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瀚心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2)
“自由”一直是人类追求的最终目标。纵观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正是因为人类对自由的不断追求，才促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种种实践。自古以来，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为自由而斗争。弗洛姆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与马克思社会经济理论相结合，对人的自由与人性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地探讨。
(一)关于“逃避自由”的现实依据
19世纪，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弗洛姆这样形容这种现象：“人类自从进入工业时代，就一直把他们的信念和希望建立在无止境地进步这一伟大允诺的基石上。”[1]2人们开始相信，他们可以完全地征服大自然，他们可以在精神上获得无限的自由和真正的财富。人们开始相信，“人类是靠自己的主动行为来控制自然，所以人类的文明才会诞生”产业的发展加深了“技术可以使我们无所不能，科学可以使我们无所不知。于是，我们都成了神，成为能够创造第二世界的人”[1]2。林爽认为，在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满足，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年代，人们不知不觉地成了消费的奴隶，既满足了物质需求，又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自我，人类的生存不再是追求自身的价值，而追求的是物质和物质的满足，这一现象导致了物质上的富裕，精神上的匮乏。林爽相信，人类虽然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却也割裂了与自然的原始关系，也就失去了对原始社会的安全感和归属感[2]。所以，人们在获得自由的时候，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过孤独。弗洛姆“逃避自由”的心理机理的建立，成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比如，万翔就认为，中国“极端主义”就是一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它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以压迫下属来发泄自己的情绪，找回在上司面前丢失的尊严[3]。
(二)关于“逃避自由”的理论根源
弗洛姆在对“逃避自由”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从社会分析和阶级分析的角度出发对弗洛伊德的分析方法进行了探讨。弗洛姆在对弗洛伊德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发现，这种分析方法符合追求真理、摒弃不符合实际的原则，也适用于分析马克思的理论，原则的核心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进行的了解和批评。
弗洛姆认为，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心理的推动。因此，与人类自由有关的主题可以通过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等进行精神分析，但也不能完全依赖于这些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忽略了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更多地关注个体的心理状态。弗洛姆还把马克思看作是一个愿意从社会和经济角度来思考“人”的行动的思想家。袁罗牙指出，弗洛姆把马克思的思想学说进行了人文主义的扭曲，从而使马克思的思想学说发生了扭曲。弗洛姆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将物质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强调了社会存在对社会的影响，这是决定性的。在对“逃避自由”的心理学机理的探讨中，强调了客观现实对人类自由的重要影响，这是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并特别指出了各种外部因素对人类自由的影响；
同时弗洛姆借鉴马克思的理性批判思想，以人道主义为基础，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人类劳动的异化、剥夺人类的自由和全面发展[1]11。
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都对人类思想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弗洛姆“逃避自由”即是将二者结合的新理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和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是两个理论渊源。
1941年，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指出，随着个人的个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可以获得更多的自由，同时，人们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疏离，这种以利益为中心的观念导致了人们对“逃避自由”的一种心理机制的缺乏。
(一)个体化过程
在人与自然分离以前，人类社会尚未形成，人与自然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而整个人又是一种与自然紧密联系的整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学会了利用工具，制造和加工工具，社会也在不断地进步，从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社会的性质也在不断地变化。弗洛姆认为，人的发展必然会发生个体化的过程，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密不可分，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多样性，人的发展是超越自然的，它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整体。但这种“觉醒”在两者之间并不明显，呈现出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有些个体可以被认为是“单独个体”，也可以是“世界的一部分”，然后，这个个体就会逐渐脱离原有的“个人化”的特征[1]23。
