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春霞
现已有不同视野下莎士比亚诗歌的研究(罗益民，2019，2020)，但聚集于“身体荣誉”的研究并不多见。“荣誉”(honour)一词在莎剧里出现过上千次，可见其在当时生活和作品中的重要性。荣誉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纽带，是一个人的社会素质和个人气质的结合。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55：332)在《词典》(ADictionaryoftheEnglishLanguage)中把荣誉定义为：高贵、宽容、正直；
声誉、名声；
高贵的等级和出身；
忠诚、贞洁；
勇敢、骑士精神；
诚实、同情、尊重、正义；
责任、担当等。身体荣誉观是道德观里的一种，莎剧里有很多地方用身体来表达道德诉求或训诫。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90: 34-47; 1996: 26-38; 2015: 44-53)的社会文化批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解读文学的新角度，本文正是运用布尔迪厄理论里的“场域”“习性”“实践”“资本”“区隔”等概念来盘点莎剧中的身体，并选择“亨利”剧中的三个人物：霍茨波(Hotspur)、福斯塔夫(Falstaff)和亨利五世(Henry V, 年轻时是“哈利”王子)作为分析对象，他们三人在剧中彼此关联，对身体持有的荣誉观既相似又相异，很有代表性，从而探讨莎士比亚及其时代的身体荣誉观。
在“亨利”剧里，与荣誉相关的实践行为有两种：战争和政治，两种行为都会涉及道德场域，都与身体和荣誉有关。霍茨波炙热地追求荣誉，却惨败于政治，他在《亨利四世》第一部里就战死沙场，也许是过于迷恋荣誉所致；
福斯塔夫则活色生香地活过《亨利四世》第二部，在《亨利五世》里去世，他顽强而卑贱的生存能力以及追求成功的败北，是源于他对荣誉的蔑视；
而哈利最终成为王者，是由于他对荣誉观的成功驾驭。这些都可以从他们对待身体的不同态度表达出来。霍茨波和福斯塔夫的人物形象都大于生活，前者是自我牺牲式、莽夫般的勇敢，后者是充满理性的极度自私，两个人的荣誉观截然不同，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两种对立的荣誉观。两人都和王子哈利有关，哈利的荣誉观从对二者的态度便可窥见：他既嘲笑也夸赞霍茨波，对福斯塔夫也是既喜欢又嘲讽，他自己的荣誉观则介于两者之间。
霍茨波有“荣誉之王”之称。道格拉斯(Douglas)敬仰他重视荣誉(莎士比亚，1994：200)①，他自称“士兵”是他最好的名字，活着就是“为了贪图荣誉”(195)，并向往那种“让鼻子挂彩、脑袋开花的日子”(138)。他是被父亲和叔叔卷进反叛亨利四世(Henry IV)的政治阴谋中，且在其中扮演冲锋陷阵的角色，但他在政治场域里却很迷糊：他不知晓手里的囚犯摩提默(Mortimer)是理查二世(Richard II)的继承人，也不知道父辈们将用摩提默替代亨利四世，在被隐瞒的状况下推进着父辈的计划。他告诉亨利四世未交战俘是“因为创血未干，遍身疼楚而无暇顾及”(118)。霍茨波还夸赞摩提默非常忠勇，因为他有着在战斗中留下来的遍体鳞伤，还为摩提默辩护说他没有心怀异志，不会叛逆，因此拒绝将他交给亨利王，也劝说国王不要毁谤摩提默叛逆(120)。在霍茨波的认知里，摩提墨忠勇、忠义的符号便是身体的创伤，成为他无罪的辩护。这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盛行的道德准则：自从赫拉克利特(Heraklitos)定义了战争的正义性(姚介厚，2005:145)，在西方的价值观里，事业的最高原则和崇高荣誉便是参战，战争中的伤亡则是最高荣誉的象征。他试图赎回摩提默，引发了与亨利四世之间的相互猜疑和不满。他不仅没有交出俘虏，转而推举摩提墨为王，准备与亨利四世抗衡，哪怕是拼尽“血管里的血”(121)。从辩护、反驳到反叛，他都在用身体与王权对峙。霍茨波对摩提默的态度说明他是道德场域里的维护者，却是政治场域里的愣头青，他的行为远没有父辈们隐瞒他那么老谋深算。