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末民初，随着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在人口聚居的区域出现了众多城镇。城镇化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区域的开发，对于促进长白山地区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试图通过文献解读，探讨汉族移民过程中长白山地区城镇化的过程及影响。
关键词：汉族移民;清末民初;长白山地区;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2）06-0063-04
城镇意味着人口结构的重塑，在长白山地区居住的居民主要是迁徙而来的部分满族和从山东、河北逃荒过来的汉族移民以及从朝鲜逃荒迁入的灾民。其中汉族移民占主体，推动了近代长白山地区城镇化的进程。
一、长白山地区城镇化的形成过程
长白山地区的开发一直与驻防军垦及汉族移民紧密结合在一起。明代时长白山地区的通化、白山、延边都是女真人主要集居地区。其中通化和白山属于奴尔干都司建州卫，万历十九年（1591年）为努尔哈赤所并。延边属奴尔干都司布尔哈图等卫所，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清政府设珲春协领，珲春协领下设卡伦（哨所）15处，隶属于宁古塔副都统。次年始建协领衙门于浑蠢水（即珲春河）之北，并开始建城。清初，长白山地区的人口多为驻防和盛京内务府管理下的庄丁。长白山地区开禁后，移民数量迅速增多，除了吸引大量来自中原的汉族垦民之外，更是吸引了一部分朝鲜边民。汉族移民为长白山地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商贸力量和劳动力资源。商业愈益兴旺，带动了大小城镇的迅速形成，奠定了城镇繁荣的基础。清末民初长白山地区城镇化的形成过程是在汉族移民在移民的过程中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人口聚集、活动集中而逐渐聚居形成的屯落，是渐进的过程。清末民初在移民浪潮推动下逐渐形成长白山地区以通化、白山、延边为中心的城镇，中心城区都位于长白山腹地，且都以小村镇居多，具有明显的山区特点。但是鉴于地形，城镇布局呈枝状沿沟谷发展，缺少节点城市和中等规模的城镇。这些城镇拘于山地的约束，经济规模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城市空间过于狭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
清末民初长白山地区的汉族移民主要来自中原，他们在遭遇灾害、盘剥下破产，为谋求生计而被迫背井离乡到东北谋生。这些汉族移民和清代以来定居的移民及其后裔逐渐形成了长白山地区居民的主体。直、豫、鲁、晋受灾的难民，携妻挈子，潜入开山垦荒，从乾隆时起，到道咸时已聚集成村落[1]66。同治年间，大批汉族从山东、河北等地涌来，光绪初年，县境出现许多繁荣的聚落[1]147。清末民初，在长白山地区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设县治地，购买民地成为城市街基，开设商业和城市集市贸易。随着市井繁盛，各类手工作坊应运而生。光绪年间，东三省总督考虑到吉林省“移垦土，生殖日繁”，为了筹措旗民生计，应继续移民，“以期成邑成郡”。清光绪七年（1881年），清廷增设珲春副都统，统辖延边大部分地区。首任副都统依克唐阿继续在珲春筑城，初在今珲春市靖和街东部，俗称旧城。同年设吉林边务督办、珲春招垦局，开放荒围。光绪七年（1881年）在南崗设招垦分局以后，陆续招辽宁、山东、河北等地的汉族移民和朝鲜垦民入境垦荒。至19世纪80年代末，在招垦局周围已有诸多商业网点，街内人口达4千余人，市景颇为繁盛[2]53。光绪十七年（1891年）招垦局改为抚垦局以后，垦民日增，人烟日稠，及至以抚垦局为中心，逐渐形成小镇，最早开辟的街路被称作局子街[2]44。随垦民日增，在招垦局周围自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街市，包括今光明街、进学街、朝阳街等。继后，市区规模逐渐扩展至上市周围[2]45。光绪二年（1876年）以后，山东逃荒者不断来到这里开荒种地，人口逐渐增加，形成了以现在县城为中心的居民点。建县时房屋寥寥无几，大部分为耕地。宣统二年（1910年）以后，商号、店铺、小手工业作坊逐渐增多，公共建筑不断兴建，人口逐年增加，县城初具规模[3]251。民国十六年（1927年）由于交通道路开通，商贸事业发展，靖宇县城所在地的一区人口发展较快[4]66。城镇形成之后，除种植粮食作物外，作坊、商号兴起，商业繁荣。通化建治后，烧锅、油坊等兴起。光绪四年（1878年）通化城内西市场每逢农忙季节，闲散觅业者聚众待雇，工钱由主、雇之间议定，因而得名“工夫市”，实为劳务市场之初萌。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境内有作坊113户。1927年，通化境内有手工业行业公会20个，匠铺作坊320户，从业909人，形成东边道工业经济中心[5]258-345。清末民初在20世纪30年代后，长白山地区内若干城镇基本形成，人口密度为城镇高于乡村，城区高于郊区。
二、长白山地区城镇化的形成原因和特点
