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远利 王锐英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离不开有效的文化形态及其载体，其中匾额就是最为经典的代表。本文考察，中国传统匾额的根本意旨和情趣在于“显名”，而所显之名以“功名”为最，功名与匾额互为表里，相得益彰。探讨匾额与功名的相互关系，对于匾额与功名文化的研究与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匾额与功名观
匾额与功名有着形式与内容的内在关联。匾额重在名，无论地望、建筑、衙署，还是人之名，在于名的物化和彰显，所以匾额的要义一在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二在命名，“运理群物，考验事实”;三在扬名，公告大众，宣传万家。匾额之名很是宽泛，但其根本则在功名。功名（功名匾）只是名（名匾）之一偏，且是与个人生际相互联系的。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方式之外，功名于匾是人之个体之名彰显于世人面前的最早的、最有效的途径和手段。
1、功名的历史意义
功名观是人生观和功利观（名利观）的一种强烈表现，是人生观的社会与个人、群体与个体、主观与客观、主动与被动的有机结合、相互呼应、多方牵引。功名观念的起源很早，历自春秋战国时代，是从集体主义的人生观向个人主义的人生观迈进的成果，是社会私有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个人意识和社会价值获得空前强化，致使追求功名需要被规则（如法律）所约束、纳入法则（如程序）从而限定取向的，同时其表达趋于具象化并需要载体（如牌匾）彰显的一种人生观。
2、功名是人生观的具象化
如果我们把功名限定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之内，功名观就是功利观（名利观）的一种具象化和可操作的人生指向，往往通达于物化，如匾额之所记、利禄之所获、地位权势之所得，名利双收、光耀门庭的程度。
3、功名观是人生观的表象之一
与功利观、功名观紧密相关的是生死观、义利观、金钱观、善恶观、神人观等等观念，它们有机组合、相互牵引，显像为人生观的不同侧面和内涵，共同形成人生观的总体表象。其中，功名观是人生观之各种观念的完备和升华。
4、匾额的功名意义是人生观的表达和宣扬
功名需要高扬、功名赖于高扬，故而高扬功名也就成为匾额的意义和作用，匾额即人生观的价值表达，古往今来，无论是被匾、题匾、说匾、看匾、用匾者，皆在人生观上有所企图、有所得失。
1）生死观（苦乐观、成败观）是人生观之根本，形成人生观的中心立柱。为功名而生、为功名而死，功名有一时之誉，有万世师表，“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但只有涉及到具体功名的含义、利益，实现和获取功名的途径、手段时，才有了高尚和卑劣之分。
2）金钱观（得失观）是人生观之经济基础。建立在“视金钱如粪土”基础上的功名观，是高尚的、伟大的，值得大书特书，但其实现条件也是极不一般。而建立在纯粹金钱利益基础上的功名，在社会中也是一种极端表现，但是令人不齿的。一般人的金钱观总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好坏优劣差强人意。
3）义利观（得失观）是金钱观和功利观的相互结合，人生中做到义利均沾或相互无损，难度很大。基于重义轻利的功名观，是功名观的第一步升华，舍生取义者则为世间英雄;而基于重利轻义的功名观，则是功名观的第一次堕落，偷生者被视为苟且。
4）善恶观（美丑观）是超乎义利观的之上更加宏大的叙事，义利观实际上是善恶观的内核。将义利扩大到善恶，使得相对应的义利价值成为是善是恶的实现工具和评判标尺。比如，极其类同的就是具有褒贬意义的皇帝谥号，不过匾额则只是取其善而从善如流。功名也总是以向善惩恶为标识的，反之恶名昭著、遗臭万年作为功名的对立面，对人则是莫大的警示。
5）神人观其实是世界观，也是世界观中的人生观，其本质是基于有神论与无神论的认知。牵涉神人观的是功名观的心理效应与追寻意志，并影响到人生态度和动力，如自强不息、与天奋斗、事在人为，还是听天由命、顺从天意、与世无争，都体现了宗教与世俗、神学与科学、传统与现代的诸多矛盾观念。
以功名观和人生观、价值观，考察匾额的起源、性质、类型与作用，不啻为一个极具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观点与方法。
二、功名观的形成历史背景
1、功名意识和功名观念不是突然出现的，有着一个长期的起源和形成的历史过程。
功名观是人类社会化和个人意识达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知识进步并反作用于人类自身、社会管理、国家治理的高级表现。功名意识的直接起源应该是人类依序而生的神话传说、祖先崇拜、英雄情节和首领意识，生物学和心理学基础则是个体差异、两性选择和私我观念，特别是人类进入父系社会和文明社會以后，在日常生活和重大事件如治水、打仗、竞争、谈判、结盟等社会化运动，以及一系列灾变事件中，得以表现和突出了不可忽视的个人作用，在集体主义下的生死观、义利观、金钱观、善恶观、神人观等酝酿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促进了对个人功名的表现与鼓励，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和追求，也一定逐渐生发出了需要进行比较评判功名、功利的一些初步的、模糊的机制。尤其当面临巨大的挑战之时，不仅需要人的潜能的发挥，更加呼唤勇于担当、敢于献身的力量出现。