霍茨波对荣誉的行为习性预设了他是缺少心机、没有耐心之人，这也许是他的长辈们不与他分享叛乱秘密的原因。父亲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对霍茨波保密的原因是担心儿子的道德顾虑，害怕儿子不会支持他们的反叛，由此说明他们还是熟悉霍茨波的道德习性。在他获知父辈们的计划后，他支持的立场是出于重视正义，而长辈们却是出于考虑自身的政治安全和利益，这是他们道德准则和习性的差异所在，使他们在叛乱中有了政治区隔，而无法做到同心协力，最终导致叛乱失败。他在父辈们的助推下，谴责亨利四世推翻理查二世的不公，请求上帝原谅父叔们的介入，并称理查为“芬芳可爱的蔷薇”(122)。华斯特(Worcester)也对霍茨波隐瞒了国王的和平提议，他担心侄儿的善良和正派让他上当受骗，而轻易接受亨利四世公平而体面的交易。总之，父叔们的隐瞒是担心霍茨波的政治幼稚而毁了他们的计划。
然而，他们的计谋必须有霍茨波这位“飞将军”的参与才能实现，于是他们采取了几步措施。首先激怒霍茨波，从 “Hotspur”的名字来看，他就是一个容易生气之人，有人分析他的体液是胆汁型，而这种体液的性格也容易生气(Draper, 1944：45)。然后利用他的道德习性，即对荣誉的痴迷，把他往政治场域里引领。亨利四世当着霍茨波的面斥责摩提默，不准他人赎回摩提默，否则将永远不把此人当朋友(119)，这些话很明显让年轻气盛的霍茨波伤了自尊。父叔们未曾预料到霍茨波会俘获摩提默，当得知此事时便加以利用，不停地激化他的情绪，让其对亨利四世生气。他们挑拨说亨利王认为没有必要提及理查二世的继承人就是摩提默时，霍茨波声称能够理解，并且理解亨利四世恨不得要将摩提默饿死在荒凉的山谷间(122)。但他没有被理智支配，却陷入了一种自尊受挫的狂乱中，他恨起了亨利四世，想凭着自己的头颅来向国王发泄怒气(120)，咒骂他是“骄傲的国王”“健忘的人”“狡诈的国王”和“负心的国王”等(117-126)。他把怨气都发泄到全家曾助力赢得王权的亨利王身上，他认为亨利四世对理查二世不公，而亨利才是盗取皇冠的窃贼。但是霍茨波做不到洞察秋毫，他认为是亨利背叛了诺森伯兰，不讲义气，亨利王需要为此付出代价。最后，霍茨波认同父辈们的看法，原本他们一起推翻理查二世，而现在亨利四世却过河拆桥，不顾“世敦友谊”，构成他家庭的威胁。霍茨波认为亨利四世性格阴暗，而不是慎重地考虑这是否构成反叛的理由，因为并无证据显示他们的担忧属实，显得是非不分、小题大做了，这也说明了他在政治场域里判断力的缺失。此外，霍茨波是为了所谓的正义而复仇，这和他的父辈们不尽相同，他们没有霍茨波的家庭忠诚和道德认同，他们反叛的原因是因为恐惧。华斯特被亨利王抓获后为自己辩护说，亨利四世“冷酷寡恩，毁信毁誓，阴险刻毒，激发了他们迫不得已的反抗”(198)。诺森伯兰自私胆小，只想着保护自己，他假装有病把儿子推向战场，自己却退到安全的苏格兰，也不愿加入反抗亨利的第二场战役。两位长辈都清楚，霍茨波被伟大的激情所驱使：危险、荣耀甚至死亡，所以他们依照霍茨波的性情而调整自己的策略。华斯特向霍茨波描述反叛亨利的计谋时说：“现在我要展开一卷禁书，向你愤激不平的耳中诵读一段秘密而危险的文字，正像踏着一杆枪渡过汹涌的激流一样惊心动魄”(122)。阴谋被说成是战斗，如同给霍茨波这把干柴上加火。父亲注意到儿子霍茨波在幻想着一场伟大而轰动的行动，却失去了该有的耐性(123)。巴多夫(Bardolph)勋爵认为霍茨波在战场上的溃败是因为疯子般的想象力，让他在没有葛兰道厄(Glendower)和诺森伯兰参战的情况下孤军奋战。霍茨波用自己的生命起誓，他们要在本次行动中“闹得日月无光，风月变色”(125)。获悉父亲生病后，霍茨波在短暂的犹豫后，又莫名地自大起来，认为父亲的缺席“让他们伟大的壮举格外增加光彩，博得人们更大的称誉，显出他们更大的勇气”(184)。很显然霍茨波是想以少胜多来博取荣誉；
在得知葛兰道厄同样也不能如期参战后，霍茨波更夸张道：“现有的军力尽够应付这一场伟大的决战”(196)。敌众我寡，霍茨波赫然准备赴死，死亡让他兴奋，对他而言，死亡也意味着荣誉。
