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博
蔡元培先生于1917年就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理论，指出“美育之实施，直以艺术为教育，培养美的创造及鉴赏的知识，而普及于社会。”[1]并充分肯定了舞蹈之于美育的重要地位。在席勒看来“美育和情感可以通过游戏冲动来沟通人的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2]而理性与感性的转换与平衡则要受教育促进下的“心灵转向”的影响，柏拉图就明确指出，心灵的培养“能够使人的心灵自觉不自觉地按照施教者所指引的方向从迷茫转向清醒，从感性转向理性，从黑暗转向光明，从表象的世界转向真实的世界。”[3]这一观点与朱熹将礼乐教化和人之心性相连接，在心性论前提下追寻礼乐教化“合乎理”“顺乎情”之“中和”的观点如出一辙。不同的心灵哲学观对我们认识心灵本质，讨论舞蹈美育的本真归宿带来诸多启发。所谓“说人，必于心见之；
说心，必于人见之。人与心，心与人，总若离开不得。”[4]审美教育的内在意义就是完善人的心灵系统的教育活动。有鉴于此，本文以中西方“心灵哲学”的理论观点为根基，以“寻求舞蹈美育的本真归宿”为主线，以西释中、借“哲”释“艺”，对舞蹈美育在当代语境下亟待明确的内在张力及其定位进行探赜。
学者朱永新曾指出：“教育过程中，所有施教者始终不应忘记，教育的本质是成就人的丰富心灵。”[5]相应的，舞蹈美育作为艺术教育之一更是关乎心灵的审美教育。对于当代舞蹈美育心灵本真的思考，可实现舞蹈美育健全受教育者人格、构建受教育者“精神家园”的价值。孔子有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乐教”塑“君子”的传统思想也明确告诉我们“乐教”是使人成为“完人”的重要途径。“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伦理精神与艺术精神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6]作为社会中的人，接受艺术熏陶与感染，不仅可以使个体达成完整，更能促进社会合乎伦理。然而，受当下物质世界的洗礼与科学技术的冲击，传统“乐教”的人文主义精神被遮蔽，舞蹈美育的“溯源掘根”之旅势在必行。“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
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艺术境界主于美。”这是宗白华先生笔下的艺术境界，舞蹈美育也应以此为核心，以舞育人，美化人物理属性的身体，使其进入到肢体韵律美、节奏动态美、情感灵动美的艺术境界，进而观照其心灵。与此同时，舞蹈美育这项教育活动就进入了“心灵哲学”的研究范畴。
心灵哲学曾被塞尔称为“第一哲学”。有学者曾指出中西心灵哲学研究的两大论域：“一是以究心之体、心之本来面目为目的的求真性心灵哲学；
一是以究心之对于做人成圣的无穷妙用为主旨的价值性或解脱论性质的心灵哲学。”[7]其中第一类被视作西方心灵哲学的主要论题，第二类则属于中国。西方的心灵哲学，从古希腊关于心灵的原始探索开始，之后古典哲学流派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将世界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广延的，一类是具有思维的；
身体是前者，心灵是后者。”[8]康德在笛卡尔基础上提出“先验自我”，黑格尔则转化康德之静态先验自我论进建构提出了“绝对精神”，在黑格尔看来“心灵是一种过程，是内容与形式统一的精神形成过程。”[9]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总结前人经验的同时，提出人与环境互为交涉的“意义系统”的心灵概念。
中国也有自己的心灵哲学，这一命题一开始虽饱受争议，但近几十年来随着学术理论的发展，逐渐得到世界的认可。“不少心灵哲学家不仅不否认中国有心灵哲学，而且试图以西方心灵哲学的框架予以挖掘和重构，以至在心灵哲学的学科体系建设中出现了‘中国心灵哲学’这样一个与‘西方心灵哲学’‘印度心灵哲学’‘比较心灵哲学’齐头并进的分支学科。”[10]在中国心灵哲学史上，春秋时郑国的思想家郑子产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在反思当时心理学常规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全新的魂魄观与形神观。“我们说子产思想是中国心灵哲学之开端的最重要的根据是：它构成了中国心灵哲学的‘范型’或研究纲领。它一经提出，就陆续成了关心这一领域的注释家、思想家的出发点和争论焦点，引出了杜预、刘炫、孔颍达、朱熹等历代思想家的不同诠释。这些诠释所代表的实际上是中国的各有特点的心灵哲学思想，而且是可与西方对话的求真性心灵哲学思想。”[11]除此之外，孟子在谈及心灵时则首指人心，再指本心，认为“本心即性，心与性为一也。”[12]将心与性视作人生之基，生存之本；
