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林
(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青海西宁，810016)
1956年是一个需要不断回溯的年份，那一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实施，在当代中国的精神文化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语境中生成的“百花文学”，因在“十七年”高度一体化的文学环境中显示了别样色彩而引人注目，此后被逐出文苑，又在新时期以“重放”的方式重归，作为一种精神的基因或启蒙的因素，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的建构，“百花文学”也成为当代文学史的一个专属概念，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然而，当研究长期在逻辑自洽、指涉明晰的概念规约下进行，阐释的方式和思路有可能产生固化和同质化的现象，所以，历时性地梳理“百花文学”概念的生成和演化过程，探讨一个由政策操控而发生的文学思潮，如何进入历史、现实情境和社会需求合谋的文学史记忆，对于准确认知不断被“再创作”的“百花文学”的价值，无疑是有益的。本文拟通过“百花文学”中涉及两性情感生活的叙事文本，在经历了反右运动中的批判和新时期的“重放”之后，如何被文学史限定性描述，分析一种蕴含了丰富文化信息的“类型化”创作进入文学史记忆的路径，以及与时代语境之间的交互作用。
“百花文学”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导引下生成的一种文学思潮。1956—1957年间“双百方针”的提出与实施，是基于对国家发展形势的估计与判断。当时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可以结束，应当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因此，需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在此背景下，在艺术方面百花齐放，在学术方面百家争鸣的方针，作为一种国家政策浮出历史的地表。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郑重承诺文艺创作与学术研究“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与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面对如此宽松自由的政策倡导，文学领域在理论探讨和创作方面呈现出思想自由，追求题材、风格多样化的气象。
这个时期，中国文学的探索与苏联文学的经验和新动向有密切关联。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文艺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规定必须从“正面”和“发展”的眼光表现生活，以起到引导和教育人民作用的主张的非现实主义倾向进行了反思，开始清算回避生活矛盾、粉饰现实的“无冲突论”的弊端，1954年，苏联作家爱伦堡的小说《解冻》，标题寓示了苏联社会思想和心灵的逐渐解放。因为密切追踪苏联文学动态，中国文学与其风向转移形成了某种共振关系，对苏联文学的变化，中国文学界迅速做出了反应，强调直面生活真实，“干预生活”的主张成为一时热点。
政策的引导，苏联“解冻文学”启发和文学机构目标明确的组织，“百花文学”应运而生。在通常的解释中，“百花文学”包括了两种题材的创作，一类是干预生活，直面现实，揭示社会生活的不良风气，体现了文学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创作；
第二类就是本文着重讨论的触及私人生活领域，书写个人情感的波折、创伤，探究人性、道德的复杂性，向往健康、合理情感生活的作品，代表作有《在悬崖上》(邓友梅)、《小巷深处》(陆文夫)、《红豆》(宗璞)、《美丽》(丰村)、《爱情》(李威伦)、《戒指》(李岸)等。
