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珺
军事环境史是聚焦于军事而对人与环境间互动关系历史的研究。这一研究主要审视环境因素与人类军事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这种双向互动过程体现出的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和自然观变化。作为军事史和环境史的交叉领域，军事环境史一方面从人地关系入手，审视军事活动的背景、过程和影响，继承和发展了以往主要聚焦于人类社会内部的军事史；
另一方面则将军事活动纳入环境史研究视域，探讨除污染和破坏之外，军事活动中体现出的更为多元的人地关系，丰富和完善了环境史的理论与实践。
2000年以来，军事环境史研究在英国初具规模。1995—2021年，欧洲环境史学会的准会刊《环境与历史》杂志共刊载论文（不含书评）512篇，其中军事环境史15篇，约占3%，作者来自英国（6）、西班牙（1）、葡萄牙（1）、意大利（1）、挪威（1）、美国（2）、加拿大（1）、新西兰（1）和印度（1），①通过整理《环境与历史》目录得出的结论，https://www.whpress.co.uk/EH.html，访问时间：2021年12月20日。欧洲学者占2/3，且以英国学者居多。
英国军事环境史研究的发展，阶段性特点很突出，从20世纪70年代汤因比不带环境史标签的史学研究，到2020年前后的百花齐放，2000年和2010年是关键节点。在1999年欧洲环境史学会正式成立之前，主要是地理学者在探究军事环境问题，主题围绕环境、社会与战争间的互动展开，并形成了持久影响。之后历史学者积极跟进，特别是2010年以来取得了明显进展。从研究对象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环境、社会与战争间的互动，二是战争与和平时期的自然资源，三是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军事景观。相关研究共同推动了以往对军事史、社会史和殖民史等领域的研究，成为值得关注的史学现象。
2013年，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l）在卸任美国环境史学会主席的演讲中，②J.R.McNeill, “President’s Address: Toynbee as Environmental Historian”, Environment History, vol.19, no.3.2014.将英国史学巨擘阿诺德·汤因比与环境史研究联系起来，指出汤因比对环境的思考，始于其对地理尤其是军事地形的兴趣。这种迷恋伴随汤因比的一生：他在意大利和希腊的旅行笔记上写满了对路线、关口、城堡等的评论，并曾冒雨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多走了近20千米，只为查看公元前479年波斯人是否可能绕过塞姆皮雷隘口。汤因比的最后一本书也记载了地形对古代战役结果的影响。虽然当汤因比于1975年去世时，“环境史”这个术语刚刚被创造出来，但在某些方面，他是一位环境史家，他对地形和地理带给人类事务特别是军事活动的影响表现出持久的兴趣。在抽象层面上，他否认环境的重要塑造作用，但在具体案例中，他通常会将环境尤其是气候作为很大的挑战——如果这些挑战不是太弱或太强，或变化得太快，就可能会引发创造性应对。
麦克尼尔所言“汤因比的最后一本书”，即《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该书一方面延续了文明史观对世界历史的认知逻辑，另一方面体现出汤因比对所处冷战时期的现实关怀。汤因比指出生物圈是目前人类和所有生物唯一的栖身之地，通过自我调节和维护获得的力量平衡实现存在与生存，人类和生物圈中的所有成分都依赖于其与生物圈其他部分的关系。如果生物圈不再作为生命的栖身之地，人类就将灭绝。人类物质力量的增长足以使生物圈变得难以栖身，如果人类仍不一致采取有力行动，紧急制止贪婪短视的行为对生物圈造成的污染和掠夺，就会在不久的将来造成自杀性后果。人类对核力量的掌握，使其成为生物圈中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①[英] 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徐波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8、15页。
这显然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风起云涌的环保运动对于这位睿智的历史学家的影响，并直接源自他对美苏竞相升级核武库、达成“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过程的观察与警惕。在该书的后续章节中，汤因比还对各国历史上军事与环境的关系有所论述。
首先，在谈及苏美尔文明的诞生时，汤因比指出，如果人们不但利用强大的集体力量去征服、开发非人类的自然，而且将其用于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各地人类“精壮力量”之间自相残杀的战争，那么人类战胜自然的成果便会毁于一旦。这是对科技与军事、战争与文明之间辩证关系的深刻思考。②[英] 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徐波等译，第46页。其次，在谈到中国的战国时代军事技术变化时，汤因比指出吴国是开挖运河的先驱者，直接目的是方便军事运输，但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扩大和增长。他还指出，战车曾经是中国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兵种，到了公元前4世纪末，战车的地位下降了。这一变化可能开始于南部的各诸侯国，因为那里的水路和沼泽阻碍了车辆的使用。这些河网水路，日后还对游牧民族的骑兵形成了巨大的障碍。③[英] 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徐波等译，第193-194、287页。再次，在文末，汤因比谈到科学技术对于人类事物的双重影响。如西方航空技术同中国人发明的炸药相结合，炸弹从天而降，好战者同文明人之间的区别荡然无存。人类需要保持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和平，重建人类与生物圈其余部分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已被人类物质力量的空前增长所打破，人类有可能自我毁灭。④[英] 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徐波等译，第519、523页。
不难看出，汤因比对人地关系的认知和批判都与环境史契合，既体现了其史学素养与思想，也反映了其所处的时代精神与危机。就本质而言，可以说是没有标签的环境史研究。
人地关系同样是地理学者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二战后有不少地理学者都在自觉地审视人类对地球面貌的改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W.L.托马斯（W.L.Thomas）主编的《人在改变地球面貌中的作用》一书，⑤W.L.Thomas, ed.,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6.由50多位英美历史地理学家合作完成，篇幅近1200页。可以说，探讨环境、社会与战争间的互动，是地理学者非常重视也很善于从事的本业。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由贝特霍尔德·迈耶（Berthold Meyer）主编的《环境退化：战争后果与起因》一书出版，⑥Berthold Meyer, ed., Umweltzerstörung: Kriegsfolge und Kriegsursache, Frankfurt: Suhrkamp, 1992.反映了德国生态学与和平学研究者对战争与生态危机的关注，提出环境破坏既是战争的原因，也是战争的后果，主张把解决环境危机的各个方面作为未来政治发展的关键。1993年，英国地理学家、杜伦大学教授伊恩·西蒙斯在《环境史概说》一书中论述了前工业时代的战争和工业化时代的战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揭示了战争与环境间张力不断增强的趋势。西蒙斯认为前工业时代的战争尽管有时破坏性很大，但通常也只能对生态环境产生短暂影响，并很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其主要痕迹只能在原来提供武器和盔甲的炼铁场、鼓风炉那里找到，也许还可以在战死将士的冤魂那里找到。①I.G.Simmons,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Concise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1993, p.28.
