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凌月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校刊编辑部，山东 济南 250014)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懈追寻革命理想与信仰的实践历程中形成的精神集合，是中国共产党人近代以来团结带领无数仁人志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上下求索的精神映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精神积淀，也是指引中国共产党人继续践行初心使命、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是党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贯彻落实这一重要精神，用好红色资源，真正发挥精神谱系的功能和作用，必须深化对精神谱系的研究和把握，厘清其建构维度及演化逻辑。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纳入了46+5种伟大精神，是一个由伟大建党精神为根源和起点的庞大系统，是在对各种具有特定代表性的伟大精神进行科学系统的总结、归纳、凝练、提升基础上形成的，不仅完整体现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整体风貌，并且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理念、精神品格和实践创新。系统把握精神谱系的内在形成机理和建构逻辑，明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这个伟大精神的有机集合所内蕴的基因组合密码，方能对精神谱系的世系表作出全面准确的研究观察，从学理上绘制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瓜藤图”。对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进行整体性观察，可从以下建构维度进行分析与解读：
其一，基于历史发展维度，形成时序谱系。谱系的最一般建构维度就是时间维度。分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建构维度首先要从时间维度入手。从历史发展视角来看，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伟大精神最显著的位序排列方式就是依据党史历史分期来排列，揭示和反映了党史不同历史时期的主题和本质，是对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创新探寻和实践的精神标识性记录，具有明显的时序性，形成了时序“分谱系”。这一时序谱系以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为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照金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大别山精神、沂蒙精神、老区精神、张思德精神等16+1种伟大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了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北大荒精神、塞罕坝精神、“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孔繁森精神)、西迁精神、王杰精神等12+2种伟大精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形成了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青藏铁路精神、女排精神等9+2种伟大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了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三牛”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丝路精神等8种伟大精神。这条纵贯百年党史的时间主线鲜明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方向一致、融合贯通，党所肩负的初心使命在其中一以贯之、一脉相承，这既符合普遍意义上精神谱系的一般生成规律，展现了一种历史必然性，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优秀民族文化和优良传统作风的赓续传承，展现了作为世界最大马克思主义政党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善于以史为鉴的历史自觉。
其二，基于创造主体维度，形成人群谱系。精神是由人创造的，精神谱系的建构自然也离不开创造主体这个维度。从创造主体维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反映和凝结了一代代共产党人特别是革命烈士、先进模范人物的感人事迹和光辉形象，形成人群“分谱系”。从人群谱系所涵盖的时间进程上看，伟大精神的创造主体在各个历史时期均有体现，如张思德精神，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和王杰精神，形成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女排精神，形成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等，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人群谱系中各个伟大精神的命名方式上看，既有以个人名字来命名的，也有以群体名字来命名的。人群谱系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品质、性质宗旨最闪亮、最生动的概括集成。
其三，基于反映主题维度，形成主题谱系。精神往往围绕某一主题或事项集合而产生，是对主题或事项集合中所展现出的思想脉络或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和概括反映，精神谱系的建构也因此可以跨越时空局限，从主题维度上进行观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实践中所涉及的诸多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形成主题“分谱系”。从主题维度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伟大精神所涵盖的主题十分广泛，既包括与党和国家发展战略或重大事项息息相关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科技、改革等宏观层面主题，也涵盖了农业、卫生、体育、外交等行业性的或反映某方面工作的方向性主题，且每一主题均有若干精神的纳入。军事方面，就有长征精神、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和抗美援朝精神等；
又如卫生方面，就有抗击“非典”精神、抗疫精神等。
其四，基于地域(区域)范围维度，形成位序谱系。精神总是在一定的地域或区域范围内产生，地域或区域是精神生成的核心要素之一，因此，地域(区域)是考察精神谱系建构的一个重要观察维度。从地域(区域)维度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彰显和反映地域(区域)范围内中国共产党人的某种精神特质或精神风貌，形成位序“分谱系”。由于伟大精神的生成都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为现实根基，并且这种伟大实践具有涉及地域(区域)广泛、影响范围深远的特性，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伟大精神涉及我国大江南北、黄河两岸等地方，涵盖我国东西南北中各个区域，也清晰反映和彰显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广泛性和深入性。
