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霆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69)
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所扮演的角色，百余年来众说纷纭，成为近代史上的一桩公案。关于袁世凯告密一事，学界普遍持以下三种观点：
其一，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五日，袁世凯请训后回到天津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荣禄或立即赴颐和园向慈禧告发，或立即电告庆亲王奕劻，于是八月初六日政变发生。这是较为传统的说法，最早可追溯到清人费行简所著《慈禧传信录》和胡思敬所著《戊戌履霜录》等[1]378,465-466。虽然这类著作多为传闻或附会，但却代表了清末民初人们对这一事件的普遍认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袁世凯告密问题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多数学者认为在当时条件下，荣禄不可能于政变之前(初六日晨)向慈禧告密。相关档案资料亦已证明，慈禧于初四日便已从颐和园返回宫中，并于初五日开始控制光绪的行动，这显然与荣禄的告发无关。
其二，袁世凯初五日回到天津后向荣禄告密，而荣禄给慈禧的报告则由监察御史杨崇伊于初七日带回北京。虽然此时政变已经发生，但慈禧却因此得知“围园劫后”的密谋，于是开始大肆搜捕谭嗣同等人。也就是说，袁世凯的告密虽然不是政变的诱因，但却导致军机四章京被捕杀。这一说法在学界的共识度最高，是主流观点。黄彰健、孔祥吉、茅海建和房德邻等人均持此说[2-3]。戴逸的观点略有不同，他认为袁世凯回天津后，直到初六日晚得悉杨崇伊带来北京已发生政变的消息后才决定告密，即袁世凯的告密是被动而非主动之行为[4]。
其三，袁世凯于初四日即实施了告密。郭卫东认为，袁世凯于初四日在北京实施了告密，告密对象是庆亲王奕劻[5]。郭卫东指出了袁世凯初五日告密存在的种种可疑之处，但他对初四日袁在北京告密以及告密对象是庆亲王的分析却缺乏充分的依据。
由于在史料挖掘上未有新的突破，因此近20年来学界对此问题少有讨论和争鸣。笔者认为，袁世凯于初五日请训之前即在北京实施了告密，告密对象极有可能是礼亲王世铎。原因在于，初五日和初六日袁世凯的种种言行以及其他诸多历史细节与他告密之举是高度契合的。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将“围园劫后”的计划全盘托出，游说袁世凯带兵围颐和园，参与军事政变[1]550。当晚，颐和园内亦有事发生。监察御史杨崇伊给慈禧上密折，请求她训政，称康有为“位置党羽”及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6]。这使得慈禧决定第二日(初四日)从颐和园返回宫中。显然，慈禧回宫的原因与袁世凯并无关系。
按《戊戌日记》的说法，袁世凯初五日请训后回到天津向荣禄告密。但是，初五日慈禧已有所行动，初六日已有捕人口谕发出，似乎政变缘起与袁之告密无关。目前，学界亦多认为政变不起于袁，袁的告密只是推动了政变的发展，导致“戊戌六君子”被捕杀。需要指出的是，“围园劫后”是极其严重的军事政变，初三日袁世凯在京即获悉，却两日后才在天津汇报，如此怠慢，近乎死罪，即便事后荣禄力保，恐怕也难逃处分。清朝对官员的处分极为严苛，但袁世凯事后竟连“交部议处”都没有，还得以护理直督，此事绝非寻常。此外，郭卫东也指出，袁世凯日记最大的疑窦就是初四日这天居然不着一字，袁的日记自进京以来，事无巨细，起居歇息，晴雨必写，怎么可能在得知维新派的政变计划后一无所动。很明显，初四日袁世凯在北京是有很重要的活动的[5]。笔者认同郭卫东的判断。实际上，尽管袁世凯初四日日记空白，但初五日后的言行还是留下了他在京已经告密的蛛丝马迹，且以此观察之后的诸多细节，一切均显得顺理成章。