工业化战争的能量流动异常之大，生态环境影响也远超前工业时代的战争。在讲述一战期间的堑壕战时，西蒙斯没有像历史学家那样谨慎分析各方伤亡数字的真伪，探讨战略战术的成败或总结工业化战争的后勤供给特点；
没有像哲学家那样分析战争对文明的蹂躏，反思战争对生命的摧残或追溯战争的根源；
也没有像作家或媒体人那样，进行生动的文字描述或影像再现。西蒙斯选取的角度很特别，但对他来说又很自然——他从能量流动的角度，向人们展示了工业化战争机器的强大和残暴：堑壕战的前沿阵地是高能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快速转化为噪音和热量。战场景观变成了充满泥塘的沼泽地带。②I.G.Simmons,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Concise Introduction, pp.45-46.
西蒙斯是较早关注战争与环境关系问题的英国地理学者，这种关注一直持续至今。在与笔者的通信中，他进一步系统评价了这一研究的价值：人类族群间的战争似乎已成为固有的行为特征。在“以战止战”的宣言之后，战争又会爆发。战争有时是族群内的“内战”，有时是族群间的“国际战争”，并总有个文雅的词汇——“附带损害”（collateral damage）。以往我们只考虑到儿童等非战斗人员，其实更需要考虑人以外的内容：植物、动物、土壤、水和战前准备、战时使用、战后清理的各种资源。环境对战争而言就像件织物，既很精密又容易破损。
其后还有四位英国地理学者写了4篇有关军事环境问题的文章，研究对象涉及水资源的控制与利用，地理学与军事情报，以及战争期间的流行病等，体现了地理学者对于军事环境问题的多元审视。
1995年，布拉德福德大学的弗朗西斯·克利弗（Frances Cleaver）在《作为武器的水：津巴布韦恩卡伊地区供水发展史》一文③Frances Cleaver, “Water as a Weapon: The History of Water Supply Development in Nkayi District, Zimbabwe”,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1, no.3, Zimbabwe, 1995.中指出，很多对津巴布韦历史和政治的分析都忽视了一种重要资源：水。恩卡伊（Nkayi）地区的数据表明，水对当地人民的生活比土地更为重要。在独立前的多年斗争中，水以及如何控制水，一直被作为武器和战术。如在政治活跃的地方，当局拆除供水管道，拒绝派工程人员修复损坏的水井，而去报告水井损坏的居民也常被当作告密者被游击队惩罚甚至杀死。独立后，水仍然是重要资源。为了抵制对水的控制，人们要么在水开发活动中采取不合作运动，要么形成一种尽力省水和分享水的文化，使人们在人为的干旱和水资源稀缺中生存下来，并围绕这种能力构建出团结的氛围。作为从事项目开发和设计的地理学者，克利弗的研究超出了自身专业的范畴，从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审视战争与和平，审视特定地区的资源供给、分配与利用，视野和方法具有突出的环境史特点。这也是《环境与历史》杂志发表的第一篇有关军事环境问题的论文。
1996年，拉夫堡大学地理系的迈克尔·赫弗南（Michael Heffernan）在《地理学、地图学和军事情报：皇家地理学会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文④Michael Heffernan, “Geography, Cartography and Military Intelligence: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vol.21, no.3, 1996.中指出，一战有个令人不安的特征，即对科技前所未有的动员，军政领导人可以利用科学快速发展的成果，一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揭示了现代技术可怕的破坏力。他注意到三个现象：一是绝大多数英国地理学家积极参战；
二是皇家地理学会与英国陆军部和海军部的情报部门紧密联系，制作了一份1:10000的欧洲、中东和北非地图，在战时和战后被用作重要的战略和地缘政治工具；
三是在1915年和1916年初协约国内部东线决胜和西线决胜两派的争论中，地理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赫弗南的研究对象并非具体的战役或是军人的经历，而是和平时期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任职的地理学家，并详细回顾了其中一些重要代表在一战中的观念和行动。尽管其着眼点是地理学家，但探讨了科学运用于战争的机制，特别是地理学与战略制定之间的重要关联，对人们认知地理学与军事环境问题的关系，有着直接的启发意义。
1999年，诺丁汉大学地理系的马修·S.雷纳（Matthew S.Raynor）和安德鲁·D.克利夫（Andrew D.Cliff）撰文探讨了1895—1898年古巴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过程中的三种传染病（伤寒、天花和黄热病）的空间传播和传播速率。他们发现，在战前定居体系下，传染病与死亡率关联微弱，起义的一个主要影响是增加了定居点之间流行病学上的相互依赖，创造出高度整合的疾病活动系统；
起义与疾病传播的空间过程加速有关，这与流行病学整合程度的提高相一致；