其五，基于重大事件(重要会议)维度，形成事件(会议)谱系。事件作为精神生成的核心要素之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也是精神谱系的重要建构维度。从重大事件(重要会议)维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记载关键时刻、重大关头的重大事件或重要会议等重要节点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展现的气概和精神，从而形成事件(会议)“分谱系”。这种事件(会议)谱系凸显了在特定时刻、特定关头、特定事件(会议)中中国共产党人所展现出来的精神特质的极端重要性和关键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整个谱系在内在生成与演进逻辑上的高度相关性和一致性，因而上述各个“分谱系”可以互为纵、横坐标，谱系中的每一种精神都能够在坐标系中找到相应的点位，从而形成精神谱系的“根”“脉”“枝”“叶”，绘制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瓜藤图”。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谱系中各精神间的内在关联的理解，更好地把握其内在规律，也有助于我们全面系统地认识精神谱系中各精神所蕴含的人群(人物)风范、时空场景和实践内涵，探寻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带领中华民族从弱小走向强大、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成功秘诀，鼓舞和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实现对中国共产党人伟大精神的赓续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这就为精神谱系的演化发展找到了源头与根脉。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时间纵轴上呈现同源多向性。
江河万里总有源，树高千尺也有根。只有找到事物发展的起源与根脉，才能把握其本质特征、厘清其基本属性、探析其运行逻辑、明辨其发展走向。只有把握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头”，才能真正认识、理解和把握精神谱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并对伟大建党精神作出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的深刻诠释。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开篇，是融汇贯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理论之源、动力之源、信仰之源和宗旨之源。
伟大建党精神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理论渊源和逻辑起点，内蕴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文明，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特质，蕴藏着我们党“从哪里来”的基因密码，更回答了我们党未来“向何处去”的根本命题。伟大建党精神中所蕴含的对真理和理想信念的执着坚守、对初心使命的践行担当、对革命斗争和奉献牺牲的英勇无畏、对党和人民的赤诚忠心，集中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作风品质和宗旨性质，是对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实践中创造的革命精神的高度凝练，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我革命史最生动深刻的诠释，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思想之基，是我们党历经百年仍风华正茂的精神之源。
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共同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诸种伟大精神，在同本同源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向发展性，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中的赓续、延展和累迭，从不同方向上体现出伟大建党精神的共性特征。从时间纵轴上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历经百年在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实践进程中形成的诸种精神的集合。因此，这些精神具有鲜明的时间延续性和历史时期契合性，也因其对相应历史时期政治、文化和社会变迁的时代体现而具有了鲜明的多向发展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人从南湖出发，历经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超凡勇气和英雄气概，引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这一时期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沂蒙精神等伟大精神，鲜明体现出“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时代特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消灭封建剥削压迫，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庆工人挺起民族工业脊梁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两弹一星”科研团队勇攀国防技术尖端打破核垄断，红旗渠建设者在太行山悬崖峭壁上创造了世界水利第八大奇迹，中华民族实现了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一时期形成的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北大荒精神等伟大精神，鲜明体现出“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时代特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了实现改革创新，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我们党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立经济特区实现经济快速崛起，在抗洪、抗震救灾、抗击“非典”中凝聚万众一心的力量，建设挑战困难极限的青藏铁路，载人航天事业取得重大进展，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一时期形成的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青藏铁路精神等伟大精神，鲜明体现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的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大力发展科学事业，大力优化企业创新体制机制，建设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形成的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三牛”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丝路精神等伟大精神，鲜明体现出“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时代特征。