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的形成逻辑、基本内容与建构路径*

时间:2023-06-14 15:45:05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胡荣涛,冯 霞

(1.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2.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41000)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并提升话语权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是坚定中国自信、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内在诉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构筑中国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为坚定制度自信提供理论支撑”。①习近平:《继续沿着党和人民开辟的正确道路前进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9年9月25日,第1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建构是中国制度话语体系构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并为创造两大奇迹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但一些西方国家仍将市场经济体制视为资本主义社会才特有的制度文明,在话语表达上质疑和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性质、水平或地位。立足新时代,正在迅速崛起和快速发展的中国需要建构与其国际地位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因此,凝练出让国际社会能够乐意接受的概念与范畴,总结能够解释中国发展奇迹的制度话语就显得尤为必要。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至关重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在理论逻辑上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体制思想,在历史逻辑上形成于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话语建构的不懈探索,在现实逻辑上以中国问题为实践导向不断创新发展。这体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

(一)理论逻辑: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体制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在理论逻辑上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体制思想。具体说来,渊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及其相互关系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国家主要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该国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质。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形成的制度根基,是导致资本家压迫工人、以资本剥削劳动、从而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现象的总根源。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使劳动者摆脱了被资本压榨的命运。“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商品、货币等范畴将消失,资本转变为公共财产后将失去阶级的性质。以计划生产和按需分配为最终目标的共产主义运动是消灭私有制的实践过程,并非意味着直接将个人财产转化为社会财产。这要求在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统一中顺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逐渐消除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在社会变革实践中使资本服务于人的活劳动。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告诉我们,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前提。虽然股份制、地租、税收等范畴虽然是源自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文明,但在一定范围内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所用。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重要制度形式。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股份制是推动私人资本社会化的重要经济手段,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用。地租的本质是由土地所有权占有土地剩余价值而形成的一种分配关系。恩格斯认为,在过渡时期,“消灭地产并不是消灭地租,而是把地租——虽然形式发生变化——转交给社会”。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7页。“转交给社会”意味着地租由私有财产逐渐转化为公有财产,有利于在调节土地市场方面协调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税收在社会主义经济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苏俄实施了粮食税政策。十月革命后,在和平的环境下,发展经济成为苏俄面临的首要问题。列宁指出,“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列宁在对余粮收集制实施效果深入反思后提出了粮食税政策。这一政策是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提出的一项重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节政策。事实证明,苏俄的粮食税政策的实施为改革农业税收制度、合理发挥农村市场作用、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采取什么样经济体制”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不断创新的时代回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体制思想的中国化。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①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这打破了社会主义不能利用市场经济的传统观念。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领导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的重要理论来源,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色。

(二)历史逻辑:根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经济体制的不懈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在历史逻辑上形成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共产党对经济体制的理论反思和实践求索。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国营经济建立的最主要途径是没收官僚资本。“由于官僚资本在旧中国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它一经收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国营经济便由此掌握了国民经济中大部分社会化的生产力。”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54页。新中国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恢复、调节私有制经济成分、规定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等方面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在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同时,党领导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第220页。1953—1956年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基础上,“三大改造”这一政策的实施并完成推动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全国范围内的确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提出了“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这是中国首次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概念,并且,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还要坚持经济发展和政治原则。此后,中国开始了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国家领导人逐渐解放思想,形成了政府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思想。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思路。对此,邓小平同志高度赞扬,他认为这样的改革思路“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⑤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新经济体制应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这一说法反映了国家领导人对计划与市场关系认识的深化,也更加重视市场在计划经济体制内的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并适当发挥政府的合理作用。客观上来说,中国的经济运行机制仍然是国家主导的。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也出现过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物资紧缺等问题,影响了群众的日常生活。这样的情况使得一些人对市场经济产生了怀疑。面对各种误解、分歧和争论,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澄清了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问题,使人们逐渐摆脱了市场经济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的纠结,坚定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心,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党的十四大报告强调,“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人们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逐渐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更加清楚认识到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可行性。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在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表达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重视,也表达了对完善政府宏观调控的诉求。国家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推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构建,既要发挥市场在关系国计民生重大领域的应有作用,也要提升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能力。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深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95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话语诠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代表达。

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坚持“不能相互否定”的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建构的原则遵循。改革开放前,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立增强了经济体制话语建构的现实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确信为经济体制话语发展提供了基本制度方向。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采取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原则,不断凝练经济体制改革话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创造性结合。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建构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经济体制话语体系建构是一脉相承的。

