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玉刚
（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获得感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同时，获得感是衡量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实现发展成果共享程度的重要标准，是人民群众对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收益、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总体感受。获得感体现了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取得的重大发展成就，同时也体现了我国的社会公平正义状况，是人民群众的客观收益状况与主观态度的结合。王浦劬［1］认为获得感是人民群众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的客观收益和比较而产生的主观感觉，是人们在客观获得的基础上与他人比较产生的主观感觉，既包括客观获得又包括客观获得的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公平公正主观感知。
辛秀芹［2］认为当前的收入差距、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人们对未来生活预期的不确定性、社会不公平使人们的获得感变得钝化。杨伟荣［3］认为，客观获得是获得感的基础前提，却不是“获得感”的关键，获得与获得感不是等量的，并不是获得越多，获得感越强，“获得感”不会一直随着获得的增加而不断增强，他认为这种现象就是获得感的餍足效应，这与西方的幸福悖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带来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同步提升，反而造成了获得感钝化。王浦劬［1］认为获得感作为新时代国家治理善政的新标尺，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现实状况与实现程度的主观感受，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充分体现。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现在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然而如何才能保证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下，使人们的获得感得到同步提升，促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学术界待以解决解决的问题。
自获得感初次提出以来，我国各个学科的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获得感进行了探究，但是大部分都是从获得感的概念、内涵、提升路径、价值定位、获得感的研究方法、获得感与幸福感、安全感的联系，以及一些有关获得感的实证研究，但是很少有学者从发展不平衡的角度探讨收入不平等对人民获得感的研究，本文利用社会比较理论，探讨在收入不平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下，借鉴相关学者得出的收入不平等的正向隧道效应、相对剥夺感对幸福感的研究经验，探讨收入不平等的相对剥夺效应、正向隧道效应对人民的获得感影响，验证收入不平等的相对剥夺效应、正向隧道效应是否影响人民的获得感，这有利于解释在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社会主要矛盾下，人民获得感钝化、获得感餍足效应等现象，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指导制定公平合理的的收入分配政策，兼具公平与效率的公共服务政策，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需要，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具有重要的现实理论意义，对于扩大收入不平等的正向隧道效应、相对剥夺效应的适用范围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收入差距与人民获得感
学者认为人民的获得感是提高人民幸福感的前提，获得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幸福感，因此获得感是幸福感的基础，获得感可以提升人民的幸福感。习近平同志提出的获得感并不同于幸福感，获得感”比 “幸福感”更加强调实实在在的客观获得所产生的主观感觉。丁元竹［4］认为获得感是人们在实际获得的基础上产生的产生的一种主观感受，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康云来［5］认为物质层面包括收入、住房、教育、医疗等各种事关人民群众利益的民生；
精神层面包括追求梦想、追求公平公正的权利。获得感不同于幸福感，获得感更加注重实实在在的客观获得，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人们产生的一种主观感觉，康云来认为获得感可以转化为幸福感。文宏［6］等人认为 “获得感”是 “人民的的客观获得以及所产生的主观感觉，客观获得主要是人民的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实实在在的客观获得，主观感觉是人民在客观获得基础上所产生 ‘获得感。曹宪强［7］认为，经济发展、民生保障与政治权利实现是人民获得感来源的基础。郭美静［8］人民的获得感可以通过经济获得感、民生获得感与政治获得感来测量。与 “获得感”相反的一个词“相对剥夺感”这两个词具有一定的联系，获得感是人们将自己现在的客观获得与别人或者特定时间相比所产生的一种满意的主观感觉，是一种相对获得，而不是绝对获得，是一种正面态度；
相对剥夺感是人们将自己现在的客观获得与他人相比或者过去的特定时间相比所产生的一种失落的主观感觉，具有负面的态度。王浦劬［1］认为获得感是人民群众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的客观收益和比较而产生的主观感觉，是人们在客观获得的基础上与他人比较产生的主观感觉，既包括客观获得又包括客观获得的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公平公正主观感知，是国家治理善政的新标尺。王浦劬根据局部比较理论将人民获得感”分为纵向获得感，横向获得感，纵向获得感，可以作为理解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发展不平衡的中国社会保持和谐稳定运行，维持政府信任的原因；