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生成的各种伟大精神，总是与当时的时代特征和我们党所担负的历史使命相契合，反映了精神谱系演化发展的同源多向性。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生成、演化和发展有其特定的内在规律， 是一个逐步铸就、形成和累迭的过程，而非随机和无序。只有准确把握其内在的生成机理，才能明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各种精神的生发根脉、演进谱序、发展源流，才能切实把握其内生演化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共性规律。同时，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作为一种谱系，其本身就是以根、脉、枝、叶为主要展现形式，呈现为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系统性样态，具有谱系所特有的次第位序、代际演化、主从关系等基本特质。精神谱系的生成在谱系的基础上增加各种精神的内在逻辑和要素特征，是对党百年奋斗历程相关的思想观念、性质宗旨、政党目标等精神和文化元素等的进一步观照，体现出适应性变迁和渐进化特征。因此，从内在生成上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呈现出鲜明的同演渐进性。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各个精神的内在生成遵循实践铸就、观念生成、精神累迭的演进逻辑，生成机理体现出一致性。这个生成机理就是精神谱系“何以生成”的依据，也是厘清精神谱系中伟大精神之间的次第序列、代际演化、源流变化、主从关系等基本问题的内在逻辑。首先，精神谱系的生成源于实践的铸就。从实践铸就生成精神的角度看，精神是实践主体，也就是参与实践的人(个体或集体)，在实践过程中对现实世界形成的观念映射，是在解决实践难题、推动实践进步的过程中萌生、演化、发展的。可见，精神谱系的生成是实践的关键三要素——人(实践主体)、事件(实践本身)、地域(实践发生地)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精神谱系的生成具有突出的实践性特征。其次，精神谱系的生成源于观念的生成。精神谱系的形成是对精神建构过程现象的反映，是实践主体在进行价值塑造、思想聚焦、符号建构等实践抽象中进行观念演绎的过程，是实践主体在价值主张、思想动员、群体认同等方面的精神表达。因此，精神观念的生成一般遵循这样一个过程：概念归纳、提炼总结历史实践—塑造和聚焦其特有价值及突出特征—高度凝练文字或词语命名表达其内涵和精髓要义—形成政治符号和全党共同认知。考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观念生成可以看出，精神谱系的核心观念具有既“稳定”又“变化”的特点。“稳定”体现在精神谱系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这种历史传承性使精神谱系具备了恒久不变的性质和价值；
“变化”则体现在精神谱系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时间空间等的适应性变迁。再次，精神谱系的生成源于精神的不断累迭。这种累迭是根据精神形成的时空范畴和历史主线这样的逻辑和标准体系进行建构形成的动态发展族谱，而不是简单的排列组合或静态罗列。可以说，考察精神谱系的演化发展，基本上遵循了实践铸就、观念生成、精神累迭的演化规律。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遵循同一演化规律下又呈现出明显的渐进性特征。精神谱系在按照特定演化发展逻辑进行累迭和建构的基础上，根据组织内在要素与外部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适，在与中国百年政治、文化、社会的变迁息息相通中，在对中国文化的守正、革故、鼎新中渐进发展。比如精神谱系中以航空航天科技发展为主题的精神就有“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等四种伟大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诞生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精神的产生源于我国在建国初期组织实施的以研制导弹、原子弹和科学试验卫星为主要内容的“两弹一星”重大国防工程。当时的中国，物质技术基础十分薄弱，但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为保卫国家和平与安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发展“两弹一星”、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两弹一星”研制者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个人志向与民族振兴紧紧相连，隐姓埋名，默默奉献，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创造了非凡的人间奇迹，也孕育形成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诞生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一精神的产生源于党和国家长期关注、高度重视的发展载人航天事业这项伟大工程。继毛泽东作出发展“两弹一星”重大战略决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把发展载人航天事业纳入“863”高技术发展计划。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的重大战略决策。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取得一系列新的重大进展，我国空间技术发展跨入了国际先进行列，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自豪与自信不断提升。几代航天人知难而进、勇攀高峰，创新创造、百折不挠，默默奉献、无怨无悔，培育铸就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和新时代北斗精神均诞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探月精神的产生源于我国2004年立项的探月工程，全体研制建设者不畏艰难、勇于创新，创造了月球探测的中国奇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飞天梦想终成现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逐渐孕育形成。新时代北斗精神的产生源于1994年，当时美、俄两国已完成了全球卫星组网，我国作出研发独立自主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提高我国国际地位、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保障经济社会安全、维护国防安全等都具有十分特殊的战略意义。