(三)现实逻辑:产生于新时代实现话语强国的目标诉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在现实逻辑上以中国问题为实践导向不断创新发展。话语建构属于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部分,不仅对国家现代化具有观念上的引领意义,对国际形象塑造、国际秩序型构、国际地位提升都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新时代是中国话语走进世界、影响世界的时代,是以话语强国为时代目标的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从现代化强国目标的角度来看,我国不仅要实现经济强国、科技强国、军事强国、文化强国、制度强国,还要实现话语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建构以话语强国为时代目标,利于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时代要求,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的认同。

从国际视域看,应对不确定性增加的世界变局是实现话语强国的内在之义。面对“西强东弱”与“东升西降”叠加的全球治理格局,中国特色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的世界表达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话语方案。国际话语权之争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孰优孰劣之争,在深层次上是“以资本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之争。“以人民为中心”“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话语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表达,为中国的内生型道路发展和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话语支撑。部分西方国家否定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将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制度视为孪生的、不可割裂的,形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霸权。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的对外传播受阻,中国作为大国的形象和地位必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在世界大变局下,澄清市场经济领域的观念、误区并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念优势和实践优势是提升大国话语权的必要条件。

就国内而言,从观念上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成熟、定型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实现话语强国的内在要求。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与定型是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需要。观念优势、制度优势、实践优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构建的现实基础。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是变革现实世界的‘精神武器’”。④陈曙光,陈雪雪:《话语哲学引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对新时代改革观念的引领功能,利于彰显社会主义性质、坚定经济体制自信,为实现经济体制成熟、定型提供话语保障。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型政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作为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关键一招”这一话语表达了以经济体制为中心的改革对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强国建设起到巨大推动作用。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建构以话语强国为时代目标,利于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时代要求,提升国际社会对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的认同。

立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建构中,并对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时代创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其更加成熟定型。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马克思主义立场根本上是人民的立场,反对坚持资本逻辑至上的资产阶级立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坚持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的理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对资本的垄断和无序扩张能够进行有效制约,做到利用资本的文明性和克制资本的野蛮性相统一。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文件正式下发,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对“资本至上”逻辑的彻底批判,将“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作为制度价值追求的目标。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意味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应是系统的、全面的,在变革程度上应是更加深入的、高水平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人民至上是作出正确抉择的根本前提”“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光明日报》2020年12月19日,第1版。“人民至上”“反垄断”等话语诠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人民性价值取向,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内涵,表明了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特色意蕴。这要求加强引导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社会关系属性,使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2022年4月,党中央提出要“维护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人民日报》2022年4月11日,第8版。这要求从制度上维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推进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平公正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实践是以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的。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将“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作为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建构才能在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更好发挥思想观念引领、制度优势转化、核心价值导向等基础性作用。

“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为了谁”方面的有效回答。公有制经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占主体地位,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要为人民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建构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指向,坚持人民主体至上、人民利益至上、人民标准至上的价值理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的人民性彰显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实践过程中逐渐实现的,意味着人民主体意识提升、人民利益实现、人民价值贯彻。在分配制度改革中,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注重让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⑤《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8-19页。“第三次分配”话语建构表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人民性内涵,意味着要在新时代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加强社会公平。经济体制改革的价值导向是为了人民利益,要求改善社会民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有利于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有效的体制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02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话语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不同于西方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供给学派”的话语。在“三期叠加”的经济新常态阶段,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贯穿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对推动转变政府职能、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优化公共服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的时代表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建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种话语表达,必然要以具有时代特色的表达呈现。立足新时代,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地位、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等方面话语进行具有创造性的时代表达,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的时代内涵。

在历史地位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是经济制度一般性和经济体制特殊性的内在结合。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肯定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地位和作用,也彰显了经济体制运行中的社会主义本质、人民主体地位、公平正义等理念。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要根据新时代的现实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

在运行机制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还提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的话语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化资源配置相结合的体制,其优越性的发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激活人民积极性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重要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59页。这表明,在经济体制运行中,政府与市场是有机统一的,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领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建构的探索进入了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之所以能转化为体制效能,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话语表达了市场和政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各自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在“有效市场”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2020年3月30日)》,《光明日报》2020年4月10日,第1版。这形成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具体话语表达,要求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破解结构性经济矛盾、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加强党对经济建设的全面领导是发挥“有为政府”作用的重要组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不仅有利于摆脱经济贫困、推动经济发展、改善社会民生,也有利于在经济改革实践中壮大公有制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9页。“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话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体制改革事业具有全面的领导责任,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对推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发展目标方面,党提出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话语,更加符合在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熟、定型的现实需要。我国市场化指数已经从2009年的79.09增长至2016年86.50。⑥林永生,郭治鑫,吴其倡:《中国市场化改革绩效评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这反映了我国已具有较高的市场化水平,有力驳斥了西方国家对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污名化。2020年5月,党中央提出“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页。“三个更高”的话语诠释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内涵。具体而言,“更高起点”话语意味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处于全球治理秩序调整、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新发展格局推进的历史新起点;
“更高层次”话语意味着要在“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制度”“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宏观经济治理体制”“民生保障制度”“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等方面更加系统完备、成熟定型;
“更高目标”话语意味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目标要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相契合,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所服务。“完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②逄锦聚,荆克迪:《加快完善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5期。这意味着要推进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进程,发挥“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熟、定型的观念引领作用。

