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钰晓，周 魅
(1.郑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2.西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为实现人口结构优化调整，2011年中国开始实施以放松生育限制为核心的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并部署落实了全面三孩生育政策。然而，生育调整政策频繁“遇冷”，[1]1-12，[2]201-212我国2020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3，低于维持人口总量不变的更替生育率2.1，更低于国际警戒线1.5。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撑政策体系”。中国低生育水平之谜再次引发政府、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现有研究主要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上升、住房价格迅速上涨、教育成本居高不下、年轻人就业竞争压力增大、女性“家庭-工作”冲突加剧、婴幼儿托育照料社会支持不足等方面进行解释，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3]9-21，[4]3-13在中国，生育行为往往受到家庭等多方因素的影响，其中父辈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凸显。父辈既是家庭照料的提供者，同时也是家庭照料的使用者，现阶段子辈晚婚晚育现象普遍，父辈“带病生存”时间延长，父辈作为照料资源使用者的身份越来越明显。[5]91-116在家庭照护资源赤字的情况下，养老照护是否会影响二孩生育行为？作用效果在哪些家庭中更加显著？生育支撑政策体系应为家庭提供哪些照料支持，以缓解女性面临的养老扶幼压力？上述问题都需进一步厘清。
本文对于构建养老扶幼的全方位照护体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目前，我国家庭主要依靠自身资源照料老人和孩子，当养老和扶幼需求叠加时，家庭照料资源很可能存在代际竞争关系。这意味着在家庭照料功能减弱、社会照料资源支持不足的环境中，家庭养老照护可能会减弱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现有文献更多关注父辈照料支持对生育行为的促进作用[6]17-29，[7]106-112，本文则聚焦于家庭养老照护，考察其对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
第二，利用CFPS2016、2018和2020年的数据，在全面三孩政策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家庭照护资源的代际竞争关系，丰富了现有代际关系研究和生育研究；
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化养老支持能够填补家庭照护赤字，积极老龄化政策对多孩生育行为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为“一老一小”照料问题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启示。
在“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并存的背景下，父辈对子女生育行为的影响是社会学、人口学领域关注的重要问题。本部分将从家庭照料资源视角出发，围绕生育行为与父辈-子女代际互动关系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并进一步探讨父辈的影响在不同特征群体中的异质性。
家庭生育决策依赖于家庭能够调动的生育养育资源，当父母生育一个孩子所需的经济成本和照料成本较低时，家庭则会选择生育更多孩子，但若生育孩子需要承担高昂的养育成本和沉重的照料负担时，家庭便选择不再进行生育。[8]524-525在中国调整生育政策的过程中，面临的却是家庭照料资源日益短缺、婴幼儿托育机构供需失衡、家庭代际间支持由向下流动变为向上流动的多重困境。随着家庭规模的不断缩小，家庭照料功能在不断弱化。[9]69-83同时，现代社会女性劳动参与水平提高、就业竞争压力增加，女性工作与传统家庭责任(照顾老人、养育子女)之间的冲突明显，导致女性提供的家庭照料资源明显减少，这一现象在受过高等教育、职业发展潜力巨大的女性中尤为明显。[10]37-52，[11]136-148在家庭照料功能日益弱化的情况下，社会照料机构也没有发挥很好的补充作用。[6]17-29，[11]136-148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托育服务体系发展滞后，托育机构无法满足家庭对替代性照料服务的需求。[12]117-128现有研究将父辈提供的非正式照料视为缓解上述困境的重要手段，父母可以通过帮助子女购房、做家务、照顾小孩等方式，[13]584-596，[14]579-596，[15]216-240为子女生育行为提供帮助，减轻生育负担。[16]571-590
值得关注的是，父辈虽然可以提供代际支持，但当年老的父母需要被赡养时，在家庭预算约束下，养老支出可能会挤占其他支出，包括育儿支出[17]84-97。当前我国初婚年龄出现大幅度延迟，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3.59岁上升到2020年的29.38岁；
