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莞荷 王顶明
比较与借鉴
新兴学科的专业化运动——日本介护福祉学建设及其启示
李莞荷 王顶明
作为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二战之后的日本因势利导，通过相关立法与制度支持，在政产学研共同推动下建立了比较成熟的老年照护服务体系和相对完善的专门人才培养体系。梳理了日本介护福祉士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介护福祉学这一新兴学科的专业化历程和建设特点，建议加强对我国老年照护人才供需的分析预测，推进老年照护职业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发展，加快推动老年照护服务学科化建设并构建全链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学科；
专业化；
学科建设；
介护福祉；
研究生教育
据日本内阁府公布数据显示，日本2021年新出生人口数仅为81.2万人，是有统计以来的史上最低。同年，日本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达到28.9%，位居全球之首[1]。日益加剧的少子老龄化已然成为日本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如何提供充足且高质量的照护服务，使老年人度过有尊严的自立生活成为一项重大社会问题。日本政府通过颁布相关法律政策，建立了介护福祉士①介护福祉士是指拥有专业知识和技术，对因身体或精神上有障碍而无法正常生活的人士开展与其身心状态相适应的照护活动的专职人员以及面向照护人员进行指导的专职人员。早期对介护的定义是指入浴、排泄、进食及其他生活方面的照护，如今的介护福祉已经超出这一狭义范畴，将被照护者整体生活纳入视野，通过改善身体、精神、社会生活各方面条件使其能够独立生活，以提高被照护者及其家人的生活质量，保障被照护者的人权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国家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和较为完整的专门人才教育体系，与此同时，介护福祉学这门新兴学科也在社会需求、政府引导、学界推动的共同作用下应运而生，有力地保障了介护福祉事业稳步发展和专门人才培养，为日本应对超老龄社会现实需要和“人生100年”社会构想奠定了基础。
我国同样面临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空巢化趋势明显等严峻社会问题。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截至2021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占总人口的18.9%。预计“十四五”期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占比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2035年左右将突破4亿，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2]。有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城市中48.5%的老年人有多元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包括家政服务、护理服务、聊天解闷、法律援助等，但是总体满足率只有15.9%，其中护理服务满足率仅为8.3%，养老服务体系的总体表现距离社会需求尚有较大差距[3]。而且，我国老年护理从业人员一直存在学历偏低、技能水平不足等现象。因此，本文尝试以日本为例，从专业化运动的视角切入，梳理介护福祉士如何从一项职业演变为较为成熟的专业，其间介护福祉学这门新兴学科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路径，从而为推动我国老年照护有关学科建设、完善专业人才教育体系提供启示与建议。
1.介护职业的萌芽与专业化发端