2、功名观与个人英雄主义存在隐而又显的关系
功名就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呈现和表达，予其肯定和张扬代表着社会历史进步的方向。特别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社会化的、极其注重集体主义的社会，个人主义和个性的张扬自然受到极端压制，对英雄模范的定位和释义引导也是曲解不一、矛盾重重，如忠孝节义、侠肝义胆、奸雄匹夫，但这种曲解压制并不是完全的消解，而是有所引导，甚至还有着光明正大的出路，这就是求取功名。
历史上，功名与进取总是合二而一，无论入世与出世，人生天地间能够取得偌大一个功名，如“为民请命”“舍生取义”，如“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内圣外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如“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等等，这些难道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某种最高境界吗？
同时必须注意到，功名的发扬，就是对个人力量的追捧，必然是对传统社会阶层固化的冲击，尤其是对贵族社会的一种崩解，既是国家、民族、社会迫切需要、极其渴求人才的表现，也是由智者如商鞅设计和推动的面临危机、摆脱危机、战胜危机的伟大战略。
3、功名观和商鞅的历史作用
在商鞅之前的很长历史时间内，国家社会中普遍的功名意识应该是无意激发的、自发追求的，无论贵族社会还是平民阶层，以身作则和示范带动的作用很大，但没有成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主导机制。商鞅很伟大，其以立木为信为标志，以军功授爵为举措，一举在列国中率先完成了功名观的社会化和政治化，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功名社会，不仅完善了功名作用机制，还使得功名观成为国家有意识主导的和全力推进的强国路线。
商鞅几乎将功名观顶替了王公贵族士人的世襲名利观，庶民百姓得以凭功名实现原来凭世袭才能够获取的名利，将社会和人的潜能充分激发调动了起来，在实现功名机制下，既普及了文化与法律，让贵族与庶民百姓平等地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为功名而拼博，将国家利益与个人名利用“功名”二字熔铸为一体，顺乎天理合乎人性，激发了国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形成畏法守纪的优秀传统，成为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根本动力和强大基因，中华“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得以在个体功名层面获得彰显，在功名形态方面实现具象化，在全民阶层中实现社会化的凝聚张扬。
商鞅之时，功名的具象化和社会化彰显，到底是通过什么具体方式、如何表现和传达到社会群体之中，虽无实物佐证，但其显著的效果在历史中早已获得共识，并以秦汉时代的功名历史作为证明。对此，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如果没有具象化的表达方式和手段、持久的面向大众的载体和宣传渠道，功名对于社会群体，特别是普通不识字的民众的号召激励作用将大打折扣。所以，考察自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能够成为彰显功名的载体，无疑匾额以及高悬匾额的门户、牌坊、牌楼等等，应是当仁不让的不二之选，这似乎也应成为智慧商鞅的首选。
三、匾额与功名关系的推测
以此，我们也可以分析，数千年来作为彰显功名的匾额，不会是凭空产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偶一凭借而成习用的，自然有一个从原始、初始到逐步成熟、规范的演变过程。而且，匾额以及由门户发展演变而成的牌楼、牌坊，从其结构形式和功用来看，除了标识门户和建筑空间之外，唯有彰名显义这一独特的作用，可从遍布城乡的忠孝节义、科举功名匾额和牌坊总结出来。由此亦可认识到，匾额一方面是服务于建筑的，是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某些建筑如门楼、牌楼又是为匾额服务的，为匾额而存在的，牌楼、牌坊可以说是匾额文化及功名文化的重要组成。
