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江磊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以往学界对先秦孔子故事的载录情况虽曾有过不同程度的解读，但具体故事的性质类别与文本特征等方面仍存在许多可堪挖掘与探究之处。孔子所言“述而不作”(1)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81页。，意即陈述古人成说。“述”一词，《说文解字》解曰：“述，循也。”(2)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0页。多指因袭旧说以叙述。而“拟”一词则有揣度之义，《说文》曰：“拟，度也。”(3)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04页。便有自我作古以推新之指。故而本文欲以文献记载多见的“鲁哀公问孔子”相关故事为中心，结合传世与出土二重证据，探寻先秦作品尤其是战国散文之中“祖述”与“拟创”孔子故事所体现的“诠释”学说之意。
“鲁哀公问孔子”之事，在《论语》《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史记》《新序》《说苑》《韩诗外传》等书中都曾有所载录。对鲁哀公与孔子问对一事最真切的纪实，应是《论语》中的两段材料：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
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4)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二，《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62-2463页。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5)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六，《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77页。
除《论语》之记录外，今传文献中多见鲁哀公与孔子问答的相关记载，且故事间“互见”“相通”之记述频现。
本来在成书有所先后的著作中，“互见”材料的首要可能是它们之间的抄录、因袭关系；
但同成于战国末年的《韩非子》与《吕氏春秋》中共有的一段故事，却揭示出这些著作中的互见故事，很有可能并非单纯抄录，而是产生自共通或相近的材料来源。《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与《吕氏春秋·察传》皆有孔子向鲁哀公解释“夔一足”的事件：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对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恶心，人多不说喜也。虽然，其所以得免于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独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审而是固足矣。”(《韩非子·外储说左下》)(6)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诸子集成》5，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221页。
一曰：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下》)(7)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诸子集成》5，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221-222页。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吕氏春秋·察传》)(8)高诱注：《吕氏春秋注》，《诸子集成》6，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294页。
《韩非子·外储说》对“夔一足”的异说并举，更能证明先秦时期关于哀公问孔子的故事应当是有着多种流传版本的。换言之，《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著作极有可能是引自同源材料，借转述孔子故事而辅助篇章题旨。
所谓“述孔子”之文，便是指这样转述、复述孔子传闻的故事。“互见”于不同著作的材料足以揭示出这些“述孔子”故事最大的特征便是流传性、认同性。即使文中细微内容存有差异，但故事主旨、情节皆大抵类同，究其本质，它们仍然是祖述孔子的同源故事。
再举《荀子·哀公》篇为例，鲁哀公问孔子“取人”之道，孔子对曰：
“无取健，无取詌，无取口啍。健，贪也；
詌，乱也；
口啍，诞也。故弓调而后求劲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信悫而后求知能焉。士不信悫而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尒也。语曰：‘桓公用其贼，文公用其盗。’故明主任计不信怒，闇主信怒不任计。计胜怒则强，怒胜计则亡。”(9)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2，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58页。