“百花文学”中的爱情小说，其价值之一在于对当时模式化和类型化的情感生活书写的冲击。私人生活和个人爱情，在1950年代初期几近文学表现的禁区，究其原因，在一个强调集体、大我、道德圣洁的文化环境中，沉湎自我的情感天地，难免会有“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个人主义”“低级趣味”之讥的。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讲述了知识分子出身的丈夫和农民出身的妻子，随着革命胜利进城，因生活习惯差异产生分歧的故事，最后，事实教育了丈夫，认识到根本原则上妻子是对的，自己依然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而妻子也认为工作方法需要调整。理性的阅读者都会意识到，这是一篇遵循知识分子向工农兵靠拢的，延续了解放区文学主题的作品，后来的批评者却深文周纳，认为刚进城的妻子生活中种种窘态的描写是丑化工农群众，丈夫思想丑恶，是在“玩弄”农民出身的妻子，一封以“读者来信”名义发表的文章，题目便是“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1]。对这篇小说批判的结果，是才华横溢的萧也牧放弃了写作，更重要的是对夫妻间富有情趣的，富有生活质感的私人化的，日常化的书写被视作“低级趣味”，被逐出了文学审美领域。路翎描写志愿军战士与朝鲜姑娘爱情的《洼地上的“战役”》，被认作违反了纪律的爱情，是个人温情主义战胜了集体主义，将正义战争与个人幸福对立起来，是有严重错误的[2]。对路翎创作的否定，进一步消解了爱情书写中更具人性力量的深挚、缠绵、思念、忧伤等元素，导致凸显革命觉悟、阶级情感的剪除了个人性和自然性的“劳动加恋爱”的爱情书写模式充斥在创作中，以至于几年以后批评家黄秋耘用不乏戏谑的笔调，罗列出文学中的爱情公式，“见面就谈发明创造式的爱情，扭扭捏捏、一笑就走式的爱情，‘我问一个问题，你爱我不？’式的爱情，由于工作需要屡误佳期式的爱情，三过家门而不入式的爱情”，在黄秋耘看来，“真正的爱情是用整个生命去爱，是用整个灵魂去探索和追求的”[3]，人间丰富的爱情体验在此时中国作家的笔下却是如此乏味，这怎能不让这位艺术感觉敏锐的评论家心生感慨。
当时，许多理论家对文学写作中缺少人情味，将阶级性与人性对立起来的现象感同身受，在“双百方针”倡导思想、言论自由的感召下，他们就文学中的人性、人道主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不乏真知灼见的言说。王任叔的《论人情》一文，认为当下文学作品中“政治味太浓，人情味太少”，原因是“机械地理解了文艺作品上的阶级论”，在他看来，“阶级性是人类本性的自我异化”，是“一种特性，不是人性的全部，更不能代替人类的本性”，进而认为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品无一例外，都是充分的人道主义的作品，“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但其终极目的则是解放全人类，解放人类本性。描写阶级斗争的基础正是人性，正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4]。
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作出了更富学理的阐释，核心论点是，文学“要达到反映生活，揭示现实本质的目的”，“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认为人道主义应当是评价作品的“一个最基本的、最必要的标准”，并且说明，虽然人道主义已经被资产阶级糟蹋得不成样子，但我们不能因此抛弃，“相反的，我们应该用力去揭穿资产阶级所作所为的反人道主义性质，用力来保卫真正的人道主义”，囿于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论证委婉曲折，但以人为中心，呼唤人性、人道主义，破除文学概念化公式化的良苦用心清晰可见[5]。
从理论家对当时文学中人情缺乏的批评，可以想见，“百花文学”中那些探索爱情的丰富性，介入个人情感世界的深处，触及心灵最柔软部分的爱情书写，在当时的文学生态园地何其珍贵。正是这些作品在一体化时代显示的“异质性”，使其获得了进入文学史记忆的理由。
“百花文学”中的爱情小说写作与理论界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相呼应，但相比黄秋耘《谈“爱情”》一文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爽利明快，爱情小说创作却显得疑惑犹豫，欲语还休。书写者进入这一长期禁忌的领域是试探性的，他们在私人情感和政治态度、阶级立场之间游移，为爱情设置了一道不能逾越的纯洁的革命道德的藩篱，因与时代的政治道德、美学取向交错纠结，创作者在遵循成规和尊重内心真实之间矛盾徘徊，致使文本的深层结构呈现出了断裂和意识的暧昧性。所以，他们的突围，只是有限度的突围。