霍茨波是道德场域里的巨人，却是政治场域里的侏儒。霍茨波的身体和生命是为荣誉而生。他为人正派，容易轻信，刚正不阿，不是那种沉溺于阴谋或怀疑他人动机的人。华斯特和诺森伯兰的判断没有错，亨利国王并不善待他们。华斯特对霍茨波的判断也没有错，霍茨波有可能会天真地接受亨利的和平提议，他不像政治家那样思考，因为他不太关心生存问题，他不多疑也不谨慎，也不欣赏叛乱的谋划，只是被动地参与。当他对自己的道德忠诚感到困惑，同情被冤枉的理查或者那些冤枉他的人时，他便拥有了道德训诫，他在致力于原则或事业，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此外，霍茨波也是为了荣誉而存在的，不像诺森伯兰、华斯特和巴多夫等，他们是要赢得政治谋划。霍茨波则缺少谨慎，拥抱危险，把牺牲身体和生命当作获得荣誉的机会。他们的谨慎与他的想象形成了对比，让他显得鲁莽而疯狂。霍茨波用想象来替代世界本身，或者说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场域对个人习性的理想要求，他只要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去实践这个道德训诫即可。他似乎全神贯注于死亡的诱惑，为了荣誉，死亡降临是值得的，也是有趣的。当他进入战场时，他说的那句话让人相信他必死无疑：“生命的时间是短促的；
但是即使生命随着时钟的指针飞驰，到了一小时就要结束，要卑贱地消磨这段时间却也嫌太长！”(203)。霍茨波所说的“卑贱”(basely)，主要是指安全或者没有勇气。但他在战前诡异的呐喊“末日已经近了，大家快快乐乐地同归于尽吧！”(186)，这表明霍茨波有勇气去面对危险，面对死亡而公平地死，且死得光荣，便等于是活得好。霍茨波在以向死的方式追寻荣誉，也就是说，胜利不是他关心的事情，他临死时对哈利说：“我宁愿失去这脆弱易碎的生命，却不能容忍你从我手里赢得了不可一世的声名；
它伤害我的思想，甚于你的剑伤害我的肉体”(209)。霍茨波更在乎荣誉而不是生命，至少他认为他的肉体与荣誉同存亡。在取走他生命的同时，哈利也取走了他的荣誉。为失败的事业献身就不能获得荣誉，这种看法失之偏颇，霍茨波给大家的印象不止于此，莎士比亚跳出这个框架，把他塑造得太轻率、太粗心、太急于拥抱死亡，他在道德场域里的习性确实令人钦佩：不关心安危、不锱铢必较于输赢，而他给人的感觉是傻，因为他对荣誉的追求是盲目的。
福斯塔夫却不傻，虽然他过着被霍茨波称为“卑贱”的生活。福斯塔夫与霍茨波对于荣誉的理解基本相似，这是文艺复兴时期对于荣誉观的认同，但福斯塔夫对获取荣誉的方法却不够体面。荣誉有何用处？上战场前，福斯塔夫知道追求荣誉意味着伤亡，所以不屑一顾，他甚至质疑当时关于荣誉的普遍意义。荣誉观本是文艺复兴时期推崇至上的道德观，荣耀使生命更美好，且给人希望，因为它用对未来的奖赏和永恒的认可来弱化或取代死亡，即被后人牢记崇敬，如同延长生命，从而弥补死亡的不足。但福斯塔夫却对此大肆嘲笑，他断言死者不会意识到名声的：他既感觉不到荣誉，又听不见荣誉，荣誉也不会和活者同存，因为讥笑和毁谤不会容许，因此他不要什么荣誉，荣誉不过是两个字或一块“铭旌”(200)。他认为人并不能保证自己的名誉，却为了未来不确定的回报而过着艰险的生活是不值得的，这也成了福斯塔夫及时行乐的理由，即使变成懦夫也在所不辞。当然福斯塔夫很知趣，没有公开宣扬这些观点，他却不停地打击嘲笑那些勇士和成功者。很明显，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诉求与福斯塔夫的身体荣誉观是背道而驰的，作者把他当作反面案例来警示世人。
福斯塔夫的惜命思想有其代表性，也有伊壁鸠鲁(Epicurus)的哲学思想支撑。除了诺森伯兰和葛兰道厄躲避风险逃离战场外，亨利四世在政治场域里也比较奸猾，他没有像霍茨波那样冲锋陷阵，而是雇佣了好几个替身，躲过了战争风险而存活下来。华特·勃伦特(Walter Blunt)爵士便是其一，被误认为国王而遭遇刺杀。福斯塔夫冲着他的尸体说：“您有了荣誉啦!”(205) 他是按照当时奉行的身体荣誉观来嘲笑他的。福斯塔夫在哈利面前夸下海口要杀死霍茨波，被哈利鄙视后，便自我安慰说幸亏没有遭受勃伦特的命运，说他并不喜欢勃伦特那种咧着嘴的荣誉(206)，因此福斯塔夫把身体和生命看得比荣誉重要。持有此类观点者并非少数：阿金库尔战役中，萨立斯博雷(Salisburyearl)伯爵、约克(York)公爵都死于光荣的重创，也并未受到尊重，虽然“他们从头到脚，挂着一身血，他们是在用热血灌溉着沙场”(432)；