至2020年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建成开通的26年间，参与北斗系统研制建设的30余万名科研人员呕心沥血、众志成城，先后攻克16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创造了世界导航卫星组网奇迹，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几代北斗研制团队里有老院士、老专家，但更多的是“80后”的中国航天新生力量，他们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伟大事业的感召下，展现出“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的新时代北斗精神。综观由中国航天人铸就的这四个伟大精神，我们不难发现，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是他们共同的坚定信仰和鲜明底色，忘我无私的默默奉献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境界与崇高品质，不畏艰险的探索创新是他们共同的责任担当和使命情怀，同舟共济团结协作是他们共同的坦荡胸怀与制胜基因，在精神谱系的同一主题维度上，四个伟大精神呈现出演化逻辑的一致性。同时也可以看出，四个伟大精神是航天科技战线的红色基因血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赓续传承，并且因所处社会政治环境、国家经济条件的不同，所处历史时期和国内国际形势及当时背景下执政党职责、使命、任务的演进等主客观要素变化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质，在精神谱系的历史维度上呈现出演化逻辑的历时渐进性。
任何精神的生成，都必然有创造它的主导力量与核心所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伟大实践，是对中国共产党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而带领中国人民奋勇拼搏、艰苦奋斗历程在精神层面的高度凝练，是对党领导人民推进伟大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深刻总结。可见，我们党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核心主体、代表主体，是推动精神谱系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主导力量与核心所在。中国共产党是个集体概念，每个具体精神的创造主体是这个集体中的具体代表，或是一个集体(群体)，或是一个英雄模范，或是党和群众凝聚成的整体，这就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创造主体是多维多元的。因此，从创造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呈现显著的同核多元性。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并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十个坚持”时，将“坚持党的领导”放在首位。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自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明确了“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162页。的性质，在最早的组织章程中就指出，我们党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162页。，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成为党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发展史就是党领导下的革命史、奋斗史。伟大精神源于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根植于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一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生动实践中，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政治品格、根本立场、价值追求、精神风貌和时代风范。
围绕中国共产党这一核心创造主体，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生成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多元多样的具体主体，这些具体主体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创造者、体现者、弘扬者中凝练而来，来源于党的各个层级、各个地方、各行各业，丰富了精神谱系的主体样态，呈现出创造主体身份的多元性。比如，从组织层级创造的维度看，有党中央直接培育创造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脱贫攻坚精神、丝路精神等，有党中央和党的地方组织、人民群众共同培育创造的苏区精神、照金精神、南泥湾精神、沂蒙精神等；
从行业领域创造的维度看，有工业建设行业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青藏铁路精神等，有以医务工作者为代表的抗击“非典”精神、抗疫精神等，有在航空航天事业中贡献非凡的“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等，有以人民军队为主要代表的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还有以各行各业优秀党员为代表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女排精神、科学家精神等；
从英雄模范创造的维度看，有张思德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王杰精神等。精神谱系创造具体主体的多元化，表明精神谱系的形成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强烈的认同感、深厚的群众性、生动的实践性，才使得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具有丰富性、多彩性，也才能使其得以成为谱系。
每一种伟大精神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基于实践的产物与成果，都需要一个实践抽象、思想聚焦与符号建构的过程，即对历史实践的归纳与总结—对精髓要义的凝练与提升—典型符号的建构与表征，这是精神本身所具有的特定形成规律。因此，从表现特征上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形成和演化发展既呈现出时空的延续性、本质的共同性、作用的共通性、时代的契合性等表现特征上的同质性，也在精神符号最终演化为精神标识的建构与表征过程中衍生出不同的维度与面向，使精神谱系呈现为一个同质多面的有机整体。
考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可明显看出，诸种精神蕴含和表现的基础性思想内核是趋同的，具备相通相融、一以贯之的特征与质性。这种同质性是由“同源同根”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具有共通的基本逻辑，即精神在实践中生成并伴随历史更迭与时代发展而发展；
具有一致的思想内核，即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本质属性、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和政党特点的精神表达；