这段言辞与《韩诗外传·卷四》(10)《韩诗外传》虽成书于汉代，但它保存了一批很可能是源自于先秦时期的传说故事。第四章哀公问孔子“取人”时的一番对答庶几无差，孔子曰：
“无取健，无取佞，无取口谗。健，骄也。佞，谄也。口谗，诞也。故弓调，然后求劲焉。马服，然后求良焉。士信悫，而后求知焉。士不信悫而又多知，譬之豺狼与，其难以身近也。《周书》曰：‘无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夫置不肖之人于位，是为虎傅翼也。不亦殆乎？”(11)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1-133页。
两文除文末引用差异外，情节与语言都甚为类同，它们都可视为先秦时期“述”孔子传闻的材料。
是类多有，如，《荀子·哀公》还有鲁哀公问孔子“哀、忧、劳、惧”一事，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寡人未尝知哀也，未尝知忧也，未尝知劳也，未尝知惧也，未尝知危也。”孔子以“入庙思哀”“听朝思忧”“朝退思劳”“望郊思惧”等言对焉，更提及水舟之喻，“且丘闻之，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12)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2，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57页。。这段情节又见于《新序·杂事第四》(13)《新序》《说苑》皆为西汉末刘向收集、整理的“类编著作”，书中保存了大量先秦历史故事。“今见《新序》《说苑》乃是刘向从汉皇家中祕《说苑》《杂事》中选择编纂，其中多为先秦故有文本。”廖群：《先秦说体文本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第460页。，针对哀公哀、忧、劳、惧之问，孔子的对答与前文基本一致，“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安不至矣”(14)刘向编著、石光瑛校释：《新序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581-589页。。又如，《说苑·政理》有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所言“政在使民富且寿”(15)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49页。，其文与《孔子家语·贤君》孔子所言“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类同(16)陈士珂辑：《孔子家语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5页。。再如，《新序·杂事第五》哀公问孔子“东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东益不与焉。”(17)刘向编著、石光瑛校释：《新序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705页。事与《孔子家语·终记解》无别，“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闻东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东益不与焉。’”(18)陈士珂辑：《孔子家语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8页。复如，《韩诗外传·卷一》哀公问孔子“有智者寿乎”，孔子便举“佚劳、嗜欲、不量力”等三种不智而致早亡之事，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19)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6页。。这与《说苑·杂言》中“鲁哀公问于孔子曰：‘有智者寿乎？’”(20)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20页。一段情节互可参校，约略无别。
聊举数例，已可见诸书确然是援引了祖述“哀公问孔子”的相关故事，以备行文论证。故而先秦时期多有“述孔子”的传闻材料，诚非虚言。
除此祖述孔子事迹一类故事外，先秦时期更有另一种革新传闻的创造性作品，即以模拟鲁哀公与孔子的言辞为形式，而虚构、拟创其内容的文本。
假托鲁哀公与孔子之名的作品，《庄子·德充符》篇“鲁哀公问孔子哀驼它”一事可谓典范之作。文中借鲁哀公询问哀驼它备受人尊崇之缘故而展开，论述如何臻于“才全而德不形”的境界：
哀公曰：“何谓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
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
使日夜无却，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谓才全。”“何谓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离也。”(21)郭庆藩：《庄子集释》，《诸子集成》3，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96-97页。
文末鲁哀公对孔子适才所言的通达境界心悦诚服，以之堪比德友。孔子对死生、存亡、穷达、贫富等事所表达的透彻、了悟、超脱的态度，近乎于“无为”，正符合《庄子·刻意》所谓“虚无恬惔，乃合天德”(22)郭庆藩：《庄子集释》，《诸子集成》3，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239页。的天德思想。可见此文正属于托名孔子与鲁哀公“拟作”的虚构作品。