在哈弗娄的战场上，巴道夫戏仿着亨利五世的战斗口号冲锋，尼姆(Nym)却道他并没有十条八条性命可供死亡(382-383)；
皮斯托尔(Pistol)也开玩笑说：“手拿宝剑和盾牌，沙场上血流如海，博取那千秋万岁的英名”；
童儿(Boy)也说自己宁愿在伦敦的酒店里，拿一世的英名来跟一壶酒和眼前的安全交换(383)。他们和福斯塔夫一样惜命如金。用身体、生命换取荣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理想，也是获取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的方法，却并非人人愿意践行，这些人满口的荣誉道德，却是行动上的矮子。莎士比亚将这类人的身体荣誉观展示出来，并非完全唾弃他们，而是道出了获取荣誉的危险性，这样才能衬出真正荣誉的伟大性，读者因而在鄙视和同情中获得艺术的净化。
福斯塔夫不是政治人物，其影响力不如霍茨波，他的身体荣誉观也非源于政治实践，他是普通人的代表。作为王子的朋友，他在战争期间也有军务，但他的生活画面基本上是个体的。一般来说，体面的个体生活并不困难，出现道德问题，政治往往不会介入，而福斯塔夫不管容易或困难，总使用不光彩的手法：他吃喝玩乐，与妓女厮混；
他放债、撒谎、偷窃；
他喜欢说长道短、爱讲黄段子、经常背叛；
还喜欢亵渎神明。福斯塔夫在扮演亨利四世时自诩“长得仪表堂堂，体格魁梧，是个胖胖的汉子，他有一副愉快的容貌，一双有趣的眼睛和一种非常高贵的身材”(139)。而哈利描绘的福斯塔夫形象是：“胖老头儿”“人形的大酒桶”“充满着怪癖的箱子”“塞满兽性的柜子”“水肿的脓包”“庞大的酒囊”，并说他是“道貌岸然的恶徒”“须发苍苍的罪人”“空口说白话的老家伙”(155)。王子对福斯塔夫身体的不认可，就是对他道德观的否定，这些言辞也表明，哈利虽然和他厮混，却头脑清醒，凭借良好的道德习性和高尚的天性与福斯塔夫这群乌合之众保持着区隔距离。在演戏中假乃父之口，既警醒自己，又斥责福斯塔夫，他的习性中的这种区隔能力，让自己虽身处龌龊之地，却不失辨别能力，保持着道德上的清醒。福斯塔夫靠着哈利这颗大树，在政治场域里负责给陆军征兵，任意滥用国家征兵命令，接受贿赂让某些人逃避兵役，把150个兵士换了300多磅钱，却招募老弱病残来以次充好，哈利斥之为“可怜相的流氓”“稻草人”。福斯塔夫认为这些人就是“供枪挑”“做炮灰”“填填坑”，反正“人都是要死的”(189)。富人拿钱买命，穷人只能卖命，福斯塔夫利用政治资本，即权力资本，让金钱资本和身体/生命资本进行交易，换取个人好处。战场上，道格拉斯逼近他时，福斯塔夫马上装死，他的英勇就是所谓的“谨慎”，借此保住性命。当他看见霍茨波死在战场上，便补刺他的大腿，背起他的尸体，跟哈利邀功请赏，要国王给他封侯进爵(211)。在索鲁斯伯雷战役胜利后，福斯塔夫同样向准备离开的哈里王子讨要封赏。为了获得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他冒领军功，撒谎逞能，把别人的生命当作晋级的阶梯，把战争当成发财的机会，其丑恶自私昭然若揭。福斯塔夫本应该看重自己的身体荣誉观，因为他是王子的近侍，理应为国家效力而建功立业，然而他却背道而驰。哈利称他“脑满肥肠”“年老而邪恶 ”(332)。在早期的模拟放逐场景中，哈利直接称他为“邪恶而可憎的诱惑青年”的“白须的老撒旦”；
但又很宽容他，并混迹其中，这也为其了解民情提供了方便。福斯塔夫编造杀死霍茨波的细节，谎称他们恶战了很久，坚持说霍茨波“大腿上的伤口是我给他的”，哈利也给阶梯让他下，要他背起霍茨波的尸体，并告诉他愿意用“巧妙的字句”为他装点“荣誉”的门面(212)。即使哈利后来放逐福斯塔夫，禁止他接近自己，不然就会处死他，但假如福斯塔夫悔过自新，可以按照其资格能力而拔擢他(332)。在战争接近胜利时，福斯塔夫遇到敌方的科尔维尔(Colville)，他忽然变得勇敢起来，先用言语刺激让其束手就擒，而且要兰开斯特殿下不要抢他的功劳，否则他会编写歌谣批评他的荣誉，被后者讽刺后，只得求饶能给他一些好处(300)。福斯塔夫想博取道德和政治资本，靠的是瞅准机会给自己贴金揽取功劳，用他人的身体资本获取好处，荣誉不过是他顺手牵羊想捞取的道德资本而已。
