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荣
摘 要：《石牢》对历史的叙写从铁西/局部放大到社会/整体，将阶层遭遇、地域经验整合进历史转型中的时代经验，以象征性的文体形式书写关于九十年代整体性的“历史寓言”。小说用寺庙中四个人的博弈，隐喻了全新时空、社会规则制约下的集体心理、情感、行为方式的改变，一面是对八十年代的无比怀念，一面是在新时代中迅速大显身手;一面是丛林法则中蕴藏的勃勃生机，一面是多方博弈下的险象环生;一面是时代向个人敞开的无限可能，一面是欲望之下随处可能的无底深渊;在寺庙、枪、佛像等构成的抽象空间里，赋予各色人物、行为、动因以概括性的意义，将九十年代社会秩序的重构、权力的重组、精神底色的构成，嵌入看似离奇的文本迷宫中，以富有冲击力的叙事形式整体性地把握九十年代，从而形成了具有历史感的“时代文本”特质。
关键词：《石牢》;九十年代;时代文本;整体性;象征
一
试图归纳或概括《石牢》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与思想倾向几乎是不可能的。小说淡化背景，情节离奇，人物性格模糊，具有强烈的象征和寓言色彩，故事结构和情节推进借鉴了悬疑小说和犯罪小说的手法。在一个由寺庙改造而成的、几乎与世隔绝的空间里，自称叫杨树、李德武、孙程、潘宇的四个人“偶然”而又“必然”地聚集到一起，每个人都有一段惊心动魄而又不可言说的过往经历，大家各有其因、各怀心事来到此地。只有外面有车来接人，他们才有机会逃离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四个人为了各自的人身安全，也为了争取获得离开的机会，展开了博弈：有的人用假名字掩盖过往经历，有的人移花接木试图误导他人，更有莫名暴力元素介入。小说情节的峰回路转和充满象征意味的叙事方式，极大地激发着读者的想象力，带来一种余华所言的“短篇小说犹如锋利的刀片，阅读的过程就像是抚摸刀刃的过程，而且是用神经和情感去抚摸，然后发现自己的神经和情感上留下了永久的划痕”①般的体验。紧张悬疑的情节“逼迫”读者穿透错综复杂、虚虚实实的谜团，猜测并破解文本的叙事密码，在不断出现的突发状况前重新规划“解题”思路;神秘离奇的开头、开放式的结尾，更为读者想象力的驰骋提供了无限的空间。毫无疑问，这是一部“烧脑”的小说，将其视为向先锋文学致敬之作未免刻意，但先锋文学的基因与不安分的叙事意图确实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底色，也是班宇写作一直以来的特质。
《石牢》通篇散发着班宇小说的特有调性——冷峻、疏离、奇崛、悬疑，甚至将这种调性推向极致。由此可能引发如下疑问：这样一个高度风格化的文本如果不是置于班宇写作的谱系和路径中，那些并不熟悉班宇写作的读者是否能够自由地进出文本，提煉主旨要义？如果在阅读开始前不将小说主题创作的指向抛出——《石牢》是为新锐文学刊物《鲤·我去二年》的“九十年代”专题创作的一篇“命题作文”，而仅仅在文本效果客观呈现的层面上加以判断，作品的文学性是否还经得住严格的质询与阐述？而问题的另一面则是，试图将文本解读的路径设定在固定轨道，尤其是作者的常规轨道，不免陷入先入为主、画地为牢，甚至是保守、陈旧、狭隘的认知局限中;文学意义的生成也并非依赖于写作的前提及背景等客观因素，而是文本、时间与阐释之间漫长发酵的综合作用。所以，当我带着过往阅读班宇小说所积累的既定印象，沿着熟悉的文学史路径，盘旋迂回于文本中时，即被迎面而来的那种既陌生又新鲜、既生猛又诡谲的叙事风格，遣词用句间闪烁的暧昧的锋利、智性的野心所深深吸引。“越轨的笔致”、奇崛的故事、反常规文体，以及饱满多维的思想张力，在猝不及防地粉碎一种阅读期待的同时，也激起拆解文本“迷宫”的无限冲动。阅读过程中，我下意识地将之与班宇其他的小说加以联系，并放置于一起比较，试图找出其间的一脉相承或内在关联;而文本所呈现的象征性与寓言性又时刻提醒我，这是一部“旁逸斜出”之作，区别于作者擅长并为读者所熟知的“铁西故事”，小说试图把对历史与时代的关注从铁西/局部放大到社会/整体，将阶层遭遇、地域经验整合进历史转型中的时代经验，叙写一个关于九十年代整体性的“历史寓言”。
二
