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书 王淳天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在中共党史上，对牺牲者的纪念既是一种对过往者的追思，更是一种对后来者的激励。这些悼念文字所展现的英勇无畏、顽强抗争的牺牲者形象往往能引发读者的共鸣，直击读者的内心世界，从而吸引更多有志者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捕杀害，死难者数量急剧增多，中国共产党更加意识到加强革命宣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的重要性。于是，《布尔塞维克》《列宁青年》等一批党、团的机关刊物率先设置“我们的死者”这一专栏，集中悼念革命中的牺牲者。自1928年10月出版的第一卷第一期起，至1929年10月出版的第二卷第二期止，《列宁青年》中“我们的死者”栏目共刊载12篇文章，平均每两期一篇，这一固定栏目的开辟表明中国共产党与共青团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与期望——逝者已矣，但事业永存。
《列宁青年》是继《中国青年》《无产青年》之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又一机关刊物，自1928 年10 月22 日创刊以来，由于政治环境的恶劣，历经多次停刊与复刊，于1934 年3 月20 日最终停刊。《列宁青年》内容涵盖团中央的各种文件、决议、宣言，各种时评政论，对国外青年状况的介绍，各地青年真实状况的纪实以及青年运动的记述等。目前学界对《列宁青年》的研究，宏观层面上主要集中于中国共产党青年期刊演变史的梳理以及《列宁青年》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青年宣传工作的意义的研究，微观层面上则集中于对《列宁青年》发行史、作者群与相关内容的考证，较少对其中具体栏目进行考察。而“我们的死者”作为《列宁青年》的一个重要固定栏目，充分展现了《列宁青年》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的特色，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与《布尔塞维克》等其他刊物不同，《列宁青年》作为一本面向青年群体的期刊，其性质决定了它所纪念的牺牲者均为青年英烈。牺牲者所拥有的“青年”这一身份符号，是《列宁青年》中“我们的死者”栏目与《布尔塞维克》等期刊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是这一纪念文本的最大特质。青年这一形象本是希望和未来的代表，是最不应该和牺牲产生关联的，而青年所承载的希望与青年牺牲所带来的毁灭，构成了生与死的强烈冲突。这组矛盾与冲突也衍生出了“青年何以牺牲”与“青年以何牺牲”的尖锐之问。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牺牲者的纪念具有超乎寻常的特殊意义。本文试图对《列宁青年》中对青年牺牲者的纪念文本展开研究，以发掘并揭示这种特殊意义。
《列宁青年》作为一种互动媒介，通过对青年牺牲者的形象书写，沟通了作为纪念者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接收者的广大青年群众，使广大青年群众更积极地参与到革命活动中来。作为形象的书写者与建构者，中国共产党首先需要从由真实历史所构成的“资料库”中提取客观事实，并选取其中的典型部分作为形象的来源。在这一基础上，来源将被形象的书写者赋予意义，并成为客观具象事实—主观建构符号的二联体，这些二联体组成了纪念文本。从文本的展开向度进行分析，其包含了对象维度的元素选择组合、书写维度的意义植入与时空维度的场景营造。《列宁青年》中“青年牺牲者”形象的书写过程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一）发掘青年牺牲者的共有“品质”
从对象的维度看，“资料库”中元素的选择组合，实际上是从《列宁青年》所记述的青年牺牲者生平中提炼出部分优良品质作为“共性”，将其视为一种符号化的特征，从而建构了“青年牺牲者”这一纪念符号。《列宁青年》中所展现的“共性”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青年牺牲者具有英勇无畏、不惧牺牲的品格。《列宁青年》中存在大量描述青年牺牲者英勇无畏的话语，以充分展现他们的精神风貌。比如在《悼梁振亚同志》中，作者写道：“反动军阀用种种残酷的严刑拷打要他招认一切，但他始终不吐半句，在监狱里谈笑自若的过了二十八天”［1］。另外，《列宁青年》中还描述了青年牺牲者对敌人“糖衣炮弹”的拒绝。比如唐鉴被捕之后，“这批官僚又请他吃酒，要他供出同志们的所在，他把酒桌一手推翻”［2］。显然，英勇无畏、不惧牺牲的品格是牺牲者群体最具有共性的品格，这也构成了《列宁青年》对其最基本的叙述单元。
