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奕
(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0)
在西方科学思潮的影响下，19世纪初，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提出了实证主义(positivism)这一概念。20世纪20年代，受经验主义(empiricism)影响，以维也纳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强势话语。近年来，中国教育研究领域掀起了实证研究热潮。《教育实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行动宣言》的发布、连续七届全国教育实证论坛及连续五届全国教育实证优秀成果奖评审会的举办，都是推动实证研究热潮且具有标志意义的举措，旨在推进中国教育研究向实证转型。
高等教育研究也深受教育实证研究热的影响，但中国高等教育实证研究的具体情况如何，目前并没有较为系统的考察和研究。本研究选取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会刊《高等教育研究》作为考察文本，同时选取一种国际高等教育权威刊物和两种其他学科权威刊物作为比较文本，深入考察中国高等教育实证研究的基本情况，以期为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实证研究的质量提供参考。
目前，已有许多学者对教育实证研究进行了分析，主要包括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类。前者聚焦于阐明实证研究与高等教育研究的复杂关系，后者着力于探讨具体实证方法的运用情况。理论层面主要有3大观点。观点一：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价值，主张进一步加强实证研究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运用，主张将实证研究范式变成教育学的主流范式，把实证研究的意义上升到教育学科命运的高度。著名教育学专家袁振国提出：“我的信念，就是没有不能用实证方法研究的东西，关键在于能不能有好的设计，能不能找到好的方法……实证研究是教育学走向科学的必要途径。”[1]观点二：注重对实证研究的冷思考，主张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实证研究。李均指出：“中国教育研究要走上正轨，对年轻的教育学者的培养不能陷入‘唯方法主义’和‘唯实证’的窠臼。相对而言，人性关怀、本土体悟、学科视野、理论积淀与科学思维训练，比方法更为显要。”[2]观点三：强调不同研究范式的良性互动与融合。王卫华认为，优秀的教育实证研究以优秀的教育思辨研究为前提，教育思辨研究也要充分吸收教育实证研究成果，实证研究与思辨研究应该由分野走向共生[3]。
在应用层面，学界分别从学术期刊以及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等资料进行了历时性的考察与分析，主要有两类。一类直接以高等教育实证研究为考察对象，这类研究相对较少。例如，王兴宇对5种高等教育期刊刊发的实证性论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进行了统计，发现中国高等教育实证研究在过去5年内发展非常缓慢[4]。另一类研究则以整个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为对象。2004年，徐辉等人对2000年、2001年《高等教育研究》的论文进行了统计，这是最早统计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影响力较大的成果。研究发现，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定量与实证方法运用较少，其中实证方法主要以调查、数学分析为主[5]。相对于徐辉等人的研究，高耀明等人则将样本范围扩宽至整个“高等教育专题”，研究表明实证研究处于边缘地位[6]，且研究对象局限于最高被引论文。陆根书等人的研究对象更为广泛，他们对国内外9种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期刊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发现与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相比，国内高等教育实证研究的使用频率仍然较低[7]。还有学者对2010—2019年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分析发现，高等教育研究已经发生实证转向，但面临着方法自身的局限性、方法关系倒置以及不同方法松散联结等问题[8]。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学界分别针对高等教育实证研究的现状、价值、问题等内容展开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方法基础。但是仍需注意到：相关文献主要聚焦于高等教育实证方法的线性考察，缺乏与其他研究领域的横向比较，多散落在有关高等教育研究方法或教育实证研究的文献中。并且，对于高等教育实证研究的特殊性仍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这也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新的契机。
(一)观测指标