同属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日本早期一直有着家庭养老的传统习惯。明治维新之后，经历了“黑船来袭”的日本迅速从小农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仅依靠家庭养老逐渐变得难以为继。1929年制定的《救护法》设计了救助性质的养老院，并逐渐在各养老设施中出现了被称为“寮母”的介护从业人员。二战结束后，日本社会重建与经济复苏发展，此前担任家庭养老主力的妇女也走进社会参与劳动，家庭养老优先的原则进一步松动。1956年，长野县的13个市町村率先开始了“家庭养护妇”派遣事业。1958年，大阪市创设了“临时家政妇派遣制度”，东大阪市、名古屋市、神户市、东京都相继在当地开展了类似活动。1963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倡导保障老年人整体利益的《老年人福利法》，将“家庭奉仕员”派遣事业作为一项正式制度，并设立了以需要经常性照护的老人为对象的特别养护老人院、以低收入老人为对象的养护老人院和轻费老人院三种体系，由于特别养护老人院数量增长迅速，全国老人福利设施协会开始举办“寮母”讲习会，以帮助缺少经验的介护人员掌握基础性、实践性的照护技术[4]，这种早期的培训活动开展可被视为介护职业走向专业化的发端。
2.介护福祉士的酝酿与准备
随着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日本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人口快速向城市集聚，在此期间人均寿命也显著增长。1947—1985年，日本男性平均寿命从50.06岁增加到74.78岁，女性平均寿命从53.96岁增加到80.48岁。1970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就已超过7%，正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在这一背景下，家庭形态的变化以及老年照护逐渐变得长期化、重度化，催生了对专门从事介护人员的大量需求。与此同时，日本开始全面构筑福利国家制度体系，1950年颁布的《生活保护法》提出了国家责任、无差别平等、最低保障等理念。1958年、1959年又相继出台《国民健康保险法》与《国民年金法》，以实现养老、医疗的全民覆盖。介护的福利属性也在此过程中逐渐明确，老年照护并非家庭内部责任，而是逐渐转向国家养老、社会养老的共识。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开始更加关注介护人员规范化培养与老年照护品质提升等问题。厚生劳动省开始计划设置介护人员国家资格认证制度，以带动正规的老年照护服务专业人才教育体系的建立[5]。
3.介护福祉士的确立与专业化道路
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与筹备，1987年，日本众议院全票通过了《社会福祉士与介护福祉士法》。1988年，24个培养机构的25个学科率先成立并开展介护福祉人才培养。1989年，社会福祉士和介护福祉士的国家资格认证考试制度开始实行。以上举措以法案和国家职业资格认证的方式正式确立了介护福祉士的地位，并且保证了介护福祉专门人才培养的规范化、标准化，标志着介护福祉士从此走上了专业化发展道路。1993—1994年，日本介护福祉士会、日本介护福祉学会、日本介护福祉士培养机构协会等一系列专业组织机构相继建立，开展了诸多介护福祉专业研究活动，为介护福祉从业人员、研究人员和介护福祉人才培养事业提供交流与合作平台，不断推动介护福祉士向着更高程度的专业化方向进发。
4.介护福祉士的改革深化与快速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临着经济低迷和快速老龄化进程等多重考验，在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下，日本开始探讨在已有的国民健康保险、国民年金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加大老年照护市场化的比重。1997年颁布的《介护保险法》和2000年开始实行的介护保险制度，推动了由政府非营利性和民间营利性并驾齐驱，政府、地方自治体、民间机构、家庭共同参与的多元化老年照护体系的建立。与此同时，介护福祉士人才培养体系也进入了改革阶段，2006年厚生劳动省牵头重新修订了介护福祉士的培养目标与教学大纲，2018年又对介护福祉教育内容加以完善，逐渐形成多渠道、多层次、专业化的人才培养体系。
5.以专业化运动标准审视介护福祉士的发展
