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勤珊 刘 军
（安徽工程大学,安徽 芜湖 241000）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并提出改革开放的任务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开始逐步确立与完善。伴随着国家体制转型与结构转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推动了以“经济功能”为主要标志的新的社会群体——“新社会阶层”的孕育与发展。新社会阶层是社会分化的产物，生长于传统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主要以知识、技能等获取劳动报酬，其主体是体制外的知识分子[1]。2015《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条例（试行）》划定新社会阶层重点范围主要包括如下四类群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和新媒体从业人员等。“在过去的30多年里，新社会阶层的异军突起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在专利使用、资本应用和税收贡献等方面”[2]。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表明我国已从经济高速增长转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的增长方式也发生了以生产要素积累向创新驱动生产力提高的全面转变，这就意味着未来新社会阶层人口规模将持续壮大，群体所蕴含的社会力量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但是如何使新社会阶层更好地适应并融入我国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发挥其对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少有研究，所研究的方向也主要集中在政策支持、制度和法制建设、政治引导等制度策略上。本文以信任这种“非正式制度”的视角，提出在建立市场环境与制度信任的过程中，以社会连结和社会合意作为媒介来共同增进新社会阶层的社会信任，从而为其进一步更好地融入与适应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些思考和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3月参加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经济高质量发展强调以创新作为第一驱动，因此如何发挥市场主体的创新产出，实现实体经济产业升级与结构升级就成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心所在。基于不同领域的学者们所持观点和理论各有侧重，关于信任的研究至今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出于企业的逐利性，企业间基于信任的合作行为是在施信者对受信者行动的结果不完全可控的情况下发生，因此本文倾向于将信任定义为一种有待证实的冒险行动。组织间信任对经济的影响早已被国内外众多学者所证实。在宏观经济发展方面，信任可以促进投资和经济发展，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产生重要影响[9]。在微观经济运行方面，信任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10]，促进企业及个体的创新与创新成果的传播[11]；
有利于扩大企业规模、加速企业发展；
有利于促进劳动力流动、教育需求与供给从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创造经济繁荣[12]。结合各理论与实证研究，信任对经济变量影响的内在机制主要是通过以下两个方面：1.促进交易合作。在商业交易活动中，组织间的计算信任是合作的前提，可以激励各方参与其中以获得预期收益[13]，使合作变得更加容易，从而促进彼此的再次合作。2.降低交易成本。组织间的关系信任可以通过增加信息共享、减少投机行为等方式影响经济活动以及交易主体的合约执行，减少双方冲突和谈判成本[14]。组织间的高度信任在促进双方或多方合作、交易降低成本的同时会产生知识的“外溢作用”。创新是将知识和信息转换成新产品和新服务的活动，组织间信任越高，产生的合作越多，那么组织间发生的沟通与交往也会越频繁，就越会产生知识的“外溢作用”，而组织间不断的相互外溢会加快知识的积累过程，有助于组织的创新，产生新的效益[15]。
表1 高质量发展给新的社会阶层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图1 社会信任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
在社会学研究中，传统的社会分层研究主要有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冲突论”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复合论”这两大既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的流派，但是“两阶级一阶层”难以准确定位“新社会阶层”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因此中国社会学家们在吸纳多种理论的基础上，以职业为分类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为状况作为阶层划分的标准划分了“新社会阶层”。所以要研究如何增进新社会阶层的社会信任，应从新社会阶层所从事的职业范围里所形成的职业结构以及职业特征来观察。
