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芳
（广东中地土地房地产评估与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广州 510220）
保护耕地资源，提高耕地的利用效率，对实现人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1-2]。保护耕地资源是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增加耕地数量、提高耕地质量、优化耕地利用结构、促进土地资源有效利用的重要方式，更是统筹社会经济发展和耕地资源保护、落实最严格土地管理制度的重要举措[3]。保护耕地资源是土地开发与利用的关键与核心，开展农村耕地资源保护、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基本依据，是保障土地活动科学、有序开展的重要前提[4]。作为农业生产的微观主体，农民参与耕地保护是落实耕地保护基本国策的重要措施，提高农民参与耕地保护的积极性成为重要的议题。
1.1 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较早对耕地保护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大多采用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从而得到仅凭借经验和主观能力分析的结果，不能定量地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比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C-D 生产函数模型被学者们运用在耕地保护的影响因素研究当中。
我国学术界在不同的层级开展相关研究，取得一系列成绩：①探究农民参与耕地保护的影响因素。有学者以各个影响因素的生产弹性、贡献率为依据，建立C-D生产函数来分析农民参与耕地保护的影响因素及其程度。也有学者从物质投入、资源环境和国家政策这3 个角度展开研究，使用因子分析法得到化肥施用量、粮食播种面积和旱灾面积是影响农民参与耕地保护的决定因素。②探索各省份耕地保护的影响因素。有学者基于VAR 模型发现湖北省财政支农支出对耕地保护具有正向效应，而且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也有学者使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对山东省耕地保护建立一个拟合效果较优的模型，发现促进耕地保护的最有效途径是提高粮食单产。
促进耕地保护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努力：采取开展宣讲会等多种形式，增强农民参与耕地保护的意识，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耕地保护观念。培养农民关注耕地保护的习惯，提高农村耕地保护的服务水平。积极地推出一些惠农、便农、利农的耕地保护产品。要深入所在农村地区了解当地农民关于农民参与耕地保护需求，提供更多更加符合当地实际耕地保护的产品选择给农民，更好地满足农民参与耕地保护的需求。要了解所在农村地区的风土人情，为农民提供耕地保护服务时展现出更具人情味的服务态度，增强农民对耕地保护服务和产品的认可。适当地参考农村地区耕地保护的抵押担保机制，创新出更为适合农民耕地保护的抵押担保方式，降低农民获得耕地保护的正规借贷成本。制定合理有效的计算方法来测度农民的社会资本，将农民的社会资本纳入对农民参与耕地保护调查中作为一项参考。耕地保护机构将资金借给农民之后，需要对其资金使用提出建议，引导借贷资金投入到耕地保护用途，并尽量提供农民耕地保护所需的条件支持，降低农民所借资金亏损甚至难以回收的可能，并产生增收使其有能力按时偿还债务。同时，借贷完成之后需要对借贷资金进行定时监管，确保借贷资金的安全和持续产生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并且需要向借贷的农民普及耕地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政府部门也应持续高效地做好相关的普法工作，让借贷资金更有效地促进耕地保护的发展，在改善农民生活质量的同时，提高金融机构对资金的利用率，使得资金更高效地流动，为金融机构带来更高的收益，形成农民与金融机构双赢的结局，加速了“三农”问题的解决，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1.2 研究假说
人力资本包括文化程度和健康状态，其中，文化程度与就业密切相关。农民文化程度越高，能够形成更为明显的核心竞争力，并且在农业领域更容易掌握相关的技能，从而在进行农业生产经营中可获得较高的劳动报酬。所以说，文化程度越高，农民在农业领域的就业优势更明显。因此，他们更有能力去参与耕地保护。健康状况也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方面，因为，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民也拥有着更好的稳定性。健康程度越高的农民，越倾向于从事农业生产进而发挥自身的优势，提高了参与耕地保护的积极性。
综上，提出假设1：人力资本对农民参与耕地保护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农民拥有的社会资本是影响其参与耕地保护的意愿的重要因素。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越久，获得的社会资本也相对较大。因而改变工作的可能性越低，也更难以脱离农业，并提高参与耕地保护的积极性。因此，本研究认为，社会资本决定农民能够使用社会资源的多少，影响参加耕地保护的意愿。
综上，提出假设2：社会资本对农民参与耕地保护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1 变量选取
因变量为农民是否参与耕地保护。自变量为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其中，人力资本选择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作为测度项。社会资本以资本规模与资本强度作为测度项。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家庭人数、家庭经济状况（见表1）。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2.2 实证结果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文化程度越高，农民参与耕地保护的决策可能性越高，而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究其原因，农民文化程度越高，他们获得的农业生产经营的知识、技能也越多，更容易从农业生产经营中获益，并提高他们参与耕地保护的积极性。同样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健康状况越高，农民参与耕地保护的决策可能性越高，而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究其原因，健康状况越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预期越高，所以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稳定性越大，从而促进了参与耕地保护的可能性。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资本规模越高，农民参与耕地保护的决策可能性越高，而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究其原因，农民社会资本规模越高，越需要依赖农业生产与经营，并且预期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可能性越大，最终提高他们参与耕地保护的积极性。同样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强度越高，农民参与耕地保护的决策可能性越高，而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究其原因，社会资本强度越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预期越高，所以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稳定性越大，从而促进了参与耕地保护的可能性（见表2）。
表2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参与耕地保护决策影响的回归结果
为探讨农民参与耕地保护意愿的逻辑，构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农民耕地保护决策”的分析框架，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如下：
（1）人力资本显著地促进了农民参与耕地保护的积极性。其中，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对农民参与耕地保护决策产生显著影响。
（2）社会资本显著地促进了农民参与耕地保护的积极性。其中，社会资本规模促进农民参与耕地保护的意愿，即禀赋规模程度越大，农民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总量越多，农民参与耕地保护的意愿越大。因此，当地政府严格实行耕地保护制度，保障粮食安全，并规范好粮食市场价格，为粮商提供便利化的社会服务，以此实现经营增效；
深入贯彻落实减税、农民粮食良种补贴等政策，提高农民保护耕地资源积极性。而且需要密切关注中央农业税的变动趋势，保证粮食补贴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通过改善耕作措施、引进常规杂交（杂交水稻）和使用生物技术培育良种等途径提高粮食单产，提高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