不独传世著作，近年问世的简帛古书亦频见有关鲁哀公与孔子问对的相关记述。已出版九册《上博简》简文中，多有涉及孔子言行事迹之篇，其数约计十余则。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二册《子羔》篇，虽基于孔子与子羔的问对展开却非实录之事，“简文所涉三王感生的争议以及与孔子对传说阐释的抵牾，种种可存疑虑之处提示我们，《子羔》篇中对孔子与子羔言谈的记述存在并非实录孔子言论的可能性”(23)苗江磊：《由上博简〈子羔〉看孔子相关拟托故事》，《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可见出土材料并非皆纪实而来。譬如第二册《鲁邦大旱》与第四册《相邦之道》两文，虽围绕哀公问对孔子一事，却都包含一定的非纪实性。
《鲁邦大旱》一篇记叙鲁哀公与孔子共论旱情，而后孔子路遇子贡，便与之探讨自己的政论之言，曰：
鲁邦大旱，哀公谓孔子：“子不为我图之？”孔子答曰：“邦大旱，毋乃失者诸刑与德乎？唯……”
孔子曰：“庶民知说之事，视也，不知刑与德，如毋薆珪璧币帛于山川，政刑与……”出遇子赣，曰：“赐，尔闻巷路之言，毋乃谓丘之答非欤？”子赣曰：“否也。吾子若重其名欤？如夫政刑与德，以事上天，此是哉！若夫毋薆珪璧币帛于山川，毋乃不可。夫山，石以为肤，木以为民。如天不雨，石将焦，木将死，其欲雨或甚于我，何必恃乎名乎？夫川，水以为肤，鱼以为民，如天不雨，水将涸，鱼将死，其欲雨，或甚于我，何必恃乎名乎？”孔子曰：“吁乎！……公岂不饱粱食肉哉也，无如庶民何？”(24)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04-210页。
鲁哀公与孔子论鲁国之旱情，孔子认为此旱灾是失刑、德之缘故，君主应当重视督正刑法、施行德政，“保持刑德之治”(25)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06页。。随后孔子出遇子贡，与他商讨自己适才与鲁哀公的对话，子贡提出若以过分的珪璧币帛祭祀山川乃是无益。然而简文所叙内容却存有令人费解之处。
其一，简文开篇云“鲁邦大旱”，然校检《左传》所载的鲁哀公时诸篇文字，并无只言片语关于旱情之叙述，更毋论有“大旱”一说。仅《春秋》经在哀公十五年时曾记载有行大雩礼求雨之事，“秋八月，大雩”(26)杜预注、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九，《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74页。，但此处行礼求雨之语却与文中孔子所言“政刑与德、毋薆珪璧币帛于山川”的举措略有差异。可见简文情节并非完全贴合史事而来。
其二，简文中子贡论重祀无益之说与《晏子春秋·景公欲祠灵山河伯以祷雨晏子谏》晏子阻齐景公重祀山川河流之谏言甚为相近。
晏子进曰：“不可！祠此无益也。夫灵山固以石为身，以草木为发，天久不雨，发将焦，身将热，彼独不欲雨乎？祠之何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为国，以鱼鳖为民，天久不雨，水泉将下，百川将竭，国将亡，民将灭矣，彼独不欲雨乎？祠之何益！”(27)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诸子集成》4，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21-22页。
对校两文，虽然并不能断定它们之间有因袭关系，但从文中语句工整、言辞对偶的行文情况视之，简文语言应当有过编排增益、着意修饰的成分。
其三，简文的结构形式与《上博简》第四册《相邦之道》篇十分相类，两文都设置了孔子觐见鲁哀公后，退而与子贡相论的情节。或有学者据此提出这两篇作品“可能是同一作者为”(28)浅野裕一：《上博楚简〈相邦之道〉的整体结构》，王绣雯译，《清华学报》2005年第35卷第二期，第283-294页。。
《相邦之道》一文亦由鲁哀公问询孔子之事展开，并以孔子与子贡的对话收束全篇。简文虽有阙，但它与《鲁邦大旱》的故事结构大略一致，都有着意编排痕迹，曰：
(哀公召孔子而问相邦之道。孔子答曰：)(29)首简已残，此为阙文，据文意补全。或有学者据简文内容推断，简文中的“公”的确最有可能就是鲁哀公。参见梁静《上博楚简〈子贡〉篇研究》，《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4期。“……先其欲，备其强，牧其惓，静以待，待时出，故此事使出政，政毋忘所治，□……。□□□□人，可谓相邦矣。”公曰：“敢问民事？”孔子曰：“……。……实官仓，百工勤于事，以实府库。庶()观于四肢之艺，以备军……。……者。”孔子退，告子贡曰：“吾见于君，不问有邦之道，而问相邦之道，不亦欽乎？”子贡曰：“吾子之答也何如？”孔子曰：“如斯。”(30)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34-237页。
鲁哀公询问孔子如何才是帮助治理国家的“相邦”之道，后又问“民事”，孔子一一对答。随后孔子出，与子贡在对话中谈及哀公适才问及相邦之道，自己即以相邦之法而答。