“百花文学”中的爱情小说所涉及题材，在当时语境中是敏感的。陆文夫的《小巷深处》描写旧社会曾做过妓女的青年女工徐文霞与大学生技术员张俊的情感故事，当徐文霞的身世暴露之后，她绝望了，而张俊经过短暂的犹豫，意识到徐文霞的不幸是旧社会造成的，决心接受这个爱着自己的同时又在努力追求美好未来的女孩。陆文夫曾说他写作是为了“拯救痛苦的灵魂”，“用艺术为善良的人谋求一个公正的社会和幸福的人生”[6]，显然，《小巷深处》的爱情是一种拯救的方式，张俊是拯救者，不仅仅取决于内心爱的情愫，更在于他的“施爱”是代表集体和阶级去“施救”，使小说成为在旧中国深陷泥淖的不幸者在新中国获得新生和幸福的寓言。
李威伦的《爱情》和丰村的《美丽》同样涉及了一个敏感的话题，就是两性关系中出现的第三者，如何解决情感困惑的问题。《爱情》中的女医生李碧珍无法克制对曾经的同学周丁山的爱慕，但又顾忌周丁山已有恋人的现实，就在情感的潮汐即将冲破理智闸门的时候，作为医生的她救活了一个病重的姑娘，在姑娘的恋人感激的目光中，她忽然意识到自己获得了一种比个人爱情更高的爱情，“一个青年团员，一个真正的医生，对人民、对自己的职业，那深厚、真挚的爱情。还有什么样的爱情，会比这更崇高、更美呢？”对事业和人民的“大爱”超越了两心相悦的私人情感，舍弃个人的诉求而获得道德升华，这与时代精神的塑形标准高度吻合。《美丽》中女青年季玉洁几乎选择了同样的方式消解爱情无法实现带来的伤痛，她深爱着自己的领导，以致遭到领导妻子的嫉恨，领导妻子病故之后，季玉洁却拒绝了领导的追求，理由是不愿意让别人觉得她是在攀附，后来又拒绝了一个医生的求爱，理由是不能为了爱情牺牲工作，孑然一身的季玉洁，却在他人眼中是一个事业的胜利者，也不会是生活的败北者，她是幸福的。小说传递了这样一个意念，牺牲个人情感投身工作和事业的人是美丽的，“第三者”没有触犯社会伦理规范，而顺应了时代对个体道德的要求从而收获了崇高体验。
“百花文学”中的情爱书写，虽有意识靠拢时代话语，但对旧日记忆的珍惜，在无意识之间进入了显得有些幽暗的情感世界。宗璞的《红豆》书写了一个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女大学生江玫在即将解放的时刻，面临着是走还是留，是要爱情还是要革命的抉择，她被正反两极的力量牵引着，一边是信念坚定的女共产党员萧素，一边是浪漫、率性，极富艺术气质的恋人齐虹，但这不是一种势均力敌的对峙，齐虹代表的诗性、浓烈、缠绵的情感世界，最终不敌萧素代表的革命、大众、正义这一宏大的精神场域，江玫决意投身革命，拒绝了齐虹一起离开大陆的请求。江玫在个人与集体、私人情感与社会事业之间，选择了符合革命伦理的道路，却没有因此消除对于逝去的爱情的珍视与怀念，小说叙事在此与革命话语产生了裂隙，后来对作品的诟病，大多产生于此。这里牵扯到的是走向革命是否可以存留个人记忆和私人情感的问题，追求昂扬的斗志和舍弃小我投身宏伟事业的革命者，是否还允许内心中脆弱，怜惜、忧伤这种个人体验的存在？小说中纠结于革命伦理与私人情感复杂关系中那份不自觉的困惑，在“百花文学”，甚至于在整个“十七年”文学的情爱书写中显得卓然不群。
因为创作主体的内在意识，总是警觉不能逾越社会道德的界限，故此，在“百花文学”爱情书写中时常显得进退失据。邓友梅的《在悬崖上》是真正触碰了婚外恋和“第三者”问题的小说。小说中“我”与妻子相恋成婚，感情甚笃，后受热情漂亮的混血女孩加丽亚的诱惑，婚姻出现裂痕，当“我”准备离婚，向加丽亚求婚时却遭到拒绝，原来加丽亚并不爱“我”，不过是在做感情游戏而已，最终，“我”回归了家庭。邓友梅的创作动机是要反映一个社会问题，他说自己在工作中曾处理过一些离婚事件，“懂得每一张申请离婚的纸条后面隐藏着多少辛酸、失望、眼泪和痛苦的不眠之夜”，于是，他决定为那些被损害的女性发声，要按生活的本来面目写出来，否则，他觉得是一桩罪过[7]。无疑，这是一篇告诫人们要珍视真情、远离诱惑、迷途知返的带有劝谕性质的作品，在道德的天平上将两性情感的复杂性作了符合主流文化规约的便捷却显简单的处理。作家的确以浪子回头，重归道德正途，挽救了家庭的情节设计实现了创作的意图，但却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敏锐的评论者的发问，“假如加丽亚不拒绝呢？假如她答允他的求婚，那以后会怎么样呢？”[8]显然，这是一个探究人类情感的真实性与复杂性的发问，这是为人物设置了道德红线的作者无力回答的。
而就在1957年，一个刚刚年满20岁的青年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就是时任北京第一机械工业部科学研究院俄语翻译的余易木。这年4月，在练笔多年之后，写出了自认尚可一读的短篇小说《也在悬崖上》，当这篇小说的手稿还在朋友间传读的时候，因对留苏学生选拔办法提意见而被划为“右派”，发落到了青海[9]。《也在悬崖上》原本是一篇应当参与到“百花时代”众声喧哗中的作品，但当年并没有问世，没有成为显在的文学事实。