据袁世凯七子袁克齐回忆，他曾听家中仆人卞爽琴说：“记得是戊戌那年，有一天下午八点多钟，忽然有一个人求见袁大人。门上拦不住，他直入大人书房……那人走了以后，大人就匆匆去某亲王处。过了几天，听说太后把光绪皇帝囚在瀛台，把谭嗣同、康广仁等六个人杀了。后来才听说，那天晚上来的那个人就是谭嗣同。”[7]卞爽琴随袁世凯从天津小站到北京，说明深得袁之信任。袁克齐听卞讲述家族故事已经是他从英国读书归国(1914年)之后的事了，说明卞在袁家的时间极久。这样的仆人其实地位很高，能接触到家族核心秘密。他描述谭嗣同“夜闯”之情形与《戊戌日记》所记极为吻合，应该是真实的历史细节，当引起我们的注意。按此说法，袁世凯于八月初三日夜就实施了告密，这与“围园劫后”事件的紧急程度相契合。
初五日上午光绪还对第二天的活动作出了安排：在召见军机大臣后，于瀛秀园门跪送慈禧回颐和园。此后，光绪去给慈禧请安，但就在此时，慈禧将原定初六日返回颐和园的计划推迟至初十日，并且要光绪、皇后、瑾妃一同随行。这意味着，光绪帝不再有单独处理政务的机会了。可见，初五日上午慈禧已经开始有所行动。初六日，清廷即发出训政上谕，慈禧开始在便殿办事，再次垂帘[9]99。对此，茅海建指出：“初四日晚慈禧太后见过光绪帝之后到初五日上午再见光绪帝之前，慈禧太后见过了什么人？得到了什么消息？”[2]笔者判断，袁世凯的告密消息通过某种渠道于此时送达慈禧处，这与慈禧改变行程安排的时间是极为吻合的。
综上，袁世凯在初五日请训之前，或于初三日夜，或于初四日实施了告密，其告密消息在初五日上午之前送达慈禧处。
若袁世凯于初五日请训之前在北京即实施了告密，则庆亲王奕劻和礼亲王世铎是最佳人选。其一，这两位亲王原本就在袁世凯的拜访计划中。自八月初一日获召见后，袁世凯便开始实施拜访政要的计划。袁世凯是手握重兵的省级大员，不奉召不得入京。因此，初五日请训离京前，须抓紧时间奔走夤缘。八月初一日下午，袁世凯先后拜访了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军机大臣刚毅、王文韶、裕录等人[1]549。世铎在军机处14年，自恭亲王奕死后，其地位最崇。但是，世铎当日不在府中，袁未能与之见面。八月初二日晨，袁世凯谢恩召见后，在宫门外遇到庆亲王奕劻，仅“匆匆数语，即回寓所”[1]549。八月初三日上午，袁世凯谒见李鸿章，中午饭后，即往拜奕劻，因奕劻去了颐和园，袁等了一下午也未得见，傍晚时分，才回寓所[1]549-550。据《戊戌日记》，袁世凯入京后，除了被召见和食宿外，就是拜访政要。应该说见什么人，谈什么问题，袁心中早就有本账。因此，袁选择向礼亲王世铎或庆亲王奕劻告密，并不影响他在北京的日程安排。其二，慈禧归政后，“太后前唯亲王可以递牌请起”[10]515。庆亲王和礼亲王都是慈禧信任之人，可以直接将消息告知慈禧。据杨度日记，“时袁在京，谭复生以兵挟之，袁已告庆王，事遂败”[11]。邓之诚《骨董琐记》中曰：“政变全由庆王布置，最关筋节。”[10]519但从现有资料来看，无论是颁布谕旨，还是捕捉康党，均未见庆亲王之身影。庆亲王虽然与慈禧关系亲近，但他是总理大臣，不在军机处行走，与候补侍郎袁世凯之间并无上下级关系。而礼亲王世铎为领班军机大臣，既有“相”之名实，亦能在慈禧那里递折请见，袁世凯向其告发，与体制相符，且拜访礼亲王原本就在袁世凯的计划之中，初一日“不遇”，袁世凯定当再访，而得悉政变密谋的袁世凯再访礼亲王自然就有了新的意义。最为关键的是，上海图书馆所藏盛宣怀档案中有《虎坊摭闻》一件，其中记载：“十一日荣中堂入都，以袁世凯护理直督。或言袁入觐时，康有为诣之，使以兵胁颐和园，袁许之，于是有开缺以侍郎候补之命。袁谢恩后，使密告礼王而行。故再得护理直督之命。”[12]该情报的提供者当为京中消息灵通人士，并与盛宣怀关系密切。最早注意到该则史料的是姜鸣和茅海建。茅海建指出：“如果真有此事，那么，袁告密的对象是世铎，此即是慈禧太后走向前台的原因，也可以解释政变后慈禧太后未对袁猜疑的原因。”[13]另郑孝胥日记(八月初九日)记载：“晨起作字。闻街市传言，有缇骑逮七人，即四军机章京，其三人未详……怡书来，言有官员至其宅，言礼王传林旭面话，不及待车，步行而去。”[14]682可见，礼亲王参与了抓捕林旭等人的行动。若进一步推测，他或许还是整个抓捕行动的主导者。故袁世凯“密告礼王”的说法应该得到重视。卞爽琴所谓的“某亲王”，极有可能就是礼亲王世铎。