班宇的“走红”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从凭借《打你总在下雨天——工人村蓝调故事集》获得“豆瓣阅读”征文大赛喜剧故事组的首奖，到转战纯文学写作，继而成为各大文学刊物的常客，再到频频获得各类文学奖项，其间只用了三四年时间。这份成绩单分量十足，夺目耀眼。2018年11月，小说集《冬泳》出版，获得文坛和大众的认可;2020年5月，第二本小说集《逍遥游》出版。两本小说集体量均匀，都收录了七部中短篇小说;每本小说集的主题也相对鲜明集中，基本代表了班宇小说写作的两个美学面向。
小说集《冬泳》收录了《盘锦豹子》《工人村》《枪墓》《空中道路》《梯形斜阳》《肃杀》《冬泳》。这些作品呈现出统一的故事取材和叙事基调，都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会转型期东北重工业急剧衰落、工人被迫下岗的社会现实为背景，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被放置在个体命运的无底深渊前反思与审视，个体被时代裹挟前行，但时代从不提供答案。在一个个悲凉的故事中，老沈阳、老铁西的陈年往事从尘封已久的档案中“浮出地表”，时代改弦易辙的冷酷，命不由己的绝望，精神解体的迷惘，家园离散的彷徨，犹如东北寒冬凛冽萧瑟的天气，尽在其中。
最初班宇对沈阳和铁西工业区的书写只是缘于自己生活在铁西，“从自己最熟悉的工人村开始写起”;但“东北叙事”成为文坛和学界的热点，虽然不能忽视几位东北籍青年作家双雪涛、班宇、郑执、贾行家、赵松等——他们的研究者也命名为“新东北作家群”②——集体出场所形成的轰动效应，但更深层的原因是“陌生”——东北经验之于新世纪，之于整体，之于文学史，是一种“陌生”或者说被遮蔽的经验。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后，基于东北领先于全国的工业发展水平，社会主义国家史、工业史及社会主义文艺经由东北经验形塑起现代民族国家的感性形象和政治认同，九十年代后的东北经验在文学史中是缺席的，东北形象在社会话语中是奇观化的，东北的衰落与南方沿海的繁盛是不相称的。这中间隔着的历史鸿沟是九十年代。九十年代也是班宇这代作家感性经验形成的年代。
无论是对一种文学现象的概括，还是对作家群体的命名，“东北”都不单单是，也不应该是地域性或地方性的概念。“东北”在当下所生成的文学有效性，一方面源于经由多种形式的“话语”演绎，“东北”由盛及衰的剧变，以及其言说空间所勾连的历史链条上的两个时代、两种政治话语，已经具有某种政治“典型”与批判的意味;另一方面也基于九十年代以来纯文学中“个人写作”“小叙事”的泛滥所积累的审美疲劳，这些书写东北“创伤经验”的作品重新建立起文学与现实互动、文学关切现实的通路，开辟了文学激活历史想象的新向度。地方性的东北经验是作为整体经验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东北历史是九十年代历史的一部分，甚至因其断裂的形式而具有某种历史节点的意味。因此，与其说是双雪涛、班宇、郑执的“东北叙事”引发了集体关注，不如说是经过三十年的历史实践，尤其在阶层固化、社会内卷、集体焦虑等新问题不断滋生的时候，需要以文学的名义对历史经验进行一次反思与清理。文学是历史最后的隐喻，把东北叙事补充到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叙事中，有可能更充分地释放文学与历史互为镜像的张力，在文学与历史的暧昧之间捕捉全息的时代景观。