横向获得感，可以作为衡量当今收入差距是否合理的依据，经过研究发现人们的纵向获得感＞横向获得感。
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人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尽管有学者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们之间的相互比较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会对人们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但是也有学者从收入差距的正向隧道效应角度解释，收入差距不但没有使人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反，一定的收入差距反而能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学者KNIGHT［9］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未必就是坏事，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但是一定的收入差距，能使人对未来产生一种良好的生活预期，使人为了美好的生活努力奋斗，提高人们的幸福感，由于人民的获得感是提高人民幸福感的前提，获得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幸福感，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收入差距与获得感之间呈非线性关系，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人们的获得感先增后减。
（二）收入差距、相对剥夺感与获得感
外国学者Hisehman1973年首次提出收入差距容忍度，他认为人民的幸福感既取决于自己的收入，也受到他人收入与自己预期收入的影响。而自己的预期收入受到周围他人收入的影响。当前学界收入差距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影响人民幸福感，社会比较与认知路径。通过与他人的收入比较，比较的结果，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如果与他人相比，自己处于弱势地位，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对未来的情况悲观，负面影响人们幸福感。认知路径就是产生 “正向隧道效应”，人们会因为他人收入的提高而提升对自己未来收入的预期，未来收入预期的提升会增强个人的幸福感。何立新［10］认为正向隧道效应产生的前提条件是每个人都有向前向上发展机会，如果人们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每个人的发展机会不平等，就会导致 “贫者恒贫，富者恒富”的现象，贫富两极化越来越严重，就不会产生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带来的未来美好生活的预期。
邢淑芬、俞国良［11］认为社会比较就是自己与周围他人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进行比较的行为。学者黄嘉文［12］认为，根据社会比较对象的不同，社会比较可以分为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Hyman［12］所谓的横向比较就是将本人与周围密切联系的他人相互比较的过程，当自己与他人相比，发现自己处于弱势地位时，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 （横向剥夺感）进而降低人们的幸福感；
纵向比较就是将自己现在社会经济的状况与自己过去某一时间社会经济状况相对比的过程，如果当前的社会经济地位比以前更低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降低人们的幸福感 （纵向剥夺感）。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人们不仅关心自己的绝对收入，还关心自己的相对收入，从而判断自己所获得的收入的公平性，所以之所以产生收入差距，是因为与自己周围他人与自己以前某个时间收入相比所导致的。学者孙远太［13］认为当所有人的收入都获得了同比例的提升，就会导致人们相对收入的无差异化，无法因收入的增加导致获得感的增加。孙良顺［14］认为，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并不是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而是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如果认为自己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高于周围的熟人或同龄人，其幸福感可能就越强；
Stouffer［15］研究发现，美国士兵在参照群体中的位置影响自己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如果自己比参照群体弱，即使自己的绝对收入提升，也会降低自己生活的满意度，导致自己的幸福感下降；
Clark、Oswald［16］研究发现当人们发现参照群体的收入高于他们自己时，他们的幸福感就会下降，进而导致人们的获得感下降；
汤凤林、雷鹏飞［17］认为人们之间相互比较会导致相互攀比，他人收入提高，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对人们人们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最终对人们的获得感产生负面影响；
孙远太［13］认为，人们的相对收入水平正面影响人民获得感，相对收入越高，获得感越高，与他人相比收入差距越大，获得感越低。
吴敏［18］认为人们的收入差距越大，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越低；