本研究主要从3大观测指标对样本进行分析。一是研究方法，包括两级指标，以分析不同期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及差异。具体的分类上，尽管实证研究从范式层面理解可包括理论层、方法层、规则层[9]，但本文主要从实证研究的可操作层面——方法进行探讨。这也与近年来高等教育研究界对实证研究的运用，主要聚焦于实证方法相一致。在参考陆根书等人[10]对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及林聚任等人[11]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分类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较为宽泛的二级编码，将研究方法分为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两大类，实证研究又分为质性研究、量化研究和混合研究3个类别。二是统计分析法，以了解不同期刊实证研究的层次情况及差异。在参考古德温(Goodwin William L)[12]与哈金森(Susan R.Hutchinson)[13]等人的分类后，根据典型的统计课程难易程度、涉及的变量、方法本身的复杂程度以及结果分析的难易程度，本研究将统计方法分为初阶统计分析法、中阶统计分析法和高阶统计分析法3类。三是研究领域，以分析高等教育实证研究所涉及的研究领域、研究主题的情况及差异。潘懋元先生曾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宏观的现实问题研究，另一方面是微观的(也有人认为是微观和中观的)校本研究(或称院校研究)[14]。据此，本研究将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分为宏观研究领域和微观研究领域：前者包括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高等教育体制与结构、高等教育政策、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等问题；
后者包括课程与教学、教师、学生、考试、招生与就业等问题。
(二)不同期刊的研究方法分析与比较
1.一级指标的频率分析与比较。从表1中可知，在2016—2020年《高等教育研究》刊发的754篇学术论文中，采用思辨方法的论文数量有404篇，占比53.58%；
实证性文献数量为350篇，占比46.42%。5年中，思辨研究的比例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而实证研究论文比例呈缓慢增长趋势。以2016年为基准年，2020年思辨研究的降幅为6.03%，实证研究的增幅为8.81%。值得注意的是，在2018年和2019年中，实证研究的比例超过了思辨研究，在2020年，二者的比例逐渐接近。总体上实证性论文频率增长趋势十分明显，折射出实证研究在高等教育学界逐渐被接受和采用。在《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近5年发表的564篇学术论文中，思辨性论文的数量为49篇，比例为8.69%；
实证性文献的数量高达515篇，占比91.31%。5年间，思辨研究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2016年到2020年，降幅为41.49%；
实证研究的比例则不断提升，与2016年相比，2020年的增幅为6.22%。可以发现，实证性论文的比例较高，反映出实证研究一直备受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青睐。在《经济研究》2016—2020年发表的801篇学术论文中，思辨性论文的数量为81篇，比例为10.11%；
实证性论文为720篇，占比89.89%。思辨研究的比例逐渐下降，2016年到2020年的降幅为63.65%；
实证研究的比例缓慢增长，增幅为11.15%。故而，实证研究一直雄踞经济研究首位。《社会学研究》5年共载306篇学术论文，其中思辨性论文的数量为125篇，比例为40.85%；
实证性论文的数量为181篇，比例为59.15%，实证研究的比例总体略高于思辨研究。5年间，实证研究的比例呈现缓慢增长趋势，2016年到2020年增幅为7.30%；
思辨研究的比例则有下降的趋势，2016年到2020年的降幅为10.52%。
表1 四种期刊2016—2020年所刊发论文研究方法的频率及变化趋势
分别对《高等教育研究》与其余3种期刊的实证研究比例进行SPSS卡方检验，结果分别为χ2=14.781、P=0.000，χ2=14.235、P=0.000，χ2=1.610、P=0.205。《高等教育研究》明显低于《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经济研究》这两种期刊，与《社会学研究》的差异不明显。就实证研究的增幅而言，《高等教育研究》略高于《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χ2=0.600，P=0.439)，与《经济研究》(χ2=0.250，P=0.617)、《社会学研究》(χ2=0.200，P=0.655)的差距也不大。可以推断，尽管《高等教育研究》中实证研究的比例低于其余3种期刊，但实证研究增幅较大，表明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实证研究呈现快速发展趋势。
2.二级指标的频率分析与比较。具体到实证性文献上，《高等教育研究》中使用质性研究的频率最高，数量为229篇，占比30.37%；
其次是量化研究，数量为111篇，占比14.72%，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比例差距为15.65%；
混合研究的数量为10篇，仅占比1.33%。在2016—2020年间，量化研究的比例缓慢增长，2016年到2020年的增幅高达104.94%，质性研究的比例先上升后下降，降幅为20.96%，且二者比例逐渐接近；
混合研究不温不火，5年间无较大变化。在《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中，质性研究的数量为250篇，比例为44.33%，略高于量化研究的频率；
混合研究的数量为55篇，比例为9.75%。近5年来，量化研究的比例呈持续增长趋势，2016年到2020年的增幅为33.29%，质性研究的比例逐渐下降，降幅为16.33%；
混合研究比例相对平稳。在《经济研究》刊发的实证性论文中，量化研究的使用频率较高，数量为712篇，比例为88.89%；
质性研究的数量仅为7篇，比例为0.87%，2016年到2020年的比例降幅为3.23%；
混合研究的数量为1篇，比例为0.12%。在2016—2020年间，量化研究的比例不断增长，2016年到2020年增幅为11.26%。2016—2020年《社会学研究》发表的质性研究论文共96篇，比例为31.37%；
量化研究的数量为79篇，比例为25.82%；
混合研究的数量为6篇，比例为1.96%。2016年到2020年，量化研究的降幅为10.30%，质性研究的比例则有增长趋势。