其二，青年牺牲者富有阶级觉悟，可为革命事业牺牲自己。《列宁青年》中有大量对青年牺牲者为革命事业而放弃自我的记述，而这种放弃几乎均与个人利益相关，其中有个人较高的身份，也有较优渥的生活条件，甚至还有传统的家庭伦理与亲情。如在《悼王为宪同志》中，描述了王为宪为了加入共产党，和他的家庭断绝了关系［3］；
又如在《悼一个青年女战士——王经燕同志》中，王经燕“不甘愿贪享家庭优美安适的生活（她的父亲是永修县的豪绅地主）。不怕凶猛恶劣的环境……爬山越岭，睡草地，吃糟饭，受冻忍饥的从事农村工作”［4］。通过对这些为崇高的革命事业舍弃个人利益的描述，《列宁青年》试图说明其行为背后的逻辑——他们为坚定的革命信仰与阶级觉悟愿意牺牲一切，而这也从侧面揭示出共产主义作为真理的进步性和正确性。
其三，青年牺牲者具有个人私德的完美性。无论是为了革命放弃个人利益，还是英勇无畏的品格，均是从“公德”或是集体主义角度来叙述的。但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一位受敬重的人士除却忧国忧民、胸怀天下之外，还应有与之匹配的“私德”。也正因如此，在短短几千字的传记中，作者就通过对一些牺牲者行为的描述或评价，高频率地使用“好学求知”“勤俭朴素”“待人真诚”“团结同志”等词汇描述他们生前品德的高尚。如卓恺泽的同学评价他“在与其同学的三年里……怀着极热烈的情绪和反抗的精神，对于无论什么问题都抱着极彻底的精神去探究”［5］，这充分展现出其好学求知的一面。又如纪念马英时，文中言其“各地驰驱，风雨不辞，寒暑靡间，生活穷困至卖尽衣物以至腰无半文而不丝毫退缩”［6］，这就是“公德”与“私德”相统一的完美人格。
（二）通过青年牺牲者传达革命的信念
从书写的维度看，意义被编织入文本的方式众多，而《列宁青年》中最具有特色的一点是书写者通过青年牺牲者的口号与呼告来传达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念。《列宁青年》中对青年牺牲者的纪念文章在描写先烈牺牲时，必有突出其在就义前的壮烈不屈与高喊口号的文字，与文章整体采用白描的书写风格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口号是一种发布者主体对接受客体从心理上施加影响并试图引导客体接受主体发布的内容并实施主体所期待行为的媒介。作为一种呼告的形式，口号更能激起人民群众的共情，更容易对受众心理进行提示，从而更好地动员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利用政治口号，甚至为其设立专门的宣传机构。
具体到“我们的死者”栏目中所展现的口号而言，其中以短句形式的口号居多，主要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支持性质的，如“共产党万岁”“共产青年团万岁”“苏维埃万岁”“工农兵万岁”等，代表牺牲者对集体的祝愿，属于一种理想鼓动型的口号，展现出共产主义者愿意为集体的利益和未来牺牲生命的精神。第二种是反对性质的，如“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反对世界大战”等，旗帜鲜明地反对敌人，属于一种目标鼓动型的口号，展现出其认为反动势力必将被打倒的坚定决心与信念。第三种则是激励性质的，如“同志们继续奋斗”“后来者继续努力革命”等，属于一种情感鼓动型的口号，展现出共产主义者认为自己肉体的死亡并非理想的死亡，后来者若能继承其理想进行奋斗，那么这就意味着其精神不死。
但是，在《列宁青年》中对青年牺牲者的纪念文章中出现的口号和原本含义的口号也存在某种差异。前者所展现的实际上并非完全是牺牲者的“呼告”，而是纪念文章的作者以牺牲者的身份和口吻代替牺牲者进行的“呼告”，其根本目的在于告诫后来者完成牺牲者的未竟事业，展现出共产主义者愿意为崇高事业牺牲自我的生死观。这本质上是对原始口号进行复述与再加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纪念文章的作者与原初的口号作者即牺牲者之间发生了一个隐秘的身份置换，原先的“牺牲者—大众”的传播链被替换为“牺牲者—纪念文章作者—读者—大众”的传播链。传播链被延长后，必然包含纪念文章作者深思熟虑的再选择，会更多地考虑口号发出时所针对的对象与口号发出者之间的关系，对原初的口号进行筛选和改良，从而保证口号的感染力与效用。
就《列宁青年》而言，写纪念文章的作者在借牺牲者之口“发声”时，必然要考虑到读者的心理状态、文化背景与身份地位等因素，这样才能更好地传达共产主义者的理念与价值观。由于《列宁青年》的读者群体涵盖范围较广，其接受与理解能力各异，因此其口号风格往往简单易懂，通过口号将抽象的概念阐释为人民群众在生活中所能理解的词汇和语句，使其更容易接受，这有利于提升向人民群众传达共产主义的生死观与价值观的实际效用。