Knight［9］研究发现，如果人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比以前过得更好，就会正向影响幸福感，如果现在生活水平比以前差，就会负向影响人民幸福感，如果未来预期的收入会提高，就会正向影响幸福感，如果未来预期收入比现在低，就会产生剥夺感，对幸福感产生不良影响。张卫伟［19］人民的获得感是人民在客观获得的基础上而感受到的满足感、成就感、幸福感，因此，幸福感是获得感的表现形式。人们之间的相互比较，产生的收入差距，会负向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当然人们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幸福感、获得感都是都是人的主观感觉，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且康来云［5］认为获得感、幸福感有时可以转化。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收入差距通过增加的相对剥夺感负面影响人们的获得感。
假设3相对剥夺感通过降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负面影响人民获得感。
（三）收入差距、机会公平、获得感
外国学者Hirsehman［20］认为收入差距所产生的的正向隧道效应，使人产生乐观的生活预期，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满意度，因此可以推论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们的获得感也会相应提高。Hirshman认为 “隧道效应”能够解释在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人们具有较高的收入差距容忍度，可能就是人们的收入预期较好。但是正向 “隧道效应”发挥作用与否和一系列因素紧密相关。只有在机会公平、社会流动较强的社会，人们才会产生未来的良好预期，进而才会对人们产生正面影响。收入差距产生的相对剥夺感，正向隧道效应共同作用于人们的幸福感。外国学者通过对美国的研究发现，在美国，每个人都有向前、向上发展的机会，社会流动性较高，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高收入；
史耀疆、崔瑜［21］通过研究发现，人们的机会公平感正向影响人们的幸福感；
kelley、Evans［22］通过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是市场分配的结果，机会平等是收入分配过程的平等，人们关心分配过程的机会平等。falk、fischbacher［23］认为人们更加关心收入分配的机会平等，机会平等感是人们对分配过程平等性的主观感知，这种主观感受影响人们的幸福感，最终影响获得感的高低。教育获得越公平，人们感受到的对于自己和孩子的机会就越平等；
分配过程越公平，获取收入的机会就越平等，机会越平等，人们感受到的社会流动性就越高，正向 “隧道效应”就越强。
孟天广［24］认为，良好的教育是人们向前发展的动力，较高的教育水平会提高收入水平与阶层向上流动概率，机会公平感知更强烈，机会公平感知越强，就越会认可结果的不平等，提升人们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减少收入差距对人们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在机会平等的情况下，隧道效应较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们之间的收入不均等反而提高了人们的收入预期，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就越高。何立新、潘春阳［10］；
杨娟［25］认为如果人人机会平等，收入差距扩大，反而会提高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人们的幸福感也会提高，最终影响获得感的高低。夏敏［25］研究发现，人们的机会公平感知正向影响人们的获得感。Friedman［26］认为绝对的结果公平是不可能实现的，真正的社会公平在于机会公平。Falka［27］研究发现认为，最后通牒博弈实验表明人们对于不公平的讨厌，并不在于实际的不公平，而在于人们地位的不平等性。郝身永［28］、孙计领［29］认为收入差距扩大，高收入者的高收入会使低收入者相信自己未来也会获得高收入，对人们的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因此，人们的获得感也会提高；
吴敏［18］研究发现拥有公平的升学机会，人民的获得感更高；
Kinght［9］通过调查发现，中国农村人们的幸福感与与地区基尼系数正相关，收入差距的扩大，提高了人们对未来收人的预期，人们的幸福感也得到提高；
Jiang［30］在对中国的研究也发现，收入差距扩大，正向影响人们的幸福感；
osberg、smeeding［31］研究发现，社会流动性影响人们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
陈池波、李成豪［32］认为社会流动性较高的国家比社会流动性较低的国家更能容忍和接受比较大的收入差距，降低收入差距对人们的获得感的负面影响。刘欣［33］认为阶层流动对提高幸福感有显著作用；
李强［34］认为社会阶层固化，人们通过努力向前发展流动的机会就比较少，就会降低人民的幸福感。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收入差距通过增加机会公平感，正向影响人们的获得感。
假设5机会平等感通过正向影响人民的未来预期，正向影响人民获得感。
（一）样本概况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项目。CGSS2015调查覆盖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478个村居，共收集10968个样本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根据研究变量的需要，对拒绝回答、乱答、回答错误、不知道等数据予以清理，最终纳入本研究的样本量为8848个。
（二）变量选取与操作化
1、因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为获得感，由于问卷题目没有直接测量获得感的，所以本文对因变量获得感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间接测量获得感。学者王浦劬从纵向和横向比较角度将获得感分为纵向获得感与横向获得感，纵向获得感是从时间维度分析的，可以有效解释在高度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背景下为什么可以平稳运行，横向获得感侧重于与身边周围他人比较，可以有效解释社会公平的程度。因此，本文结合CG2015调查问卷的问题，本文选取测量获得感的问题如下：“与同龄人相比，您认为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和 “与三年前相比，您认为您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两个问题对经济获得感进行评价，答案设为3个等级，分别是 “较低” “差不多” “较高”和 “下降了” “差不多” “上升了”，由低到高分别赋值为 1—3分，两题分值加总，求平均值，平均分值越高，被调查者获得感越高。为了保证问卷问题的信度，因此对测量获得感的2个问题进行信度分析，经测试，信度系数kmo值为0.500，因此选取问题信度较好。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一个因子，命名为 “获得感”因子。
