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琪
（达州市博物馆，达州， 635002）
胶粘，顾名思义，即利用一种或几种具有粘接性的物质充当介质，将器物的裂缝粘合，使其保持“完好如初”的状态。在古代，能被充当为胶粘剂的材料有很多种，如沥青、面筋、石灰、鸡蛋清、植物汁液、糯米粥、白芨等，这些材料可单独使用，也可混合使用，但根据文献记载，多为混合使用。本文根据古文献中记载的古陶瓷修复胶粘工艺将胶粘剂在古陶瓷修复中的使用分为萌芽期、发展期、高潮期。
根据文献记载，胶粘剂应用于古陶瓷修复萌芽于唐宋时期。唐代义净所译《根本萨婆多部律摄》卷六<乞钵学处>第二十二中记载：“若瓦钵有孔隙者，用沙糖和泥赛之，以火干炙。”[1]此条记载是本文所掌握的最早的关于古陶瓷修复的记载，是中国佛教僧侣仿照印度陶器修补的案例，该案例中充当胶粘剂的为沙糖和泥。南宋周密所著《志雅堂杂抄》（卷上）中记载：“酒醋缸有裂破缝者，先用竹篐定，却于烈日中晒缝，令十分干，仍用炽炭烧缝上，令极热，却以好沥青末渗缝处，令融液入缝内，令满，更用火略烘涂开，永不渗漏，胜于油灰多矣。”[2]这则记载详细记录了破损酒醋缸的修复工序，即在裂缝极其干燥的情况下，用沥青填充，再用火烘烤后抹匀，可起到接合裂缝的作用，因此可知，起到粘接作用的物质是沥青。而且此则记载中还对比了“油灰”的粘接效果，可以猜测，油灰也是当时修复陶瓷器所用的材料，但遗憾的是，本文并没有找到关于油灰修补陶瓷器的记载，只有宋人孙升所著《孙公谈圃》中提及一位名叫王青的江湖贩子，起初家里特别穷，因为卖“脂灰”，让别人修补有裂纹的器物，而使家庭富裕起来。[3]这里所提及的“脂灰”很有可能就是前文所说的“油灰”。
由上述两则记载可知，虽然唐宋时期在古陶瓷修复中所用胶粘剂种类不同，但所用材料都与烧造陶瓷器的原材料性质相似，且粘接方法都是用火烘烤。因此可推测胶粘剂最初应用于古陶瓷修复时，胶粘剂与粘接方法的选择主要参考古陶瓷烧制工艺。
胶粘剂在古陶瓷修复方面的使用发展于明朝。这一时期有关胶粘的记载较为丰富，涉及的胶粘剂种类和粘接方法也更为多样。收录于《景德镇陶录》卷八的《墨娥小录》中有一则关于“粘碗盏法”的记载，即“用未蒸熟面筋，入筛净细石灰少许，杵数百下，忽化开如水，以之粘定缚牢，阴干。自不脱，胜於钉钳，但不可水内久浸。”[4]这则记载不仅对粘接的细节进行了描述，还介绍了面筋加石灰作为胶粘剂具有“不脱”，“胜于钉钳”的优点，但是不可以长时间放置于水中。崇祯十三年方以智所著《物理小识》中也有相似的记载，“生面筋入石灰，久杵忽化水，可粘磁器，但不可与水内久浸。”[5]因《墨娥小录》成书时间不详，且记载中也未明确时间，因此无法断定两则记载的先后关系，但可以看出面筋加石灰混合形成的胶粘剂在古陶瓷修复中并不少见。
另外，从文献记载来看，白芨与石灰混合也是一种常见的胶粘剂，并且不仅具有粘接的效果，还能起到补缺的作用。万历年间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卷四十二记载：“补磁碗，先将磁碗烘热，用鸡子清调石灰补之，甚牢。又法：用白芨一钱，石灰一钱，水调补之。”[6]方以智所著《物理小识》中“黏磁器”条记载：“白芨石灰为末，用鸡子白调匀，碎处缚定待干，但不可见鸡汤。”[4]明末清初张岱所著《夜航船》中也有相似记载，其卷十九<物理部>中记载：“瓷器捐缺，用细筛石灰一二钱、白芨末二钱，水调粘之。”[7]除了上述提到的几种出现频率较高的胶粘剂外，还有一些零星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无法推测这些胶粘剂是否得到广泛应用。如《墨娥小录》中有一则记载：“又凡瓷器破损，或用糯米粥和鸡子青，研极胶粘，入粉少许，再研。以粘瓷损处，亦固。”[4]张岱所著《夜航船》卷十九中也有几则相关记载：“槿树叶和石灰捣烂，泥酒醋缸则不漏。”“蒲花和石灰泥壁及缸坛，胜如纸筋。”“玉器如打破，以白帆火上熔化，粘之。补瓷器亦妙。”[7]纵观整个时期的相关文献记载，发现此时期已经存在不同窑口所产陶瓷器选用不同胶粘剂进行粘接的现象。如《墨娥小录》中记载到：“粘官窑器皿法：用鸡子清匀糁石灰，捉清别放，以青竹烧取竹沥，将鸡子清与竹沥对停，熬和成膏，粘官窑破处，用绳缚紧，放汤内煮一、二沸，置阴处。三、五日，去绳索，其牢固异常，且无损痕。”[4]“定窑器皿有破损者，可用楮树汁浓涂破处，扎缚十分紧，俟阴干，永不解。”[4]同时期的《物理小识》中也有相似记载：“粘官窑，以青竹烧沥，合鸡卵青缚窑破处，汤内煮一二沸，放阴处三五日，其牢如钉。定窑则浓楮汁可粘。”[5]因此可以推测，在当时可能已经出现较为明确的根据待修复的陶瓷器原材料、胎质、烧制工艺等特性选用不同的胶粘剂，以此来确保粘接效果。
综上所述，明朝时期文献记载可见的关于陶瓷器修复胶粘工艺多为民间工艺，选用材料种类繁多，且多常见、易得，如白芨、石灰、鸡子青等，其中石灰是最常见的原材料之一，猜测可能不仅与其常见有关，还可能是考虑到石灰的特性与烧制陶瓷器的原料相似。另外，此时期的文献记载多处可见“不可水内久浸”、“不可见鸡汤”等字眼，猜测这可能是民间陶瓷修复胶粘工艺衰落的原因。民间陶瓷修复多考虑实用功能，但胶粘过的陶瓷器不能长时间接触水，这无疑限制了陶瓷器的使用范围，因此，民间陶瓷器修复胶粘工艺逐渐被取代，并未形成体系。