所谓专业化运动（professionalization）是指一个职业在国家、社会、大学和该职业活动本身这4个实体要素之间的互动作用驱使下，逐渐发展成为成熟专业的社会过程或工程。一个职业的专业化过程可以被看成沿着6个要素量纲序列的纵向运动（见图1）[6]。回溯日本介护福祉士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其与专业化运动的六条标准是正相符合的：第一，从寮母、临时家政妇发展为介护士这种专门从事介护工作的职业队伍，再到以法案和国家职业资格认证的形式确立其名称与地位，介护福祉士已经发展成为一项正式的全日制职业，现有注册人数187.34万。第二，1994年，作为专业组织协会的公益社团法人日本介护福祉士会（JACCW）成立，并下设了遍布全国各都道府县的分会。JACCW设有为保障客户和公众利益而规范成员行为的介护福祉士职业伦理、介护福祉士会伦理纲领、介护福祉士会伦理基准等伦理法规，有利于培育建立在介护福祉相关知识和服务意识形态之上的专业文化。第三，除了自我教育、专业组织提供的培训或在岗训练之外，日本的大学开始出现针对介护福祉专业活动、培养专业人员的学位课程，这意味着围绕介护福祉的科学知识体系已经被构筑。并且介护福祉学被列入大学教育层次的学科系统分类，具备完整的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大纲，连同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一道构成了传授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教育训练机制。第四，介护福祉作为社会福利制度体系的一部分，带来了极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通过向老年群体提供有质量的照护和咨询服务，以实现保障老年人人权、帮助其有尊严地度过自立生活的宗旨和目标。第五，1987年颁布的《社会福祉士与介护福祉士法》和1989年开始实施的国家职业资格认证考试，形成了国家特许的对介护福祉士专业的市场保护，也为实现全国统一标准的高质量服务奠定了基础。第六，在国家特许市场保护的背景下，介护福祉士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体现为保障从业人员以及客户、公众利益而组建的专业团体内部在组织培训进修、制定伦理法规和准入标准等方面有一定的权力，但尚未达到高度自治的程度，日本介护福祉士的社会威望仍有待提升。
图1 专业化运动的六条标准
总的来看，以上述六条标准来审视日本介护福祉士的专业化发展进程，可以认为介护福祉已经成为一个近乎成熟的专业。伴随这一过程，介护福祉学这门新兴学科也在社会需求、政府引导、专业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建立并发展。
学科这一概念有着丰富的意涵和功用，既是组织建制、资源配置的依据，也是专门化、结构化的知识体系，同时还是选人育人、教育教学的单元。而学科建设既有社会建制层面的，即通过专门学会组织、专业出版物、稳定的人才培养机构和研究机构来构成和维护的学术共同体；
也有观念层面的，即形成知识传统或思想传统，具体而言就是研究纲领，以便新人被培养和训练为学术事业的继承者[7]。本文从这两方面来介绍日本介护福祉学的制度化建设和学科观念的形成。
1.社会建制
（1）学会等专门研究团体。1993年，日本介护福祉学会成立大会暨“以介护福祉学的确立为目标——介护实践的科学化”主题大会召开。根据章程，学会主要活动有：每年召开1次全国大会；
设有地区部会和专门部会以开展研究活动；
举办公开讲座；
与内外部各学会开展联络；
发行学会杂志和其他刊物等。截至2021年，学会拥有976名活跃在介护与福祉、照护管理等领域的会员，设有8个地区性的部会和9个开展各类学会活动的委员会，共召开了29次全国大会、27次全国公开讲座、40次以上地区公开讲座，为从事介护福祉研究的人员提供了交流合作平台，有力地推动了介护福祉理念的深化创新、介护理论与实践的高度融合，以及介护福祉的专业化、学科化进程。另外，于1994年成立的日本介护福祉士培养机构协会下设了日本介护福祉教育学会，也通过发行学会刊物《介护福祉教育》，举办学术大会、各类演讲和学会会员的研究成果交流活动，推动介护福祉人才培养相关教育内容、教育技术在学术层面得以提高发展，加强了会员间的学术交流和介护福祉教育的普及。
（2）专业期刊、教材、专著等出版物。在日本，学会期刊、高等院校及其各自学部、研究科等定期汇总发布的研究纪要均是学者发布和交流研究成果的主要平台。例如介护福祉学会的《介护福祉学》、介护福祉教育学会的《介护福祉教育》等学会标志性刊物，不仅积累了大量优秀研究成果，促进了专业研究人员交流机制的形成，还组织了一系列专题调研与讨论，为厘清介护福祉学基本概念与方法、确立学科研究内容与边界、以理论指导解决介护福祉实际应用问题作出重要贡献。在教材方面，据不完全统计，自1989年首部教材《介护概论》问世以来，到2015年共出版了《介护概论》《介护福祉论》《介护福祉概论》及其修订版等各类教材24本以上[8]。其中1990年出版的《介护福祉论》是第一部以介护福祉为名的教材，2006年出版的《介护福祉学》是第一部冠以“学”的教材。2014年，日本介护福祉学会在其成立20周年之际，组织成立事典编纂委员会编写出版了《介护福祉学事典》，系统整理了介护保险制度、介护福祉士职业资格等国家政策，阐释了介护、介护福祉等常用概念，从理论、方法论、支撑介护福祉的诸领域三部分内容出发，构建了体系化、综合性的介护福祉学，使公众对于这样一门涉及各个领域的交叉性质学科的发展历程形成共识性的理解。
