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臻 唐纯
2023年3月10日，美国硅谷银行（SVB）因“流动性不足和资不抵债”被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本文以“另类”视角指出了一些评论在理解该事件中存在的误区，分析了事件发生的可能原因和商业银行可以从中吸取的一些教训，反思了事件对当前商业银行监管框架可能带来的挑战并尝试提出了政策建议。
2023年3月10日，拥有40年历史的美国硅谷银行（SVB）因“流动性不足和资不抵债”被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简称FDIC）接管，从危机爆发至被接管，历时不到3天。硅谷银行风险事件是本轮美联储快速“加息”以来的第一例银行倒闭案例，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最大的银行倒闭案例。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永恒的主题，本文以“另类”视角指出了一些评论在理解该事件中存在的误区，分析了事件发生的可能原因和商业银行可以从中吸取的一些教训，反思了事件对当前商业银行监管框架可能带来的挑战并尝试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期为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事件的成因
目前看，许多评论将SVB倒闭的根本原因归咎于流动性风险管理不善，在笔者看来，这既不准确，也不客观。
第一，这些评论混淆了“利率期限错配”和“流动性期限错配”的概念。通常而言，利率风险管理强调的是控制利率期限错配，主要通过匹配各类资产项目的重定价期限来调节；
而流动性风险管理强调的是控制流动性期限错配，主要通过匹配各类资产负债项目的到期期限来调节。与此同时，由于债券属于可抵押、可变现的优质流动性资产，其到期期限并非流动性风险管理的关键变量，在传统的流动性风险计量框架中，美国国债、抵押支持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y）等信用风险等级高、流动性好的债券通常被视为一级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是在压力情景下银行流动性安全的重要保障。因此，以SVB投资了大量长久期国债和MBS作为论点来抨击其流动性风险管理不善是缺乏理论基础的。恰恰相反，SVB因资产端贷款占比低，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占比高，其资产组合的信用风险水平和流动性优于大多数银行，甚至部分中资银行。以2022年末数据为例，SVB资产端债券投资占比约55.7%，保守估算的流动性覆盖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简称LCR）为140.11%，而国内商业银行资产端平均债券投资占比仅为约20.0%，平均LCR为147.41%。
第二，这些评论忽视了资产负债流动性期限错配是银行商业模式的基本特征。银行负债端的存款是可以随时提取的，而资产端发放的贷款并不能做到随时变现，所以流动性期限错配是银行经营中难以避免的。也正是由于流动性期限错配的这个特征，银行储户（也包括其他形式的债权人）的“挤兑”行为始终构成对银行持续经营的威胁。正如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和迪布维格（Philip H. Dybvig）1983年发表的《银行挤兑、存款保险和流动性》（Bank Runs， Deposit Insurance， and Liquidity）的经典文献所刻画的，“挤兑”风险是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所决定的，而银行的日常流动性管理和金融监管当局针对流动性的常规监管要求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挤兑”发生的原因通常是债权人对银行的基本面失去信心，或者是一部分债权人对其他债权人不提款或继续借款失去信心。现实中，对银行而言，可能引爆“挤兑”风险的因素十分多元且难以控制，既可能是由于管理不善导致的基本面情况恶化，也可能与银行自身的信息披露、社交媒体中关于银行的各种负面信息等有关。就SVB事件而言，需要清晰地认识到“挤兑”是导致其破产的根本原因，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引发其“挤兑”风险的间接原因笔者认为可能有三点：
