现。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几乎每年上海都会有新的报刊诞生。[25]12上海早期的报刊多为外国人创办，外文报刊以英文报刊居多，其中不乏大量与中国相关的内容，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英文报刊是近代中华典籍对外译介的重要途径。
最后，对《聊斋志异》英译史的探索还反映出，目前的翻译史研究对华人典籍译者的关注严重不足。中华典籍翻译历来多关注外籍译者的译介活动，中国典籍域外传播研究、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研究等均属此列。我们本能地关注作为镜像的异域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反射，但是还应该意识到，华人译者在中国典籍外译过程中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外译者呈现的翻译作品各具特色，从不同的角度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在现阶段的中国文学外译事业中，华人译者的努力是传播中国文化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结合第一手史料，梳理其翻译活动，了解其翻译思想，还原翻译史真貌，是对华人典籍译者最大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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