新社会阶层是“体制外”的中等收入群体，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为例，从其职业构成来看，群体内的人员主要存在于企业、社会组织或者独立从事自由职业。从其职业特征来看，职业类型多样，创新性较高，工作变动频率高于体制内群体[16]。由于我国很多地区客观上所处的自然环境、城市发展方向等差异以及城市化的影响，各地经济发展不一，在营商环境上对不同行业的政策也各有侧重，这使新社会阶层鉴于所从事职业的类型与所属地区的行业发展而着重考虑地区的选择。此外，新社会阶层得益于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巨大红利”，创新意识与竞争意识较强，具有不断向上的意识。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促使其发生居住流动和教育流动。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14年至2020年，随着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逐年上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结构中的有关居住消费的支出占有较高的比例且逐年上升，这表明我国居民在收入水平提高后的消费支出除了保障基本的生活外更倾向于改善居住环境。职业结构转变与升级使人们为了实现职业生涯中的向上流动或调整改变自身职业类型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这要求新社会阶层需要通过不断的接受教育与再教育以适应新型的职业岗位需求。
（一）主要因素
1.居住流动产生的城市排斥与临时关系
在社会分化日益明显的现代社会里，住房具有地位符号和地位象征的含义[16]，居住流动是层级之间流动的标志之一，这也是新社会阶层居住流动的原因之一。居住的向上流动虽然提升了个体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正向预测个体对他人的信任程度，但是由于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密切关系，使得外来人员占用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和生活空间，从而造成城市排斥进而给人际信任带来负面影响。此外，居住的水平流动会削弱人们的社会信任[17]，个体在居住上的高流动性也会使其与陌生人之间不可避免发生一次性的、匿名的、松散的互动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更倾向于避免与无关且不值得信任的外人进行交易[18]。
图2 影响新社会阶层社会信任的主要因素
2.教育的向上流动产生的理性计算的选择
实证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年，个体的社会信任水平就提高4.6%[19]。教育程度之所以对社会信任产生影响是由于人们通过教育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承担失信风险的能力增强，在经过理性的计算下则更愿意去信任他人。然而，经济领域是以追求利益、理性计算为核心规则，新社会阶层得益于市场化，自私（市场的动力之源）与理性（合理的达成目的）的经济人信念如未加干预而任由发展，会使他们难以轻易信任他人。严重的经济人信念还会使人们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个体存在，彼此孤立，相互淡漠，最终工具性地看待社会，破坏社会信任[20]。
（二）其他因素
1.原子化风险
本文所使用的“原子化”概念是指在单位体制变迁过程中社会联结状态发生变化，导致个体之间联系弱化、个人与公共世界疏离[21]。新社会阶层由于其具有体制外、职业流动性强等特征，其存在的形式相对于传统的纵向“单位——公社”体制，是以横向的方式存在于社会组织和群体之外，逐渐由“单位人”变为“社会人”，表现在人际关系的疏离和个人与公共世界的疏离，阻碍了在差序格局中通过关系运作来建立的既有关系以及与他人频繁而具体的长期交往中所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2]。不利于整个社会的信任关系的建立，也导致了新社会阶层缺乏组织化的基础。
2.收入两极化
对新社会阶层的收入调查显示，虽然其经济状况在很多方面都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群体内却有70%以上的人认为目前收入差距过大，与个体努力程度、社会贡献度不相关[23]。较大的收入差距会使人们无法共享同等的权利与待遇，最终其所引起的社会地位分化和社会阶层固化降低群体的“共同命运感”，侵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信任。虽然中国社会的收入阶层尚未固化[24]，但是在一个刚性且稳定的社会结构中，收入差距会降低民众的幸福感[25]，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中国长期形成的利益失衡与固化的渐次显露。
3.互联网影响
新社会阶层中92.67%的人都选择了使用网络平台作为了解时政及社会新闻渠道、网络交流与表达诉求的渠道[26]。虽然互联网的广泛使用拓展了人际交往半径，但是对社会信任却存在显著的影响[27]。主要是因为互联网的虚拟性和不确定性以及互联网的频繁使用会削弱现实社会里的社交频率，弱化现实社交所产生的社会信任的效度。