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2.15岁上升到2020年的27.95岁，[18]14-26这意味着家庭在做出二孩、三孩生育决策时，父辈年龄已经较大。家庭不但难以从父辈那里获取代际照料支持，而且需要为父辈提供赡养服务，育龄女性面临养老扶幼的双重照料压力。由于我国现在并未建立起完善的社会养老模式，大多数老年人需要同时依靠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部分老年人则完全依赖于家庭养老，因此家庭养老照料在家庭决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Hsu et al.(2018)通过构建包含生育、教育投资和要素积累内生决策的一般均衡重叠代际模型，发现家庭赡养会显著增加子女的压力，挤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对家庭再生产产生挤出效应。[19]928-952综合来看，在中国社会日益普遍的“421”家庭结构中，养老和扶幼两端在分配非正式照料资源过程中可能存在代际竞争关系。
子女在照料老人时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需要提供赡养费用。与此同时，生育孩子同样面临着高昂的时间成本和经济压力，尤其是教育负担及其衍生出的“学区房”热潮，进一步增加了生育和抚养成本。[3]9-21在子女精力有限以及家庭预算约束下，养老照护会通过占用家庭经济资源和照料资源的方式对生育行为产生挤出效应。于也雯和龚六堂(2021)在内生化生育率模型中引入隔代抚养和老年赡养，发现在人口老龄化严重的情况下，家庭赡养压力重，隔代抚养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但是无法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同时数值模拟显示，社会养老政策可以有效降低家庭养老压力，提高生育率。[20]38-56在当代中国，女性广泛参与劳动力市场，不仅承担着工作压力，还承担着为家庭成员提供照料的责任。[21]947-965，[22]131-155此时，如果家庭养老照护已经使用了女性大量的经济、时间和精力，那么即使生育政策逐渐宽松化，育龄女性选择生育孩子的概率也会显著下降，这种考量在二孩、三孩生育决策过程中会更加重要。
根据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1：
研究假说1a：为父辈提供照料支持会显著降低育龄女性生育二孩的概率；
研究假说1b：为父辈提供赡养费用支持会显著降低育龄女性生育二孩的概率。
如果从家庭照料资源分配视角分析养老照护对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那么其作用效果可能会根据照料资源约束、养老照料难度、社会养老支持等因素的不同而在不同群体中产生差异。首先是养老照护在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之间影响的差异。现有研究证明，经济条件是限制家庭生育更多孩子的重要因素[23]249-271，[24]58-94，[25]94-105，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面临的照料资源约束越小，高收入家庭能够通过购买外部照料资源打破养老照料和扶幼照料之间的代际竞争关系。低收入家庭面临的照料资源约束问题更加突出，在为父辈提供经济和照料支持之后，可能更难选择生育养育更多孩子。其次是养老照护的影响在不同照料难度家庭之间的差异。老人健康状况是决定照料难度的关键因素[26]50-62，老年人健康状况不佳会使用更多的经济和照料资源，导致养老照护的挤出效应更明显。最后是养老照护的影响在不同社会养老支持之间也存在差异。家庭照料资源不足导致的养老托育压力，可以通过引入外部资源来缓解，除了使用市场购买手段之外，政府采取的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各项举措也是放松家庭非正式照料的重要途径。对于生活在社会养老资源丰富地区的家庭来讲，养老照护压力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得以缓解，从而抵消部分生育抑制作用。
根据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2：
研究假说2a：家庭养老照护对低收入家庭生育行为影响更大；
研究假说2b：家庭养老照护对生育的挤出效应依赖于父辈健康状况；
研究假说2c：社会养老支持项目可以抵消部分家庭养老照护对生育的挤出效应。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6、2018和2020年三期调查数据。该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是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微观入户调查。CFPS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1)CFPS样本覆盖范围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新疆、青海、内蒙古、西藏、宁夏和海南。目标样本规模为16 000户，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CFPS每两年对基线调查界定出来的家庭成员及其新出生的子女进行跟踪调查，包括育龄女性基本情况、新生儿信息、家庭照料和经济支持等关键信息。鉴于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生育政策放松之后家庭养老照护如何影响育龄女性二孩生育行为，因此，本文将样本数据区间限定在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明确提出之后，同时将研究对象限定为20 ～ 45岁已婚已育一孩女性。在删除异常值和少量的关键变量缺失值后，最后获得5 892个样本，此样本为非平衡面板数据。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二孩生育行为。相较于学界主要使用的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量、是否有二孩生育意愿)，本文通过调查数据中的家庭成员信息，并结合家庭新生儿情况，来衡量育龄女性是否生育二孩。因变量为二值变量，如果育龄女性在生育政策放松之后生育二孩则赋值为1，否则为0。