荀子“心”之独见乃“自由意志之心”，认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指使心的活动。心能够自己无限制地自由活动，即‘其择也无禁’。”[13]庄子提及“心”则隐蔽现实与政治，摆脱束缚追寻自由，提出逍遥自由之心，认为心要超越世俗，“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14]阳明心学在问题的思考与分析路径等方面被视为是与西方心灵哲学最接近的中式心灵哲学。阳明心学强调以心为原点研究心与身之关系问题，且将心与身视为同一范畴的研究主体。在王阳明看来“儒家道统之学是‘心学’，心学之源在‘道心精一’。”[15]
马克思主义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舞蹈美育的价值实现与功用检验也离不开实践。舞蹈美育之“实践”意义的生成得益于身体与心灵的耦合，是“心”与“身”双向互动、彼此塑造的结果。孟子曾言人生来便有“恻隐之心”，而每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在受教育的过程中都会产生自我思考与自我完善的能力并希望去追寻作为“完人”应具备的道德之心、理智之心、感性之心与自由之心。心灵的成长让人格找到自身的完整性，也让生命获得独特的存在方式。由此，舞蹈美育作为将人心灵内核外化为身体实践的教育活动，其施教过程的出发点与施教内容的落脚点都应从“心”而发，探索心灵的意义，追寻心灵的动力。在以舞化心、以心化人的教育实践中，探索“人之所以为人”“人何以为完人”的真谛。
方东美先生在探讨人生命领域时说到“一层一层地向上提升，由物质世界——生命境界——心灵境界——艺术境界——道德境界——宗教境界……这才是人们受教育的目的，更是文化与教育的最高理想。”[16]方东美先生将道德境界置于心灵境界之上，欲求其德，先求其心，心灵是通往道德的必经之路。《礼记·乐记》载“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受传统文化观念与政治因素的影响，明德一直是我国古代“乐教”的宗旨，古人也常把“德行”置于“艺事”之前。何为德？《大学》有载“三纲八目”乃是中华道德修养之型。“使善念存诸心中，身心互得其益，此谓内得于己者；
使善行施之他人，使众人各得其益，此谓外得于人者。善念为体，善行为用，无体便无用，体用结合方为型，这便是集德性与德行于一身的‘型’。”[17]儒家传统哲学观也认为“道始于情”，而情又源于乐，所以乐在儒家看来也是可以规范道德的途径。当下，乐以载道，明德至善的思想观念仍应被视作舞蹈美育的教育品格，使舞蹈美育有机会实现上承中华优秀品德，下育华夏优秀儿女的教育使命。正如卢梭所言“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使人关注道德，培养有道德的公民。”[18]在西方心灵哲学中，柏拉图认为“教育不是某些人所声称的那样，在欠缺知识的灵魂中放进知识，就如同在瞎眼中放进视力”。[19]他认为教育应该是一种方式，可以帮助受教育者回想起在出生后被他们自己所遗忘的“善”之潜能。而善，在儒家看来又恰为德性之根、明德之本。由此可见，道德于舞蹈美育而言确乎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当代舞蹈美育的实践路径应当秉持着“道德之心”一路前行，在施教的同时求德求善进而铸魂。
因此从“心灵哲学”的视角来看，德是教化本真的品格诉求。舞蹈美育应当将“道德”铸造列为其本真归宿之一。舞蹈美育要追寻文化的回归，探索道德的本源，从历史发展的历时性角度来看，仍具有必要性。从中国文化的历史变迁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内在规律，凡求其虚表，丢其内核的发展都是失去文化生命力的发展，没有生命的文化则难以求新，不求新则不变，不变则不通。所以从这一视角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道德的底色，而道德教化则是实现教育目标，推动美育发展的根基。当代舞蹈美育应该在推动道德与审美凝练的同时，从“心灵之德”的原点，实现“舞以载教”的目标。