如果说小说集《冬泳》是以“子一代”的视角回望“父一代”的命运，那么小说集《逍遥游》中的七个故事则回到当下，叙事重点也从“老铁西”“父一代”的生活转移到“新铁西”“子一代”的生活和情感状态。此时，曾经作为社会主义现代生活方式样板的工人村③已衰败不堪，当年的179栋三层红砖房只剩下32栋，或被改造为怀旧复古风的博物馆和商业场所，或沦为灰色产业的栖身地。经过九十年代以来的一轮轮改造、动迁，曾经的“东方鲁尔”已经是联合国评定的“全球宜居示范区”，都市景观鳞次栉比，各种消费场所沿街林立，已经是一幅后工业时代的景象。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已经不是关于下岗、失业、暴力、生存，而是都市青年人的情感迷惘与生活碎片——这是“80后”写作的普遍主题，也是九十年代以来的真实生活景观。《冬泳》《逍遥游》两部小说集在两代人的两种生活境遇对比中，留下了铁西“前世”与“今生”的印记，以及横亘又贯穿在“前世”与“今生”之间的九十年代的那场变革。《冬泳》中老铁西的解体与离散时刻，已经酝酿着《逍遥游》中新铁西的都市风景与精神症候。因此，只有回到那个历史转折的漩涡中，才能充分打开两部小说集的对读空间;只有在铁西“前世”与“今生”互为镜像的参照中，才能理解、反思九十年代以及那场变革的复杂性。
所以，《石牢》是班宇小说中重要且必要的一环，他要“走出”铁西，走出东北，走向时代的纵深处，为时代赋形。即便没有《鲤》的邀约，这个故事也应该早已存在于班宇的心中。
三
“時代文本”④，读完《石牢》，脑子里不由自主闪现出这个词汇。在我的认知和设定中，“时代文本”是为每个时代提供新的文学命题、价值坐标、思想动力、美学示范的典范性文本。“时代文本”既包括那些矗立在每个文学时代开端处的纪念碑式的文本，如《文学改良刍议》与《阿Q正传》之于五四新文学，《讲话》与《小二黑结婚》之于延安文学，“三个崛起”与《回答》之于新时期文学，也包括那些建构、改写或颠覆了关于时代、历史的整体认知的文本，如《狂人自己》《现实一种》等。这些文本的存在不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而是开启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尚，刷新了僵化而陈腐的美学经验与认知方式，展现出文学探索新的可能。
把当代历史七十年，用一种粗线条的方法划分为两个时期，以九十年代为分水岭，前四十年为一个时期，后三十年为一个时期;九十年代是前四十年革命势能的终结者，也是后三十年消费主义的开启者。无论是于社会史，还是于文学史，九十年代都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时间节点。可以想见，《鲤》将“九十年代”直接作为专题的名字，其中已然包含了从历史化的角度审视并整体性把握一个时代的要义。在短篇的容量里实现为时代赋形这样宏大的命题，写实性的叙事技法显然没有优势。《石牢》选择用象征性的叙事书写对九十年代的整体性认知，作者不再依赖于具体的空间、人物、命运，而是在抽象的空间里，赋予各色人物、行为、动因以概括性的意义，将九十年代社会秩序的重构、权力的重组、精神底色的构成，嵌入看似离奇的文本迷宫中。在这个意义上，《石牢》具有“时代文本”的特质：以富有冲击力的叙事形式整体性把握时代。
限于篇幅和主题，《石牢》在叙事上使用“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技法，故事整体只呈现出“轮廓”，暗黑与权谋、机会与野心相交织，每个人都犹如野兽，伺机而动——这又何尝不是时代的“轮廓”？而情节的细微处和独特的意象中又被填充了丰富的意义，如庙、枪、佛像、语言等，从而形成了文本强烈的象征性和隐喻性。故事发生在一个“几乎要被人遗忘”的，由荒废的寺庙修缮改造而成的封闭区域。寺庙对文本的走向至关重要，不禁令人想到《巴黎圣母院》《罗生门》《受戒》，甚至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无论是东方的寺庙，还是西方的教堂，都是关乎信仰、理想、意义、秩序、终极等的精神性场所。天地玄黄纲常失序之际，寺庙（或教堂）成为艺术家偏爱的场所，成为人性的试炼场，重新检视既往的观念、秩序、信仰。巴黎圣母院、庵赵庄的荸荠庵、京都的罗生门重新定义了生与死、爱与自由、正义与邪恶、真理与真相。《石牢》中的寺庙“有一段时间，香火很旺，很多人过来朝拜”——暗合八十年代的集体精神动态，一个“相信未来”的年代。因为莫名的缘故，寺庙“几乎要被人遗忘”，“也随之荒废”。历史的转折、时代的更迭，急遽而干脆，改头换面也仅在一夜之间。杨树——一个没人知道从哪里来的人，重新修缮了寺庙，占有了寺庙，自然也成为新的权力者。作为寺庙的新管理者，也是新权力者，杨树“从哪里来”已不重要，但手里的枪——而不是信仰、理想等形而上存在——足以保证他成为新秩序的制定者和捍卫者。枪“就斜在佛像边上”，于是枪与庙、佛像，奇妙而反讽地组合，暴力工具借用合法性空间，重构了新的空间秩序和游戏规则。至此，寺庙与枪的浓烈象征意味已经呼之欲出，两者的结合是时代的化身，也是“石牢”。如果继续追问，这是物质的“石牢”还是精神的“石牢”，抑或两者都是？