战时流行病的空间演变由敌对行动地点的变化决定——随着起义的发展，中心逐渐从东南部地区向其他地区转移，可见军事活动是造成古巴战争与和平时期流行病学经验差异的主要因素。①Matthew S.Raynor and Andrew D.Cliff,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Epidemic Diseases in War and Peace: Cuba and the Insurrection against Spain, 1895-98”,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vol.24, no.3, 1999.这一研究构建了伤寒、天花和黄热病的空间传播模型，与历史学家相比，其定量研究的特点更为突出。2001年，二人继续合作研究美西战争期间美国军营中伤寒的空间传播和传播速率，依托1904年出版的《关于1898年西班牙战争期间美国军营中伤寒起源和传播的报告》内容，二人通过对89个团的军营进行地理标记，模拟伤寒扩散过程，在原有传染病传播模型和分级传播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传染病传播模型——传递扩散模型，而对文本和数字信息的综合分析对疾病传播研究的方法具有创新价值。②Matthew S.Raynor and Andrew D.Cliff, “Epidemic Diffusion Processes in a System of U.S.Military Camps: Transfer Diffusion and the Spread of Typhoid Fever in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1898”,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91, no.1, 2001.
这些地理学者的研究在军事环境问题上形成了一定语境，有助于吸引历史学者特别是环境史学者思考同类问题，并有可能发挥自身学科优势，避免结构性叙述、只见数据不见人的弊端。在2009年出版的论文集《战争与环境：现代军事破坏》③Charles Edwin Closmann, ed., War and the Environment Military Destruction in the Modern Age,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9.中，有5位欧洲作者，其中英国3位，德国2位，展现了欧洲学者的关注视野与研究逻辑。整体而言，其关注点在于战争进程、战争记忆和战争影响：现代战争对军事资源的利用规模前所未有，武器装备的破坏潜力几乎无限；
作战不仅改变了景观和生态系统，也改变了战士的感受和记忆战争的方式；
战争的环境后果包括故意的和不可预见的，需要严格调查和分析。
赫尔大学的格雷格·班科夫（Greg Bankoff）强调战争对自然界的影响是不可预见的。通过探究殖民扩张、武装冲突与菲律宾森林之间的联系，班科夫指出热带地区的森林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之相关的社会史。他引用大量殖民地信件、人口统计数据和林业报告，提出只谈战争对森林的影响无法揭示这种关系的复杂性。殖民地时期的菲律宾伐木者大量获取柚木等硬木，不仅摧毁了树木的具体品种，也以不可预见的方式削弱了林地生态系统的基础。④Greg Bankoff, “Wood for War: The Legacy of Human Conflict on the Forests of the Philippines, 1565-1946”, in Charles E.Closmann ed., War and the Environment: Military Destruction in the Modern Age.
布里斯托大学的克里斯·皮尔森（Chris Pearson）审视了法国二战老兵的战争记忆。其研究对象是法国东部的韦科尔堡——1944年，法国游击队发动了短暂和血腥的反对德国占领军的起义。他采用文化唯物主义方法，分析石碑等文物，用以说明老兵如何将风景如画的高山、峡谷和山涧作为记忆他们反抗的“根据”。然而早在1945年，非官方的开发就威胁着据称是永恒不变的自然。由此，皮尔森强调大部分景观自身都是文化的产物。⑤Chris Pearson, “Creating the Natural Fortress: Landscape, Resistance, and Memory in the Vercors, France”, in Charles E.Closmann ed., War and the Environment: Military Destruction in the Modern Age.
新汉普郡大学的杰弗里·迪芬多夫（Jeffry Diefendorf）探讨了战争对城市地区的影响。他指出，柏林、考文垂、东京和其他城市遭受的破坏，成为按现代主义范式恢复城市活力的契机。如柏林和汉堡的城市景观大部分被摧毁，为战前几十年就有的设计方案提供了白板。但更多的情况下是乱七八糟的、现代主义城市的重建，历史遗迹保存的理想设计与财产权等发生冲突。总之，尽管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在战后进行了现代主义规划的尝试，但是炸弹落在哪里，哪里就有更多更迅速的变化。①Jeffry M.Diefendorf, “Wartime Destruction and the Postwar Cityscape”, in Charles E.Closmann ed., War and the Environment: Military Destruction in the Modern Age.