在荀子看来，理智之心是主导人意识与行为的关键，也是影响人作出合理判断与正确选择的前提。作为人类共同的生理特性，理智在古代与当下，在西方与中国之间并没有明显差别。如杜威也认为“在人们的各种行为中，理智的行为由于涉及智力因素与自由意志，往往会被大多数人优先考虑。这种智力因素表现为理智对欲望与情感的指导和协调，使个体以认知、判断、推理、验证等方式考察具体的道德情境，以获得最终的‘道德知识’。”[20]在讨论如何开发理智因素时，杜威进一步指出应该从日常的生活和日常的习惯中进行发掘。在舞蹈美育中，我们同样可以受其启发，在日常施教过程中融入发现理智因素、放大理智因素并运用理智因素。
舞蹈美育的理智之心在受教育个体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践行标准。小学阶段的舞蹈美育，因受教儿童的好动性与好奇心，在舞蹈美育的内容设置上，应当注重对其审美价值观的激活，在心灵空间与智力空间被充分激活的同时实现对儿童理智的初步定位。而在个体身心发育基本达成完善的高校舞蹈美育阶段，在高校教育内容完整化、系统化的教育特性基础上，舞蹈美育对于理智之心的锻造，则应以“哲学转向”为基本动机。在高校学科综合的教育平台之上以批判与理性的思维，将理智之哲理化融入舞蹈美育，激发受教育者对自我认知、社会认知以及未来认知的能力。从而促进学生自我认同与集体认同的能力，促成生命个体内在的秩序调节，促进其成为真正的理智之人。
生活于战国时代的庄子，面对兵荒马乱、水深火热的社会环境选择了隐居读书、潜心修炼，力求追寻心灵的自由。庄子的心灵哲学思想对当时及后世的“隐士”以及传统文学和艺术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庄子心灵哲学的主要内容是“逍遥”，逍遥二字意指自由自在、不受束缚。在保持精神自由的同时收获心灵的绝对自由。“无小无大，无不自得而止。其行也无所图，其反也无所息，无待也。无待者，不待物以立己，不待事以立功，不待实以立名。”[21]游于无待，进而独化，摒弃一切、追逐自由，进而也就实现了“逍遥”。反观西方，康德提出了具有普遍性的“自由理论”，认为自由的意志人皆有之，所有人都可以拥有，所有人都能够拥有。如果将庄子之“逍遥”与康德的“自由”进行碰撞，即可发现寻求心灵自由的秘诀。庄子的“逍遥”包含有待、解悬与自然，对于社会中的人来说“有待是假象，无待才是真实的。因为‘待’本身就是假象，一旦人认识到自己不得不无待，就真正有了达到自足逍遥的可能。”[22]人生于世总要面临欲望之羁绊，而达成欲望之途，必要有待于万物。“功利心使一个人的心胸完全为利害得失所充塞，不空灵，不自由，不满脱，患得患失，滞于一物，圃于一己。”[23]人只有摆脱枷锁忘却利欲之心，才能进入艺术的境界。
当代舞蹈美育的本真归宿与最终目标，应该落脚于帮助受教育者追寻人生自由的境界。自由之境的探索，是生命个体所能达到的境界最高层，也是当代舞蹈美育应该拥有的最核心的内涵。张世英前辈曾把人的境界分为欲求、求知、道德与审美四个维度，在这其中，方有艺术才可达到的审美境界也被张世英先生视为人生境界的最高层。因为“审美意识完全超越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而进入了主客融为一体的领域。”[24]舞蹈美育应该发挥自身的实践优势，在施教时引导学生从日常的烦躁与功利中脱离出来，享受片刻的闲适与宁静，倾听心灵的声音，进入“游心于物之初”的自由心灵之境。
“以审美唤醒和强化人的本性、本心力量，并以之为基础来培养相应的人格精神和人格美，构筑供人安身立命的人生乐境。”[25]总而言之，当代舞蹈美育在美化人形体的同时，应进一步注重受教者人性的完整性与心灵的崇高性，通过深化人的道德之心、锻造人的理智之心、培育人的自由之心来实现其终极的教育意义。中外“心灵哲学”思想的借鉴与参考，为当代舞蹈美育本真归宿的探求提供了新的可能。随着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当代舞蹈美育面临的现实处境也错综复杂。因此，不论是西方“心灵哲学”带给我们的启发还是中国“心灵哲学”给予我们的能量，我们都应该结合当代社会语境，从全局观出发进行“中和”的采撷。使舞蹈美育既符合当下时代之情势，又满足个体发展之需求。毕竟，舞美于身润于心，心源于舞利于行。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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