无论袁世凯是初三日夜还是初四日晨拜访世铎，世铎最快也要在初四日的军机大臣“叫起儿”后才能向慈禧告密。此时，慈禧已经在回宫的途中。慈禧回宫是临时决定，皇帝不知道，世铎当然也不知道。因此，他肯定会赶赴颐和园。按亲王出行仪制，仪车用舆夫八人[15]3027。仪卫则有吾杖、立瓜、卧瓜、骨朵各四，红罗绣五龙曲柄盖一，红罗绣四季花伞、红罗销金瑞草伞、红罗绣四季花扇各二，青罗绣孔雀扇二，旗枪十，大纛二，条纛二，豹尾枪四，仪刀四，马六。此外尚须“前引十人、后从六人……从官三人”[15]3091。因极得慈禧信任，世铎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二十年(1894年)又两次奉旨增加护卫[15]8980。虽然事情紧急，世铎或许会轻车简行，但他已近60岁，常年养尊处优，即便简化仪卫，规模也不会太小。如此浩浩荡荡的队伍到达颐和园已近中午，在颐和园扑空后，只得再次回城。随行人员特别是轿夫连续赶路，返回的时间可能会更长，加上用餐、休整的时间，估计返回城中时已经是傍晚甚至更晚一些。初四日申刻(下午三至五点)慈禧到达瀛秀园，光绪在此跪接，双方并未爆发冲突。显然，此时政变的消息尚未送达慈禧处。慈禧回宫后住西苑仪銮殿，光绪则移驻西苑涵元殿，据茅海建的研究，此举并非遭囚禁，只是便于向慈禧请安、侍膳的依例之举[16]。大内宫门在酉正(下午六点)时关闭。世铎不太可能于晚上入宫，只能待第二天(初五日)开宫门或军机大臣“叫起儿”后，才能向慈禧告密。而从初五日上午宫中各事项的节奏来看，与上述说法是相符的。
袁世凯请训后立刻乘火车返回天津。从袁在天津的言行及相关细节中，亦可寻他已在北京告密之迹象。
据《戊戌日记》，袁世凯初五日抵津已是黄昏时分，他随即到荣禄府上，“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此后，因叶祖珪和达斌来访，二人未及细谈。第二日早晨，荣禄到袁世凯处，袁“以详细情形备述”，荣禄大惊失色，曰：“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袁世凯谓：“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药而死耳。”二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当晚，荣禄邀请袁世凯到其府上，监察御史杨崇伊已在座，并告知了北京已经发生政变的消息，而袁世凯再次表示“惟耿耿于心寝食难忘者，恐累及上位耳”。四日后，荣禄奉召入京，临行前与袁世凯相约，“誓以死保全皇上”。袁世凯对荣禄说：“赵盾弑其君，并非赵盾，中堂世笃忠贞，现居要津，而皇上万一不安，天下后世，其谓中堂何。我亦世受国恩，倘上有不安，惟有以死报之。”[1]553-554细究之，此处细节有十分反常之处。戴逸亦发现其中的问题，他指出两个疑点。一是袁世凯初五日已经见到荣禄，即要告密，当时谭嗣同已募勇士数十人在京，事态一触即发，慈禧有旦夕之祸，怎能仅仅因为座上有客人，就把此等大事延宕一天？二是初六日上午，袁世凯向荣禄和盘托出“围园劫后”之谋，当时处在危险中的是慈禧而非光绪，二人却不立即向北京报告，不为处在危险境地的慈禧担忧，而在筹商保护光绪的办法，瞎操心光绪的安全，白白又耽搁了一整天，这岂不蹊跷[4]？因此，戴逸认为，《戊戌日记》中所谈的告密情形存在疑点，不可信。但笔者认为，若袁世凯已经在北京告密，这一切不合理之处均显得顺理成章。正是因为已经先行告密，所以袁世凯此时仅是将详情向荣禄汇报，并不显得十分紧急。也正是因为已经先行告密，荣禄得悉后才不着急向北京报告，而是与袁世凯筹商光绪帝的安全，而非“处在危险中的慈禧”。因此，《戊戌日记》中所记的反常之处，恰恰印证了袁世凯在北京已经告密的事实。