综上所述，《列宁青年》中借青年牺牲者的呼告传达革命理念的书写模式借用了牺牲者的崇高性来阐释口号的正当性，实现了政治功能的叠加，使得口号所指涉的理念进一步得到加强，突显出共产主义者崇高的生死观与坚定的信仰。而正是因为共产主义者都有着极为一致的生死观和信仰，因此生者能完全理解牺牲者的期望与希冀，其代替牺牲者的“发声”才有合理性。在书写“呼告”的过程中，纪念文章的作者最终将其理念与牺牲者的理念完全融合，并成为这种理想信念的继承者。而这种代替牺牲者所发出的“呼告”，不仅是其作为生者的义务，更是其作为一名拥有坚定信仰的革命者的自我身份认同。
（三）营造与青年牺牲者“共同”的场景
空间是人类生活及人与人关系形成的重要维度，是物质性和精神性交融的一种存在。它是一种中介，即一种手段或者工具，是一种中间物和一种媒介［7］。当一个纪念对象仅在物质空间存在时，它的影响范围是有限的；
但其一旦进入到被建构完成的精神空间或文化空间之中，其影响力便将延伸至无限。《列宁青年》在建构青年牺牲者形象的过程中，亦十分重视通过营造青年牺牲者与作者“共同在场”的场景展现其“共时性”，从而构建特定的意义空间，增强其感染力。如饶漱石在《悼王为宪同志》中记述的两人最后别离的场景，以及《悼马英同志》中的“哪知我与他这一次的会面竟为最后的诀别，现在思之，不禁黯然”［8］的描述等。
从书写者的角度看，这种“共同在场”的记述与书写者本身的情感取向一致。由于《列宁青年》中“我们的死者”栏目下的纪念文字均是由逝者的朋友、同学、同事单人撰写，因此书写过程中个人情感的宣泄自然较他人更甚。在这一过程中，作者所展现的只是他们根据自身的回忆构建起来的一部分形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作者最后构建的可能是自我心目中的理想与客观人物的结合体。其实，“在另一个人的踪迹中，传记作者想必会时不时地找到他自己的影子，所有的传记都在它的自身内部笨拙地掩盖着一部自传”［9］。因此，作者在讲述革命同志的生平故事之时，同时也在完成一种对同在进行革命的自我理想形象的书写，这是一种带有崇敬性的认同。而作者与逝者之间最大的共性恰恰体现在其参加革命后的经历，因此作者本身也在无意中更多地书写其与逝者“共同在场”的场景，通过对这种共同场景的记述，来加强自己与逝者的联系，从而不自觉地营造出“共同在场”的情境空间。
从读者的角度看，这种“共同在场”的记述与读者的情感需求一致。读者对文本的阅读过程本质上是一种符号的接收和理解的过程，读者将自己现在客观存在的现实环境映射到构成符号本身的大量过去客观实在之上，使得二者产生重叠，让自己“进入到文本之中”，从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列宁青年》中对青年牺牲者与作者“共同在场”的场景营造，实际上就是以再现过去的青年牺牲者与作者“共同在场”的身体空间性场景为基础，构建一个特定的情境空间，从而面向作为读者的“他人”，将位置的空间性转换为情境的空间性。这种由身体的“共同在场”升华而来的情境的“共同在场”使纪念文本的阅读者更容易“进入”到这一特定的空间之中，使其更容易受到鼓舞与激励，从而认同中国共产党的理念。
青年牺牲者作为革命烈士群体中的独特部分，与其他牺牲者存在一定的差异，具有特别的象征含义与身份。青年是民族和国家的希望与未来，是革命的先锋，在唤醒和鼓舞人民群众的过程中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因此，青年牺牲者具有特殊的纪念价值。
（一）青年是民族和国家的希望与未来
从概念史的角度分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青年阶层并不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受到重视。但随着社会的演化与变革，“青年”的概念和形象也被赋予新的内涵。“青年”这个概念具有永恒的内在不满足与变动性，但也由于青春的转瞬即逝，使它以最特别的形式召唤着一个不断面向未来、瞬息万变、难于安定下来的新时代。于是在这样的期待和召唤下，“青年”就代表着一种永无止境的历史动力［10］。在此过程中，“青年”已从一个客观的社会存在上升到主观概念层面的存在，成为某些理念和观念的集中表达。从《新青年》唤起青年自我意识的觉醒，到中国共产党对青年运动的重视，“青年”俨然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登上了社会舞台。