2、自变量
由于本文的自变量为收入不平等，本文的收入差距用被调查者所在县级市的基尼系数来衡量。
本文根据基尼系数的定义利用STATA计算了CGSS2014年的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我们首先用2014年被调查者家庭的总收人除以家庭人口的平方根，得到按家庭人口调整后的家庭“等价规模收人”。然后，将同一县级市的样本归为一组 （共134组）；
最后，利用各样本的等价规模收入以及STATA的用户命令计算了各县级市的基尼系数。
3、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为相对剥夺感、机会公平感，未来预期，本文结合CG2015调查问卷的问题，本文选取测量机会公平的问题如下：“现在有的人挣的钱多，有的人挣的少，但这是公平的”“只要孩子够努力、够聪明，都能有同样的升学机会”“在我们这个社会，工人和农民的后代与其他人的后代一样，有同样多的机会成为有钱、有地位的人”。从 “非常不同意”到 “非常同意”由低到高分别赋值1—5分，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一个因子，命名为 “机会公平感”因子，经测试，信度系数kmo值为0.631，因此选取问题信度较好。
学者马皑将 “与周围的人相比，您认为自己目前在社会中处于哪个阶层等级？来测量相对剥夺感，主观阶层的划分为5个等级，即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和上层，分别赋值1－5分，分数越高表明自己的主观阶层等级越高，分数越低表明自己的主观阶层越低，人们的相对剥夺感越强。本文结合CG2015调查问卷的问题，本文选取测量相对剥夺感的问题如下：“与他人相比，您认为自己目前处于哪个等级上”，（横向剥夺感） “与现在相比，您认为您10年前处于哪个等级上”（纵向剥夺感），为了研究的需要，本文统一变量取值，反向赋值，从等级很高到等级很低，赋值1—5分，分值越高，剥夺感越强，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一个因子，命名为“相对剥夺感”因子，经测试，信度系数 kmo值为 0.500，因此选取问题信度较好。
学者周雪娇用未来5年，您认为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大体会属于哪个层次，来测量人们的未来阶层流动，本文结合CG2015调查问卷的问题，本文选取测量人们对未来预期的问题如下：
“您认为您10年后将会在哪个等级上”分值为1－10，为了研究的需要，本文统一变量取值，从很低到很高，赋值1—5分，得分越高，未来预期的等级越高。
4、控制变量
为了更为准确地研究收入差距与人民获得感之间的关系，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结合调查问卷的问卷题目，选取年龄、性别、教育、健康、政治面貌、户口、幸福、家庭等级等可能影响获得感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相关研究变量的基本操作及描述统计，见表1。
表1：变量描述
家庭等级 低于平均水平＝0，高于平均水平＝1.63.483自变量基尼系数 STATA计算收入差距.48108.127294中介变量相对剥夺感 主成分分析法，抽取一个因子，相对剥夺感 3.7129.75364机会公平感 主成分分析法，抽取一个因子，机会公平感 3.6061.77344未来生活预期 从很低到很高，赋值1—5分 2.87.973
（三）回归分析
为了测量基尼系数与获得感的影响，本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采用逐步纳入的方法，在模型一中放入控制变量，探讨控制变量单独对因变量的影响，在模型二中放入控制变量与自变量 （基尼系数），探讨控制变量、自变量 （基尼系数）对获得感的影响，在模型三放入控制变量、自变量 （基尼系数）与自变量平方 （基尼系数平方），考察控制变量与自变量 （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平方）对因变量的影响，在模型四放入控制变量、自变量 （基尼系数）中介变量 （相对剥夺感）考察控制变量、自变量 （基尼系数）中介变量 （相对剥夺感）对因变量的影响；
模型五放入控制变量、自变量 （基尼系数）中介变量 （机会公平）考察控制变量、自变量 （基尼系数）中介变量 （机会公平）对因变量的影响，模型六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 （相对剥夺感、机会公平感），探讨控制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 （相对剥夺感、机会公平感）对获得感的影响，在模型七放入控制变量、自变量 （基尼系数）自变量（未来预期）考察控制变量、自变量 （基尼系数）（未来预期）对获得感的影响，模型八放入所有变量，探究所有变量对获得感的影响，运用逐步纳入的方法考察不同模型对因变量的影响。
表2：收入不平等对获得感的影响
模型一中本文加入控制变量，探讨控制变量对获得感的影响，F值为278.354，调整后R2为0.220，表明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从模型1回归结果看，政治面貌正向影响人民获得感，党员比非党员的获得感更高，这可能是党员归属于组织，获得感更强；
健康正向影响人民获得感，健康的人比不健康的人，获得感更高；
户口负向影响人民获得感，城市户口比农村户口获得感低，这可能是城市生活压力大，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强，降低人们获得感；
社会公平正向影响人民获得感，社会越公平，获得感越高，因此获得感是客观获得与社会公平认知的结合；
幸福正向影响人民获得感；
家庭等级正向影响获得感，等级越高获得感越大；
教育正向影响人民获得感，教育程度越高，获得感越强，教育程度越高，人们的发展机会越多，获得感越强；
其他控制变量对获得感的影响不显著。