文中所叙“相邦”之法，许多言语都能与《管子》(31)《管子》成书情况颇为复杂，一般认为该书多数是战国中后期齐国法家假托管子之名而作。思想契合。譬如简文“静以待，待时出”之论，《管子·白心》曰：“是以圣人之治也，静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32)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5，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224页。《势第》：“静民观时，待令而起。”(33)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5，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253页。诸言正与“静以待，待时出”约略同义。又如，“静以待，待时出，故此事使出政，政毋忘所治”之句，可与《管子·轻重己》“清神生心，心生规，规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历，历生四时，四时生万物，圣人因而理之”(34)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5，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417页。之说参照，二者在形式与内涵上皆有一定相似之处。再如，简文所言“政毋忘所治”，联合前句“静以待，待时出，故此事使出政”，此句之意是在劝说君主执政须得切合天时。而《管子》中数见施政循天时之论，《参患》曰：“是以圣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时，不空地利，用日维梦，其数不出于计。”(35)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5，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60页。《君臣》又曰：“审天时，物地生，以辑民力。”(36)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5，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79页。兹不尽列，“可以看到简文的思想跟《管子》的有些思想很接近”(37)裘锡圭：《上博简〈相邦之道〉1号简考释》，中国文字学会《中国文字学报》编辑部编：《中国文字学报》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72页。。据意推之，此文创作时应有他派学说浸染影响，并不能视之为鲁哀公问政孔子的纪实性材料。
据此种种推断，《上博简》这两则或同出一手的简文，很可能是基于“鲁哀公问孔子”流传故事的模拟附会之作。无独有偶，2018年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八册中同样发现了一则言辞暗合后出思想的“孔子”论政故事。
《邦家之政》简文主要记载了孔子与某诸侯王针对治国策略的一番探讨。孔子先从正反两面向君主详细阐释了邦国“将兴”或“将毁”的诸多表现，以图警醒。邦家将兴之时，统治者会节用而菲礼，抚民而分均，选贤而任能，“其政平而不苛，其位授能而不外，其分也均而不贪”；
但邦家将毁之时，为政者往往会听用佞臣，“其君听佞而速变”，铺张靡费，大兴宫室之造，“其器大，其文章缛，其礼采，其乐繁而变，其味杂而齐”，崇敬鬼神，“其鬼神庶多”，苛待民众，“其政苛而不达”。而后，针对君主所询问的如何才能使邦国长治久安一事，孔子又引用谚语“新则制，故则傅”对答，并进一步强调道，统治者在执政之初应当审慎为政，仔细地选举人才，“始起得曲，直者皆曲；
始起得直，曲者皆直”(38)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八)，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第122页。，重用小人，则有德者不得不顺势附和，推举贤德，谄佞者也就会改弦更张。所以君主为政应“矫枉慎始，重视人事”(39)李均明：《清华简〈邦家之政〉的为政观》，《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但该篇内容却非属实事。简文整理者于说明部分已有明言，此文是托名孔子而附会之作：“本篇原由十三支简编连而成，……简文假托孔子与某公对话的形式阐述作者治国为政的理念。”(40)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八)，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第121页。具体而论，简文的非实录性质，突出地表现在其内容所涉思想的悖时性、悖理性。
其一，简文载有超出孔子时代的言论。文中描写孔子应对诸侯作答的情节时，他论及邦国之毁，言曰：“如是，则视其民如草芥矣，下瞻其上如寇仇矣，上下绝德。”此句恰是《孟子·离娄下》“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41)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卷八，《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26页。之言的变体。在记叙孔子事迹的简文中多现后出言论，显然脱离情理，是借孔子之口而阐释孟子思想。
其二，简文所含思想甚为多元，并非单属儒家。具体表现为文中孔子之言，多有与别家诸子思想相合之处。孔子论及邦国将兴时，称国君应当遵循“其宫室小卑以塼”“其礼菲”“其味不齐”“其丧薄而哀，其鬼神寡”“其分也均而不贪”等准则，这正可谓是对墨家奉行的“节用”“非乐”“节葬”“均分”等思想做了具体注脚。《墨子·节用》曰：“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古者圣王,制为节葬之法”(42)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4，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01、103页。。《尚同》又有：“分财不敢不均，居处不敢怠慢。”(43)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4，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50页。《墨子》诸言皆可与简文对应参证。