《也在悬崖上》是受邓友梅的小说《在悬崖上》的启发写作的，但又是对邓作命意的解构。小说中的“我”与毅华，在患难中建立了情感，“我”离开上海奔赴解放区的前夜，与毅华盟约相守终身。解放后，“我”回到上海，百般寻找，却不见毅华踪影，“我”在苦苦的等待中，与新分配到单位的女大学生白玲相识，白玲美丽，聪明，落落大方，“我”与白玲的交往逐步深入，深切感受到了白玲的善良和对自己的情谊，心生情愫，但因为不能背弃与毅华的盟约，压抑着内心的情感。很长时间过去了，毅华依然没有消息，当“我”准备向白玲敞开心扉时，毅华却意外出现了，“我”履行诺言，白玲真诚地希望历经磨难的毅华获得幸福，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但“我”与毅华结婚之后，三个人都陷入了愧疚、自责的痛苦之中。
小说回应《在悬崖上》的意图是明显的。叙述人我在列车上，遇到一个中年旅客，向我叙述了自己的情感故事，中年旅客就是故事中的那个“我”，我和讲述自己经历的“我”之间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在诘问与辩论中将话题引向纵深。小说中我阅读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非常激动，与刚刚结识的中年旅客交流阅读感想，中年旅客却说，“小说只不过是小说罢了”，并解释道，“小说总是企图告诉读者答案，但生活本身却往往只有疑问”。这显然是作者借叙述人和主人公的对话，阐释文学应当尊重生活而非顺从理念的观点，流露出对劝诫教训文学的怀疑。接着提出了与质疑《在悬崖上》的批评家几乎相同的问题，“假如加丽亚不那么坏，譬如说，她并非存心玩弄男主人公，而是真心爱她，事情将会怎样？”这是在《在悬崖上》停步的地方，开始思索有关责任义务与爱情的正当性问题。
小说触及了社会学意义上的，面对现代婚姻制度颇为棘手与繁难的情感问题，即男女之间是否可以存在婚姻之外的高尚、纯净的友谊乃至爱情的问题。“我”认为“真正的爱是无罪的”，所以力避从道德角度去审视两性情感关系的是非曲直，而是要呈现纠缠于恪守信义与尊重内心真实涡漩中的情感真相。“我”、白玲、毅华三人之间没有猜疑、妒忌、背叛，有的只是宽容、谅解与隐忍，但“三个人都怀着自我牺牲的美好愿望，结果三个人同样不幸”，固然真正的爱是无私的，但成就他人幸福的无私的自我牺牲未必一定能给他人带来幸福。小说在人类天性的维度对爱的权利与局限性进行探讨，思索一个在现代社会中无解的情感难题，分析一个平静的或者说是几乎无事的悲剧产生的缘由。余易木关于爱情的哲学思考显然超越了同时代人，1950年代，在大多数的写作者从时代、革命、道德的视角审视爱情的时候，余易木却超前性地摆脱了时代规训，从人性关怀的角度审视爱情这一“宇宙法则”，呈现人类最基本情感的幽深与错杂，虽然，无法解决困惑，却显示了文学作为人学的饱满深邃的人性力量。
记忆的筛选功能往往带有功利性，更青睐与“同时代”发生联系的事物，因此《也在悬崖上》被阻挡在文学史视野之外。当“文革”结束，“百花时代”的写作者成为“归来派”，作品也得到了价值肯定。而余易木在新时期初，虽也发表了在落难期间私密状态下创作的《春雪》《初恋的回声》，获得了一些好评，《也在悬崖上》也刊发于1985年第7期的《青海湖》杂志，但时过境迁，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余易木终究没有归来。
“百花文学”已是既定的历史，但如何进入文学史记忆，并成为文学史秩序中的有机构成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在讨论人类记忆的问题时说：“记忆的重要性，在于他们被当作何物、对它们的解释，以及它们对现在及未来的影响。”[10]探究“百花文学”进入文学史记忆的路径，自然要涉及对其定性，后来者如何描述、理解，以及如何发生影响等一系列问题。历史学的职责之一就是让“过去”和“现在”相互阐释。
有必要简要描述“百花文学”这一概念的构造过程，从中可以看出文学史记忆中历史图景的演变，因为文学史呈现的部分往往经过了特定观念的整饬和修葺，而观念的改变自然会使历史记忆发生位移。作为文学史家的洪子诚，在其不同时期的研究中，对“双百方针”影响下的文学生活的描述使用过不同的名称，1980年，参与集体编撰的教材《当代文学概观》，他用“干预生活”这一口号概括1956—1957年间突破成规，勇于探索的文学实践，主要包括暴露生活阴暗面和爱情生活两类题材，“干预生活”或许不能指称“双百方针”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全部文学现象，但却凸显了这一时期最鲜明的文学主张及创作。1986年出版了《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一书，其中《“干预生活”：有争议的创作口号》一章，将“干预生活”置于当代文学发展的整体框架中加以考察，描述了“干预文学”口号的提出背景及所凭借的文学资源，继而讨论这一主张在新时期文学中的表现，以及对这一口号的不同理解所产生的争议，没有将“干预生活”限定在特定年代，而是将其看作当代文学史上历时性的文学现象。