袁世凯为何要隐瞒其告密的时间？房德邻认为：“《日记》肯定有所隐讳，但所述告密经过大体可信。袁世凯已承认初五日告密了，也就是承认清廷捕拿和杀害谭嗣同等六君子都是因他告密而引起的，这就够了，他没有必要再隐瞒荣禄向太后奏报的时间，作此隐瞒还有什么意义呢？”[3]笔者却认为，意义大不相同。袁世凯初三日或初四日在北京告密直接引起政变，可能导致光绪帝被废或被杀，与初五日在天津告密导致六君子等人被捕杀，在当时“君臣父子”观念下，无论是对朝野舆论，还是对袁世凯个人的心理，影响都是极大的。虽然袁世凯极力表现出告密之举无愧于心：“然区区此心，意在诛锄误君误国之徒。该党无礼于君，予为鹰鹯之逐，亦人臣之大义，皎皎此心，可质天日，且亦正所以保全皇上。倘该党等凶谋果逞，必将难保宗社，更何以保全皇上？此亦必然之势也。为臣子者，但求心安理得，此外非所计也。”[1]555但实际上，袁世凯极为心虚和不安，他对光绪帝未来地位和安全问题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关心。袁世凯说，“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药而死耳”，“惟耿耿于心寝食难忘者，恐累及上位耳”，“我亦世受国恩，倘上有不安，惟有以死报之”，而且在荣禄入京前，袁甚至以春秋时期晋国权臣赵盾与晋灵公被弑的典故提醒荣禄“皇上万一不安，天下后世，其谓中堂何”。张一麐亦回忆，袁世凯送荣禄入京时谓：“今日之事，皇上处于危地，如皇上有他，世凯以死继之。”[8]显然，袁世凯对光绪的安危关心过度，试想若政变不起于袁的告密，他怎会如此关心？即便“累及上位”，用得着一个候补侍郎“以死继之”吗？荣禄不会觉得他有作态之嫌吗？袁世凯的表现再一次证明，他在北京已经实施了告密。
八月初十日，清廷即有谕旨电寄荣禄，“著即刻来京，有面询事件。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事务，著袁世凯暂行护理”[9]100。需要指出的是，与署理相比，护理是清廷任用制度中经常出现的一项应急性、临时性的措施[17]，一般用于长官暂时性离任出差，由属官暂时代理事务，或缺出后，所委之人暂时不能到任，先令就近人员代理。因此，钱粮、刑名等重大事项并不需要交接。可见，护理者往往并不掌握护理职位的全部权力。就直隶而言，由总督兼巡抚，故总督缺出，可以由布政使护理，但直隶布政使的驻地在保定，不符合就近原则。当然也可以由按察使护理。袁世凯的直隶按察使开缺后，清廷于八月初二日颁布谕旨，“以福建兴泉永道周莲为直隶按察使”[18]594，但此时周莲尚未到任，故袁当为护理直督的唯一人选，且顺理成章。实际上，这样的护理也仅具有象征性，两日后，清廷就谕令荣禄入值军机，礼部尚书裕录补授直隶总督(1)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为荣禄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裕录著补授直隶总督兼充办理通商事务北洋大臣，北洋大臣各军仍归荣禄节制裕录帮办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内务府全宗号：05-13-002-000949-0144。。但即便是短期的象征性的护理，对于考察袁世凯的告密行为却并非没有意义。在这场“围园劫后”政变中，袁世凯已处于风暴中心，难以置身事外，也不可能保持中立，任何虚与委蛇或首鼠两端的行为均会招来杀身之祸。虽然袁世凯护理直督仅两日时间，但这毕竟是京畿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适值京城政变，多事之秋，这说明了慈禧对袁世凯的信任，亦可反证袁世凯在获悉谭嗣同的政变密谋后，未有丝毫犹豫，立刻选择了告密。
谭嗣同是“围园劫后”计划的直接参与者，若袁世凯在北京即实施了告密，那么谭嗣同应该第一时间被捕，为何迟至初八日甚至初九日？关于谭嗣同被捕的具体时间仍值得进一步探究。这里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慈禧发出逮捕谭嗣同命令的时间；
另一个是谭嗣同实际被捕的时间。