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个体在个体层面上的一个进程，从一个婴儿的诞生起，这个人就是一个人的整个过程，在他出生的那一刻，他的生存状况并没有改变多少，他从他的父母那里得到了最原始的安全感，从一个没有自由和独立的儿童，到成年之后，他能够独立的生活，他的安全感和孤独感与日俱增，而随着他的成长，他的独立性和孤独也会慢慢地消失。杨玲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分析，发现弗洛姆的思想是：虽然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个人的自由与个性也在不断地提高，但由于内心的不安定与孤独，他们的自我异化以及对新的自由的逃避程度逐步加深[4]。
从集体的角度来看，从原始的野蛮时期到文明时期，从血脉的结合到社会关系的形成，是人与自然的不断分离，是整个人的个体化，就像个人的个体化一样，逐渐地脱离了与自然的联系，丧失了大自然赋予的最原始的安全感。因此，弗洛姆认为，个体的成长和个体的自由是有区别的。第一，逐渐增强实力和逐渐融合，逐渐能达到对自然的控制，提升理性，达到与人的和谐。第二，个体的发展过程逐渐显现，但逐渐发展成孤独、不安全和对自己在宇宙中的生存的质疑，意识到自己的生活的重要性，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并不重要。
弗洛姆指出，个人的成长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而且是一种不可挽回的过程，人一开始就不可能回归到原始的、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状态，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获得彻底的解放，只有在长期的自由中，才会感到寂寞和自由。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而发展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进行的，人类的进步是朝着自由的方向前进的，但也是从最初的安全中逐渐分离出来的，这就像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所说的那样：人类史的特色为冲突与奋斗。个人的性格会逐渐演化和变化，这种变化会影响到个人对不安全的感觉。一旦打破了原有的桎梏，再也无法回到原本的状态。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下，人们在寻求自由的时候，难免会害怕寂寞，害怕要承担的责任，害怕引起这些忧虑的自由，因此，他们“便产生了想要放弃个人独立的冲动，想要把自己完全隐匿在外界中，借以克服孤独及无权力的感觉”。
弗洛姆说的没错，机械的生产让人成为机器的工具，它的目的已经不是满足人的需求，而是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会逐步发展成为集贪婪、被动的消费者于一体的生物。物品不表现出为人服务的特点，人却变成物品的奴隶。赵静指出弗洛姆认为在资本主义这种不健全的社会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异化,它变成了两个抽象物、两个活机器之间相互利用的关系。人的异化、生产的异化、消费的异化，都使现代人的生活多了一层又一层的枷锁，一层又一层的负担，使现代人在个人生活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孤单、焦虑，他们渴望从重负和不安全的孤独中解脱出来，获得一丝喘息的机会，而这种精神上的解脱与逃避，正是现代人的心理机制逐渐形成的原因。
人类个体化进程的开端，是以“人”先行于世为前提的。弗洛姆的人道主义批判旨在激励人们寻求自我、寻求健康的个性，其目的正是符合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的精髓。在中世纪，被教会控制的人，虽然没有自由，但他们天生就是一个固定的社会，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们的生活空间有限，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他们并不担心，也不会害怕。社会秩序是一种自然的秩序，人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使个人有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这是一个传统的、生活在一个固定的建筑中的人，他们生活得很安全，但没有自由，没有自己的生活。
(二)“逃避自由”心理机制
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社会发展的动力得以释放，社会持续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不断变革，社会的变革也随之而起，追求自由、平等、个性的现代主体追求着自由与变革，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秩序，改革了旧的国家制度；
不停地拓展新的居住空间，不被狭隘的生存环境所束缚；
现代主体用自己的努力打破了社会阶级的桎梏，打破了一成不变的社会身份，打破了旧思想的束缚，朝着自由的方向迈进。但同时，现代主体也在慢慢地与那些他们所熟知的老家伙们拉开距离，他们的安全感在下降，他们的生存压力在不断增加，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他们的人生充满了矛盾，他们可以尽情地享受他们的自由，但是他们必须忍受孤独、不安和焦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用自己的力量去重建自己和他人。他们在构建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后，又会回归到原来的社会，或者说，为了缓解社会的压力，放弃对自由的追逐。在这一封闭的社会中，人若丧失了自己的位置，便会丧失人生的意义，从而开始质疑自己的人生。生活中也会有超人的能力，有资金，有市场。而在人际关系方面，个体与个体间缺乏基于人性的良好关系，凸显了阴险、利用、狡诈等消极因素，使个体成为潜在的竞争者，使个体关系变得更加恶劣；