2.解释变量
本文关注家庭养老照护对育龄女性二孩生育行为的影响，因此关键解释变量是与父辈相关的变量。本文所指的父辈不仅包括父母还包括公婆，因为女性除了需要赡养父母，还肩负着照顾公婆的责任。本文从两个方面来衡量家庭养老照护：一是为父辈提供照料支持，反映育龄女性需要为父辈提供的养老照料服务(是否为父辈料理家务或照顾饮食起居)；
二是为父辈提供赡养费用支持，反映赡养父辈所需的支出(平均每月给父辈多少钱，千元)。因此，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包括为父辈提供照料支持以及为父辈提供赡养费用支持。
3.控制变量
借鉴现有关于女性生育行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将从育龄女性特征、一孩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所在地区四个方面选取控制变量[6]17-29，[27]79-93，[28]83-95。育龄女性特征包括年龄、工作状况、受教育程度、户口；
一孩特征包括年龄、性别；
家庭特征包括收入(取对数)、规模、住房产权；
所在地区特征主要考察育龄女性所在地区，并根据国家现行地域划分标准分为东、中、西部纳入模型。
(三)模型设定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二孩生育行为”为二值虚拟变量，故此处采用线性概率模型(Linear Probability Model，LPM)来考察家庭养老照护对二孩生育行为的影响：
Fertilityit=β0+β1Agedcareit+β2Motit+β3Chiit+β4Famit+β5Regit+θt+ε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Fertilityit代表t时期女性i是否生育二孩，关键解释变量Agedcareit代表女性i在t时期所面临的养老照护，包括为父辈提供照料支持、为父辈提供赡养费用支持。此外，模型中还包含一系列可能影响二孩生育行为的控制变量，具体包含育龄女性特征、一孩特征、家庭特征、所在地区。θ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εit表示扰动项。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一)基准分析
表2汇报了基准回归结果，第(1)～(3)列显示的是依次加入育龄女性特征、一孩特征和家庭特征、所在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之后的结果。如表2第(1)列所示，为父辈提供照料支持会导致家庭生育二孩的概率下降1.90%，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同样，为父辈提供赡养费用支持每增加1 000元，生育二孩的概率会下降0.50%，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在依次加入特征变量之后，家庭养老照护对二孩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依然显著。在家庭预算约束以及子女精力有限的条件下，养老照护主要通过占用家庭经济资源和照料资源的途径对生育行为产生挤出效应。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家庭老年人需要的照料需求和经济支持都会呈现上升态势。[9]69-83家庭照料资源存在代际竞争，在政策支持不足的情况下，育龄女性在做出生育决定时会变得更加谨慎。通过上述分析，研究假说1a和1b得到验证。
表2 家庭养老照护对二孩生育行为的影响
(二)异质性分析
由于不同收入水平家庭面临的照料资源约束情况不同，因此家庭养老照护对二孩生育行为的影响效果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将样本中家庭收入处于前二分之一的家庭定义为高收入家庭，将收入处于后二分之一的家庭定义为低收入家庭，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家庭养老照料显著降低了低收入家庭二孩生育概率，但对于高收入家庭的二孩生育行为没有产生影响，这说明高收入家庭可以通过雇用保姆、选择托育机构等方式获取更多的外部照料资源支持，以缓解养老扶幼压力。由此可知，破解家庭照护赤字下的代际竞争问题，促进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根本路径在于充分调动社会资源，为家庭提供更多价格合适、质量可靠、分布广泛、形式多样的照料资源支持。通过上述分析，研究假说2a得到验证。
表3 异质性：家庭收入分组
一般认为，父辈健康状况差会显著增加家庭养老照护强度，育龄女性生育更多孩子将面临更大挑战。问卷中包含父辈患慢性病情况，若父亲/母亲/公公/婆婆其中至少一方患有慢性病，则认为家中老人健康状况不佳，若父亲/母亲/公公/婆婆均未患慢性病，则认为家中老人健康状况良好。结果如表4所示，家庭养老照护对二孩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在不同健康状况分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对于父辈患慢性病组，家庭养老照护的抑制作用无论是回归系数的大小，还是在显著性上都要更高。通过上述分析，研究假说2b得到证实。