就量化研究的比例而言，《高等教育研究》的比例明显低于《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χ2=9.308，P=0.002)及《经济研究》(χ2=52.654，P=0.000)，与《社会学研究》(χ2=2.951、P=0.086)的差距相对较小。在质性研究比例上，《高等教育研究》的比例略低于《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χ2=2.649，P=1.104)和《社会学研究》(χ2=0.016，P=0.898)，明显高于《经济研究》(χ2=27.129，P=0.000)。4份期刊的混合研究比例都比较低，《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的比例相对较高。就2016年到2020年的增幅而言，《高等教育研究》的量化研究增幅明显高于其余3种期刊，质性研究增幅上，除了《社会学研究》呈正增长外，其余3种期刊均呈负增长，《高等教育研究》低于《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的比例。
(三)不同期刊的统计分析法分析与比较
为了深入了解不同期刊的实证研究层次，本研究也对4种期刊论文采用的统计分析法进行了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2016—2020年《高等教育研究》发表的论文中采用初阶统计方法的数量为30篇，比例为26.55%,占《高等教育研究》总文献的3.98%；
采用中阶统计分析法的数量为34篇，比例为30.09%，占总文献的4.51%；
使用高阶统计方法的频率最高，数量为49篇，比例为43.36%，占总文献的6.50%。并且，5年间，初阶统计分析法和中阶统计分析法的比例均不断下降，2016年到2020年的降幅分别为55.77%和19.76%；
高阶统计分析法的比例逐渐提升，增幅为158.08%。在《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中，使用初阶统计法的论文数量为62篇，比例为24.22%，占总文献的10.99%；
中阶统计分析法的数量为68篇，比例为26.56%，占总文献的12.06%；
高阶统计方法的数量为126篇，比例为49.22%，远远高于初阶和中阶统计分析法的频率，占总文献的22.34%。2016—2020年间，初阶统计分析法的比例有所下降，2016到2020年降幅为16.94%；
中阶统计分析法的比例不断增长，增幅为51.23%；
高阶统计分析法的比例也缓慢下降，降幅为9.39%。《经济研究》使用高阶统计分析法的频率居于首位，数量高达501篇，比例为70.17%，占总文献的62.55%；
中阶统计分析法的数量为163篇，比例为22.83%，占总文献的20.35%；
而使用初阶统计分析法的频次最低，数量仅为50篇，比例为7.00%，占总文献的6.24%。5年中，3种统计分析法的比例均无较大变化。在《社会学研究》中，初阶统计分析法的数量仅为5篇，比例为5.38%，占《社会学研究》总文献的1.63%；
中阶统计分析法的数量为9篇，比例为9.68%，占总文献的2.94%；
高阶统计分析法的数量为79篇，比例为84.95%，占总文献的25.82%，高阶统计分析法居于《社会学研究》的主导地位。
就高阶统计分析法而言，《高等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χ2=0.391，P=0.532)无明显差异，明显低于《经济研究》(χ2=6.451，P=0.011)与《社会学研究》(χ2=13.781，P=0.000)。在2016年到2020年的增幅上，《高等教育研究》的增幅最大。在高阶统计分析法占总文献的比例上，《高等教育研究》比例最低，与其余3种期刊比例的卡方检验值分别为χ2=7.759、P=0.005，χ2=44.800、P=0.000，χ2=10.939、P=0.001，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表2 四种期刊2016—2020年所刊发论文统计分析法的频率及变化趋势
(四)不同期刊的内容分析与比较
本研究也对《高等教育研究》《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近5年的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同时利用CiteSpace软件对2种期刊的关键词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尽管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宏观性强，但实证研究更加倾向于微观领域。表3显示，在近5年《高等教育研究》刊发的总文献中，微观高等教育研究的数量为251篇，比例为33.29%；
宏观高等教育研究的数量为503篇，比例为66.71%。根据CiteSpace软件的可视化分析，频次由多到少分别是高等教育、大学治理、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双一流建设、人才培养、院校研究、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高等教育学、质量、高等教育强国等主题。总体上看，宏观性特征更为显著。在《高等教育研究》的实证性文献中，属于宏观研究领域的论文数量为112篇，比例为32.00%；
微观研究领域的论文数量为238篇，比例为68.00%。表明中国高等教育实证研究更加倾向于微观领域，重点关注高校教师、文化资本、院校研究、美国、影响因素、人才培养、大学生、学术职业、在线教学、群体特征、家庭背景、经济资本等微观高等教育研究主题。具体来看，高校教师是近5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实证研究重点关注的领域，随着高校聘任制改革愈演愈烈，高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教学科研矛盾、生存现状问题逐渐凸显。另外，大学生心理与成长问题也日渐受到重视。
表3 两种期刊2016-2020年所刊发论文研究领域的频率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内容特征几近趋同，微观研究占据主流。在《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发表的总文献中，宏观高等教育研究的数量为163篇，比例为26.80%；