模型二中本文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探讨控制变量、自变量对获得感的影响，F值为252.172，调整后R2为0.221，表明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从模型2回归结果看，控制变量与模型1控制变量对获得感的影响基本一致；
自变量基尼系数正向影响人民获得感，在一定收入差距范围内，基尼系数越大，获得感越强，这与一些研究收入差距与幸福感的结论相似。
模型三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与自变量平方，探讨控制变量、自变量自变量平方对获得感的影响，F值为229.738，调整后R2为0.221，表明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从模型3回归结果看，控制变量与模型1、2控制变量对获得感的影响基本一致；
但是，自变量基尼系数正向影响人民获得感，但是不显著，基尼系数平方负向影响人民获得感，同样不显著，这说明基尼系数与获得感不是线性关系，一定收入差距下，基尼系数越大，获得感越强，但是，超过一定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越大，获得感越低。假设1得到验证。
模型四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 （相对剥夺感），探讨控制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 （相对剥夺感）对获得感的影响，F值为241.813，调整后R2为0.230，表明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从模型4回归结果看，控制变量与模型1、2、3控制变量对获得感的影响基本一致；
相对剥夺感负向影响人民获得感，收入差距的扩大，人们的相对剥夺感越强，削弱了人民获得感；
自变量基尼系数对获得感的正向影响，与模型2基本一致，在一定收入差距范围内，基尼系数越大，获得感越强。从系数看，相对剥夺感大于基尼系数对获得感影响。
模型五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 （机会公平），探讨控制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 （机会公平）对获得感的影响，F值为236.463，调整后R2为0.226，表明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从模型5回归结果看，控制变量与模型1、2、3、4控制变量对获得感的影响基本一致；
基尼系数显著正向影响人们获得感，在一定收入差距范围内，基尼系数越大，获得感越强。与其他模型差不多；
机会公平正向影响人们获得感，从系数看，机会公平感大于基尼系数对获得感的影响。
模型六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 （相对剥夺感、机会公平感），探讨所有变量对获得感的影响，F值227.436，调整后R2为0.235，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从回归分析结果看，控制变量中教育程度正向显著影响人民获得感，与教育程度低的人比较，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感知到的发展机会越多，得到的越多，获得感越强；
政治面貌正向影响人民获得感，与非党员相比，党员获得感较高，可能是党员身份具有某种优势，提升人民获得感；
健康正向影响人民获得感，与不健康人相比，健康的人获得感较高；
户籍负向影响人民获得感，与农村相比，城市户口，获得感较低，可能城市户口，压力大，竞争大，相对剥夺感削弱了人民获得感；
社会公平正向影响人民获得感，社会公平感知越强，人民的获得感越强；
幸福正向影响人民获得感，生活越幸福，获得感越强；
家庭等级正向影响人民获得感，等级越高，人民获得感越高；
其他控制变量对获得感影响不显著；
自变量基尼系数显著正向影响人民获得感，一定范围内，基尼系数越大，获得感越大；
中介变量机会公平感知显著正向影响人民获得感，机会公平感知越强，人民获得感越强；
中介变量相对剥夺感负向影响人民获得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民获得感越低；
从系数看，相对剥夺感对人民获得感影响最为显著，但是是负面影响，机会公平感知对人民获得感的影响次之；
基尼系数对获得感的影响最小。由于c的系数系数发生变化，因此猜测相对剥夺感、机会公平感在基尼系数在与获得感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模型七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 （未来预期），探讨控制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 （阶层流动预期）对获得感的影响，F值为279.795，调整后R2为0.257，表明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从模型6回归结果看，控制变量年龄正向影响人民获得感，年龄越大，人们的获得感越强，与加入变量未来预期有关，年龄越大的人对预期发展越好，人们的获得感越强；
其他控制变量与前几个模型控制变量对获得感的影响基本一致；
基尼系数显著正向影响人民获得感，与其他模型差不多；
从系数看，未来预期正向影响获得感，大于基尼系数对获得感的影响，未来预期越好，获得感越强，未来预期显著正向影响获得感。
模型八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 （相对剥夺感、机会公平感）、未来预期，探讨控制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对获得感的影响，F值为241.253，调整后R2为0.261，表明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从模型7回归结果看，控制变量对获得感的影响与模型6基本一致；
自变量基尼系数显著正向影响人民获得感；
未来预期显著正向影响获得感，机会公平正向影响人们获得感，但是与模型3不同的是，相对剥夺感由负向影响获得感变为正向影响人民获得感，可能与同时加入机会公平感、未来预期变量相关，机会公平感、未来预期削弱了相对剥夺感对人民获得感的影响，从系数看，未来预期获得感的影响，大于机会公平感、基尼系数、相对剥夺感对获得感的影响，未来预期越好，获得感越强，未来预期显著正向影响获得感，由于c的系数系数发生变化，因此猜测未来预期在相对剥夺感、机会公平感与获得感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因此未来预期可能在机会均等感、相对剥夺感与获得感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我国正处于经高速发展阶段，刘军强认为个人获发展的机会越多，社会流动性越强，收入差距的正向“隧道效应”就越显著 （刘军强，2012）。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但没产生相对剥夺感，反而使人们产生了良好的未来预期，提高他们的收入预期有利于提升人们的获得感。