文艺复兴时期厌恶逃避责任而推崇忠于职守，莎士比亚将某些期待视域预先设定在观众的潜意识里，即赞成责任、牺牲、爱国主义、荣誉等道德准则，福斯塔夫却是南辕北辙。假如观众支持霍茨波反对福斯塔夫，那么霍茨波给人的印象则是好坏参半。霍茨波对荣誉的忠诚非常纯粹、义无反顾，所以他的赴死像是自杀。人们要是反对福斯塔夫，肯定是厮混于酒吧旅馆里的福斯塔夫。当他被哈利驱逐时，除了达到莎翁视域融合的观众外，其他人也许会感到可惜，因为舞台将失去一个妙趣横生的俗人，作为哈利的对立面，人们是因为喜欢他才爱上超然而执着的哈利。福斯塔夫的去世引起人们的思考，没有爱没有奉献的生命是否值得存活。福斯塔夫对当时认可的身体荣誉观的批判，从世俗的角度看不无道理，后来的尼姆和巴道夫在战时的法国，因为盗窃而被亨利五世下令处决，轻罪重罚，值得同情。霍茨波为荣誉而荒诞地赴死，似乎不会增加人们对责任和荣誉的尊重，反而提醒人们福斯塔夫对其价值质疑有些道理。《亨利五世》里，高厄(Gower)和弗鲁爱林(Fluellen)有段对话，认为亚历山大比不上亨利五世，说前者因为醉酒杀死朋友克莱特，而亨利没有杀过朋友；
弗鲁爱林也说当今君主明智清醒，才和那个“挺着大肚子的胖骑士一刀两断了”(435)。此外，保住生命是政治家们的本能，身体和生命是一切事业的必要前提。那个让亨利四世担忧的哈利在战场上救了自己的命，而那个“襁褓中的战神”霍次波，也是被哈利击溃而战死，哈利曾经向国王父亲承诺会战胜霍茨波，他做到了。他对着霍茨波的尸体说：“带着你的美誉到天上去吧！你的耻辱陪着你长眠在坟墓里，却不会铭刻在你的墓碑之上”(210)。他的话似乎给霍茨波下了结论，霍茨波是军队之魂，其死讯让他的军队立马溃不成军，叛乱的阴谋也以失败告终。霍茨波的死并未让荣誉如期而至，只让他那位毫无罪恶感的父亲震怒，诅咒起天地秩序和人类来。部下提醒他要保持政治家的稳重，特拉佛斯(Travers)劝他别让悲愤伤害身体，毛顿(Morton)提醒他不要让荣誉和智慧分离，劝他正视政治风险，并委婉地责备他，正是他这个父亲将儿子推进自己策划的风险游戏(228)，这是在批评他们策划了叛乱，自己却逃避战争，而将缺少政治智慧、年轻气盛的霍茨波拖入战场，让憧憬荣誉的年轻人枉死战场。战争师出无名，牺牲缺少正义，因此荣誉不被认可。诺森伯兰看重生命高于荣誉，比儿子更像政治家，却利用儿子的身体荣誉观来为自己谋求政治利益，结局却是两手空空。福斯塔夫也贪生怕死，赤裸裸的自私冒犯了起码的体面，因此他不能也不被允许继续留在政治场域。政治需要维护民众合理的道德期待，虽然政治家的首选目标也是求生，但不能违背民众的意愿，即牺牲道德的惜命不是光彩的。所以求生既要符合政治诉求，又要符合道德诉求。因此霍茨波的身体在盲目地维护着道德准则，而福斯塔夫的身体是对道德准则的践踏，两人的身体和生命都无法为世间所容，前者为人称道同情，后者被人唾弃嘲笑，哈利的身体则轻松地穿梭于道德场域和政治场域，而且能够在政治场域里自由地驾驭着道德规则。
哈利很重视身体道德，他的身体荣誉观在福斯塔夫和霍茨波之间取得了平衡。少年时期，他放浪形骸、狂野不羁，即使厮混于福斯塔夫们之中，也以高贵的出身、习性、修养与他们维持着区隔距离，显得鹤立鸡群。别人眼里的他，没有臭架子，是个有礼貌的好孩子，保持着文雅风流而有骨气的形象(139)。布尔迪厄(2015：45)在《区隔：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一书中，把阶级和身份联系起来，在超越功利的名义下，阶级利益被身份文化掩盖，且被合法化，身份区隔就是被遮盖了的阶级区隔；
而习性被称为是身份标识，同时也是与他人区隔禁锢的界限或标准，处于场域里的人们通过塑造身体的差异性或者“稀缺性”来完成和他者的区隔。哈利在欢场、民间、军队、宫廷等场域里，均维持着某种身份区隔。这也许是他的习性所致，也许是他的有意设计，更是满足观众期待视域的作家创作。他给叛军凡农的印象是“勇猛的猎鹰”“庄严的塑像”“五月天”“仲夏的太阳”“小山羊”和“小公牛”等。少年哈利的身体形象仿佛天神般摄人心魂，但他此时好坏未判，因为还未完全改邪归正。亨利四世忧心忡忡的不仅是战局本身，更是这位儿子能否继承大统。他对霍茨波一直赞誉有加，认为“他的声名流传众口”(109)，总是将霍茨波和哈利比较，羡慕诺森伯兰有个优秀的儿子，恨不得将两个哈利互换(霍茨波的小名也叫哈利)，时刻透漏着作为国王和父亲的忧虑。事实是，哈利自己热心皈依，和福斯塔夫决裂并与父亲和解后，嘴里挂念的便是责任、荣誉和上帝。