中国话语建构是时代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产物,在实践中趋于完善。在实现路径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建构应该遵守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原则,不断彰显中国话语优势,注重坚持话语解构、话语传播和话语创新等层面的统一。

(一)西方经济体制话语的普世性解构

以中国立场为基础开展西方话语的解构是中国话语建构的重要前提。“‘解构’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试图对一些记忆,一些谱系,一些既定的等级解构进行分析和揭示。”③[法]雅克·德里达著,杜小真、张宁译:《德里达中国讲演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页。话语解构要注重对西方话语背后的逻辑谬误进行批判。针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污名化,我们必然要加强对西方经济体制话语批判,完成对西方经济体制话语霸权的解构。只有揭露“西方经济体制”背后普世价值的虚伪性,批判“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普世标准的荒谬性,才能解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

一方面,要揭露“西方经济体制”背后普世价值的虚伪性。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以普世价值为价值基础。在现实社会中,抽象的个人主义体现了西方普世价值的自私自利性,与注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或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截然不同。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兜售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推行普世价值,这意味着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将人类价值实现等同于西方价值的普世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的人把改革开放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则就不是改革。这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开放”。④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揭示西方普世价值在利益本质上的虚伪性,利于批判“改革西化论”,进而解构西方话语霸权。

另一方面,要批判“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普世标准存在的荒谬性。从实践来看,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作为一个普世性的标准是荒谬的。皮凯蒂认为随着全球资本市场的发展,“前1%和1%的超级富豪的财富就会越来越多,与普罗大众的差距也会越拉越大”。、⑤[法]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449页。贫富差距扩大的两极化现象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弊端所在。新自由主义资本逻辑的全球化实践促使世界范围内中产阶级再贫困,导致了国际社会各种不公平现象的发生。西方难民危机、种族歧视等各类社会矛盾问题频发,表明了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在西方的破产。此外,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现象的发生说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病,更无法成为普世性的经济体制标准。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的广泛性传播

话语作为一种需要传播的思想表达,必然要遵守信息广泛传播的客观规律。话语有效传播是实现经济体制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助力。因而,中国要立足新时代,推动完善的话语场域、丰富的话语主体、有感染力的话语主题、多样的话语媒介等方面建设,从传播方向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建构,进而提升经济体制话语的理念认同和内容认同。

第一,搭建完善的话语场域,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的理念共识。话语场域蕴含历史文化、社会价值、民族精神等因素。“通过重构场域规则和关系网络掌握话语主动权,充分释放中国话语的权力效能”。①岳圣淞:《场域视角下的国际话语权:理论、现实与中国实践》,《当代亚太》2020年第4期。作为话语权争夺的场所,场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构建的重要载体,包括国内场域和国际场域。在国内场域,党要利用政治会议的场域继续推进经济体制话语的创新与传播。应注重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对民众的影响力、感召力,以达到增强国家认同、提升国家形象、巩固国际地位的目的。在国际场域,可利用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一带一路”国际会议、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场域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增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基于国内国际话语场域,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引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阐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优越性。

第二,扩展丰富的话语主体,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的主体意识。中国共产党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导主体,是经济体制话语建构的核心主体。国内国际的民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的重要表达主体。在国内群众话语主体方面,要用大众化语言提升经济体制话语的大众认同。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成就、实践功能、价值理念和现实意义获得群众的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建构才能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我们既要宣传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一带一路”等政策的实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重要意义,也要对劳动模范、扶贫模范等主体的感人故事进行宣传。在国际话语主体方面,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的国际认同,要考虑“他者”的思维模式、认知水平和理解范围。中国话语的对外传播不仅要避免陷入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模式,也要以国外民众易理解且可接受的方式宣传。“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际话语权,必须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话语得到世界人民的广泛认同和接受”。②邹升平、施庆:《提升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际话语权的基础条件与实现路径》,《经济纵横》2019年第12期。掌握传播的场域、媒介、语境与受众之间的特殊关系,才能更好地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的理念和内容被国际受众所理解和认同。