我国台湾学者陈介玄和高承恕通过对中国人信任格局的研究发现，中国人的信任可以在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即“亲”而“信”，这里的“亲”不局限于“血亲”或“姻亲”，人们之间只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亲近与互动，都可能由“疏”变“亲”，由“远”及“近”。此外，彼得·斯汤帕（Piotr Sztompka）指出，稳定、透明和可预测的社会制度也有助于恢复和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27]。因此，对于增进新社会阶层信任我们可以结合新社会阶层的群体特征，在建立市场环境与制度的信任的过程中，以社会连结和社会合意作为媒介来增进新社会阶层的社会信任。
（一）深化户籍改革建立无差别待遇
部分新社会阶层的居住高流动性是因为当地的户籍障碍而无法生活与工作。我国很多城市的户籍与房产均处于“强绑定”关系，即购买了当地的房子，具有当地的成员资格，才能享受当地的医疗、教育等城市资源与福利。这使暂居或无能力购买的部分新社会阶层会因为房产问题而处于地域之间的流动状态，另外还存在本地与外地差别的户籍歧视[28]，进一步降低了外来群体在当地的生活质量，削弱人们对临时居住地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居住上较高的平行流动与户籍歧视会削弱其社会信任，因此，打破户籍身份在分配资源和福利中的支配地位,尽可能借助居住证等形式赋予外来流动人口的城市成员资格，同时政府在政策制定中避免对户籍身份的路径依赖,增强户籍政策的包容性与普惠性，可以促使新社会阶层更好且稳定的融入当地的工作与生活。
图3 增进新社会阶层社会信任策略
（二）权力优势方适度公开获取信任
新社会阶层中个体所从事的职业方式既有从属于企业、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之内的，也有以个人名义（自由职业者）进行职业活动，其间所发生的交易模式不仅有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易，还存在个体与企业之间、个体与组织之间以及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合作交易。当作为弱势体的个人与企业或组织进行合作交易时，很可能会产生以权力方掌握更多的资源与信息的不平等为特征的信任。依靠法律手段规制并加大监控和处罚力度来强制确保交易顺畅固然是市场主体之间交易合作中保证诚信交易的一种有效手段，但由于权力往往与缺乏透明度和欺瞒相联系,因此交易过程中还需要权力优势方适当的公开决策与交易过程等信息来增加透明度，这样有助于对方信任的产生，促进交易信任与合作。
（三）社会合意打造核心价值共识
传统的社会合意主要由教育和宗教来承载传播，当代的社会合意则主要通过传播媒介来形成。新闻报道可以影响受众的风险认知、态度和行为，帮助公众完成风险感知的建构，同时也对公众的社会信任形成干预和影响[29]。根据共享现实理论的“言即信”，在模糊认知中，群体内成员的态度和认知具有显著的相互渗透作用，即群体内信息的传递者与听众会根据信息的内容建构共享的现实（意义）。此外，社会心理学家E.阿伦森（Elliot Aronson）的研究证实，人们对群体内成员甚至该成员是群体内颇具威望的人的信任更能左右人们的认知。因此，新社会阶层社会合意的形成除了由传播媒介（如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和广告、博客）进行塑造，还需要群体内领袖成员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输出来共同营造群体内的共识，继而转化成群体内的情感认同，既有助于建立其社会信任也有助于建立其政治信任。
（四）建立拟亲属关系与再组织化
社会连结是指个人嵌入社会、融入社会整体，从而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团体、个人与社会间建立密切且稳定的关系。社会连结的方式概括地说主要包括密切联系亲友和积极参与社会团体活动两大方式[30]。笔者认为，拟亲属关系同样可以作为新社会阶层社会连结的方式，目的是产生认同并建立信任关系，让群体成员的联系更加紧密。拟亲属关系，又称虚拟亲属关系，伊博（Helen Rose Ebaugh）与库里（Mary Cury）认为，拟亲属关系是指通过仪式或是深厚友谊关系的连结，而非血缘与婚姻所建立的关系，同时这种关系也会产生某些只有在一般家庭关系中才会有的权利与义务，人们之间由此而形成亲密情感和产生彼此的信任。拟亲属关系的发生通常通过联姻、收养等，而新社会阶层间最可能产生拟亲属关系的方式是通过成立老乡会或同学会、建立朋友圈或战友会等。新社会阶层的社会连结还可通过再组织化的方式来建立。“新社会阶层的再组织化是指通过各种形式将处于非组织化状态中的新社会阶层重新组织、整合起来，以更好地发挥这一群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生力军的作用”[4]。再组织化又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实现：1.自组织。新社会阶层可以基于职业特征、需要和利益等自组织的方式建立社会联结；
2.他组织。由政府牵头通过举办阶层联谊会、组织其共同参与社会事务或社区事务等这些他组织的方式来参与社会活动。新社会阶层的再组织化一方面可以使群体内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通过频繁的交流而产生社会信任，另一方面，群体成员基于社会连结而形成的社会网络对社会资源的获取也更加容易，当个体的社会资本增多，那么其承受失信的能力就越强，也越敢于去相信他人[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