正如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所说的那样，“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11］。“青年”这个群体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他们在未来有无限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和洒脱不羁的气质。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青年”的形象作为一种“来者”，是可以生发可能、解决问题的。青年应当是“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12］的。社会问题全要靠这个国家的青年用自己的勇气、朝气和知识去发现，去探索，去解决。因此，中国青年在当时代表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希望，是先驱者和探索者，是许多人的精神寄托。而那些接受了民主科学的进步思想、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决意革命、加入共青团或是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更是青年中的优秀群体。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中，他们是最具有未来可能性的群体，也是最被寄予厚望的群体。
（二）青年既是“牺牲者”又是“先驱者”
在《列宁青年》的叙述中，上述承载着民族和国家希望的优秀青年，却被国民党反动派无情地杀害。“他们仅只经过这样一次含糊的审问，便于是日下午三时……执行枪杀”［13］“草草一审，慷慨不屈，即提出枪毙，距被捕仅一昼夜”［14］，这样的审问是何等的轻率、无理和残暴，是对未来的轻易扼杀，与青年的朝气和希望形成极其强烈的对比，展现出一种史诗般的悲剧感，更能激发读者的悲愤之情，这不仅反映出国民党反动派的毫无人性，同时也将“青年因何牺牲”这一疑问的答案清晰地摆在读者面前。在此之后，它又告诉读者，虽然青年的身躯是脆弱的、会被枪弹消灭的，但他们的精神是坚强的、不灭的。“马英同志的革命精神将永远萦绕在一切革命同志的心坎中与革命潮流的波涛相激荡，直至工农兵苏维埃革命的胜利”［15］，所以必须抛弃幻想，认清残酷的现实，要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最为坚决的斗争。
在《列宁青年》的传记文字中，有一些对他者“观看”这一悲剧后情感变化的描写，如“周围的观众尤其是学生们，受了这激昂悲愤的刺激，有的捶胸落泪，更有许多痛哭得回去不能吃饭，对我们的死者都深深的表示热烈的同情”［16］。这是用青年学生对青年牺牲者的同情来歌颂牺牲者的人格魅力，控诉反动派的不得人心，而一般市民则“受了我们死者最后的呼声的激励，愈加认清了国民党军阀的残酷”［17］，甚至站在国民党反动派一方的人也会受到感染，比如，在《追悼我们的青年战士——冯广同志》中，作者记述冯广被秘密杀害时，其“慷慨激昂令那执枪的士兵同牢的囚犯，都哀痛悲愤”［18］。此外，《悼梁振亚同志》中也有“那执法的士兵，亦为他手软”［19］的描写；
在《唐鉴同志的死》中则记述道：“连武汉的侦探警察，亦表示叹息”［20］。
其实从进步学生到普通的人民群众，再到站在国民党反动派一方的士兵、军警，这是一个逐步递进的过程。他们或许是被青年牺牲者的豪气所感染，或许是为其遭遇而感叹，因而产生一种精神上的共鸣。这样的文字其实也是在告诉《列宁青年》的读者，我们的革命事业正在被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逐渐理解，而如鲁迅笔下华老栓夫妇那样的“愚民”，又或是事不关己的“看客”正在逐渐变少。既然如此，那么这些青年的牺牲就不再是一场彻底的悲剧，他们用自身生命的悲壮落幕为下一幕的开幕播撒了光明的种子，他们正在逐步“唤醒”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如此一来，他们的牺牲也就不再是无谓的，而是有价值的。这些青年的“死”，正是为了换取未来青年的“生”，这也是“青年”这个群体作为“先驱者”的最本质含义。
当然，青年作为“先驱者”的含义并不止于此。如果将“先驱者”的含义在时间轴上进行延展，那么作为“先驱者”的“青年”还具有永生不灭的特质。“青年”这个群体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青年是会不断生长出来，无穷无尽，不可能完全消灭的，是一个不断迭代和更新的群体。正如其中的一篇悼文中写道：“经燕同志便是这成千累万中的一个，我们未死的同志……现在只有更积极的，更勇敢的，努力的继续着先烈的遗志而奋斗而前进”［21］。因此，在《列宁青年》的描述中，“青年”已被建构为一种“子子孙孙无穷匮”的符号、一种永不灭亡的符号，因此纵使有牺牲，后来者也必然接起前人的火炬，传承前辈未竟的事业和理想，这也是“青年”这个群体作为“先驱者”的永恒价值所在。
