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 鹏
（贵州大学 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0）
（一）研究背景
易地扶贫起始于“十五”期间，当时国家发改委组织实施了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通过发放国债资金56 亿元，对120 多万人实施搬迁，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十一五”期间，易地扶贫工程也在被继续推动实施。在“十三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作为“五个一批”工程的脱贫重要措施之一，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主要解决的是生态脆弱地区的地区性贫困问题，有效缓解了贫困代际传递的问题。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设置五年的过渡期，未来五年是乡村振兴开局的五年，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5 年；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有提到加大对易地搬迁安置区的支持力度，明确指出加大安置区的产业培育力度，对搬迁群众进行就业帮扶。安置点居民身份的转变，也改变了他们的生计空间，生活方式，其社会心理也有了一定的改变，这些新问题也是易地扶贫后续发展过程中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文选取贵州省铜仁市跨区域搬迁安置点，通过抽样调查发放问卷的形式进行实地了解调查，探讨跨区域搬迁农户的收入变化背后的逻辑路径。理清跨区域搬迁安置点农户的收入变化的原因，提出有利于提高跨区域搬迁安置点农户就业质量，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发展的文献资料有很多，有关本研究的农户收入增长路径方向的文献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从农户角度出发，认为农户应该得到多方面支持，实现收入增长；
二是从政府层面出发，认为政府应该采取多方面的行动，吸引农户就业，投入到社会生产环节之中。
脱贫攻坚过程中，扶贫先扶智作为一个先进经验，在脱贫战场上广为流传，这个经验在跨区域搬迁也同样适用，（涂晶，2017）[1]认为要以时代精神为指导，让移民主动学技术脱贫，杜绝精神贫困。针对促使农户增收，各方学者都提出了相应的看法。从生计空间的理论角度出发，龙颜亦和刘小珉（2019）[2]认为帮助安置点居民致富，重点在重新架构适合他们的“生计”空间，并帮助他们尽快适应的问题。冯伟林和李聪（2020）[3]以生计策略为视角，认为从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为路径，实现增加搬迁农户的生计资本，促使搬迁农户实现可持续生计目标。徐锡广和申鹏（2018）[4]从人力资本出发，认为要注重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扶持安置点过周边地区的产业，解决跨区域搬迁安置点的农户就业问题；
还要注重土地资源的处理方式以及引导安置区农户社会资本积累的能力。
移民就业问题的研究中，董运来和王艳华（2021）[5]认为通过扶持安置点附近的产业发展，实现安置居民就近就业。何得桂和党国英（2015）[6]，曹国庆和郑瑞强（2015）[7]，张晓敏（2021）[8]认为政府在移民安置之后要增加搬迁农民的非农就业能力。张涛和张琦（2020）[9]认为要增加提升搬迁人口新的就业能力水平，实现就业技能与市场需求和个体发展有机结合，提高农户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就业保障问题上葛天博（2014）[10]，以失地农民就业难为突破口，创新提出要加强安置点农户的就业保障力度，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加强立法，构建多元化的就业培训渠道。