清末民初，长白山地区的移民浪潮是在自发性移民与政府行政权力的推动两股力量融合而成的。在开禁之前，在长白山地区已经出现不少因汉族移民聚集而形成的村屯。开禁之后，从中原迁徙而来的汉族移民数量要远远超过以往，特别是在清末民初招民垦荒政策实施之后，汉族移民数量激增，人口规模迅速扩大。“燕赵齐鲁之民负耒而至”，“各省商贾亦辐辏来集”，于是“地日以辟，民日以聚，繁庶之象渐异曩时”。随着垦荒局的设立和鼓励垦荒政策的实施，土地开垦规模得以不断扩大，在长白山地区的垦荒局周边逐渐形成人口聚集、商业发展繁荣的人口聚居区。清末民初，在长白山地区形成的城镇是粮食种植业的聚集地和生长点，是在耕地开垦的过程中迁徙而来的汉族移民就近就地城镇化，是传统自然经济结构和中原文明的有机结合。因移民而在短时间内带动了区域的城镇化，这是近代长白山地区城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清末民初，长白山地区城镇化的形成原因较多，社会经济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人口数量的激增、地形条件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对于长白山地区的城镇化则发挥了推动作用。长白山地区城镇化的形成原因具体可归纳如下：清代以来中原人口数量迅速增加，有限的耕地已经无法承载过多的人口，特别是直、鲁两地人均耕地较少，本已捉襟见肘，在连年不断的灾荒和不堪重负的赋税下导致农民大量破产。为了谋生，直、鲁两地的汉族移民向周边地域扩散，与山东、河北等人口输出省份毗邻的东北成为汉族移民主要的迁入地;清政府推动的人口迁移政策，也从客观上改变了人口的分布格局。清末民初政府鼓励垦荒，招徕大量汉族移民迁入长白山地区，有计划、有组织地迁移中原的汉族移民到长白山地区定居、垦荒。此外，清代以来中原自然灾害频繁、土地兼并严重等因素相互叠加作用，汉族移民自发性地迁移，在广袤的耕地的吸引下选择到长白山地区定居，形成了人口迁移和集中的趋势。清末民初政府的招民垦荒政策激发了汉族移民迁徙的热情，从而加速了长白山地区城镇化的进程;长白山地区城镇化的形成是以老乡聚居的方式形成的，在迁徙的过程中，汉族移民多来自于同一区域，在迁入后则相邻而居。大家一起抱团取暖，在垦荒的过程中相互扶持，共同促进了长白山地区经济的开发。在清末民初之际，长白山地区人口数量的迅猛增长增加了人口的密度，发挥了人口的规模效应，深入挖掘出区域范围内的经济优势，提高了生产力，促使长白山地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快速实现城镇化;铁路的修筑对近代长白山地区城镇化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铁路的建设推动了移民实边的进程，改善了长白山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的状况。铁路的建设和长白山地区的城镇化进程紧密相联。交通的发展促进了汉族移民的流动，在交通便利的地方易于形成汉族移民集聚的城镇。公路、铁路的建设和水运的发展不仅为来自中原的汉族移民向长白山地区流动和集聚创造了必要条件，也为城镇化创造了条件。清末民初，在长白山地区修筑了以自满洲里至绥芬河的中东铁路和自哈尔滨至大连的南满铁路为主干的铁路干线，特别是1898年清政府向英商汇丰银行借款修建关外铁路（即现在的沈阳至山海关铁路），逐渐形成了奉天、四平、长春等重要的转运中心。民国后，在长白山地区陆续修建了多条铁路，这些铁路与京奉铁路和中东铁路相连，拉近了中原和长白山腹地的距离，加快了从中原到长白山地区的迁移速度，节省了移民的时间和成本。
清末民初长白山地区城镇化的特点有：清末民初长白山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是一种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汉族移民的欲望推动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人群是城镇形成的基础，清末民初汉族移民的大量涌入解决了城镇化所需要的人口，为城镇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清末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下的招民垦荒政策招徕了大量来自中原的汉族人口，诱发移民高潮的到来。汉族移民既是垦殖的主体，也是城镇的居民。汉族移民的迁入，在充实劳动力的同时也为城镇的形成储备了人口。经过汉族移民的不断迁徙，长白山地区城镇的区域呈同心圆状自核心向外扩展，在汉族移民的过程中自辐射区域不断扩大。在清末民初短短的近百年中，在长白山地区出现了众多因人而居的城镇，快速实现了城镇化，作为因移民而崛起的城镇，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随着清末民初长白山地区人口总量的增加、城镇人口比重的上升，城镇逐渐成为粮食种植和粮食加工业的中心，推动了粮食种植与城镇化的互动。汉族移民的移民过程加速了粮食种植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进程。清末民初长白山地区城镇化的过程，是城镇形成的过程。城镇是在开垦耕地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这些城镇是粮食生产的核心区。