因此，每一位牺牲者与死难者都值得被铭记，正是无数的具有鲜明特质的个体构成了那个时代的青年群像。《列宁青年》中所描绘的这些青年牺牲者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各异，却共同拥有先驱者和牺牲者的双重身份。在生与死——代表希望的“青年”与代表毁灭的“牺牲者”——这对矛盾与冲突的碰撞中，这种牺牲者和先驱者的双重身份赋予“青年”这一群体及青年牺牲者作为纪念对象的崇高价值。
（三）青年既是“激励者”又是“领路人”
如何让“青年”意识到“自我”存在的与自身的“被概念化”，从而明确“自我”这个个体与整个群体的价值，加入到革命活动中来？答案是由外而内的唤醒。因此，青年牺牲者还兼具有革命激励者与同侪领路人的身份。从结果上看，无论是青年牺牲者的牺牲，又或是《列宁青年》对青年牺牲者的纪念，对唤醒青年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在大革命失败后，青年普遍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未来的革命究竟往何处去？究竟要不要革命？以上问题困扰着那个时代的大批青年。曾于大革命时期在董必武领导下从事国民党党部秘书工作的杨玉清在日记中记述道：“这两天很忧愤，直若重病烦扰我、摧残我一般……茫茫大地，寻不出我的出路来。我好比走到悬崖绝壁，一片峰峦横亘在我的前面……无路可走比走荆棘之路的痛苦更加十倍，这种的痛苦不是言语可以形容的，也不是局外人可以想象得到的。”［22］这代表了当时许多青年的心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青年的心态逐渐发生了转变。这主要还是中国共产党编纂包括《列宁青年》在内的大量宣传材料进行宣教工作的结果。《列宁青年》构建的“青年牺牲者”形象传递出每一位牺牲者与死难者都值得被铭记的信息，而正是无数的具有鲜明特质的个体构成了那个时代的青年群像。
只要青年读者这个群体存在自我认同的需求，那就必然需要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创造和建构这样的形象。这些被建构的青年牺牲者形象一方面符合青年在精神生活上的渴求，另一方面亦可占有一定的公共空间，并以之感染和唤醒更多的人。经历了短暂失败和迷茫的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主动团结到共产主义旗帜下，或是在白区领导青年运动，或是到苏区参加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一年多之后的1929 年初，青年的革命面貌就焕然一新。“红军与赤卫队的组织，青年在其中占很重要的地位，至于乡村中的自卫队，则更完全由青年组织而成，他们勇敢地进行放哨、站岗、侦探及其他特殊工作，有时并且参加作战。”［23］从中可以看出，部分青年很快从失败与牺牲者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更为英勇地投身于革命事业。在《列宁青年》发行后的第三年即1931 年，福建省“全省青年运动也就更加向前发展。自‘三·一五’反军阀战争示威，而至于红色五月的斗争便是铁一般的明证……参加者将近千人……虽白色恐怖厉害，交通上联系不好，致使改换地点，但青年还是英勇的参加”［24］，而中共山东省委甚至有报告称，山东省博兴县“整个国民党县党部完全加入了C.P.……区长也加入了C.P.”［25］，从而使得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列宁青年》完全封禁，由此可见《列宁青年》有着强烈的鼓舞人心和宣传革命的作用。
作为体系化青年牺牲者纪念文本的开创者，《列宁青年》中“我们的死者”这一专栏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所开创的纪念模式，对后来的《青年实话》《全民抗战》《青年知识》等杂志在栏目设置和话语表达上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青年烈士传记的撰写亦是承其余绪。因此，以《列宁青年》为例研究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牺牲者的纪念文本，可为当代纪念文本的写作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一）通过结合当时青年的真实感受书写纪念文字