个体自由的出现，也就是一种孤独的、孤立的感觉，以及在所有层面上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人类缺乏相互的关爱和理解，更无法感受到真正的自我，换句话说，人类正在逐渐地从自我中分离出来。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人们变成了一个没有自我、只需要迎合市场需求的商品，这样的人只需要迎合市场需求，而不需要自己。“逃避”的心理机理是“不追求自由，就可以从‘自由’中解脱出来，也可以降低‘去’我的风险”。与此同时，现代人所面临的问题也远超一般人，无论大小，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所以很多人都会感到恐惧和抗拒，因为恐惧会使他们失去对自由的追求，从而逃避自由。
(三)逃避自由心理机制的表现形式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当代人类在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同时，也存在着一种心理上的逃离。弗洛姆著的《逃避自由》中指出，人可以通过专制性、破坏性和机械性的方式来表达逃避自由的外显。
第一，极权主义倾向。极权主义是由两个相互依存的极端组成的，即受虐一方和施虐一方。从表面上来看，施虐方和被虐方是完全不同的，受虐方是弱小的，施虐方是强大的，受虐方任由施虐方压迫、摆布，而施虐方则是利用自己的能力控制别人。但本质上，受虐一方是依靠他人，害怕自由的寂寞，从而屈服于他人，从而被控制，而施虐方则会因为害怕没有权力而更加依赖于受虐者，因为他们必须控制受虐者，这样他们就能获得对抗现实的力量，哪怕这股力量并非来自自身。从本质上讲，尽管受虐方和施虐方在不同的心理机制下都有不同的表现，但是他们的目标却是相同的：摆脱因自由而产生的寂寞。
第二，破坏性倾向。这种逃避的心理机制就是要摧毁所有妨碍他们的自由的力量，以此来缓解他们在获得自由后的孤独、缺乏安全感和权利。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无法适应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人们可能会利用具有破坏性的倾向而逃离自由，他们会感到孤独、恐惧，并以暴力来表达对真实世界的无力。破坏性倾向是一种对自由的规避机制，它具有很强的消极性。
第三，机械趋同倾向，也可称之为顺世与随俗。大多数现代人追求的是自由，为了逃避社会的种种限制，他们采取了一种封闭的方式。弗洛姆说：“许多现代人将他们的心理活动当作一种逃离现实的方式。”换句话说，经验会依据不同的文化模式，与他人的性格相匹配，因此与他人的期望一致。这样，就能消化掉和这个世界的矛盾，不再感到寂寞和无助。如果一个人与他身边的人保持一致，那么他就不会感到寂寞和不安了。弗洛姆提到的这种情形在当今中国非常普遍，很多人都会选择把自己的个性隐藏起来，而不会把自己当成一个群体的一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对逃避自由心理机制的表现逐渐明显，以至于失去主体，进而导致人格的消退。
(四)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社会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对“逃避自由”的心理机理进行了论述：“一味地逃避自由是一种负面的行为，人必须获得自由与安全的共存，这样才能获得自由，而不是孤独”，弗洛姆认为，“积极地、自由地生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条件，它可以帮助个人建立健全的人格，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要达到这样的境界，最关键的就是要用爱来工作，要在维持自己的健全人格的基础上，找到和别人一样的步调，在发展自己的个性的基础上，一起创造，以使自己的潜力得到充分的发挥，使自己的人格更加健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一)对实现个体自由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意义
对于还没有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他们更为自己的未来担忧，为自己的人生担忧，正如弗洛姆所言，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的思想更加自由，中国的年轻人，就如同新世纪的学生一样，有着广阔的视野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他们不必拘泥于一块土地，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迅速，促使他们可以在世界的舞台上大展身手。正因为如此，很多人才会选择放弃自己的自由。然而，现代人处在一个个体化的进程中，面对生活的被动逃避和积极的抉择，我们应该摒弃其回避的心理机制，避免其消极性的负面影响，努力使自己的性格与人格的发展相辅相成。
(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意义
弗洛姆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入手，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人与自然的分离是人在个体化的过程中由于缺乏自主性而导致的一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中国自改革开放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农业、城市建设对耕地的过度开发，导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而与自然的关系却日益疏离。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外来的思想糟粕，由于资本主义的异化，产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欲望膨胀等社会不良现象，这使得人民丧失了最起码的亲情，成为了中国人民的一道无形的屏障。弗洛姆的“以爱为本”“发展自身潜能、完善自我”的思想指导了我们，我们要完善自己的个性、完善自己、为社会服务、为社会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收获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和谐社会的理想，从而使人类在没有寂寞的情况下，得到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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