所以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收入差距扩大的背景下，如果发展机会越公平，未来流动预期越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收入差距所带来的相对剥夺感，提高人们收入差距的容忍性，在机会平等的情况下，收入差距的正向隧道效应较强，收入差距的扩大，提高了人们的收入预期，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就越高，这和有关学者研究收入差距对幸福感的研究结论相似。
（四）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探讨相对剥夺感、机会公平感，在收入差距与获得感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本文使用bootstrap的方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在模型1中放入控制变量和自变量 （基尼系数），因变量为相对剥夺感；
在模型2放入控制变量和自变量 （基尼系数），因变量为机会公平感；
得出系数a1、a2，结果显示，a1、a2显著；
在模型三中放入控制变量与自变量 （基尼系数），因变量为获得感，探讨控制变量、自变量 （基尼系数）对获得感的影响，得出系数c，c显著；
模型四放入所有变量，探究所有变量对获得感的影响，得出系数b1，b2，c1，结果显示系数b1，b2，c1显著，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中介效应分析
模型一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探讨自变量与控制变量对中介变量 （相对剥夺感）的影响，模型一的F值190.489，调整后R2为0.176，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从回归分析结果看，控制变量中性别负向影响相对剥夺感，这说明男性比女性更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男性一般生活压力较大，相对剥夺感较高；
年龄负向影响相对剥夺感，年龄越大，相对剥夺感越小，这可能与中年人相比，老年人一般退休以后，不用再为生活奔波劳累，而中年人却必须为了生活努力奋斗，压力大，相对剥夺感更大；
教育程度负向影响相对剥夺感，教育程度越低，相对剥夺感越高，与高等教育的人相比，教育程度越低的人在生活中的选择机会较少，一般都是一些简单的体力活，精神生活枯燥，相对剥夺感更高；
政治面貌负向影响相对剥夺感，党员与非党员相比，相对剥夺感更低，这可能因为党员心理具有一个归属，具有精神信仰；
健康负向影响相对剥夺感，与健康的人相比，不健康的人相对剥夺感更高，可能是病痛折磨相关；
户口负面影响相对剥夺感，与农村户口相比，城市相对剥夺感更高，这可能因为农村生活压力小，城市生活压力大，相对剥夺感更高；
与社会不公平相比，社会公平的情况下，人们相对剥夺感较低；
与生活幸福相比，不幸福相对剥夺感更高；
家庭等级越低，人们的相对剥夺感越高；
基尼系数显著正向影响相对剥夺感，基尼系数越大，相对剥夺感越强。
模型二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探讨自变量与控制变量对中介变量 （机会公平）的影响，模型一的F值55.712，调整后R2为0.058，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从回归分析结果看，控制变量中教育程度负向影响机会公平，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可能在向前发展流动的过程中处处碰壁，遭遇了不公的待遇，使他们感觉社会不公平；
与农村相比，城市机会公平感较低，城市竞争压力大，机会较少，人们感到不公平，相反农村竞争压力小，机会相对公平一些；
整体社会越公平，人们的机会公平感知越高；
家庭等级较高的人，感觉机会较为公平；
与生活不幸福相比，幸福机会公平感更高；
基尼系数正向影响机会公平感，基尼系数的提升，反而有利于提升机会公平感，正向隧道效应越强，人们的未来预期越好。
其他模型的分析结果在回归分析部分已经分析。由表三的统计结果得出表四。
表4：机会公平、相对剥夺中介效应检验
从表4系数B得知，机会平等感、相对剥夺感显著影响人们的获得感，但是相对剥夺感负向影响人们剥夺感，从系数来看，相对剥夺感对人民获得感的影响最大，机会公平感次之；
从系数A来看，基尼系数显著正向影响机会公平感、相对剥夺感，从系数来看，基尼系数对机会公平感的影响大于基尼系数对相对剥夺感的影响；
基尼系数提高机会平等感，机会平等感提升人们获得感，收入差距通过提高机会平等感提升人民获得感；
基尼系数提高人们的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降低获得感。因此，从单一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看，机会公平感在收入差距与获得感之间的中介程度最大，中介程度为7.42%，相对剥夺感中介程度次之，中介程度为7.01%，这说明了相对剥夺感、机会公平感，在收入差距与获得感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这也许是收入差距提升人民获得感的原因。
为了探讨人们的未来预期在相对剥夺感与获得感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本文使用bootstrap的方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在模型1中放入控制变量和自变量 （相对剥夺感），因变量为未来预期；
得出系数a，结果显示，系数a显著；
在模型2中放入控制变量和自变量 （相对剥夺感），因变量为获得感得出系数c；
在模型3中放入控制变量和自变量 （相对剥夺感），中介变量 （未来预期），因变量为获得感，得出系数b，c1；
为了探讨人们的未来预期在机会公平感与获得感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在模型4中放入控制变量和自变量 （机会公平感），因变量为未来预期，得出系数a，结果显示，系数a显著；
；
在模型5中放入控制变量和自变量 （机会公平感），因变量为获得感，得出系数c；
在模型6中放入控制变量和自变量（相对剥夺感），中介变量 （未来预期），因变量为获得感，得出系数b、c1；