（3）专门人才培养机构。《社会福祉士与介护福祉士法》颁布翌年，日本全国25所专门学校于1988年率先开展了介护福祉士培养，宣告介护福祉教育的正式开始。此后，随着介护福祉士的多元化发展和社会需求迅速增加，短期大学、四年制大学也开始加入到介护福祉士培养机构队伍中来，形成了覆盖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在日本的学科系统分类②日本的学科系统分类是对高等院校开设专业进行的收录与分类，根据大学、研究生院、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有不同的分类系统和编码。分为大分类、中分类和小分类（学科）三级。中，介护福祉学作为社会科学大分类、社会学相关中分类下的学科之一，在诸多4年制大学和本科层次的短期大学中均有开设。截至2022年，日本全国两年以上学制的介护福祉士培养机构共296个（社团法人日本介护福祉士培养机构协会加盟校），其中四年制大学有64所，占开设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的21.6%。有学者指出，在四年制大学中开设介护福祉学专业的意义在于，通过教养教育使介护福祉专业人才掌握基础能力，培养其通用能力和创造力，提高介护福祉的社会认知度，培养专业领导者和研究者等[9]。在研究生教育层次，一些高水平福祉大学和研究型大学在与介护福祉学紧密相关的专业领域开展了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例如作为三大福祉类大学之一的日本福祉大学研究生院，在其医疗福祉管理研究科下设的医疗•介护•福祉管理专业方向招收硕士研究生，旨在培养医疗、护理、福祉机构的管理者、领导者、创业者。国际医疗福祉大学研究生院不仅在介护福祉•照护管理学、自立支援介护学、自立支援实践照护管理学三个方向招收硕士研究生，还专门在介护福祉学开设了博士研究生培养项目，学生经过不低于3年的学习时间并通过学位论文审查和最终考试后，可申请获得介护福祉•照护管理学博士学位。尽管规模尚且有限，这些培养单位仍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更加多元的、适应介护福祉未来需要的培养项目与教育内容，为社会持续输送高层次的介护福祉管理型人才和研究型人才。
（4）专业研究机构。由于介护福祉学具有强烈的跨学科属性，因此大学中的专业研究机构多以综合型研究科或更高层级的跨研究科组织的形式存在。例如大阪市立大学研究生院的生活科学研究科、早稻田大学的人类科学学术院、东京大学的高龄社会综合研究机构等，都是超越了学科专业壁垒的局限，聚集了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组成研究队伍。以东京大学的高龄社会综合研究机构为例，召集了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学、法学、综合文化学、工学、农学、医学、新领域创成科学、信息学等9个研究科的力量，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的实践活动和产学协同的共同研究等方式，旨在解决全球人类共同面临的老龄化社会问题，从医、食、住、用、行等全方面探讨构建适宜老年人生活的全新环境，并在政府开展的博士生教育引领计划和卓越大学院计划支持下，开展硕博一贯制项目以培养领导型、研究型人才。
2.学科观念
（1）学科属性。生于实践又归于实践的介护福祉学，在从一个职业发展为专业领域进而成为一门学科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如何诠释其学科身份的挑战。在这一点上，诸多作为学科奠基人的研究者给出了答案，将介护福祉学的学科属性定位为一门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宗旨的实践性科学。例如认为介护福祉学是“从近代科学的局限中产生的一种新的问题解决型学问体系”，是“跨越近代科学分支成果和学问领域的越境科学”，介护福祉学“不是纯粹科学，而是作为多学科的应用科学来定位”，“是在灵活运用有关技术开展照护的同时，尽可能地缓解、减轻、解决服务对象及家庭所面临的各种生活问题的跨学科实践科学。”[10]学科创始人之一的井上千津子的一段话很好地概括了介护福祉学的处境，她认为“介护福祉作为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已经达成共识。介护福祉学是为了更好的支撑人类生活，为此必须要理解人类自身，这就涉及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为了服务日常生活，还需要了解食品营养学、储藏学、居住学、被服学、人类工学。另外与身体相关的医学、看护学，以及与社会支援密切相关的社会福祉学、法学、经济学等，共同构成了介护福祉学的基础。诚然，很多研究会从这些关联学科的原理、知识、方法中截取有关内容去构建介护福祉学，但这可能会使本就面目模糊的介护福祉学变得更加雾里看花。更应该做的是真正以介护福祉为核心，用实践的方式确立其固有的实践方法和研究方法。”[9]