2014年，肯特大学的菲利普·斯莱文（Philip Slavin）撰文指出，1296—1328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战争与一系列生态和生物危机同时发生，特别是加剧了1315—1317年的欧洲大饥荒和1319—1320年的牛疫，在不列颠岛的战区内造成了巨大的破坏。②Philip Slavin, “Warfare and Ecological Destruction in Early Fourteenth-Century British Isles”, Environmental History,vol.19, no.3, 2014.他认为，战争破坏了可耕地、牧区和森林资源，切断了当地社区与他们熟悉的生产景观的联系，由精心管理的耕地、牧场和林地覆盖的数十万英亩土地被毁，导致了灾难性的粮食短缺和当地社区的大规模贫困，认为“有机时代”的前工业化社会比现代工业化社会更容易受到战争带来的环境危机的影响，在战争面前更为脆弱。作者进行了理论反思：“制度主义”观点指责人类和人类制度，“环境主义”理论将责任归咎于自然因素，但二者都不能独自解释饥荒现象。战争虽占主导地位，但并非造成环境灾难的唯一因素，军队毁田、焚烧树木、掠夺家畜的行为，与生态力量（如暴雨、寒冷天气、风暴和病原体）联合起来共同发挥了作用。
2018年，利物浦大学的亚历山大·豪尔赫·伯兰（Alexander Jorge Berland）和乔治娜·恩菲尔德（Georgina Endfield）撰文探讨了美国独立战争给英属西印度群岛带来的危机。③Alexander Jorge Berland, Georgina Endfield, “Drought and Disaster in a Revolutionary Age: Colonial Antigua during the American Independence War”,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24, no.2, 2018.文章指出，历史学家对爱国者和效忠派领土之间的贸易禁运，美国海盗带来的损失，以及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敌对早已进行了相当详细的研究，但往往集中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虽然有研究强调气候变化使某些地区的农业和生活问题复杂化，但气候作用却很少受到同等重视。文章探讨了降雨不足对人们生计、财政稳定和政府危机管理造成的影响，指出连年干旱是造成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安提瓜岛遭受严重的人员和经济损失的关键原因。然而气候的作用不是唯一和绝对的，它与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压力下的殖民政权存在动态互动。这一研究将环境与人的作用进行了统筹考察，避免了经济史研究的狭隘和简单片面的环境决定论。
2003年，剑桥大学A.约书亚·韦斯特（A.Joshua West）以一战之后英美两国的林业政策为研究对象，撰文探讨了国家安全与林业政策之间的关系。④A.Joshua West, “Forests and National Security: British and American Forestry Policy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8, no.2, 2003.他认为，英美两国林业在一战期间的经历，直接影响着各自林业政策在战后的发展方向。潜艇战使长期依赖外国木材的英国出现木材危机，于是林业政策成为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的议题。议会1919年采纳林业专业人士的建议通过《林业法》，主张政府大力参与造林和木材生产，而这些专业意见在战前是被忽视的，战时木材危机使林业议程走上国家政策的中心舞台。尽管对美国而言，像英国那样制定政策的紧迫性并不存在，但战争影响是存在的：20世纪20年代，森林从被忽视的公共土地、农业或许多其他产业的附属品，变成了联邦、州和工业的共同责任。
韦斯特认为一战并未彻底改变两国关于林业的基本观念，但它改变了政治环境，并最终改变了国家的态度和政策。战争的环境影响可能首先会让人想起战场破坏的景象：中东沙漠燃烧的油田，东南亚被摧毁的丛林，或者西欧坑坑洼洼的战场，这些是最明显的，但战争经验可能更长久、更深远地影响使用资源的态度和环境政策的方向。韦斯特扩展了对于战争影响的传统认知范围，把战后资源政策也纳入考察视野中，并针对英美两国的林业特点与战争经历进行了对比研究，在视野与方法上都有参考意义。
2006年，克里斯·皮尔森以法国东南部为中心，追溯了二战期间法国森林的历史。①Chris Pearson, “‘The Age of Wood’: Fuel and Fighting in French Forests, 1940-1944”,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11,no.4, 2006.他指出，森林对维希政权而言不仅是在物质严重短缺时期替代产品的重要来源，也是象征维希保守世界观元素的栖息地。但从1942年末开始，地下抵抗运动开始从维希政权手中夺回这片森林，把它变成反抗和颠覆的空间。德国和意大利的占领挑战了法国对森林的控制，破坏了维希政权在法国的生产动力，并把森林变成了武装冲突的场所。在1944年的战斗中，森林成为军事冲突的地点和受害者——在整个“黑暗的年代”，法国内部的不同派系努力维持对森林的控制，但最终被德意占领军的统治所挫败。