从模型一可以看出，F值744.124，调整后R2为0.457，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年龄负向影响未来预期，年龄越大，对未来预期越不好；
与非党员相比，党员的未来预期相对较低；
与农村户口相比，城市单位未来预期较低，可能城市的生活压力大，人与人之间竞争比较大，相对剥夺感比较大，进而降低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
幸福正向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
家庭等级正向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家庭等级越高，对未来预期越好；
相对剥夺感负向显著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相对剥夺感越强，人民对对来的期望持悲观态度，对人们产生不利影响，其他变量对人们的未来预期影响不显著。
从模型二看，F值264.039，调整后R2为0.229，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教育程度正向显著影响人民获得感，教育程度越高，人民的发展机会越多，人们获得感越强；
与非党员相比，党员正向影响人民获得感，这可能与党员身份具有某种职业优越性，影响人民获得感；
与非健康相比，健康正向影响人们获得感，健康的人获得感更高；
与农村相比，城市获得感更低，可能城市的生活压力大，人与人之间竞争比较大，相对剥夺感比较大，人民获得感较低；
社会公平正向影响获得感，公平感知越高，人民获得感越高；
幸福正向影响获得感，人们越感到幸福，获得感越强；
家庭等级正向影人民获得感，家庭等级越高，获得感越高；
相对剥夺感负向影响人民获得感，相对剥夺感越强，人民获得感越低；
其他变量对人们的获得感影响不显著。
从模型三看，F值278.545，调整后R2为0.57，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未来预期正向显著影响人民获得感，人们对未来预期越好，获得感越强；
但是与模型二相比，相对剥夺感变成正向影响人民获得感，可能与加入未来预期变量相关，人们的未来预期，削弱的相对剥夺感人们获得感的负面影响；
从系数看，未来预期对获得感的影响大于相对剥夺感对获得感的影响，其他变量对人们获得感的影响与模型二对获得感的影响，基本一致。
从模型四看出，F值187.245，调整后R2为0.174，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与男性相比，女性对未来的预期较好，男性的事业压力大，相对剥夺感较高，进而对未来的预期较低；
年龄负向影响未来预期，年龄越大，对未来预期越不好；
教育程度正向显著影响人民未来预期，教育程度越高，人民的发展机会越多，人们未来预期越好；
与非健康的相比，健康的人未来预期较好；
与农村相比，城市未来预期较好，可能与加入机会公平变量相关，减少相对剥夺感对人们未来预期的负面影响；
社会公平感越高，人们的未来预期越好；
幸福正向影响人民的未来预期；
家庭等级正向影响人们的未来预期，家庭等级越高，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越好；
机会公平感正向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机会公平感知越高，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越好。
从模型五的回归结果看 F值 258.688，调整后 R2为0.226，控制变量对获得感的影响，与模型二的控制变量对获得感的影响基本一致，机会公平感正向影响人民获得感，机会公平感越高，人民的获得感越强。
从模型六的结果可以看出F值283.392，调整后R2为0.260，年龄正向影响人民获得感，年龄越大，人民的获得感越高，可能年龄越大，压力越小，而且年龄越大，越容易得到满足；
其他控制变量对获得感的影响，与模型二的控制变量对获得感的影响基本一致；
未来预期正向影响人民获得感，人们的未来预期越好，人民的获得感越强；
机会公平感知正向影响人民获得感，人民的机会公平感知越高，获得感越强，从系数看，未来预期对获得感的影响大于机会公平感对获得感的影响。由表4结果得出，表5、表6。
表5：未来预期中介效应分析
机会公平感.0565 （.013）.0747（.006）.0632（.006）F值 744.124 264.039 278.545 187.2451 258.688 283.392调整后R2 0.457 0.229 0.257 0.1748 0.2264 0.2608
表6：未来预期在相对剥夺感与获得感之间中介效应检验
从表6系数B得知，未来预期显著影响人们的获得感；
从系数A来看，相对剥夺感显著负向影响人们的未来预期；
相对剥夺感降低人们的未来美好预期，美好的未来预期提升人民的获得感。
从表7系数B得知，未来预期显著影响人们的获得感；
从系数A来看，机会公平感显著正向影响人们的未来预期；
机会公平感知提升人们的未来美好预期，美好的未来预期提升人民的获得感；
表7：未来预期在机会公平感与获得感之间中介效应检验
机会公平感通过提升人们的未来美好预期，提升人民的获得感。
从表5、表6的系数A得知，相对剥夺感对未来预期的负向影响大于机会公平感对人们未来预期的正向影响，人们的未来预期在相对剥夺感与获得感之间的中介程度为12.7%，人们的未来预期在机会公平感与获得感之间的中介程度为15.5%，这验证了人们的未来预期在机会公平感与获得感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因此，从表3、表4分析结果中得知，机会公平感在基尼系数与获得感之间的中介程度大于相对剥夺感的中介程度；
从表5、表6未来预期在机会公平感与获得感之间的中介程度大于未来预期在相对剥夺感与获得感之间的中介程度，这可能就是收入差距提升人民获得感的原因。
这从侧面也说明了一个严重的问题，1973年Hisrchman不仅提出了收入不平等产生的正向隧道效应，而且他还认为，如果在一段时间过后，人们发现只是相邻车道的车慢慢向前移动，自己的车所在的车道还是继续拥堵，那么他的未来美好的预期就会降低，变成了与他人相比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学术界将这种现象称为 “负向隧道效应”。因此收入不平等的 “正向隧道效应”的产生取决于每人都有向前发展流动的机会，否则，就会变成相对剥夺感。如果当前的收入分配结构较长时间内不能保证公平正义，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人们对未来的美好预期感知就会下降，导致当前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越来越严重，形成恶性循环的马太效应，对分配不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所形成的正向隧道效应，就会变成负向的相对剥夺感，因此，我们要利用改革所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生活水平的提升形成的正向隧道效应，继续完善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实现收入水平的公平合理，防止人民获得感钝化现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尼系数提高机会平等感，机会平等感提升人们获得感，收入差距通过提高机会平等感提升人民获得感；