在《亨利四世》第二部的尾章里，他向父亲表示要丢弃过去的自己和伴侣(331)，算是正式宣布改邪归正。《亨利五世》的开篇里，大主教坎特伯雷(Canterbury)就注意到当今的君主“彻底洗心革面”“不留下一点污迹”，“那些顽强的恶习”“一下子给根除了”(346)。然而，哈利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在《亨利四世》上、下篇里，为了政治利益，他一直在为这种转变做准备。哈利胸有城府，有条不紊，他未曾告知任何人皈依计划，只在父亲病危时才告知他的改变：“给世人看看我将要怎样洗心革面，做一个堂堂的人物”(246)。他的表现镇定自若，却像一位出色的演员，震惊了观众/读者的视域期待，让视域融合变得困难，他能否稳固父亲交给他的政权，让人拭目以待。从接受心理看，这不足为奇，叛徒诺森伯兰精于算计，不会讨人喜欢，而哈利与他并无差异，能否讨人喜欢？他开始奉行责任和荣誉，变得严肃而无趣，但真正的理由可能是他也是一个算计者，或另一种阴谋家。霍茨波崇尚荣誉，虽不明智却容易讨人喜欢，因为他符合观众的视域期待，他不耍诡计、言行坦荡，这是天性。从两个哈利和各自(准)妻子凯特的爱情场景比较来看，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异：霍茨波多情、幽默、顽皮，与妻子很和谐；
亨利五世也想如此，却做作不自然，他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求婚场景却逊色很多，他的法国新娘是战利品，这是政治联姻，没有感情基础，所以求婚时，激情有余而诚意不足。福斯塔夫、新娘凯特和普通观众都有感觉，擅长算计的政治家会是好伴侣么？当然哈利王子自有主张，并让世界相信，他已变成肩负责任、体面可敬之人。然而他的成功里，部分是靠表演和算计得来的，这是体面可敬之人不该具备的。亨利剧中最不光彩的欺骗是其兄弟约翰(John)王子对叛军的承诺：假如叛军解散军队，他也会解散军队，亨利四世将会给与他们赔偿，他发誓以他的血统为荣耀，约克大主教也相信了他的誓言(125)。但等到叛军解散后，约翰王子却以叛国罪逮捕了军队头领，有人质疑这样没有诚信是否正当和光荣，约翰的回应则是命令他并未解散的军队去追捕那些被驱散的敌军，并保护好叛军头领以留待处决。这个场景很简短，却引人关注，剧本对约翰刻画不多，只听威斯摩兰(Westmoreland)说赢了，亨利四世也在困惑胜利是怎么取得的(197)，整件事点到即止，没有辩解或评论。然而哈利对约翰这种失信行为是认可的：“想不到你竟有这样的肝胆。以前我因为你是我的兄弟而爱你，约翰，现在我却把你当作我的灵魂一般敬重你了”(207)。显而易见，哈利惊喜于兄弟的欺诈，这会让观众们怀疑：同样场景下，哈利也会不受荣誉感束缚做同样的事情？莎士比亚给了暗示让观众去猜。哈利对于霍茨波的态度也有不少矛盾的地方，在公开场合里，他经常夸赞霍茨波，他想向霍茨波挑战，要求华斯特转达这个意愿时，说对方是比自己“更勇敢、更矫健、更大胆而豪放的少年壮士”，而贬低自己为“一个不长进的败类”，但是“为了他的伟大声名，我甘愿自居下风，和他举行一次单独的决战，一试我们的命运，同时也替彼此双方保全一些人力”(198-199)。哈利的挑战与弟弟约翰对敌军承诺的背叛形成了对比，其目的和言行都要高贵很多。可以看出，哈利在企图说服国王的同时，也为美化其父的谋位篡权，并提升他王权的荣誉，他自己也准备承继王位和这些荣誉。虽然哈利前期与骑士风度不沾边，表现也不高贵，但他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他关于霍茨波的言论是否出自真心不得而知，他之前对霍茨波的看法好像更能表达他的态度：此时的哈利还远不及霍茨波，但当他独自面对霍茨波的尸体时，除了重复他在父亲面前类似的话，还称赞霍茨波是伟大的心灵与绅士，他希望霍茨波将被人记住，铭记他那些令人称道的品质而非羞耻的失败。哈利也和福斯塔夫一样，对霍茨波的荣誉有所图谋，霍茨波的荣誉越高，哈利的胜利才越令人敬重。另一个例子是道格拉斯，在公开场合，哈利盛赞道格拉斯的勇气，虽然他是敌人，其英武精神却值得己方钦佩(219)，然后释放了他，也没有收取赎金，表现出宽广的胸怀，并且要求世界尊重这位对手。所以假如他同样做了弟弟约翰的事，很难有人将他并入勇敢的绅士行列，因此哈利懂得取舍，更通晓审时度势地利用他人的身体和荣誉。