皮尔森认为，尽管二战只是人类破坏法国森林漫长历史的最新一章，但1940—1944年，即森林生命中的一瞬间，给法国森林造成巨大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变化。森林既是生产空间，也是意识形态空间、战斗地点和生态空间。这些本质上冲突的用途和愿景，以及围绕这些资源展开的权力斗争的最终结果，是森林生态的退化。据估计，有3000万立方米用于建筑和工业的未处理木材被破坏，面积达40万公顷；
轰炸、砍伐和弹药爆炸摧毁或使约350万立方米木材无法使用；
沿海森林受破坏程度比内陆森林更高。法国战后批准了促进重新造林的立法，1946年9月成立的国家森林基金会（FFN）在其后处理了长期存在的森林退化问题。因此皮尔森提出，要重新思考战争在塑造景观中的作用，以及在社会和军事冲突时期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必要性。
2014年，布里斯托大学的蒂姆·科尔（Tim Cole）撰文探讨了纳粹大屠杀中的人与森林的历史，②Tim Cole, “Nature Was Helping Us: Forests, Trees,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ies of the Holocaust”,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19, no.4, 2014.认为森林既是物质场所又是纪念景观，既是生活空间又是记忆空间。根据已出版和未出版的回忆录，以及对躲藏在中欧和东欧森林里的战争幸存者的采访，他研究了三种主要关系：首先，幸存者将森林视为一个迷失方向的、陌生的、疏远的世界，但也是对森林外更腐败世界的逃避；
其次，自然是一种可以利用和适应的东西，因为它扮演着仁慈的角色，但同时也存在不足，需要弥补以便让人在其中生存；
第三，适应自然——或者像一些幸存者所说的成为“动物”——既是成功生存的主张，也是一种解释和远离森林中战时行为的方式。虽然幸存者讲述了人类战胜自然的故事，但也讲述了自然为他们谋利的故事。文章通过考察自然在大屠杀及其战后叙述中物质和想象力的复杂形式，探讨了环境史对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研究领域可能做出的贡献，也探讨了种族灭绝的环境史对战争史领域可能做出的贡献。
2019年，纽卡斯尔大学的弗雷德里克·斯蒂芬·弥尔顿（Frederick Stephen Milton）撰文回顾了一战期间英国野鸟保护者特别是英国最大的野鸟保护机构——皇家鸟类保护协会的工作，认为“后方”和战争对动物群的影响不应被忽视。③Frederick Stephen Milton, “‘Pursued steadily, quietly, unfalteringly’: The Work of Wild Bird Protectionists in Britain during World War One”,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25, no.2, 2019.文章利用皇家鸟类保护协会的期刊和年度报告，以及报纸文章和信件等，展现了皇家鸟类保护协会如何运用其优势反对羽毛类女帽，继而分析了战争压力给野鸟带来的生存问题：不仅公众不愿再提供鸟食，而且还有更多的饥饿人口瞄准了它们，麻雀等物种也成为确保农业产量而需要消灭的目标。在议会斗争和舆论层面，农业利益集团和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文章最后指出，在战争期间失去了大批从事鸟类工作的工人，这对皇家鸟类保护协会造成了沉重打击。但无论如何，其在战争中督促议会和大众媒体改变了对鸟类的看法，坚守了保护鸟类的使命，打了一场“正义的战争”。相对于此前有学者进行的森林政策的研究，这篇文章更加具体，“人”作为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并未被法律文本和环保行动所代替。
景观一直是英国环境史的重要研究对象，对军事景观的研究是从平时与战时两个方面展开的。
2001年，布里斯托大学的约翰·威尔斯（John Wills）以《美国的核景观与非自然的自然》为题，比较了内华达试验场（Nevada Test Site）和约塞米蒂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这两个看上去几乎没有共同之处的景观。内华达试验场是核时代的象征，混杂着扭曲的军事建筑、炸出的弹坑和具有放射性的沙漠，是被掠夺和辐射的领土。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则以野生自然和不朽的风景而闻名。威尔斯注意到，这两种曾经长期被认为是极端对立的景观之间，在近些年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联系，尽管所谓的核公园不太可能成为21世纪后期的黄石公园或是约塞米蒂公园，但一些核景观因为稀有动植物而受到赞扬，甚至成为自然保护区。
隐喻的两域映射是归约性的，理论主要关注概念间约定俗成的确定性隐喻联系，较少关注即时语境下自然语言的认知机制（孙毅，2009），而Fauconnier提出的概念整合理论则弥补了隐喻理论对新奇语义阐释不充分的缺陷。因此，也有学者尝试从概念整合理论视角研究人体词，像刘珊珊（2012）就以人体词为例展开过概念整合视角下的隐喻探究。但是，有关人体词隐喻意义的研究者众，有关概念整合与人体词意义的研究者寡。语言日趋复杂化，词汇的意义也会随之变化，而单纯地从两域映射来认知人体词的意义也同样会遇到麻烦，故概念整合与隐喻的结合可以为人体词意义的构建提供全面合理的阐释。
针对这一现象，威尔斯指出核问题有助于人们理解环境史，特别是在“自然”和“公园”的概念上。公园的吸引力主要在于荒野意象，即未被人类触及的景观，而核景观由于其公开的军事需求和伴随而来的自然缺乏而令人厌恶；