一是失控的利率风险承担。通过分析SVB近年资产负债表发现，其资产配置一直坚持“贷款+债券”双轮驱动策略，债券投资占比始终居于相对高位，最低值（2019年）亦达到41%，而最高值（2021年）达到61%。与此同时，从SVB年报披露的债券投资组合品种及债券会计分类结构看，SVB债券投资策略亦十分鲜明，即在保证组合超高信用等级的前提下，不断增大规模（尤其是持有至到期资产规模）、拉长久期，以获取“稳定的”票息收入。SVB自2014年起开始进行HTM投资，其规模从最初的74亿美元上升至2022年末的913亿美元，相应带动债券组合整体平均久期从2.8年上升至5.7年。债券组合以长久期HTM为主，不仅可以在当期享受相对高的票息收入，而且可以规避债券估值亏损对当期损益和资本充足率指标的负面影响，其优点显而易见；
而其缺点在于增加了银行的利率期限错配，放大了潜在市场利率上升可能对银行损益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由于美国监管当局对SVB等资产规模小于2500亿美元的银行并无明确的利率风险监管标准和信息披露要求，因此银行内部及资本市场对利率风险水平高低的关注度不足，风险偏好不清晰。2020年一季度，为缓解降息对当年利息收入产生的负面影响，SVB甚至主动提前终止了此前为对冲债券组合利率风险而叙做的利率掉期交易，这也侧面印证了其缺乏明确的利率风险管理目标，进而导致了失控的利率风险承担，也为2022年加息周期中的经营困境埋下了隐患。
二是极其单一的负债结构。SVB作为服务硅谷科创企业和创投基金的“明星”银行，自成立以来，其负债就几乎全部来源于上述企业的存款，且大部分是企业日常运营所需的不计息存款。正常情景下，该类存款兼具稳定性高、成本低等优点，成为助力SVB坐上硅谷地区银行“头把交椅”的关键，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由于SVB的客户存款高度集中于創投行业及少数大客户（2022年末，仅来自Meta一家公司的存款余额即超100亿美元，占比约14%；
受存款保险覆盖的存款占比不足3%），极其单一的存款人结构导致其存款的波动性显著高于一般意义上来源分散的客户存款。2013年以来，SVB客户存款年平均增速27.6%，峰值、谷值分别为85.5%和-8.5%，而同期美国银行业客户存款年平均增速7.0%，峰值、谷值分别为22.4%、-1.0%。当市场融资条件宽松、创投行业处于繁荣周期时，SVB被动承接了大量存款流入，并面临资产规模快速扩大和风险控制的问题；
而当市场融资条件收紧、创投行业陷入衰退周期时，哪怕仅仅是基于正常“日常运营用款需求”（而非基于“挤兑”）的存款流出，也将为该银行的流动性管理带来巨大挑战。在企业“日常运营用款需求”大幅上升的情况下，一旦市场出现不利传闻，SVB极其单一的负债结构使得其客户极易达成关于“挤兑”的一致行动，SVB则由于缺乏足够的反应时间而快速陷入流动性危机。
三是不合时宜的信息披露。“挤兑”对于所有银行而言均是致命的，而不发生“挤兑”的关键在于维持公众对于银行的信心。回顾SVB事件始末，关键的转折出现在3月9日其发布的公告。笔者相信，SVB公告的初衷在于向市场传递其主动应对加息带来的不利变化、优化业务策略、提升持续盈利能力等积极信号。但是，在美联储超常规“加息缩表”、科创企业经历融资寒冬的宏观环境下，市场自然地将SVB“主动变现可供出售债券210亿美元产生18亿美元亏损并启动股权再融资”等信息解读为“流动性不足”，并在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引发存款人恐慌并爆发“挤兑”。24小时内SVB存款流失规模达420亿美元，使其最终因流动性不足而倒闭。事后来看，如果SVB按计划低调进行业务策略调整，并在调整成功后再进行信息的公开披露，流动性危机大概率可以避免。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因素可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挤兑”为什么发生，但如果“挤兑”没有被触发，那么这些因素本身并不一定足以导致SVB的危机。当前的学术研究尚无法清晰地展示所有可能导致银行“挤兑”的原因，而笔者也并不能确切地了解上述讨论的三点原因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SVB“挤兑”的发生。但通过上述讨论，笔者认为这一事件对商业银行如何通过加强日常经营管理以及监管机构如何通过采取特定的监管政策来避免“挤兑”的发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给商业银行的教训
一是加强资产负债平衡管理，防止过度风险承担。实践中，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核心在于通过管理资产负债总量、结构、价格等要素，实现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三性平衡”。传统商业银行以“吸存放贷”为核心业务，并以信用风险承担作为主要盈利来源。尽管通过增加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承担亦能增加收益，但这并非商业银行擅长的领域，尤其是在复杂多变的宏观环境下，利率、汇率、流动性松紧等变量的前瞻性研判难度大，坚持“风险中性”理念，注重资产负债综合平衡，资金来源与运用的期限匹配，并适时运用风险对冲工具，将各类风险控制在合理水平，才能行稳致远。