这些崛起的城镇是在清末民初政府设置招垦局和府厅州县的辖区内因为开垦荒地、招募汉人而聚集起来的。在传统的粮食生产耕作方式下，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的阶段，通过确定人地关系，来自同一区域的汉族人口承领相邻的耕地，这些相聚的汉族移民必然要以聚居的村落的群居方式来维持生产，从而在长白山地区形成了将中原缩小化的人口聚集的城镇。清末民初，在长白山地区，村落因地而建，如繁星分布，在连接村落的繁华中心区域便形成了区域中心——城镇。城镇化的推进促进了长白山地区区域农业的发展。作为推动粮食种植业和粮食加工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城鎮化拓展了垦地，在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区域，城镇化对粮食产量有促进作用，促进了粮食种植和粮食加工业的发展。商品流通和交换的发展也推动了粮食生产加工的商品化，进而成为长白山地区城镇化的经济前提。清末民初之际，长白山地区成为东北重要的粮食种植和粮食副产品销售的重要区域，每年都有大量的粮食和粮油产品外销长春、沈阳以及关外;长白山地区地形地貌差异较大，受到地势的干扰，导致城镇化的发展不均衡。在长白山地区城镇普遍都建设在平缓地区，说明地形对于城镇的形成和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地形、地貌、地质等因素影响城镇的发展，长白山地区多为山区、半山区，因为地形所限，原有耕地相对分散，在长白山地区人烟稀少。而地形较为低平的平原、盆地则易于人口居住，也易于城镇的形成和发展。汉族移民结合山区地形地貌特点建立居住点，地处长白山地区地势较为平缓的盆地、平原，以及山区水量较大的鸭绿江、图们江、布尔哈通河等水域旁土壤肥沃的区域，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尤其是在地势平坦、耕作便利的粮食主产区内，交通便利，汉族移民聚集，房舍纵横交错。清末民初，经过开发，逐渐形成了沿图们江、鸭绿江、浑江而建的具有长白山地区“山中有城，城中有山”的独特城镇风格的汉族移民城镇区。汉族移民对长白山地区荒地的垦殖过程表现为从低平地区向高峻地区延伸，人口聚居区也相应地扩展，但城镇数量较少，人口密度差异较大;交通运输的发展起到了聚集效应，长白山地区区域交通运输的变化对该区域城镇化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清末民初，长白山地区交通条件的改善对城镇化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交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的时空界线，改变了沿线地区的生态环境，带动了交通沿线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进程。长白山地区的通化、珲春等地通过交通发展以及水上漕运的发展带动了当地工商业的日益兴旺，逐渐成为商埠中心。长白山地区的地形主要是山地，主要靠驿队运输。通化古有“夏走山、冬走江”之说，每逢雨季，山路泥泞，江河猛涨，搬运货物全凭人背马驮，驮队渐成。咸丰末年弛禁，人烟渐稠，驮道形成。牛马骡驴等大牲畜作为运输工具逐渐引入通化。通化设县治始修官道。光绪年间，骡马驮队经常满载粮盐、土特产品、日用品，来往于通化至安东、奉天、兴京、临江之间，每匹骡马负重二三百斤，日行五六十里。光绪末年，有五条驮道通向四方，山间驮铃不绝，来往驮马多达千余。1914年来往驮马已逾千匹。民国初年漕运兴盛，往返于浑江航道的艚船逾300只，木排千余只，每年运往安东的木材十余万立方米，粮食、土特产品数百万石（担），输入食盐50万公斤[5]459-473。民国十五年（1926年）吉敦铁路开工兴建，促进了敦化交通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流入，强化了城镇化的趋势。
三、移民对长白山地区城镇化的影响
城镇化对汉族移民和社会环境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促进长白山地区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等方面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长白山地区环境的承载力有限，在招民垦荒的过程中出现了长白山地区的过度开垦、环境恶化和资源浪费等明显的问题。