核景观象征着人类统治和控制的危险，而公园则体现了自然纯净、不受文化污染的理想主义理念。然而从废弃的军用车辆到熙熙攘攘的特许商店，人类对核设施和国家公园的影响随处可见。威尔斯强调，“非自然的自然”曾被用于描述黄石公园的地质奇观，如今更适合形容后原子时代的荒野。“非自然的自然”不仅是自相矛盾的短语，而且在如何解释现代地貌上陷入了困境。①John Wills, “‘Welcome to the Atomic Park’: American Nuclear Landscapes and the ‘Unnaturally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7, no.4, 2001.威尔斯立足英国景观史传统，从人的影响入手找到了废弃核设施与国家公园之间的共同属性，为人们理解核时代的战争景观与自然荒野提供了思路。
2010年前后，受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AHRC）资助，布里斯托大学环境人文中心开展了“20世纪英法美三国的军事化景观”项目研究，中心成员彼得·科茨（Peter Coates）、蒂姆·科尔、玛丽安娜·达德利（Marianna Dudley）和克里斯·皮尔森等人相继发表了有关军事化景观的成果。
2010年，皮尔森、科茨和科尔主编的论文集《军事化景观：从葛底斯堡到索尔兹伯里平原》②Chris Pearson, Peter Coates, Tim Cole, eds., Militarized Landscapes: From Gettysburg to Salisbury Plain, London:Continuum, 2010.出版，共收录13篇文章，作者来自欧美和新西兰，专业则涉及地理、历史、景观建筑、美术和心理学。从欧洲环境史学者的贡献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界定了军事化景观的属性。三位编者在导论中指出，战争和备战一般发生在户外，如田野、森林、草原、沙漠等环境中，因此军事化是一个需要积极部署和开发各种景观特征的过程，包括地形、植被和气候。同时，军事化又是贯穿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结构，并在其中留下印记的过程，不仅通过景观来运作，也在物理和文化意义上改变或维持着景观。
其次，总结了军事化景观的特点。一方面，军事禁区所占空间远远超过了军事设施本身所需的空间，占用更多的土地是为了安全和保密，由此无意中维持着栖息地，与周围城市化、旅游业和农业景观不同。另一方面，尽管军事化景观可能看起来与它们周围的平民景观截然不同，但又很少是彻底和不再变化的，正如一战堑壕中幸存下来的士兵所回忆的那样，云雀和其他鸟类在炮火中继续歌唱。③Chris Pearson, Peter Coates, Tim Cole, “Introduction: Beneath the Camouflage: Revealing Militarized Landscapes”, in Chris Pearson, Peter Coates, Tim Cole, eds., Militarized Landscapes: From Gettysburg to Salisbury Plain.
第三，进行了跨学科的个案研究。达德利以索尔兹伯里平原训练场为例探讨了军事环保主义。她描述了坦克履带痕和车辙如何形成短暂的池塘，为稀有的仙女虾的繁衍提供了条件。同样的景观如果没有人类活动，池塘和仙女虾都会更少，因为虾卵往往是通过牛的行走传播的。在她看来，国防部将仙女虾的存在作为环保主义宣传的例证，体现了索尔兹伯里平原训练场正被“绿化”的事实：一方面是物质层面的绿化，军队请自然资源保护专家负责对大片土地进行日常管理，土地的生态价值得到了解、重视和保护；
另一方面是美化，军方用自然景观来改善自身形象，努力将注意力从其他更困难但同样重要的问题上转移开来。其宣传生物活力（如仙女虾）的新闻稿和教育倡议，提供了一种公共叙述，但忽略了军事活动固有的暴力性质。同时，军事指挥官并不总会保护自然，但他们作为环保主义者偶尔会发挥作用。①Marianna Dudley, “A Fairy Tale of Military Environmentalism: the Geening of Salisbury Plain”, in Chris Pearson, Peter Coates, Tim Cole, eds., Militarized Landscapes: From Gettysburg to Salisbury Plain.
纽卡斯尔大学的蕾切尔·伍德沃德（Rachel Woodward）从两位摄影师的作品入手，探讨了军事化景观的主要特点。她指出，军事地理无处不在，世界每一个地方、每一块土地上的每一个角落，都以某种方式被军事力量和军事活动所触及、塑造和代表。这些景观有许多被笼罩在神秘中，普通民众很难看到。保密和不可见是军事机构的特点，也是许多军事景观的特征。不可见性、保密性和不可知性，有助于军事对空间的控制。军事景观的照片使揭示军事秘密成为可能，军事力量的破坏能力主要表现在平淡无奇的民事活动上，如修建公路、建造建筑物、堆砌土方工程、清除植被等，这些细致的描述和那些在战争摄影中被充分记录下来的、明显且无所不在的军事破坏是不同的。因此，军事景观摄影避免了对军事及其影响的草率判断。这些照片并不是简单地解读为支持或反对军事的声明，它们有种微妙的、有时模棱两可的性质。这种特性很有用，因为它让人质疑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②Rachel Woodward, “Military Landscapes: The Military Landscape Photography of Ingrid Book and Carina Hedén”, in Chris Pearson, Peter Coates, Tim Cole, eds., Militarized Landscapes: From Gettysburg to Salisbury Plain.