1997年，出版的《当代文学概说》一书，未对“双百方针”实施期间的文学作专属命名，而是用了一个彰显其内在品质的小标题“富有朝气的挑战”，强调这类文学对抗现实呈现的青春热情。次年，出版论著《1956：百花年代》，聚焦1956—1957年间中国社会文化语境，还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的背景及实施的过程，深度阐释“双百方针”在文学领域激起的波澜及其结果，清晰描述了“百花时代”作为文学思潮或运动能指的对象、表现和特质，至此，“百花文学”作为一个专属文学史概念已经呼之欲出，1999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明确提出了“百花文学”概念，加之这本独立撰写的文学史是作为教材出版的，扩大了传播范围，为更多的人接受与认可，建立了人们对于这一概念所指的基本认知和想象。
洪子诚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或政策的名称，“这一比喻性概念，以及它的提出过程中对内涵的不断限定与修正，使不同的人对它的理解相距甚远”[11]。诚然如是，“百花齐放”就其词语的本义而言，描述的是群芳竞艳、花团锦簇的生态样貌，就其喻义而言，应该是涵盖了1956—1957年间所有类型和样式的文学，况且，建国之初，戏剧界已有“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口号，倡导风格类型多样化的意图非常明晰。而脱胎于“百花齐放”口号的文学史专属概念“百花文学”，从逻辑上讲，应当具有广义性，然而事实上，却从未把这一时段占据创作数量份额更多的，诸如革命历史题材、政治抒情诗等主流文学纳入涵盖的范围，而特指“百花时代”带有探索性质的创作。同时，“百花文学”概念在指称内容上，较比“干预生活”有极大扩充，但一直在“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的双重意指上滑动。所谓“同中之异”，“百花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与“十七年”文学中发生的文学运动或思潮，在发动方式、运作过程等方面几近相同，但文学史叙述中则强调具体创作突破成规而显示的不同；
所谓“异中之同”则强调那批作品在“探索”“突破”意义上的共有特征，将其内在的差异性抹平了，这一切，显示了“百花文学”概念隐含的强调“特异性”的文化立场与历史叙述的态度。由此，大体可以看出“百花文学”进入文学史记忆的方式与路径。
第一，“百花文学”是以一种思潮的身份被纳入当代文学史记忆之中的。作为一个“前世”的概念，“干预生活”虽涉及文艺政策的导引，苏联文学资源的借鉴，知识分子传统入世精神的显现等元素，但落脚点还是在创作本身，基本上视作一种创作类型或现象，而“百花文学”则指向了缠绕着各种历史的、现实的文化因素组成的文学场域，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倡导，给予言论、创作充分自由的允诺，文学组织和文学刊物目标明确地开展活动，刊发稿件，让各种文学观点发生争鸣，媒体配合推波助澜，而后风向陡转，刚刚获得肯定的作品转瞬之间变成了“毒草”，这种起落沉浮，绝非源于文学内部的发展势能，政治的导向和政策的制定，才能决定某种文学风尚和潮流的发生及走向。“百花文学”自上而下的运动特征非常鲜明，是一场由政策引导，逸出一体化时代的文学规范，非常态的、“异样”的文学思潮。
第二，“百花文学”中的大部分作品是以“类型化”的方式进入文学史记忆，衡量标准取决于是否与文学思潮发生联系，而非艺术品质的考量。“百花文学”的情爱书写，内容上所表现的爱情生活较比1950年代“劳动加爱情”模式化书写显然具有突破性，叙事策略上在顺应时代话语和尊重私人情感之间的游移显示了与一个泛政治化时代的复杂纠葛，此后遭到否定性评价，又在新时期重生，始终是以“现象”而存在。具体文本在“探索”“突破”的标签下，其个性和与“他者”的差异被化约，呈现的是共性，接受过程中的拒绝或者接纳都是在“百花文学”的整体框架内进行的，除了像《红豆》这样艺术气质独特的文本，可以跳出类型化的拘囿获得独立阐释的机缘，大部分作品只能作为一种思潮文学的构成存留在文学史的叙述之中了，这符合记忆用典型的“符码”突显特征、完成历史概括的特征。从这角度看，也就不难理解余易木的《也在悬崖上》被遗忘的原因了。