第三,建构有感染力的话语主题,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的内容优势。话语主题是话语有效传播的基本内容,影响着话语受众的理解和认同。话语主题建构应做到在“说理”和“沟通”相统一中说服受众。在“说理”原则上,要围绕“改革开放精神”“经济体制改革方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等主题,宣传人民价值理念,彰显经济体制话语的理念优势和内容优势。在“说理”方法上,话语议程规则设置影响着话语主题的感染力程度。学者认为“议程的设定和维护是互动控制中的一个重要成分”。③[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著,殷晓蓉译:《话语与社会变迁》,华夏出版社2003版,第145页。在话语议程设置的规则建设、能力强化上,要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话语的感染力为着力点。在“沟通”技巧上,针对话语受众讲好中国故事是阐释话语主题并增强其感染力的重要方式。改革过程中,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成长伴随着丰富且感人的真实故事,反映了经济改革内生性和开放性结合的话语叙事,体现了人民、市场与国家共同成长的命运共同体图景。对此,要“加强舆论引导,主动讲好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故事,坚决抵制、及时批驳澄清质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否定民营经济的错误言论”。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5页。因而,要依据话语受众的特点和接受程度以具体、真实的事件为话语主题,通过讲解有感召力、影响力、吸引力的中国故事,宣传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实践成就和价值理念等,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

第四,运用多样的话语媒介,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的观念认同。面对西方话语媒介霸权威胁,中国要加强和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的媒介建设,进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和自信。陈锡喜认为,“就规范思维的话语来源看,可分为政治话语(含制度话语)、学术话语和日常生活话语”。①陈锡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40页。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共同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观念认同建构。因而,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的媒介系统,包括立场鲜明的政治化媒介、理论意蕴深厚的学术化媒介、通俗易懂的大众化媒介等类型。在媒介形态转化上,要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实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的媒介形态从政治媒介转化为学术媒介,再转化为大众媒介,最终以大众化的语言和思维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念优势和实践优势,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大众认同。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的原创性创新

有学者认为,“话语创新有原创性创新、借鉴性创新、集成性创新等创新形式”。②郑彬:《中国共产党话语建构百年历程、结构特征及未来展望——以建党话语为中心考察》,《重庆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话语的原创性创新是话语自信建设的重要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原创性话语。在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成熟、定型,人民价值理念不断彰显。党要以新时代为背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为目标导向,以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战略支撑,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经济体制话语的原创性创新提供丰富的现实资源。只有推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确保社会经济稳步且健康、持续的发展,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注重全面协调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建构才有牢固的社会基础。

从唯物史观角度,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创新推动着经济体制话语的创新,属于认识范畴的话语,根源于客观的实践活动。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将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推进系统性改革创新相结合,进而为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的创新增添实践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价值特质和话语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才能在深层观念上为人民所认同。依据时代条件和改革实践状况,党要对经济体制话语进行时代创新。2019年,党中央提出要“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坚决破除妨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壁垒”。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5页。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话语建构是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话语建构的重要内容。这表明我国要以要素市场化为方式推进农村农业现代化、乡村全面振兴及城乡发展一体化,以城乡协调发展为手段推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握新发展阶段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依据”。④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2020年,我国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因而,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及其话语创新面临新的挑战。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应勇于迎接新机遇、直面新挑战,以新发展理念为行动指南、以新发展格局为战略选择,推动涉及城乡、行业、地区等领域经济体制的改革,缩小贫富差距、改善人与自然关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的创新提供现实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在思想上回应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否定;
解构了“普世经济机制”与“特色经济机制”之争的问题,利于打破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观念桎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建构是具有系统性的思想阐释和话语表达,突破了“历史终结论”“中等收入陷阱”等话语陷阱,跳出了西方的“支配—从属”“强国必霸”逻辑,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阐释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建构制度优势话语体系,有利于增进民众对国家制度优势的理解和认同”。①陈金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4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建构有助于增进国内外民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认知、理解和认同,增强中国话语的吸引力、传播力、影响力和感召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是在经济改革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具体表达,是“中国之治”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②《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96页。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结合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建构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制度文化并对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产物。深入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中的治理元素是经济体制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方向。优秀传统制度文化蕴含丰富的经济治理思想,如“天下为公”“民为邦本”“法不阿贵”“义利统一”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建构要创造性继承经济伦理、经济法治、经济改革等方面的优秀制度文化基因,注重新时代经济体制运作与传统经济制度文化的内在关联,并且要根据经济治理效能发挥的现实需要对优秀经济制度文化进行创新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的自信根基在于彰显具有中国思想原创性的文化自信,完善出路在于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及政党的文明对话,汲取和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生机在于走出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西方话语体系、重构“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以“中国之治”为内核的现代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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