这部论文集不仅有美国环境史学者大力参与，也得到了较高的评价。战争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warfare）的提出者之一埃德蒙·拉塞尔为论文集做了后记，认为论文集是军事化景观研究的里程碑，开启了跨学科对话。他总结了论文集的两项重要内容：一是军事化景观成为自然保护区，是无心插柳之举。朝鲜半岛的非军事区、英国的索尔兹伯里平原和美国的落基山兵工厂，这些军事景观作为自然保护区与周边地区相比，拥有更大的生物多样性，原因即在于这三个地点——一个由两支陷入僵局的军队争夺，两个由单一军队控制——都为植物和动物提供了生存空间。或者说，两个极端情况，即高度军事争议和完全没有军事争议，都可以帮助保护栖息地。二是军事化景观的定义，拉塞尔认为有必要把军事化景观的概念扩展到战场和基地之外，重新思考“军用”和“民用”世界之间的关系。高度文明化的景观与高度军事化的景观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军事化和文明化。理解这些至关重要的是历史记忆，因为军事化和文明化之间的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波动。因此拉塞尔建议使用更广泛的军事化景观概念，把军事供应链看作食物链，审视军队与民用、农业和自然系统之间的间接和隐藏的、但绝对必要的联系，理解军事化的区域远远超出了战场和基地，随着供应链的延长，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③Edmund Russell, “Afterword: Militarized Landscapes”, in Chris Pearson, Peter Coates, Tim Cole, eds., Militarized Landscapes: From Gettysburg to Salisbury Plain.
时任《环境史》杂志主编的丽萨·布雷迪认为，论文集帮助阐明了军事实体同其所依托的环境之间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围绕军队是作为破坏性力量还是作为军事景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者展开探讨，另一方面分析了由军事组织主导的景观的社会文化含义，有助于更为深入和广泛地理解军事化景观，并且对日益发展的军事环境史研究有重要的贡献。④Lisa M.Brady, “Militarized Landscapes: From Gettysburg to Salisbury Plain”,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38,no.3, 2012.
2011年，科茨等人发表《“保卫国家，保卫自然?”英法美三国的军事化景观与军事环境主义》一文，⑤Peter Coates, Tim Cole, Marianna Dudley, Chris Pearson, “Defending Nation, Defending Nature? Militarized Landscapes and Military Environmentalism in Brita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16, no.3, 2011.总结了《军事化景观：从葛底斯堡到索尔兹伯里平原》一书的核心观点。文章指出，军事化景观是被全部或部分动员用于军事目的的物质和文化场所。之所以要关注战备地点而非战场，是由于环境史家长期忽略了军事化景观，对战场以外的地方关注较少，而研究和平时期军事化如何改变物质和文化景观的，主要是地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其工作很有价值，但常常言过其实，且缺少对档案的运用。另一方面，还有些研究者不加批判地声称，从生态角度来看军事活动相对无害（在某些情况下实际上有利于环境），还有人认为军队有着极差的环境记录，所谓的军事环境主义是纯粹的“绿色粉饰”（green washing）。针对上述现象，作者们指出，研究表明，20世纪40年代早期以来军事化景观的环境史，远比上述非此即彼、两极分化的模型复杂得多。
文章还对军事和环境之间不断演变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共有四个存在前后顺序关系的主题：通过驱逐实现军事化景观，然后又引起被驱逐者的抗议；
军事环保主义出现，军队既要保护国家又要保护环境；
军事化景观中非人类居住者的地位和角色；
近来持续存在的平民和军队之间的合作现象。作者分别研究了英国索尔兹伯里、达特穆尔、威尔士等地的军事训练场，法国的拉尔扎克营地和叙普营地，美国的落基山兵工厂和落基平原，比较了四大主题的异同，指出英国走在军事环保主义的前列，国防部在拥挤、狭窄和有争议的地理空间内运作，催生了集约和包罗万象的管理策略。英国军队也在独特的英国文化传统中发挥作用——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乡村牧师吉尔伯特·怀特——对自然世界的好奇和对研究的热情。英国这种既有专业人士也有业余爱好者的自然历史传统，比在法国和美国扎根得更深更广。在经验丰富的平民那里，一些英国军官的管理伦理赢得了土地管理价值观的共鸣。
2012年，皮尔森发表了《军事化景观研究：战争与军事化环境的文献综述》一文，①Chris Pearson, “Researching Militarized Landscapes: A Literature Review on War and the Militariz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Landscape Research, vol.37, no.1, 2012.对有关军事化景观（部分或完全动员以实现军事目标的地点）的既有文献进行了整理和评估，指出除了公众和媒体越来越多的关注外，军事化景观也是地理学、历史学、地质学和考古学等多学科中新兴的研究领域，因而需要围绕共同的主题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进行分析。
文章分为三个主题：准备战争、战场和后方。作者指出，未来的研究需要考虑军事化和景观间的复杂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例如军事基地的某些地方可能受到严重污染，但也可能有一些稀有的动植物找到生存空间，还可能是士兵训练、工作和休闲的场所，是流离失所的平民失去的家园，以及准自然保护区。此外，军事化景观的某些方面有待进一步探究，如“军事环保主义”的历史根源，地缘政治和外交的环境维度，以及士兵居住和创造军事化景观的各种方式，战争、种族灭绝和气候之间的联系，野生动物和驯养动物在战场和军事基地环境中的存在和作用等。