关于慈禧发出逮捕令的时间，以往均认为，清廷于八月初六日下达了捉拿康有为的命令，依据是初六日的一则谕旨：“谕军机大臣等，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18]598而逮捕谭嗣同的命令则发布于初九日，依据是初九日的一则谕旨：“谕军机大臣等，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18]600据茅海建考证，当时这两条谕旨均未录入军机处各档册，乃事后补录，即慈禧并未通过军机处，而是直接以口谕令步军统领衙门拿人。刑部主事唐烜日记(八月初六日)记载：“是日在署，忽喧传步军统领衙门奉皇太后懿旨，查抄张荫桓，并捕拿康有为等辈……及探听数四，始知系奉口诏严拿康某。”[19]郑孝胥日记(八月初六日)亦载：“长班来报，九门提督奉太后懿旨锁拿康有为，康已出都，其弟康广仁及家丁五人已被拿获。”[14]681茅海建还提出一种可能性：慈禧曾命光绪捉康，而光绪帝未能及时执行或拒绝执行[16]。由此可见，慈禧下令捕人时，在程序上尚不能绕开光绪帝而直接给军机处下旨，只能以口谕令步军统领衙门先行拿人。例如，五月初三日，监察御史胡孚宸参奏张荫桓“借款图私利”，虽然慈禧盛怒，但张荫桓却只能由“皇帝训勉之”，而光绪则令领班军机大臣世铎“传谕张荫桓不必忧虑”[20]603-604。可见，在政变之前，军机处是向光绪帝负责的，这也是慈禧的拿人上谕要在事后补录的原因之一。如此看来，所谓初六日的逮捕令很可能发于训政之前。因为初六日慈禧训政，当日即在“便殿办事”，可直接给军机处下旨。另据九月二十三日蔡金台致李盛铎函，亦透露慈禧于初五日黄昏后即密令步军统领崇礼布置逮捕康有为等人。该函记载：“至初五日，慈圣忽传驾入宫。其夕以密谕交崇受之，缉捕群党。”[21]慈禧返回宫中的时间为初四日傍晚，多数人对此并不知情，外界获悉一般是初五日。故蔡金台认为慈禧初五日入宫，也在情理之中。若如此，拿人的时间与初五日慈禧改变行程的安排也是契合的。
八月十一日，步军统领、刑部尚书崇礼奏：“初九日该衙门续奉上谕……经该衙门遵将官犯张荫桓等七名悉数拿获，于初十日一并解送到部。”(2)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为康有为结党营私案案情重大，已将张荫桓等七名拿解刑部，请钦派大臣会同审讯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军机处全宗号：03-9457-023。茅海建等学者认为，“续奉上谕”表明逮人口谕不是一道，而是陆续发出。但所谓的“续”，是续哪一日的上谕呢？目前未见有初七、初八日拿人的相关谕旨，否则事后补录的谕旨不会完全不提及。笔者判断，初五日晚些时候或初六日晨，慈禧给步军统领发出的逮捕名单应是个大名单，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和军机四章京在内。茅海建据《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指出，在缉拿康有为的同时，清政府亦在缉拿梁启超[22]。另据代理日本公使林权助回忆，初六日下午梁启超到日本公使馆，告诉林权助“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志士都被逮捕。其首领是康有为，想也快要被捕被杀头！皇帝不用说已被幽闭”[23]。而前述蔡金台之信函亦载：“至六日清晨，又闻捕四京卿及徐杨矣。”[21]可见，逮捕名单绝不是康有为一人，逮捕军机四章京的消息早已传出，不可能都是空穴来风。但步军统领衙门并不可能将众人同时拿获，必然要陆续进行。清廷从初六日拿获康广仁至初九日拿获林旭，共用了4天时间。初九日的清廷上谕(事后补录)则并非逮人谕旨，而是慈禧对所拿获的官员作出革职审讯的指示。所谓“续奉上谕”则是续初六日的慈禧口谕，也即清廷在政变期间的上谕有两则：一是初六日的拿人口谕；
二是初九日对所拿获的“犯官”如何处理的谕令。
关于谭嗣同被捕的时间，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据上文分析，初九日谕旨乃事后补录，是对所有已拿获“犯官”的处理谕令，并不能证明谭嗣同被捕于该日。马忠文认为谭嗣同被捕于初八日[24]，其根据是魏允恭于初八日给汪康年等人的信，“今早五更又奉密旨拿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四人，弟亲见步军统领监送登车，想已发交刑部。惟林旭尚未寻着，闻避往他处……且近日严拿各人，旨意甚密，竟有先拿一人，余人均未知悉者”[25]。魏允恭“亲见步军统领监送登车”，似乎较为可信。但他亲见哪些人被监送登车呢？林旭初九日因礼亲王传话才被捕，谭嗣同等人绝不可能同时同地被捕。此处，“亲见步军统领监送登车”，似乎应指谭嗣同等人于初八日从步军统领衙门被解往刑部。赵立人则根据谭嗣同狱中三份遗札的内容，推断其被捕的时间为初六日[26]。