那么，如此第一无二的功名载体，其形态演变自然离不开商鞅时代，离不开那个极其重视功名、需要彰显功名的本初时期。对于匾额与功名有所联系的初始阶段，我们虽然无法详细的、确实的给予一个完备的叙述，但用匾额彰显功名荣耀、实现文化传布与礼制教化，却是中华功名观和文化道德传承的伟大创新，是独一无二的精神文化的具象典范。
1、匾额功名作用与商鞅关联的判断
可以说，是商鞅变法在理论与实践中开启了功名与初始匾额的关联，开创了官方匾额体系之先河。商鞅变法，倡导功名，解放人的依附性，其中原初形态的匾额应该发挥了巨大的激励作用，十年强秦，功不可没。从战国时代，商鞅变法奖励耕战，以爵军功，开启了中国功名观和功名信仰的新时代，虽然其为法家的代表，但与儒家思想中的积极进取、谋求功名是一脉相承的。数千年以来，尤其源于军功，后来滥觞于科举的功名追求，最终体现在匾额上，包括本来起辅助解释作用的楹联，则无论儒家、道家、法家等各家，以至于儒教、道教、佛教，也无论功名还是辨明万物，均以匾额楹联作为精神传布、人文教化、道义传承、光耀门庭的独特载体，其最早的大力推进者应该归于商鞅和秦始皇。
2、秦始皇与匾额功名作用的发展
许慎《说文解字·叙》称：秦书有八体，“六曰署书”。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题榜曰署。”署书即榜书，如明代费灜《大书长语》曰：“秦废古文，书存八体，其曰署书者，以大字题署宫殿匾额也。”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将其“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的治国理念，融入匾额之中，既是对商鞅变法之经验与成效的承继，又是对匾额载名、治名、体名的极大发展，故有“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之语。商鞅与秦始皇从不隐讳对功名的渴望与追求，“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就是始皇帝的座右铭。
功名观与匾额的功用在秦始皇手中得到发扬光大，除各级衙署高标其名外，还体现在阿房宫中，秦始皇曾“令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其中“案署”即为宫观衙署匾榜，与日月交辉，何其壮观。匾额作为礼制规仪、治国重器，自此成为千秋万代传承之国家制度，其历史记录可见以《禁匾》为代表的相关文献。
基于上述分析，匾额理应是商鞅变法“爵军功”“名田宅”制度的产物，其本出于户册，最终又脱离户册，独立成篇，自成一体。本文认为商鞅当是功名匾额的第一发明人，此论能否自圆其说而成一家之言，尚有待诸公探寻、评说和检验。
四、功名观最终发展为全社会的功名信仰
功名信仰的根本是什么？人生要有意义！
历史上，儒家思想以其积极入世、求取功名、克己复礼、匡正天下为己任，以明哲保身、中庸之道为规正，自然既有积极亦有消极的一面。无论积极和消极，都是通过功名力图驾驭人性的一种引导，是中国传统功名观的主流，社会发展的积极贡献者。道家思想以自我出世、逍遥自在、无为而治为核心信念，在归隐中其实也同样获得一种遗世独立的名声，而且是个性化更为特立独行的隐士之名，其实亦为社会功名极端显耀的一种，是对儒家社会入世功名观的极大补充，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功名范畴。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入世进取还是出世独立，无可奈何还是逍遥自性，都是求得心理平衡的一种奋斗、竞争、解脱、释然，功名在其中显现出的绝不仅仅是世俗的欲望，还有着充足的理性、雅性和诗性追求。
对于一个正常人，功名不可鄙弃，鄙弃功名，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失败者的托词。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同时为社会、民族、国家、人类做出贡献，使得功名成为社会进步与个人自身进步的耦合动力，这种共振发展的天地日益广阔。社会职业百千万种，人生路途千百万条，古往今来，人生价值的提升与实现，随者社会的发展而日益丰富，可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致使功名观从有限的种类和路径，向着无限的方向发展，功名信仰在本质上并没有弱化，而是得到了更大的普及发扬。也可能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之下，少数人的功名变成了“行行出状元”，除了历史原因之外，日益消解的匾额尤其是功名匾额难以复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代表，匾额的传承和发展的确需要改革创新。
本文仅就功名与匾额的历史知识逻辑做一简单梳理，是否确切，仅做抛砖引玉吧。
作者简介：
姚远利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馆长
王锐英北京建筑大学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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