总之，军事化景观是平民与军队、士兵与环境以及人类与非人类之间接触、对峙和谈判的场所。它们不同的文化和物质层面属性，也使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的交流富有成效。战争和环境不再可能被视为单独的领域，研究者需要回应战争和景观如何穿越时间和空间相互重现的挑战。而多学科中存在的共同主题，也表明跨学科研究是军事景观的潜在需求。
2014年，科茨发表了《边境、无人区与自然奇境：混乱的人类和平静的地球》一文，②Peter Coates, “Borderland, No-Man’s Land, Nature’s Wonderland: Troubled Humanity and Untroubled Earth”,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20, no.4, 2014.思考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问题，即人类冲突造成受困扰的人类与不受困扰的自然共存，对这一情况的审视，有可能为自然界其他部分带来益处。他以冷战时期东亚和欧洲的非军事区为例，描绘了人类的“死亡带”如何成为动植物群的“生命带”。边境通常是仅存的未开发土地，各种鸟类和植物因远离农业而获得喘息的机会；
该区域以外的领土是不祥的棕色地带和混乱的地球。在军事化景观中，罕见的苔藓占据了放置机枪的废弃混凝土街区，同时有蝙蝠在废弃的地堡和瞭望塔中筑巢。科茨还思考了“回归自然”过程中存在的“抹去”（erasure）现象。如美国科罗拉多州废弃的核武器和化学武器制造设施，转变为由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管理的正式野生动物保护区。这里是动植物的仙境，有关人类流离失所、武器制造和残留毒性的令人不快和不安的故事正在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更令人愉快、麻烦更少、新鲜绿色的叙事。从肮脏和混乱的历史魔爪中解脱出来后，这些臭名昭著的地方通过重新进入纯粹的、闪亮的、显然非历史的自然领域而得到救赎。在他看来，对这种“抹去”的恐惧是不必要的，因为对自然的叙述和对历史的叙述并非不相容，保护区未来有望成为包容记忆和多重交叉叙事的空间。
可见，“20世纪英法美三国的军事化景观”项目，对欧美三国的军事活动与景观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具有比较视野的研究，内容不仅涉及森林和山脉等自然景观和众多军事设施等人造景观，也涉及这些景观在历史时空中的变迁，以及人们对于这些变迁的理解与记忆。作者广泛运用地理学和生物学知识进行军事史和社会史审视，把英国的军事环境史研究推向了新高度。项目结束后，达德利在布里斯托大学历史系开设了本科生课程“战场之外”（Beyond the Battlefield），探讨了河流、石油、有毒物质、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军事史意义，实现了军事环境史科研与教学的相互促进。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通过上文的梳理和分析，笔者认为英国的军事环境史学者为这一领域做出了两点重要贡献，凸显了学术多元化和多样性的价值。
首先，适应了军事史研究的跨学科需求。跨学科研究是军事史的必然要求。军事活动涉及战时与和平时期的方方面面，此类涉及人类社会诸方面的综合问题，仅从历史学的角度不仅难以回答，甚至都难以认识问题的性质，使得跨越学科疆界成为必然选择。因而有学者指出，“广义的军事史既包括战争和陆、海、空作战方式的历史，也包括了以下各种历史研究：各类军事人员、军事机构，以及它们与政治、经济、社会、自然和文化形态的各种交叉，这些构成了军事史研究的重点或命题。这也意味着，最好的军事史研究必然跨越抽象的学科疆界，尽可能地使对过去的认识更为丰富和丰满。”①Stephen Morillo, Michael F.Pavkovic, What is Military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6, pp.3-5.
从英国军事环境史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来看，地理学、人类学、文化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的关注点出发，对历史上的军事环境问题进行了跨学科探讨。这无疑是对传统军事史的继承与发展，使人们对战争的起因、作战的展开和战争的影响等问题有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解。尤其是前文所述的论文集《军事化景观：从葛底斯堡到索尔兹伯里平原》，13位作者中不仅有人来自地理学和历史学专业，还有人来自建筑、美术和心理学专业，一起对军事化景观进行了全景式的研究。
其次，突破了军事环境史理论方法瓶颈。美国环境史家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er）曾探讨过战争环境史的任务与面临的困难：全面审视人与自然的复杂互动是战争环境史的中心任务，研究者会面临诸多困难和困扰——要理解战争及其导致的自然世界的变化，需要考察其与人类历史主要趋势之间的系统联系，如人口波动、人畜共患的流行病等，由此出现诸多反命题——某些情况下战争减轻了人对自然的压力，一些物种得到暂时的恢复与繁荣；
政府在战后往往会加大对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力度；
战争的环境影响会因生态系统的不同而有差异。此外，由于群体性暴力贯穿于人类历史，因而区分战争和生产生活造成的环境影响是很困难的。②R.P.Tucker, “The Impact of Warfare on the Natural World”, in R.P.Tucker and E.P.Russell, eds., Natural Enemy,Natural Ally: towar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Warfare, Corvallis: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5-16.
英国的军事环境史研究者并未将视野局限在战争本身，时空也未局限在战争期间与战场环境，而是统筹考虑，降低了时间节点不清晰、空间范围不明确给研究带来的障碍。正因为与环境之关系的独立审视难以进行，战争环境史才在日后走向了更为广义的“军事环境史”，这对于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是极大的推动。当然，英国的军事环境史研究总体上缺少区域国别视野，过于关注具体社群和具体物种的研究，对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没有形成更大的影响力，这也是需要继续发展和突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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