哈利确实在乎他人的看法，这也是他皈依的意义所在，但在面临困局时，即使是公开场合，也毫不迟疑地做出背离荣誉的行为。法国人不愿意离开阿金库尔时，他命令手下处决所有囚犯；
在哈弗勒，已是亨利五世的他威胁着要让手下去屠城。其言行俨然一位战争狂人，可想而知作为政治家的冷酷。在两场战役间歇，巴多夫因抢劫教堂被处死，而这种行为本来罪不至死，亨利为此发表的演讲似乎说明一些问题，他希望别人高看他，他晓瑜全军行经法兰西村庄时，“不准强取豪夺”“不准妄动秋毫”“不准出言不逊”，“要知道，在仁厚和残暴争夺王业的时候，总是那和颜悦色的仁厚最先把它赢到手”(399)。虽然严苛却很高贵，不像前面那样轻蔑放肆。亨利下令屠杀时彰显残忍的魄力，安抚百姓时也不忘体面和荣誉，他具备了一个政治家的睿智和残忍，收放自如。亨利对荣誉表达出的极大兴趣还在不断增长。早些时候，哈利王子谈的不仅仅是霍茨波的无数的荣耀，还有世人对他最轻微的钦佩，他向父亲承诺：“但愿他的战盔上盯着无数的荣誉，但愿我的头上蒙着双倍的耻辱！总有这么一天，我要使这北方的少年用他的英明来和我的屈辱交换”(172)。看得出来，哈利有强烈的自尊，很想被人崇敬，拥有无上的荣誉，不管现在还是将来。他在阿金库儿的战场上有一场非凡的演讲，和霍茨波一样，他也想用以少胜多来获取更大的荣誉：“可要是渴求荣誉也算是一种罪恶，那我就是人们中最罪大恶极的一个了……天哪，我不愿错过这么大的荣誉，因为我认为，多一个人，就要从我那儿多分去一份最美妙的希望”(425)。这和霍茨波关于荣誉的态度完全相同，也是文艺复兴时期共同的追求，只不过结局是胜者为王败者寇。他在法国的战争实践是在铸造历史，其荣誉名垂青史，而他身体观的瑕疵也被光芒掩盖了。
他不仅自己追求荣誉，也用身体荣誉鼓舞士气。在阿金库尔最关键的战役中，他为士兵们描画未来：“在年老的时候，可以卷起衣袖，将伤疤展示给乡邻们看，并许诺他们将和克里斯宾节永远被人记住。而那些将英骨留在法兰西的勇士们，其芳名永被传颂，其荣誉将带到天堂”(425-427)。这段演讲优美有力，是文学作品中的经典段落。他把杀戮变成荣耀，把肮脏变成纯洁，用荣誉鼓舞人心，这种策略有很强的鼓动性，这也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智慧。将亨利和霍茨波进行对比可以发现：霍茨波是在所谓的正义感驱使下，试图战胜逆天困难而获取最高荣耀；
亨利也同样面临危局，为了力挽狂澜达到政治目的。亨利演技高超，有时让人捉摸不透，但却有迹可寻：战争早期，他有一段独白，担心士兵们有恐惧感：“战神！使我的战士们的心像钢铁样坚强，不要让他们感到一点害怕！假使对方的人数吓破了他们的胆，那就叫他们忘了怎样计数吧！”(420)这显示了亨利的担忧，战争实践是提升君王意志和习性的磨刀石，亨利不负众望，经受住所有的考验，变得更加成熟而坚强，他明白仅靠战神保佑是不够的，他需要亲自给部下打气才行。在本次战役中，他更关注的是获胜而非荣誉，所以手法和态度都在应时而变。让人怀疑的是激战前夜他是否真能熟睡，而且还做着荣誉之梦，但足见亨利对荣誉的推崇和渴望。综合看来，当人们提及霍茨波或者福斯塔夫时，脑海中会浮出很清晰的画面；
但当人们提及亨利时，脑海中出现的画面很难确定，哪个亨利？酒吧里的，战场上的？少年时代，老年时代？独自相处的，和父亲一起的，和士兵一起的？作为荡子，作为国王？很难一言蔽之，他是多面的，却是精彩的。如何解决这样的困境？比较成功的方法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用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Engels, 2004：615)，将哈利放在酒吧和一群地痞流氓厮混，或者放在战场里与霍茨波对比，让这些环境来锤炼一位政治家，促使其成熟起来。当然哈利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野猪头酒馆场景约537行台词都在描述他们的荒唐行为，以展示他缓慢却稳步地朝着职责发展。毫无疑问，哈利的成长是为政治效果而设计的，也可以说是一种竞争策略。哈利是一位擅于谋划的政治家，堕落的福斯塔夫和战斗的霍茨波均是在给哈利的政治生涯做陪衬，哈利的睿智因而凸显出来。很难说哈利没有利用福斯塔夫，好在适当的机会获得政治名誉。但是福斯塔夫的放纵和哈利的自律形成对比，最终哈利挑选了政治也担起了责任，并以极大的热情和专注来践行，让人惊喜钦佩。和诺森伯兰比，哈利更具天赋和魅力，二者谋划的区别在于一负一胜。将霍茨波和福斯塔夫与哈利对比，前两者更惹人喜爱，却都不适合政治，他们与哈利的区别在于霍茨波太诚实、太执着，福斯塔夫太卑贱、太无纪律。