具有相同的价值导向，即具有鼓舞激励党员干部群众弘扬光荣革命传统、赓续红色血脉，实现立党兴党强党的强大精神力量。有学者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诸精神的主要内涵进行高频关键词分析，从共现关系、出现频率、节点与核心关键词“精神”的关联度方面进行统计和研究，显示排在前十位的分别是艰苦奋斗、奉献精神、实事求是、服务人民、创新精神、创业精神、顾全大局、坚定信念、淡泊名利、自强不息。这些高频词与伟大建党精神的高度相关性，确证了精神谱系的源头就是伟大建党精神，也确证了这些伟大精神虽然在不断的生发延展中逐渐枝繁叶茂，但其血脉和基因却是恒久不变的，伟大精神的思想内核如同生命机体DNA的复制和遗传，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接续传承中已被融入灵魂和血脉，从而使精神谱系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最显著、最鲜明的精神底色。这不仅是谱系建构的前提、基础和必要条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能够与时俱进、得以接续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精神文化血脉相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精神谱系提供文化滋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民族精神是贯穿精神谱系形成发展始终的文化内核。“精神”的产生，就是将文化中所蕴含的思想精髓、道德准则、价值取向等以特殊符号形式固化下来，从而形成一种长久的、稳定的、可传承的物化表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天下大同、仁者爱人、民为邦本、革故鼎新、知行合一等思想观念，都能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找到内涵基本一致的表达。因此，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理论认同、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归根结底就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诸精神的同源与同根，使其在表现特征上具有同质性成为必然。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表现特征上虽然呈现出同源、同根、同质，但因每一种伟大精神都有其特质，具有无可替代性，因而精神谱系就不是一个单一面向、线性累加、简单复制的精神集合，而是在同质性的基础上表现出显著的非线性累加、多面性呈现的突出特征，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成为一个具有独特性、衍生性、丰富性和创新性的有机系统。比如，沂蒙精神和老区精神，两种精神生成的历史时期均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生成地域都是革命老区，创造主体都是中国共产党和党带领下的老区人民，都强调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但同时，两种精神又体现出各自不同的侧重面向，具有各自独特的内涵意蕴与鲜明特征。首先，老区精神和沂蒙精神虽然都强调了精神形成的地域，但又各有不同。我们一般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由党领导创建的革命根据地称为革命老区，简称老区，它分布于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300多个县(市、区)。山东革命根据地所在的沂蒙山地区也属于革命老区。两种精神的形成地域虽性质相同，但“老区”和“沂蒙”属于较为显著的统分或包含关系。其次，老区精神和沂蒙精神都属于根据地精神，但又各有侧重。关于老区精神，2016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指出：“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老区人民为党和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老区人民对党无限忠诚、无比热爱。老区精神积淀着红色基因。在今天奔小康的路上，老区人民同样展现出了强烈的奉献奋斗精神。”理论界将老区精神的基本内涵概括为“爱党爱国、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党群一心、军民同心、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可见，老区精神的创造主体主要是老区人民，老区精神形成的内在逻辑是老区人民为党和国家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其主要内涵是反映和强调了老区人民的政治观、大局观、奉献观、奋斗观等。关于沂蒙精神，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对沂蒙精神的特质作出深刻揭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2022年5月，经党中央批准，山东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将沂蒙精神基本内涵概括为“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是沂蒙精神的核心基点和鲜明亮点。秉持“亲民、爱民、为民”理想信念、根本宗旨、初心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与对党忠心拥戴、对人民军队真诚热爱、对国家民族奉献担当的沂蒙革命军民，共同铸就了牢不可破、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党群同心、军民情深”就是对革命战争年代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心心相印、情同手足的最清晰、最生动注解。“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则深刻阐明了沂蒙精神的深刻内涵与独有特质。提起沂蒙精神，受众认知度最高的莫过于沂蒙精神的典型代表——沂蒙的妇女群体，比如抚养革命后代的沂蒙母亲王换于，乳汁救伤员的沂蒙红嫂明德英、张淑贞、祖秀莲、方兰亭，支前拥军的沂蒙六姐妹，等等。这种党群水乳血肉相连、军民生死甘苦与共的党群、干群、军民关系的融合与共生，是对“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最充分彰显。显然，沂蒙精神的创造主体是革命战争年代党和党领导下的革命军民，是山东党政军民形成的“命运共同体”或称之为“生死共同体”这个独特主体，沂蒙精神形成的内在逻辑是山东根据地的“党政军”和“人民群众”的双向主体互动，其主要内涵是党和人民军队为人民出生入死的牺牲精神以及人民群众为拥军支前而舍小家顾大家、参军参战的奉献精神。对沂蒙精神和老区精神的对比性分析，也为我们清晰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同质多面性。
总之，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建构维度及演化逻辑的研究与分析，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理解和把握其精神实质与精髓要义，更好地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内在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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