二是加强负债质量管理，防范负债集中度风险。负债质量对于维护银行体系安全稳健运行至关重要，商业银行应紧密围绕《商业银行负债质量管理办法》关于负债质量“六性”（负债来源的稳定性、负债结构的多样性、负债与资产匹配的合理性、负债获取的主动性、负债成本的适当性、负债项目的真实性）的要求加强负债质量管理，尤其须关注负债来源的稳定性和负债结构的多样性。在日常管理中，除确保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Net Steady Finance Ratio，简称NSFR）等流动性监管指标合规外，还须对核心负债比例、最大十户存款比例、最大十家同业融入比例等流动性风险监测指标加强监测和管理，引导银行逐渐形成客户结构多样、资金交易对手分散、业务品种丰富、应急融资渠道多元的负债组合，防止过度集中引发风险。
三是加强信息披露和声誉风险管理，防范风险传染。对于银行而言，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尤其是在低信息成本的社交媒体时代，“谣言”的形成和放大就在顷刻之间。银行在进行重大战略调整、参与重大项目、实施重大金融创新及展业、重大营销活动及媒体推广、披露重要信息、涉及重大法律訴讼或行政处罚、面临群体性事件、遇到行业规则或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等容易产生声誉风险的情形时，应进行声誉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制订应对预案。此外，银行须持续完善声誉风险全流程管理，做实做细声誉风险隐患排查、事前评估、识别和监测、应对处置、报告等关键环节，切实提升管理质效，防范因声誉风险引发难以应对的流动性危机。
关于金融监管的反思和建议
很多评论认为，本次事件可能会颠覆巴塞尔协议Ⅲ的流动性风险监管框架，但笔者对此持保留意见。如前所述，银行的业务模式从根源上决定了其对“挤兑”风险无解，因而银行经营管理的核心在于通过一揽子管理措施维持公众对银行的信心，并确保“挤兑”不发生。
尽管流动性风险指标合规并不能保证银行免于流动性危机，但其提供了一个衡量银行流动性风险水平高低的监管标准。与流动性风险指标设计的初衷相一致，流动性指标水平更高的银行往往资产的流动性更高或/和负债的稳定性更强，因此理论上对流动性危机的应对能力也更强。从该角度而言，流动性风险指标仍然是银行开展流动性风险管理的重要“抓手”。
除统一的巴塞尔协议Ⅲ监管指标外，各家银行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开展的压力测试同样重要。压力测试一定程度上是银行与市场沟通信息的一种方式，即，经过测算，该银行在面临一定负面冲击的情况下，并不会因流动性/资本不足或者其他方面的问题而陷入危机。而监管当局可通过规定压力测试范围、情景假设的原则、承压因子、传导模型等方式来增强压力测试结果的可信度。事后来看，SVB在2018年特朗普推行的新一轮金融监管放松中被免于压力测试要求，本质上使其丧失了一项重要的与市场沟通的工具，也可能为其遭遇日后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此外，危机情景下合理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至关重要。笔者认为，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调可以体现为，监管要求银行为防范流动性风险而持有足够的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而货币当局作为最后贷款人须保证银行在危机情景下，可通过出售或抵押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获取足够的流动性。如此既避免了“道德风险”，又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应对银行自身难以克服的“挤兑”风险。本次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针对美国中小银行潜在的流动性压力而设计的银行长期融资工具（Bank Term Funding Program，简称BTFP）则体现了上述协调机制，值得借鉴。
（周臻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研究中心副主任；
唐纯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生。本文编辑/孙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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