盖而论之，可见将清华简《邦家之政》定性为托名虚构而作的“拟作孔子故事”之类，庶几近实。
此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中也发现了十余支记录孔子言论的竹简，每则皆以“仲尼曰”引出，除少数几则外，其中多有不见于传世记录的文字(44)黄德宽：《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文物》2017年第9期。。这或许可从一定程度上证实，战国以来确有不同来源、不同类型的叙写孔子言论的材料在士人间广泛流传。应当说，《上博简》《清华简》诸则简文以及《安大简》竹书都从出土文献的角度揭示出先秦拟作孔子故事的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那些祖述哀公与孔子的传说故事，是先秦时代人们对孔子思想学说的直接承继与复现；
而那些杂有虚构成分的鲁哀公与孔子问对的作品，往往涵盖多元思想，揭示出当时不同学派的文士都有过托之孔子而编创其言的尝试。但不论如何“诠释”与“阐释”孔子的言辞，士人的创作目的都是欲借孔子之影响而传播己派学说。
而这种“拟孔子”之文，它们彰显的是一种典范而特殊的模拟孔子言论并进行创作的现象，有设计孔子论政这一种类型。
有的是拟作孔子肯赞之言。这类故事多是以孔子为博文广知、盛名远博的先贤人物，并编造他针对某事件而做出叹服言论。《晏子春秋》(45)司马迁称《晏子春秋》一书“世多有之”，故知此书原属先秦著作，西汉初已颇流行。学者经过对今本、传世他书及银雀山《晏子》简等内容的考察，学界已趋于认同今传《晏子春秋》乃创作于战国时期。高亨：《〈晏子春秋〉的写作时代》，《高亨著作集林》第9卷《文史述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2-310页。中此种“拟孔子言”故事便甚为常见。如，《内篇谏下·景公冬起大台之役晏子谏》景公冬日兴大台之役，民情哀怨。晏子闻知此事，见景公而自请作歌，歌曰：“庶民之言曰：‘栋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景公欲罢修台，晏子先行赶往筑台之地，鞭打劳作者。孔子闻知大加赞叹晏子为臣之道：
仲尼闻之，喟然叹曰：“古之善为人臣者，声名归之君，祸灾归之身，入则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则高誉其君之德义，是以虽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诸侯，不敢伐其功。当此道者，其晏子是耶！”(46)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诸子集成》4，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43页。
但文中“景公筑台，晏子歌讽”之事，与《内篇谏下·景公为长庲欲美之晏子谏》的情节重复。这两篇据相近情节而各为新辞；
文末孔子“喟然之叹”，也是基于虚构情节之上的附会孔子之辞。
有的是拟作孔子受教之言。这类作品往往以孔子为恭谨聆听、谦逊受教的求学后辈，《庄子》便多有孔子虚心就学于道家前贤的故事，仅老聃教诲孔子的故事便有八则。如，《外篇·田子方》孔子拜见老聃，见他凝立不动仿若已非活人一般，“慹然似非人”。少顷，孔子向老聃请教，老聃便教授孔子，欲达此游心境界，须认清天地万物同为一体“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要做到舍弃喜怒哀乐、生死祸福的牵绊，“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将为昼夜，而莫之能滑；
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介乎”(47)郭庆藩:《庄子集释》，《诸子集成》3，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12页。。孔子如若醍醐灌顶：
孔子出以告颜回曰：“丘之于道也，其犹醯鸡与！微夫子之发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48)郭庆藩:《庄子集释》，《诸子集成》3，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13页。。
《内篇·德充符》曰“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49)郭庆藩：《庄子集释》，《诸子集成》3，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86-87页。，《大宗师》曰“死生存亡之一体”(50)郭庆藩：《庄子集释》，《诸子集成》3，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16页。。可见万物唯一与天地一体等都是庄子所提之学说，此文是典型的假托老子与孔子相交对话而“诠释”庄子思想的“拟孔子”之作。
有的是拟作孔子舛误之言。这类故事常常将孔子刻画为行事投机的形象，《墨子》(51)《墨子》此书因内容涉及战国中期以后出现的问题，现今一般认为它应属战国后期的墨子门人或再传弟子记录所成。中便收有不少对孔子带有攻击批判性的故事。如，《墨子·非儒》有一段孔子批驳舜及周公之言：