微观高等教育研究的数量为401篇，比例为71.10%，论文主要集中在university(大学)、student(学生)、experience(经验)、performance(表现)、education(教育)、perception(见解)、faculty(学院)、model(模型)、policy(政策)、impact(影响)、knowledge(知识)、internationalization(国际化)等主题上。同样，实证性文献也基本聚焦于微观研究领域，排名靠前的主题分别是university(大学)、student(学生)、performance(表现)、experience(经验)、education(教育)、model(模型)、impact(影响)、college(学院)、quality(质量)、work(工作)、international student(留学生)、gender(性别)。
如上所述，在总文献中，《高等教育研究》的宏观研究比例明显高于《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χ2=15.042，P=0.000)，微观研究比例显著低于《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在实证性文献中，二者无明显差距(χ2=0.424，P=0.515)，均集中在微观领域中。
(一)结论
1.高等教育实证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近5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实证性论文频率持续增长，实证研究逐渐被学界广泛运用。总体上，在《高等教育研究》刊发的学术论文中，实证研究与思辨研究的比例已经十分接近，在某些年份，实证研究的比例超过了思辨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由以往的思辨研究主导转向了实证与思辨并重的局面。具体而言，质性研究有下降的趋势，量化研究则有上升的趋势，二者的差距也越来越小。
高等教育实证研究层次也有了较大的提升。在《高等教育研究》近5年刊发的论文中，中高阶统计分析法的比重较大，并随着年份的增长而不断的上升。以往的高等教育研究习惯采用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方差分析等初阶统计分析方法。近年来，结构方程模型、因子分析、多层线性模型、多元分析等较为先进成熟的统计分析法开始为学界所采用。
高等教育实证研究主题日渐丰富，使学界关注到学生心理、教师压力、课程教学等人才培养领域。除此之外，诸如高等教育区域发展、受教育机会与家庭背景、农村高等教育等问题也逐渐热络，为学界了解高等教育的真实情况提供了证据。
2.高等教育实证研究的使用频率较低。尽管中国高等教育实证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总体上高等教育实证研究的使用频率低于思辨研究，与国际高等教育实证研究、经济学实证研究、社会学实证研究仍存在较大差距。并且，高等教育量化研究的使用频率(14.72%)较低，与国际高等教育研究(37.23%)、社会学研究(25.82%)和经济研究(88.89%)也有一定距离。高等教育混合研究的使用频率(1.33%)也较低，远远低于国际高等教育研究(9.75%)。
3.高等教育实证研究内容较为单一。可以说，实证研究占据了社会学研究、经济学研究以及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半壁江山。实质上，实证研究与这些领域的整体研究路径是契合的，例如重视微观研究是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典型特征。然而，根据上文的统计可知，在《高等教育研究》总文献中，宏观研究的比例高达66.71%，而实证性文献中的宏观研究比例较低，聚焦于某些固定的微观领域，明显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宏观性风格不相匹配，没有关注到高等教育体制、结构、系统、政策等宏观问题，致使实证研究很难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发挥真正价值。
4.高等教育实证研究规范性较弱。概而言之，无论从实证研究的频率还是实证研究层次来看，国际高等教育实证研究、经济学实证研究、社会学实证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规范的实证研究范式。与之相对，中国高等教育实证研究属于“后发外生型”。在这种“追赶式”的模式下，随着高等教育实证研究成果数量的不断增加，实证研究的规范性却停滞不前，主要聚焦于以下3方面。其一，在高等教育研究中，中高阶统计分析法占总文献的比例远远低于其他研究领域，且高阶统计分析法占总文献的比例最低。研究者花了大量时间精力搜集了许多有用的数据，最终仅仅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未能深人挖掘出数据中各种变量的关系，也未能反映数据背后的教育规律。其二，一些问题老生常谈又不见水平提高，只是将新的数据置于既往模型之中，导致高等教育实证研究成果千篇一律，甚至用大量的数据和复杂的统计模型去证实常识性的教育问题。其三，对相关领域实证研究“洋八股”格式的直接借鉴，尤其推崇和放大实证方法的作用，甚至成为数据模型的傀儡，导致研究内容干瘪化、思想空洞化。
(二)建议
1.鼓励与支持：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实证研究。无论是社会科学发展规律、国内外教育科研发展动向，还是从高等教育学科属性特征来看，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实证研究，具有广泛的优越性、必要性和现实性。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实证研究总量较小、层次较低。未来，不仅要增加高等教育实证研究的“量”，也要提升高等教育实证研究的“质”。在提高实证方法的使用频率时，适当采用中高阶统计分析法，融合数学工具对数据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透过数据发现背后的教育规律。不过，研究者应根据研究内容和研究者能力审慎选择，“为统计而统计，为数据而数据，看起来纷繁复杂的统计模型并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更没有揭示真正的原理，对问题解决和决策参考的意义不大”[15]。具体而言，在宏观层面，政府需制定相关政策鼓励高等教育实证研究，提供充足的科研经费；