第一，城镇化对汉族移民群体的影响巨大。在由中原向长白山地区转移的过程中，汉族移民直接转变成为城镇居民。汉族移民跨地区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流入人口的数量超过了原住人口，在长白山地区内居民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长白山地区社会分工逐渐细化，同时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都相应地发生转变。长白山地区人口数量增加、土地开垦加速以及农产品日益商品化为长白山地区的城镇化提供了最基本和最主要的物质保证。清末民初，政府鼓励汉族移民向长白山地区迁移，这样不仅有助于国家的稳定，而且促进了人口的流动，有利于民族之间的融合，扩大了文化的交流，也对长白山地区粮食种植业、商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还能弥补清初以来长白山地区流失的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第二，随着城镇化的发展，长白山地区内汉族移民的职业分工逐渐细化。社会分工明确了，对职业的专业化程度的要求也提高了，形成了城镇所特有的生活方式、组织结构和城镇文化。在城镇内，汉族移民从事的职业的多元化促进了社会分工，加速了社会的发展。在长白山地区，汉族移民的职业由单一的农民逐渐演变为包括农民、伐木工、矿工、采金工、商人等众多职业的群体。据《靖宇县志》记载：“宣统二年（1910年）从事农业生产者2 835人，占全州总人口的56.4%;从事伐木采伐的1 097人，占总人口的21.8%;从事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的342人，占总人口的6.7%;无固定职业的776人，占总人口的15.1%。民国二十年（1931年）从事农、林业人口为8 464人，占在业人口总数的61%;手工业在业人员221人，占在业人口总数的1.6%;商饮服务业在业人员1 845人，占在业人口总数的14%;其他行业有3 336人，占在业人口总数的23.4%。”[4]67《珲春市志》中记载：“1916年珲春县在业人口23 925人，其中从事农业的16 459人，占在业人口的68.79%;工业678人，占在业人口的2.83%;矿业人员126人，占在业人口的0.53%;商业人员1 443人，占6.03%;官吏55人，占0.23%;教员25人，占0.1%;医务人员24人，占0.1%;渔业96人，占0.4%;杂业2 227人，占9.32%;学生832人，占3.47%;其他1 960人，占8.16%。”[6]130《梅河口市志》中记载：“民国二年（1913年）全境从事农、林、牧、水产业的占总人口的62.3%，从事军、政、法、工业交通、服务业、教育、文化艺术、医药和其他行业的占19%，无业人口占18.7%。”[7]99“民国十四年（1925年）总人口18 871人，其中农民10 525人，占总人口的55.8%;工人520人，占总人口的2.8%;职员112人，占总人口的0.6%;学生401人，占总人口的2.1%;无职业4 800人，占总人口的25.4%;其他2 513人，占总人口的13.3%。”[1]133《辑安县乡土志》中记载：“1930年集安县有士495名、农25 800名、工500名、商2 500名。”[8]48
第三，城镇化深刻影响了生态环境和人类生活。受城镇化的影响，长白山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部分城镇人口密度超过区域资源的承受力，严重影响了社会环境。汉族移民对原来的地形地貌进行了改造，滥砍树木、乱占耕地、随意改造河塘等现象屡禁不止，长白山地区的植被遭到破坏、动物数量锐减，生态平衡被严重破坏，很多林地被人为破坏，林地被改造为耕地，大规模的滥砍滥伐，导致长白山地区林木资源遭到破坏。耕种中存在的粗放型的耕作方式导致土壤沙漠化，容易造成水土流失、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使得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还是形成大规模自然灾害的重要原因，在清末民初之际长白山地区进入自然灾害频发期。
第四，城镇化促进了商业的发展。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业人口脱离农业而从事工商业，从事工商业的人口数量的增加促进了长白山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清末，延吉随市井繁盛，各类简单的手工业作坊应运而生。光绪四年（1878年）通化城内西市场每逢农忙季节，闲散觅业者聚众待雇，工钱由主、雇之间议定，因而得名“工夫市”，实为劳务市场之初萌。工商店铺招收学徒须经介绍求保，三年满师后，薪水仍十分微薄[5]258。光绪二十年（1894年）山東、河北流民不断涌入，瓮声砬子渐成聚落，并为崇礼社驻地，此地为吉林至珲春交通要道，又为安图县的出入门户，所以发展较快。民国二年（1913年）已有居民609户，商号作坊多家[1]40。清末，通化县江南二亩地（金厂子）一带商业很繁荣，酒楼饭店、曲艺杂技、五行八作、三教九流样样俱全。通化设县治后，城内固定商号逐渐增多。较大商号除经营日用品、粮米，销售土特产外，一般经营木材。据奉天调查局《通化县商务铺调查表》记载，通化县城内最早的店铺为光绪元年（1875年）开业的永成庆药店，年销售额为5 000多两银。销售额最大的是德庆源杂货铺，年销6.9万两银。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通化县有山货、杂货、皮货、绸缎、饮食等1 600多家商铺。商业的发展带动了油坊业、烧锅酿酒业等加工业的兴起。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谦泰润和东盛泉两处酿酒厂是当时浑江流域规模最大的手工业作坊。城内的铺、榨油作坊、铁匠炉等固定店铺陆续增多，各行各业逐渐发展，商业活动频繁，形成以通化为中心的工商业区。民国时期政府提倡兴办实业，通化民族工商业进一步繁荣。至1918年，通化城内商业已达393户，经营方式和经营范围由杂铺逐步转向专业化店铺，出现专业书局、瓷器铺、照相馆、钟表店、镜铺、烟铺、肉铺等新兴店铺。1919年有前店后厂近600家，其中县城有393家。商业网络初具规模。地处交通要道的山城镇和辑安等地，逐渐成为重要的商埠和物资集散地。1930年，全县工匠作坊320家，从业人员909人，手工业分会有20多个，大小商店发展到822户，商品营业总额178万余元。通化地区的工商业日渐繁荣，成为东边道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宣统二年（1910年）以后，商号、店铺、小手工业作坊逐渐增多，机关、学校公共建筑不断兴建，人口逐年增加，县城初具规模[3]251。