（2）研究纲领。尽管尚未确立清晰的学科边界，但是介护福祉学在诸多学者的交流探讨中也逐渐形成了其研究纲领。例如根本博司总结了介护福祉学的两种研究路径和相应的研究课题：一是从审视介护福祉学本质出发，研究课题包括作为社会福利实践基础的价值观与目标、原理与原则；
社会福利实践中的知识；
社会福利实践中的技术；
介护相关制度与政策研究；
研究的新视角与新方法。二是从预测社会发展需求出发，研究课题主要围绕介护需求者的社会现状及相关社会福祉问题[11]。这就形成了介护福祉学的基本研究范畴。福岛忍还从方法层面强调了注重质性数据收集分析，实施基于介护实践的实证研究。开展介护福祉研究应遵循“介护实践—实证研究—理论化—反馈实践—探讨效果”的螺旋状路径[10]。
（3）课程体系。专门人才培养机构的课程体系通常可以反映出一门学科的知识系统。从日本厚生劳动省2018年修订的教学内容来看，根据取得国家职业资格的路线不同，具体课程内容和学时要求有所区别，但都分为人类与社会、介护、身心机制、医疗照护这四个模块。其中，人类与社会模块重点培养学生的伦理观念，并增加了介护实践管理所必需的组织运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领导力与团队管理等内容；
介护模块使学生掌握介护知识与技术，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身心机制模块使学生理解衰老、痴呆症、身心障害等医学及心理学原理，在此基础上为老年群体及其家人提供关怀；
医疗照护模块重点培养学生对患病或失能老年人开展适宜的照护活动。
至于研究生教育层次的课程体系则带有培养单位鲜明的研究特色，主要以培养高层次介护福祉实践人员、管理人员和教育研究人员为目标。例如国际医疗福祉大学研究生院的介护福祉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皆是在名为“先进照护网络发展”这一领域开展的，该领域将提供现场介护服务的介护福祉与提供照护计划或咨询服务的照护管理相融合，形成了三个个性化的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向（见表1）：介护福祉•照护管理学方向主要着眼于专业理论学习和学术研究，侧重培养介护福祉教育与研究人员；
自立支援介护学方向是该校首创，主要面向有3年以上介护管理经验或介护福祉士实践经验的学生，侧重培养高质量介护事业运营管理人员；
自立支援实践照护管理学则是在适应政府“地区共生社会”理念的前提下新设的研究方向，重点培养利用相关理论与研究技术综合理解和解决照护管理实践问题的专业人才。
日本是介护福祉事业和介护专门人才培养方面的先行者。一方面，根据老龄化速度、社会经济形势、老年照护服务种类与品质需要，政府及时响应变化和适应需求，通过立法和国家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保障介护福祉事业的法制化、标准化的同时，丰富国民保险与介护保险体系、鼓励地方自治体和民间机构参与，这些都为介护福祉的专业化运动提供了现实土壤。另一方面，在社会现实需求和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日本介护福祉学迅速形成了专业研究平台、人才培养机构和专门研究队伍，围绕学科属性和研究纲领达成了基本共识，构建了根植于实践的交叉性、综合性的学科知识体系，通过国家职业资格认证的多种路线（见图2）实现了不同教育类型与层次的贯通，构成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学历教育与继续教育共存的较为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诚如诸多日本学者所言，介护福祉学中多数理论基础内容源自其他学科，这决定了介护福祉学可能无法像传统意义上的学科一样具有“不可渗透的边界”和“认知排他性”，但是它具有自己相对独特且完整的经验体系、研究体系包括课程体系，能够支撑乃至引领该领域的实践应用和专业人才培养。随着当代知识生产模式愈发凸显跨学科性、弥散性、异质性等特点，多元价值导向和多重动力机制下发展的新兴学科正在逐渐跳出19世纪科学范式主导下的经典学科理论，日本介护福祉学自下而上、由外及内的建设经验实际上为我们呈现了一条旨在问题解决、重在协同创新的学科演进路径。