第三，“百花文学”是以“共名”方式存在于文学史的记忆之中。在长时间失去了写作权利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一本书的出版标志着1957年走向人生逆旅的写作者及其作品的归来，这本书就是收录“百花文学”中17位作家的20篇小说、特写、散文诗的作品选集《重放的鲜花》。任何文学选本，都绝非纯然的作品汇编，而是有着特定的价值取向和编辑目的，将目光聚焦在过去历史中的一个特殊时段，关注并编选其间被长期“污名化”的作家作品，大体具有为作家作品正名，乃至重新评价、挖掘此前被漠视价值的意图。《重放的鲜花》的“前言”中说，“重读这些二十多年前的作品，仍旧强烈地感到它们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总的来说，这些‘干预生活’的和爱情题材的作品，它们不是为了暴露而暴露，为爱情而爱情，它们都有一定的积极的社会意义，也有一定的艺术质量”。此书的责任编辑左泥多年以后回忆，那时许多被划为右派的作者尚未落实政策，“编选这些‘毒草’出版，实际上是为了它们向社会公开宣布平反”，这一目的显然达到了，《重放的鲜花》的出版，“为这些作品和作者正名，成为编辑界思想解放的象征”[12]。《重放的鲜花》的文化象征意义和文学史意义都非常突出，一方面是在拨乱反正的背景下，恢复了作家及其作品在政治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是“重放的鲜花”成了一个专有的称谓，书中收录以及没有收录的同性质作品，聚拢在这一词语之下，成了一个整体形象，意味“百花文学”创作群体的再生和作品的复活。
英国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曾说：“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由阅读他们的社会‘再创造’的，事实上，没有一部作品在阅读时不是被再创作的。”[13]的确，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叙述是对“过去”的阐释，而这种阐释莫不与叙述者的立场、姿态和现实需求密切相关。由此而论，文学史记忆也可能是在不断被“再创作”的，在移步换形中变动不居，“百花文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在未来也可能发生变化。当进行历史重构时，诸如《也在悬崖上》这种潜在的文本与文学事实是否会被纳入文学史记忆的视野，从而成为文学史“再创作”的基础，这当然是另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了。
注释：
[1] 李洁非：《典型文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142页。
[2] 侯金镜：《评路翎的三篇小说》，《文艺报》1954年第12期。
[3] 黄秋耘：《谈“爱情”》，《人民文学》1956年第7期。
[4] 巴人：《论人情》，《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1949—2009(卷一)》，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0～372页。
[5]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1949—2009(卷一)》，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04～433页。
[6] 陆文夫：《姑苏之恋》，《人之于味：陆文夫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209～210页。
[7] 邓友梅：《致读者和批评家》，《处女地》1957年第2期。
[8] 张天翼:《悬崖上的爱情》,《文艺学习》1957年第1期。
[9] 余易木：《余易木自述》，《青海湖》1992年第2期。
[10] [美]A.阿德勒：《自卑与超越》，黄光国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年，第21页。
[11] 洪子诚：《百花时代》，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页。
[12] 左泥：《〈重放的鲜花〉走过的荆棘之路》，《编辑学刊》2004年第2期，第49～51页。
[13] [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刘峰译，北京：文学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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