黄云平等（2020）[11]认为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发展上离不开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产业发展带动减贫能力，贫困人口就业脱贫能力，贫困人口减贫内生动力和安置社区社会治理能力。刘恬，杨清华，刘恬等（2021）[12]认为安置点后续发展需要从安置点的就业体系，公共服务保障以及社会融入方面，促使安置点居民住得下，能致富。吕建兴等（2019）[13]从扶持政策和社会融入方面研究搬迁居民的返迁意愿，他们认为在政策制定和执行时，应强化政策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并注意政策执行过程的实施偏差和效率；
此外，政府除了提供经济扶持政策，还要重视和解决移民搬迁户的社会融入问题。易地扶贫搬迁的安置地居民的生计发展，是以生计资本的分布以及可利用的政策资源为基础的，何瑾（2021）[14]提出要促进搬迁居民的生计资本的建设；
通过加强社区组织化建设，实现安置点居民的生计融入以及培育安置点居民的就业能力，拓宽其就业范围。
近年有关跨区域搬迁安置点农户收入的研究文献很多，从政府发挥职能，布局产业，加强安置区农户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建立相应的安置区农户失业等多方面措施，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到增强农户就业能力，提供失业保险，助农户度过适应期，缓解搬迁后农户面临结构性失业的风险。本文从农户资本构成的角度，通过增强农户的五个资本，实现农户收入的增长，并结合现有的研究资料，提出了较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跨区域搬迁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搬迁农户的可持续发展，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又离不开跨区域搬迁安置点农户的就业，社区治理等方面。“稳得住，有就业，能致富”是贵州省做好跨区域搬迁后续发展阶段提出的口号。农户资本情况对农户收入具有重要影响，农户资本由自然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构成（冯伟林和李聪2020）[3]，跨区域搬迁改变了农户原本的生活环境，资本机构发生变化，收入结构也随之改变。
表1 样本基本特征
在中国减贫工作期间，铜仁市深处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当地农户受困于地理生态环境限制，不能满足于其生存发展所需。铜仁市通过跨区域搬迁12.55 万人，搬迁规模占全省总规模的54%，在这部分搬迁群体中整体搬迁自然村寨1 853 个。本次数据来自于2019 年实地调研数据387 份，调研对象为经过跨区域搬迁且居住在跨区域搬迁安置点的农户。
根据分析框架，跨区域搬迁政策实施之后，对农户资本结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其中社会资本主要是由血缘和地缘构成，然而跨区域搬迁多以整体性搬迁为主，原地缘所受的影响不大，甚至可以说，在跨区域搬迁安置区里，为安置区农户建立起新的地缘关系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自然资本是以耕地、林地为主，跨区域搬迁政策，将土地以退耕还林，宅基地复耕复垦，土地流转的方式处理，之前强劲的人地关系已经出现淡化。
人力资本的变化主要是搬迁之后，当地政府为跨区域搬迁安置点的农户进行了职业技能培训，缓解搬迁带来跨区搬迁安置点农户结构性失业的问题。根据调研结果显示，搬迁之前未参与就业职业技能培训的占80.62%，搬迁后未参加就业培训的占51.42%，虽然搬迁之后的未参与就业职业技能培训的比例下降许多，但是依旧存在超过半数的搬迁农户没有参与就业职业技能培训；
搬迁农户参与质量不高，只参与一次就业培训的比例占总数的25.58%，参与了一到两次的比例占样本总数的43.67%，就业培训力度不够和质量不高。
图2 搬迁安置点农户存款情况
金融资本的方面变化，主要体现在搬迁前后家庭存款与负债的变化上。跨区域搬迁之后，生活方式的改变会影响跨区域搬迁安置点农户的生活成本增加，再由于结构性失业的影响，使用货币资金成为缓解问题，平稳度过搬迁适应期的方法之一；
从家庭成员健康程度来看，如果家庭成员患有慢性病，医疗开销上会一直支出，会持续影响到家庭存款金额数量；
另外新增购买交通工具也会对存款有一定的影响。根据调研结果显示，搬迁后的农户存款金额较少，大部分没有存款，有存款的农户，存款数量也在0 万元～5 万元的区间之内，通过查看跨区域搬迁安置点农户存款变化量来看，存款上升的数量小于存款下降的数量，且大部分跨区域搬迁安置点农户的存款变化几乎为零。在贷款方面，相对于搬迁之前未申请的贷款数量，搬迁之后未申请贷款的数量反而增加了，有269 个没有贷款，而搬迁前没申请贷款的，在搬迁后申请贷款的数量有61个，占有贷款意愿的51.69%（包括贷款成功和贷款未成功共118）；