表4 异质性：老人健康分组
有别于现有研究，本文进一步关注社会养老支持与家庭生育行为之间的联动关系。前文已经证明养老照护会占用部分家庭经济和照料资源，对二孩生育行为产生挤出效应。那么，近年来政府制定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是否能够补充家庭照料资源，抵消家庭养老照护的抑制作用呢？本文以最具代表性的医养结合试点城市建设为例，研究社会提供养老服务支持是否会放松家庭生育行为面临的约束。2016年，我国确立了90个医养结合试点城市，试点城市致力于探索整合养老和照护资源的实现路径，旨在为老年人提供健康养老服务，缓解子女照料压力。[29]124-138社区居家医养结合服务能够为附近老人提供喘息服务、上门护理、健康管理等服务，为老人提供更便捷可及的社会照护支持。此处，根据试点城市的建设情况，将样本划分为医养结合试点城市组和非试点城市组。结果如表5所示，在医养结合试点城市，养老照护对生育二孩的抑制作用变得不再显著。因此，在生育政策配套措施设计中，也应考虑到家庭面临的照料缺口，有效整合养老和托幼资源，不局限于单一视角，为破解少子老龄化问题制定协同治理方案。通过上述分析，研究假说2c得到证实。
表5 异质性：医养结合试点城市分组
(三)稳健性分析
本文主要通过内生性处理、变换估计模型和调整样本区间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使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本文选取家庭成员最高年龄是否大于75岁、父亲是否健在、母亲是否健在、公公是否健在、婆婆是否健在作为为父辈提供照料支持与为父辈提供赡养费用支持的工具变量，该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以及外生性两个条件，一方面此处所选的工具变量与家庭养老照护之间存在联系，另一方面此处所选的工具变量均具有外生性。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如表6第(1)列所示，家庭养老照护对二孩生育的挤出效应依然显著，并且回归F值为21.09，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其次，变换估计模式，使用Probit方法回归。结果表明，本文结论依然十分稳健。最后，调整样本区间，排除新冠疫情的影响。新冠疫情期间，家庭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加，同时考虑到产检、生产等就医行为不便，导致生育率遭到了较大的负向影响[4]3-13，因此，本文剔除了2020年的调查样本，实证结果证明家庭养老照护对生育二孩依然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
表6 稳健性分析
当前，中国面临着的“少子化、老龄化”的双重挑战。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已经进入超低生育率水平之列。近年来推行的一系列渐进式生育政策改革并未达到理想预期。解开中国低生育水平之谜的重要一环在于从家庭照料资源视角出发，研究养老与扶幼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2018和2020年三期数据，探讨生育政策放松过程中家庭养老照护对育龄女性二孩生育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养老照护会显著降低育龄女性生育二孩的概率。经过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稳健。在子女照料能力不足、社会养老托育机构发展缓慢的背景下，家庭照顾资源存在代际竞争，养老照护会通过使用家庭经济资源和照料资源的方式对生育行为产生挤出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养老照护的挤出效应在低收入、父辈健康状况较差的家庭中更为明显。值得关注的是，积极老龄化举措会对生育行为产生溢出效应，以医养结合建设为例，为老人提供健康养老服务支持，能够缓解养老照护对二孩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
本文结合研究结论提出两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政府应为家庭提供支持性的公共照护服务，缓解女性的照护压力。促进社区级养老机构、托育机构的发展，增加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婴幼儿托育机构建设，为家庭提供“成本可负担+方便可及+质量可靠”的养老托育服务。帮助家庭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得质量合格的养老托育服务，给予家庭更多的喘息时间，让代际间的互动形式更加多元化，提升家庭福祉。同时，以津贴、退税等方式帮助低收入家庭购买市场化的照顾服务。第二，政府应统筹设计养老扶幼支撑体系，实施“一老一小”整体解决方案。基于家庭视角，综合评估家庭在养老扶幼方面存在的照护资源缺口，为家庭提供专项的老年、幼儿护理补助。目前的家庭政策总体上仍呈碎片化和分散化的状态，应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形成积极、能动、包容的全方位政策体系，确保家庭能够同时满足婴幼儿健康成长和老年人舒心养老的需求。有别于现有配套支持政策设计，政府应综合考虑家庭面临的养老扶幼压力，实现照料资源的协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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