诞生于革命年代的对牺牲者的纪念文字必然带有一定的崇高性，而将这种崇高性通过文字展现出来并使人民群众能理解接受并非易事，因为这种崇高性可能距离读者较为遥远，使其无法切身体会。如何在保留崇高性的基础上，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中国共产党想要传达的理想和信念，是书写纪念文字时无法回避的问题。《列宁青年》在这一点上有着明确的方向，即站在读者的维度关注青年，书写真实的青年感受。由于《列宁青年》中“我们的死者”一栏本身属于读者来稿的范畴，作者群体与读者群体并非泾渭分明，所以他们并不会以一种高高在上的、说教式的风格进行书写，而是站在读者的角度表达作者的思绪。在事实的选取上，《列宁青年》十分注重贴近青年，在牺牲者生平的阐述中尽量选取当时青年感同身受的客观事实来影响青年，多用寒暄的语气拉近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极大地提升了文字的感染力，将牺牲者的崇高性与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和信念隐藏于细微而不琐碎的描述之中。
因此，我们今天撰写纪念文字，也要顺应时代发展、紧跟时代步伐、牢扣时代脉搏，反映当代青年的心声，贴近当代青年的客观实际，在符合国情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基础上进行具体的建构，既要保留其崇高的价值内涵，又要尽量使用富有人情味的语言将“故事”讲得生动感人、易于理解，着重提炼真问题、总结真经验、刻画真形象，激起当代青年的兴趣，从而争取广大青年群众的拥护，使其更好地传承青年牺牲者的精神，巩固主流意识形态。
（二）通过将个体融入群体的方式建构集体记忆
特定时期某一社会的大多数群体成员所具有的比较一致的社会心态，并非完全是自发形成和随意蔓延的，人群共同体的心理状态最终发生趋同，是因为它们是以某种心理模板为框架建构起来的［26］，而这种心理模板是可以通过他者进行构建的，纪念文字即是构建这一模板的重要手段。作者使用纪念文字为死者树立“纪念碑”，而这种“纪念碑”实际是由个体故事所组成的。《列宁青年》通过个体故事描绘和重现过去的行为，怀念和反思相关历史人物和事件，将每一位纪念对象背后代表的历史串联起来，从而使人群共同体的心理状态趋向一致，使个体记忆凝结成集体记忆，并将其作为保留一个团体历史记忆的重要途径。
因此，只有把特定的群体纳入到具有某一共性主题的故事叙述之中，才可能将这些故事从个体的故事改造成为集体的故事，以此来重新建构一个新的集体记忆。《列宁青年》也正是利用集体记忆所具有的持久性与稳定性来吸纳个人经验，从而达到宣传某种概念或思想的目的。这样既可以增添历史叙事的真实感，同时又能展现革命进程中个人生活及其思想变化，从而丰满革命的历史细节，突出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强化革命的历史意义。而这种书写方式也能为当代的纪念文字书写以及革命历史记忆的建构提供宝贵经验。
（三）通过对牺牲者的纪念塑造良好的政党形象
正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所述：“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27］。对牺牲者的纪念，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价值观与文化观，这对于展现中国共产党尊重历史、尊重先烈的政党形象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塑造良好的政党形象亦是书写纪念文本的重要目的之一。
就《列宁青年》的经验而言，它不局限于官方撰稿，而是搭建一个“编读互动”的平台，鼓励有识青年进行自我表达与自发悼念的举措，有利于展示中国共产党重视个体与集体相统一的政党形象。正如《列宁青年》创办时所言：“我们征求一切死难同志的传记，此后特辟‘我们的死者’一栏，专为纪念革命先烈的地方”［28］，这种纪念是不论身份地位的，只要“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就值得被大众所铭记，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铭记每一位为革命事业做出奉献的牺牲者和每一位在白色恐怖下平凡的死难者的深厚情怀。
综上所述，以《列宁青年》等期刊为代表的纪念青年牺牲者的文章，为中国共产党与共青团积累了书写纪念文字的经验，为之后的纪念仪式的开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青年迎来实现抱负、施展才华的难得机遇，更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重任。而值此青年接续奋斗之时，追思过往进步青年的所思所想、所行所闻，追念其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抛洒热血的光荣事迹，既是传承中国青年一以贯之的爱党、爱国、爱人民的赤诚追求与忠贞初心、激发当代青年砥砺奋进的重要举措，更是当代青年作为“生者”与青年革命先驱精神传承者的义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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