古陶瓷器修复胶粘工艺的发展在清朝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宫廷陶瓷器修复出现，并成为此时期古陶瓷器修复的主流。与民间陶瓷器修复相比，宫廷陶瓷器修复更注重器物的观赏价值。
与清宫陶瓷器修复胶粘工艺相关的记载多见于清宫《造办处活计档》，但是这些记载几乎未提及具体的操作技法和材料。比如雍正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记载：“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月二十三日郎中海望持出珐琅匙箸香盒一件，说太监刘希文传着粘补收拾，记此。”[8]雍正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记载：“首领太监程国用交来均窑花盆大小五件，着粘补收拾，记此。”[8]乾隆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催总六达子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哥窑三足炉一件（随玉顶、木座、盖），传旨：着送上京去往细致里结实粘补，如若再不好，断不轻恕，钦此。”[8]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三日：“员外郎四德、库掌五德笔帖式福庆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坏腿磁鼎炉不必交全德粘烧，着造办处想法往结实里粘好呈览，钦此。”[8]这些记载都只提到破损陶瓷器需粘补好，并没有涉及充当胶粘剂的是何物质以及胶粘技法。
目前只找到一则相关记载提及了具体的胶粘剂名称，即乾隆三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库掌四德、五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哥窑胆瓶一件（底足缺木作，养心殿，二等），传旨：将瓶底足缺处用紫胶补好，钦此。”[8]紫胶，据《本草纲目》记载，“乃细虫如蚁、虱，缘树枝造成，正如今之冬青树上小虫造白蜡一般，故人多插枝造之。”[9]据说民国时期的故宫博物院依然采用紫胶作为修补器物的主要粘接剂。[10]另外，从文献记载来看，雍正时期的相关记载内容比较简洁，多用“着粘补收拾”一语概括，并无其他多余描述，如雍正十年二月二十五日记载到：“首领李久明持出均窑钵盂缸一口，说太监沧洲，传旨：缸底有渗漏处，着粘补收拾，钦此。”[8]乾隆时期的记载内容则相对比较丰富，不仅记录了粘补的地点，还对粘补效果做了严格要求，比如，乾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太监如意上交的一件从寿安宫撤下的哥窑双耳炉，炉耳磕破一处，传旨“着发往苏州交舒文将炉耳磕处粘好送来，不要显露粘缝”[8]。而因此，可以猜测，宫廷陶瓷修复可能起始于雍正时期，在乾隆时期得到发展。当然，这也可能与两位皇帝具有不同的陶瓷鉴赏观有关。
根据文献记载可得知，与前期相比，宫廷古陶瓷修复胶粘工艺更具规范性。一方面是出现明确的修复地点或者人物名称，如“造办处”、“苏州”、“上京”、“全德”、“舒文”等，据此可以得知，在此时期出现了专门的机构和官员管理古陶瓷修复事宜，并且分设多个机构分门别类的处理待修复陶瓷器。另一方面是古陶瓷修复流程更为严格。首先由皇帝下达修复命令，指定修复地点或人员；
其次相应的机构或官员按照指令要求进行修复；
最后将修复好的器物呈览给皇帝，由皇帝检查修复效果。由此可见，清代宫廷古陶瓷修复基本由皇家把控，并且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操作程序。
虽然传统修复技术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今的陶瓷器修复工作，但对其进行研究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一方面，传统古陶瓷修复是陶瓷修复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了历史、人文、技术等方面的信息，对其进行研究，有利于完整呈现陶瓷修复史，并且进一步了解当时社会的生活状态、工艺技术等；
另一方面，对传统古陶瓷修复技术的研究有利于为现今陶瓷修复工作提供新的发展思路，并且在修复中遇到旧修补痕时能对症下药，制定出更好的修复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