亨利五世的身体荣誉观介于福斯塔夫和霍茨波之间，也可以说是超越了二者。亨利比崇尚荣誉的霍茨波更加惜命、谨慎、睿智，又比嘲笑、践踏荣誉的福斯塔夫更有责任、更加自律、更关注民意，所以在表现身体和荣誉关系时，更需要运用智慧，也就是说，他需要用更恰当的手段来驾驭和操控身体荣誉。他关注身体荣誉，但视之为工具，因而更谨慎也更功利，这是政治场域里为达到政治目的必须采取的策略。当政治利益和身体荣誉发生冲突时，他更专注于权力而无视荣誉，他的地位和能力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同时他用身体资本博取道德资本，当政治目的和身体荣誉冲突时，他毫不犹豫地牺牲道德资本，甚至不惜用别人的生命来换取自己的政治资本。作为政治人物，他追求的政治目的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他的那些违背身体荣誉的行为便被忽视了，因而仍然得到民众的宽容和敬仰。莎士比亚的文艺复兴时代，深受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观点的影响，亨利五世采用的道德策略，正是执行了马基雅维利实用主义的的君王道德原则，也就是狮子与狐狸般的君王比喻：像狐狸般狡猾，善于算计、识别陷阱；
又像狮子般勇猛，所向披靡，使豺狼惊骇(Johnson,1755：332)。亨利五世的身体在实践着这种观点，他在政治上非常敏感、富有天赋，在本质上他对身体政治和身体道德认识清晰，并驾轻就熟。作为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莎士比亚深知人无完人，泉水即使再清洁，也难免有泥浆淤塞，但是他还是希望人类有更多的美德。
通过布尔迪厄的社会批评理论分析上述三人的身体荣誉观，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三人的画面来：霍茨波是身体道德的拥趸，忠于身体荣誉，愿意以身赴死而求之，为此，他勇敢正派，却鲁莽无知，他像是被荣誉规则提着线的木偶，身陷窠臼而不知变通，虽奋不顾身却抱憾而终，最后导致事业的失败和身体的陨灭，令人称道和同情；
福斯塔夫是一个清醒而自私的旁观者，他将身体荣誉玩于鼓掌之间，用身体谋取荣誉和好处，当利益受损时则对身体荣誉避而远之，并用歪理邪说为自己辩护，让人开心又唾弃；
亨利五世则是一位居高临下的王者，或者是控制木偶的提线手，他是身体荣誉的遵守者和违背者，根据政治需求在二者之间切换角色，游刃有余地驾驭着身体荣誉，在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构建过程中，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所以他的行为得到人们的敬畏和谅解。感谢莎士比亚为我们创作了这么精彩的代表人物，他们既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写照，让我们了解了当时社会里人们对身体荣誉的认知和实践，同时作为一位历时的大家，莎士比亚也给现代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我们毫不费劲地发现，这三个人物就是我们周围的你、我、他，他们的行为时刻发生在我们生活中，只是换了场景而已。在现代社会中，身体问题迷茫而纷杂，在如何对待身体和荣誉关系时，莎士比亚给了我们很好的启迪。
注释：
① 凡是莎士比亚作品的中文引文，均出自：朱生豪译本(见参考文献)，后面引文仅标页码，不再一一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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