基尼系数提升人们的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降低人民获得感；
机会公平感，提高了人们对未来的美好的预期，未来的美好预期正向影响获得感；
机会公平感通过提升人们的美好预期，正向影响人民获得感；
相对剥夺感对人们的未来预期产生负面影响，未来预期正向影响获得感，相对剥夺感通过影响人们的未来预期，影响获得感。基于此除了假设1的基尼系数的平方与获得感之间的非线性显著关系假设，没有得到验证以外，这可能我国的收入差距不太悬殊，也许与我国完善的社会保障的兜底政策相关，降低了基尼系数平方对人们获得感的负面影响；
其余假设均得到验证。
本文通过使用CGSS（2015）的调查数据，通过相关的统计方法，运用社会比较理论，探讨在收入不平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下，探讨收入不平等岁对人民获得感影响机制，经过实证检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收入差距与获得感之间呈非线性关系，在一定收入差距范围内基尼系数与获得感呈正向关系，但是超过一定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与获得感呈负向关系；
二，基尼系数与机会公平感呈正向关系，机会公平感正向影响人民获得感，基尼系数通过增加机会公平感正向影响获得感；
三，基尼系数正向影响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负向影响人民获得感；
人们的机会公平感在收入差距与获得感之间的中介程度最大，相对剥夺感次之，这也许是收入差距提升人民获得感的原因；
四，机会公平感正向影响人们的未来预期，人民的未来预期正向影响获得感，机会公平感通过增强人们的未来预期，影响人民获得感；
相对剥夺感通过负向影响人们的未来预期，影响人民获得感，人们的未来预期在机会公平感与获得感之间的中介程度大于人们的未来预期在相对剥夺感与获得感之间的中介程度。
本文探讨了收入差距影响人民获得感机制，扩大了收入不平等的正向隧道效应、相对剥夺效应在中国的的适用范围，这有利于解释在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社会主要矛盾下，人民获得感钝化、获得感餍足效应等现象，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指导政府制定公平合理的的收入分配政策，兼具公平与效率的公共服务政策，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需要，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具有重要的现实理论意义。
获得感作为衡量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实现发展成果共享程度的重要标准，是新时代国家治理善政的新标尺，是人民群众对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收益、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总体感受。然而如何才能保证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下，使人们的获得感得到同步提升，促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学术界待以解决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许多发展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提升人民对未来流动的预期，可以提高人民对收入差距不公平的容忍度，降低人们之间的比较造成的相对剥夺感，减少相对剥夺感对人民获得感的负面影响，但是，如果收入分配结构较长时间内不能保证公平正义，就会导致贫富加剧的马太效应，对分配不公所形成的正向隧道效应，就会变成负向的相对剥夺感，因此，我们要利用改革所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生活水平的提升形成的正向隧道效应，继续完善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实现收入水平的公平合理，防止人民获得感钝化现象，因为，收入差距与获得感之间为非线性关系，超过一定范围，基尼系数负向影响人民获得感；
研究表明，一定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提升人民的机会公平感，提升人民的未来流动预期，提高人民对收入差距不公平的容忍度，降低人们之间的比较造成的相对剥夺感，减少相对剥夺感对人民获得感的负面影响，因此，在一定的收入差距内，国家要继续维护教育和就业机会平等，人才晋升过程中减少关卡，打破论资排辈现象，保持较高的社会阶层流动性，防止获得感钝化现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关研究认为，在收入、发展不平等情况下，阶层流动性能够有利于减少由于收入差距扩大所带来的社会压力和冲突，阶层的流动性、发展流动性能够提高人们对收入、发展不平等的容忍性，减少发展不平等、不平衡对人们造成的相对剥夺感。
由于获得感是一个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概念，因此，有关获得感的研究成果还不太多以及问卷题目没有直接测量因变量的题目，因此选择间接测量自变量、因变量的方式，所以自变量、因变量的测量维度上还需要进一步精确，可能得出的结论不太准确，未来可以选择更能准确测量变量的题目；
由于有关收入差距对获得感的前人研究比较少，所以本文借鉴了收入差距对幸福感的的研究结论，来研究获得感，可能得出的结论不太准确，未来还需再深入研究，探究是否得出同样结论；
数据有限，只用了CGSS2015一年的数据，不能更好的纵向测量变量的变化，这些问题有待于在今后给予持续关注与不断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