搬迁前有贷款行为的，搬迁后没有搬迁行为的数量有106 个。从这方面可以看出，跨区域搬迁安置点在搬迁之后的贷款意愿不高。
另外从农村搬迁至城镇，固定资产相对得到增加，物质资本发生变化。搬迁前住宅只能在村集体成员之间进行流转，市场价值不高，随着跨区域搬迁政策，搬迁户享受到可在市场自由交易的楼房，市场价值扩大了。根据调研样本反馈结果显示，只有少数部分的住房价值比以往上涨了几倍，搬迁后住房价值是前的10 倍之内的比例，占比13.44%；
住房价值变化在20～30 倍区间的数量最多，占20.16%，其次是15.5%变化在10～20 倍间，最意外是变化100 倍的，占比12.66%。但是住房舒适度却有影响，因存在相当大一部分人群的住房面积减小，搬迁农户心里会存在较大的反差。虽然房屋结构质量变好，从原来的土木为主的住房结构，居住到钢筋混凝土的小区楼房，但是对单个家庭而言，每人平均住房面积减少，居住空间的限制。
图3 搬迁后住房价值变化倍数图
图4 搬迁前后住房面积变化
分析跨区域搬迁农户的资本变化路径后，发现铜仁市跨区域搬迁在后续发展阶段中，存在就业职业技能培训力度不强，质量不高，不能调动起农户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
金融资本薄弱；
多种原因导致的幸福感缺失等问题。
政府作为跨区域搬迁政策的制定者与实施者，直接影响到跨区域搬迁政策受助人群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空间，但是这部分人群并不是搬迁成功就达到脱贫目标，而是通过后续的各种方式和措施，实现收入的增长。本文从农户资本构成的角度，来分析农户收入增长的路径。在跨区域搬迁后续扶持阶段，为稳定增加跨区域搬迁安置点农户的收入，本研究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如下建议：首先政府应该注重农户职业技能培训，要从培训端和农户端两手抓；
可以通过社会技能培训机构的引入，来解决培训过程中培训片面，培训效率低下，不深入的问题；
因为社会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能及时把握相关技能培训过程中的信息更新与换代，能较为及时的满足市场对相关职业技能的要求。其次还需要培养跨区搬迁安置点农户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农户参加的积极性不高，因为是农户对提供的培训的期望不高，认为其效用低；
政府要引导农户积极主动参加到新的职业技能培训环节之中，缓解搬迁后安置区农户结构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的问题。
政府要积极搭建一个良好的社区交流平台，构建一个良好的社区沟通，邻里互助的氛围。这主要是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跨区域搬迁使得安置区农户构建新地缘关系成为了可能，以搬迁安置区为基础，以移民情节为纽带，构建新地缘关系，这有利于安置区农户社会资本的重新构建，也更加有利于基层自治的实施，探索居民自治的形式，增强跨区域搬迁安置点农户居住过程中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另外还可以改善小区周围居住环境等，设立回忆墙之类的形式，拉近安置点农户的距离，强安置区的凝聚力。规划公园，以此增加周围绿化覆盖率，扩大安置点周围搬迁农户活动场所，为安置点农户扩大社交范围提供机会。
在增加农户金融资本上，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多种鼓励创业措施结合职业技能培训，以贷款优惠的方式，引导跨区域搬迁安置点农户自主创业。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经济下行，今年政府发放了12 万亿元的专项债，以供经济复苏，可以通过专项债，设立资助跨区域搬迁农户的资金，并在安置点内进行宣传，引导他们进行自主创业。
跨区域搬迁是一个巨大工程，安置区农户收入并不会因为搬迁就实现收入的正增长，农户进城之后，要通过收入与存款等方面，覆盖进城前期的各项支出，而这部分支出相对于农村生活的开支，可以说是猛增的。政府在后续发展过程中，需要做的还很多，社区治理，就业质量的提升，在安置区规划农业园区等，要杜绝安置点的返贫风险，避免安置点农户出现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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