第五 ，城镇化对于民族融合和长白山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影响，促进汉族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汉族移民的迁徙密切了满族与汉族之间的交往，扩大了满族与汉族之间交往的范围和影响程度，促进了满、汉之间的民族融合。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汉族移民增强了地域认同感和归属感，满、汉文化融入当地文化中，使长白山文化既有满族文化气息又夹杂着中原文化的特点，最终形成长白山文化。
总之，来自中原的汉族移民充实了长白山地区的人口数量，促进了长白山土地的开垦，推动了长白山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对于促进长白山地区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安图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图县志[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2]延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延吉市志[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
[3]集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集安县志[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87.
[4]靖宇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靖宇县志[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5]通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通化市志[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
[6]珲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珲春市志[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7]梅河口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梅河口市志[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8][清]吴光国.辑安县乡土志[M].奉天：作新印刷局，1915.
收稿日期：2022-03-04
基金项目：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以来东北移民史资料整理与研究（1644-1945）”（17ZDA193）;2019年度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博士和青年扶持项目“清代长白山地区移民与社会变迁探析（1860-1911）”（2019C117）;2022年度吉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汉族移民与近代长白山地区文化关系的嬗变（1860-1949）”（JJKH20220504SK）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玉龙，讲师，博士，从事东北边疆史、东北移民史、满族语言文化研究。
猜你喜欢清末民初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安徽农业科学(2022年9期)2022-05-17清末民初文学变革与东北小说的文体构建求是学刊(2016年6期)2017-01-072016年推进新型城镇化在发力农家书屋(2016年9期)2016-05-14社会意识、诗学、赞助人视角下侦探小说的翻译校园英语·中旬(2015年12期)2016-01-07上海开埠与郊县手工业的转型社会科学(2015年1期)2015-11-05试论清末民初鸭绿江流域的近代教育东疆学刊(2015年2期)2015-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