孔某与其门弟子闲坐，曰：“夫舜见瞽叟孰然，此时天下圾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为舍亣家室而托寓也？”(52)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4，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88页。
“圾”，危也；
“非其人”，不足为仁之意。但《论语·述而》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53)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81页。，《泰伯》有“如有周公之才之美”(54)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八，《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87页。，皆可见孔子对周公一以贯之的景仰崇敬。此处只是将一段捏造之言行附会于孔子身上，当为编造的“拟孔子”之“谬言”。
从传世文献到简帛古书，众多“拟孔子”言论以“诠释”“阐发”他派学说的故事，正彰显了士人模拟孔子其人而进行假想性创作的现象已蔚然成风。这些拟作的孔子言谈论说的故事，所依托的，不过是孔子身份、声名这一外在形式而已，所以其文并不顾及孔子年岁、行迹或思想等方面的史事本相，而是将他作为随意取用的人物，编排或设置于篇章之中。因为拟作的言辞与情节，才是创作者的着力所在。
余嘉锡《古书通例》论先秦诸子之作多存有附益假托成分，曰：
是故诸子之书，百家之说，因文见意，随物赋形，或引古以证其言，或设喻以宣其奥。譬如童子成谣，诗人咏物，兴之所至，称心而谈。若必为之训诂，务为穿凿，不惟事等刻舟，亦且味同嚼蜡矣(55)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7页。。
所以，那些“拟孔子”故事，也同样具有引古人以“证其言”、设譬喻以“宣其奥”的创作性质与内涵意义。
其一，士人借“孔子之言”自证己说，诠释其义。
依托孔子之名的“述孔子”“拟孔子”诸作，它们所体现的都是士人、诸子借助孔子这般闻名遐迩的人物以传播思想或学说的策略。
借孔子言以增信其论。孔子素有博闻广知的声誉，《庄子·秋水》记载有“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56)郭庆藩：《庄子集释》，《诸子集成》3，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248页。，又有“仲尼语之以为博”(57)郭庆藩：《庄子集释》，《诸子集成》3，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251页。。在文中假借孔子之言，或作品评、或为求教，自然可以取得有如“实事”的效果。而且故事中其他人物若相较于孔子，具有更加睿智的行事或言辞，孔子甚至需要谦逊聆讯、虚心受教于他们，这样的模拟就更加能够凸显人物的远见与卓识，使作品呈现几可乱真的叙事风貌。
其二，士人托“孔子之言”攻讦儒说，诠释其道。
那些虚构孔子言辞舛讹荒谬的故事，在丑化、攻击儒学理论的同时，也是为了彰显自身学说的优越性。
战国诸子林立，各崇其说，欲以改制救世。学派之间时有针锋相对、唇枪舌剑的情形，所以非议学派领袖人物、指斥学派主要理论，都成为当时人们存续各家道术的一种卓有成效的方式。这一点，那些针对孔子亦斥亦赞的评价，正揭示出战国士人将攻讦孔子及儒术作为借以抬高自身学说的方式，而并不是在完全、彻底地抵制孔子本人。如《墨子·公孟》程子质疑墨子一向批判儒家学说，为何又有称赞孔子之言？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58)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4，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278页。表示孔子思想亦有合理而不可改变之处。再如《韩非子·五蠹》韩非在文中一面抨击儒家以文章辞说扰乱法纪，“儒以文乱法”，又一面又表达了肯定孔子为人的言论，言曰：“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59)王先慎集解：《韩非子集解》，《诸子集成》5，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42页。
墨家、法家在著作中表现出的对孔子言行以及声名的认同与赞服，都从侧面证明了孔子在先秦时期隽永深远的影响力。前所举多则“述孔子”与“拟孔子”之文，它们都只是士人为了促进相关学说的传播而使用的一种诠释表达手段而已。
要而言之，借助孔子事迹诠释己派思想，无论所叙内容是否确属实事，都应比单纯的抽象析论观点或是陈述直叙学说更加直观有效，也更具说服力与感染力。
孔子“不仅为儒家之师”，更为“诸子之开祖”，是“划时代之空前伟大的学者”(60)蒋伯潜：《诸子通考》，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5页。，广受诸子的借鉴与模拟，成为各家首推的托名利用人物。由“鲁哀公问孔子”诸则作品已可见孔子在战国散文中不可磨灭的影响价值。正如简文《鲁邦大旱》《相邦之道》《邦家之政》等篇仅是假托孔子之口来阐述治国理念，先秦散文中这些自成规模的“述孔子言”“拟孔子言”作品，彰显出了士人在诠释与传播学说之时大胆进行的虚构创作尝试，可谓是为战国文学的演变楔入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有着可贵的开拓性意义。正如“拟孔子”之文曾有广泛的传播与应用情况，先秦诸子散文中这些用以譬喻之编的故事，恰恰成了先秦寓言之渊薮，与先秦神话一道成为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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