表1 国际医疗福祉大学研究生院“先进照护网络发展”研究领域硕士生课程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经形成积极的老龄化战略部署，养老服务事业快速发展，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了要建立完善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长期照护、安宁疗护“六位一体”、综合连续、覆盖城乡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12]。但如何发展适应未来重度老龄化社会的高质量健康照护事业仍需久久为功。借鉴日本经验，可以从供需研判、专业发展、学科建设等方面着手。
图2 日本介护福祉士职业资格取得路线
一是要分析预测老年照护人才供需情况，适应未来多元化的养老服务需求。2022年，我国有1.9亿老年人有慢性病，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超过4000万。根据《中国居家养老发展趋势白皮书》的估计，我国对养老护理员需求约为600万名，但目前从业人员仅有50万名，人才缺口巨大。在“9073”的养老格局下，必须对今后中长期、长期老龄人口结构与健康指标进行准确预测与研判，不断充实照护服务队伍，以满足未来社会不同养老模式和不同健康状况下的综合性、多元化的老年照护服务需要。
二是要保障老年照护服务质量，提高专业化水平。2017年，国务院取消了“养老护理员”职业资格证书的办理，改由社会组织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并颁发证书。根据最新的《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年版）》，养老护理员入职条件有所放宽，例如将从业人员的普通受教育程度由“初中毕业”调整为“无学历要求”，“未取得小学毕业证书的考生，理论知识考试可采用口试的方式”。这一举措有利于吸纳更多人从事老年照护，缓解从业人员紧缺的困境。但同时也容易致使从业人员知识基础薄弱、护理技能缺乏、专业化程度偏低的缺陷进一步放大，降低社会对老年照护职业的认知，制约我国老年照护服务水平与质量发展。近年来，我国发布了健康照护师这一新职业，试点了老年照护“1+X”证书制度，在吸引和培养更多人群充实照护服务人才队伍的同时，急需以此为契机推进老年照护职业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发展，从而保障老年人生存质量和自主能力，实现中国特色的健康老龄化路径。
三是要推进老年照护服务的学科化建设，加快构建全链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近年来，我国陆续成立了老年护理相关协会与学会等专业机构，组织了一系列培训进修工作和学术论坛，增设了一批相关本科专业开展专门人才培养，但总体学科建设进程仍比较缓慢，培养机构主要以技工院校、中职和高职学校为主，培养对象主要是通科护理的护士，老年照护服务专业人才教育体系远未发展成熟，招生规模也相对有限，无法满足老龄化社会对老年照护专业人才数量与质量的要求。与日本努力吸收外国劳动力以缓解本国介护人才紧缺的情况不同，我国老龄人口数量众多，必须自主培养人才。为此，需要在国家政策与资源支持下加快构建以职业院校为主，应用型本科院校和研究型大学共同参与的全链条式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积极布局培养本科、研究生层次的高水平老年照护管理人才、研究人才，加强研究成果的交流探讨，进一步推动老年照护服务向着专业化、学科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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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750/j.adge.2023.02.011
李莞荷，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天津 300350；
王顶明，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北京 10008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研究”（编号：21JZD060）
（责任编辑 黄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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