中观层面，转变学术组织的传统范式偏好，积极举办与实证研究有关的学术会议、设立与实证研究相关的成果奖、转变专业期刊的研究风格与审稿机制；
微观层面，为研究者提供多样化的学习实证方法的平台或课程。
2.跑学问到做学问：规范高等教育实证研究。长期以来，由于功利主义、直觉思维定式以及套用实证“公式”的影响，部分高等教育实证研究成果浮于表面，要么在总结教学实践经验，要么进行“乌托邦式”的研究，既达不到哲学思辨的高度，也不属于严格的实证研究，致使研究的规范性为人诟病。说到底，在积极促进高等教育实证研究的同时，更要规范高等教育实证研究。一要端正高等教育实证研究之风，扭转功利学风，坚守研究者的学术初心。换言之，研究者在进行实证研究时，需摒弃个人偏见，做到不唯利、不唯心、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正如欧阳康所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应当具备优秀的思想品质，包括探索人文奥秘的求知欲望、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自由竞争的宽容品格等，其中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是人文社会科学认识和研究活动的严肃性与真实性的重要保证”[16]。二要坚持问题导向，警惕方法主义、技术主义的过度干扰，避免为了彰显方法而泛化实证研究，明确实证研究的适用范围。譬如“某个变量的结构研究、某个事件的影响因素研究、两个或多个组的差异研究、两个或多个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因果关系研究”[17]。
3.单一到多元：促进多种研究范式共存、共融。需要指出的是，促进高等教育实证研究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否定或抑制思辨研究范式。高等教育研究要有实证的范式，也要有非实证的范式，才能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正如奥古斯特·孔德所说：“在思辨生活与实在生活之间建立全面协调关系的自发倾向，最终应该视作是实证精神最可贵的优势……这样，我们的思辨热情，由于有了持续而强有力的激励，便得到维持甚至还受到推动”[18]。与此同时，也要促进高等教育实证研究的多元化。其一，促进实证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尤其要关注人工智能法、围观史学法、心理传记法等特殊方法。其二，促进高等教育实证研究内容的多元化。在发挥实证研究在微观高等教育研究中的作用时，积极拓展宏观高等教育实证研究领域，以提升高等教育研究解决重大问题、服务重大决策的能力。例如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对高等教育公平、高等教育普及化、高等教育结构或者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等问题进行长时间、持续性的跟踪与观察，取得可靠而又全面的证据。
4.借鉴与内化：发挥高等教育实证研究的本土性与学科性。关于社会科学中的“实证迷思”，叶启政提出，“时下多数的量化研究，都是‘拿来’的东西，都是技术主义的移植产品，甚至就方法和本身来说，大体上也不过是些应用的做法，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的脚”[19]。尽管国际高等教育实证研究相对成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示范作用。但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是作为一门研究领域而存在，缺乏学科的整合与统摄，而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依托于高等教育学科建制而发展。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国高等教育实证研究不仅要服务高等教育实践与政策，更承担着学科成长壮大、理论体系完善的重任。因此，面对国际高等教育实证研究范式，既要有所恪守，也要有所借鉴，更要有所创新，注重实证研究的“本土表达”，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实证研究。
高等教育学也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绝对中立”“与常识决裂”是自然科学研究最明显的特征，也是第一代经典实证主义的精神内核。相对来说，经验批判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更具有包容性，故而此后的社会科学研究都采用经验主义的研究路径。追根溯源，“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关心的是心理的和精神的现象，而关于这些现象的移情理解无疑是与一般精确自然科学的方案或力图解决的问题明显不同”[20]。狄尔泰也强调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存在本质的分别，其根本而言是“‘物质实体与精神实体的对立’，是‘说明与理解的对立’”[21]。同样，高等教育现象既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高等教育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被研究者(人或者某一自然、社会现象)，还包括研究者自身。研究内容不仅包罗客观的自然现象、历史事实，还涉及心理因素、文化道德等主观因素。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实证研究不能盲目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路径，不仅要探究可视化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因果说明，更要进行理论阐释，突出研究者的思维和精神的作用，进而把握问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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