谭嗣同的狱中遗札有三札，均未署日期，根据内容逻辑整理出如下顺序：
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谭家人胡理臣、罗升：送来厚被窝一床，洗脸手巾一条，换洗衣裤并袜子脚布一套，紫棉马褂一件，棉套裤一双，笔墨信纸并白纸等件，枕头一个，呢大帽一顶，靴子一双，扣带一根，均同来人送来为要。又取铜脸盆一个，筷子一双，饭碗一个。[27]447-448
此札为第一札，谭嗣同入狱第一天，急需各种生活物资，写信叫家人送来。
来信知悉，尔等满怀忠爱，可嘉之至！谢得军机折，不用递了。昨送来各件，都不差缺。我在此毫不受苦，尔等不必见面，必须王五爷花钱方能进来。惟王五爷当能进来。并托其赶快通融饭食等事。湖北电既由郭寄，我们不必寄了。戈什可回湖北。昨闻提督取去书三本，发下否？[27]447
此札为第二札，因信中有“昨送来各件，都不差缺”及“昨闻提督取去书三本”等信息。入狱第二天，谭嗣同需要友人通融狱内饭食，以及向任湖北巡抚的父亲谭继洵报信。
速往源顺镖局王子斌五爷处，告知我在南所头监，请其设法通融招扶。再前日九门提督取去我的书三本：一本名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
二本名称录。现送还会馆否？即回我一信。我遭此难，速请郭之全老爷电告湖北。此外，有何消息，可顺便告我。[27]447
此札当为第三札，因其中有“再前日九门提督取去我的书三本”之信息。更重要的是，该日关押地点更换为刑部“南所头监”，故谭嗣同要家人迅速通知王子斌。
由以上三封遗札可以推断，谭嗣同是被捕第三日从九门提督(步军统领)衙门转押到刑部监狱的。魏允恭于初八日“亲见步军统领监送登车”，似乎可以推断，谭嗣同被押往刑部的时间为初八日，如此则谭嗣同被捕于初六日。更为关键的是，此后，赵立人根据《师复堂未刊日记》提供了谭嗣同被捕于初六日更为直接的证据。《师复堂未刊日记》1898年11月1日载：“望之来云：谭复生灵柩已到。有其仆言，初六夜捕拿入朝，即下刑部。”[28]这进一步证实了实际上谭嗣同于初六日即已被捕。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八月十一日，步军统领崇礼奏“……于初十日一并解送到部”，但实际上被捕七人未必同一日从步军统领衙门解送到刑部。根据补录之初六日谕旨，康广仁很可能当日直接被押到刑部。根据谭嗣同遗札和魏允恭信件，谭嗣同等人似乎于初八日被押解到刑部，而根据张荫桓的回忆“初八日辰刻，提督崇礼遣翼尉率缇骑至我宅，邀我赴提督衙门接旨……抵提督署，各官均未至，坐数时，天已暝，仍无确耗，遂令人取行李住一宿。次日有旨拿交刑部审讯，入监住”[20]624，显然张荫桓是初九日入刑部坐监的。林旭于初九日被捕，他或者于当日，或者于次日收押刑部。步军统领衙门的奏折谓“初十日一并解送到部”，是对清廷初九日谕旨“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的呼应，是为了公文的规范性和完整性，并非体现陆续押解的实际情况。
袁世凯在初五日请训之前即在北京实施了告密，告密对象极有可能是礼亲王世铎，而初五日上午，告密信息送达慈禧处，慈禧随即展开行动。清廷共发出两份谕旨：一是初五日晚些时候或初六日晨，慈禧给步军统领发出的拿人口谕，此时的逮捕名单是个大名单，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和军机四章京等人在内；
二是初九日对所拿获的“犯官”如何处理的谕旨。谭嗣同于初六日被捕，初八日被解送到刑部，这个时间亦证明了袁世凯在北京即实施了告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