小说中的寺庙（或者说石牢），既是又不是隔绝、封闭的空间，它有着清晰的历史渊源与谱系，但“破败”后又被重新修缮——正如九十年代通过与八十年代的断裂，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社会规则话语。而寺庙中四个人的“人设”也各有不同。他们都曾经有各自的生活，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到此地，必须在寺庙中开始新的“游戏”，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四个人都有出去的可能，但又都随时可能丧命。毫无疑问，杨树是掌握着话语权的规则制定者，其余三人或者跟随或者听从他的管理。李德武曾经“还是神枪手，但有一次走火，犯了点错误”，所以“见枪就怕”，但还“惦记着枪”——“那种声音，你听过一次，就想听第二次”，于是在修缮后的寺庙中住下来。作为杨树的跟随者，曾经拥有话语权的李德武渴望东山再起，再次搭上时代的快车，但终究只能成为利益争斗的牺牲品。新游戏的洗牌总要伴随旧势力的出局。潘宇和孙程是新游戏、新规则的适应者，也是赢家。在熟悉并掌握了新的游戏规则后，潘宇和孙程都改头换面，在新时代里开始新的生活，至于到底谁是潘宇谁是孙程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人都甩掉了过去的历史，告别“涂满词语的石墙”——“语言、建设、暴力、道路、斗争、忘却、原谅”——“轻松地活下去”。班宇也甩掉了铁西、下岗的桥段，全景打量一个庞杂蓬勃的时代，毕竟九十年代除了下岗，还有无数人争先恐后的“下海”;有人在为“铁饭碗”不稳而发愁，也有人千方百计打破“铁饭碗”。《石牢》用四个人的博弈，隐喻了全新时空、社会规则制约下的集体心理、情感、行为方式的改变：一面是对八十年代的无比怀念，一面是在新时代中迅速大显身手;一面是丛林法则中蕴藏的勃勃生机，一面是多方博弈下的险象环生;一面是时代向个人敞开的无限可能，一面是欲望之下随处可能的无底深渊。与石牢、救赎、囚禁既相悖又合理的一对意象，抽象而贴切地将转折时代的复杂特质——希望与失望、恐怖与慰藉、冷酷与温暖、荒诞与真实、暴力与柔弱——勾勒得惊心动魄。
八十年前的一个夜晚，默尔索临刑前冷静地拒绝了上帝，拒绝神父，他如此冷静而又热烈，冷冷地看着荒谬的世界：
我筋疲力尽，扑倒在床上。我认为我是睡着了，因为醒来时我发现满天星光酒落在我脸上。田野上万簌作响，直传到我耳际。夜的气味，土地的气味，海水的气味，使我两鬓生凉。这夏夜奇妙的安静像潮水一样浸透了我的全身。这时，黑夜将尽，汽笛鸣叫起来了，它宣告着世人将开始新的行程，他们要去的天地从此与我永远无关痛痒。
……
好像刚才这场怒火清除了我心里的痛苦，掏空了我的七情六欲一样，现在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第一次向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了我的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为了不感到自己属于另类，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⑤
一个热爱生活、热爱世界的“局外人”终于在时代秩序的绞杀下彻底“出局”了，以死祭奠世界与时代。
八十年后，在逃离石牢的前夜：
……我找到了一种与自己相处的合理方式，即也如枯草一般，一分为二，平行存在。一部分在外部更大的迷宫，不断游荡，躲避障碍，孤零零的身影，随着地势起伏若现，我成为我自己的旁观者;另一部分待在石屋内，从未离开，无声静坐，或者用刀在墙上写字，一个词语覆盖在另一个词语上面。⑥
这段冷静抒情的文字可能是一个浴火重生者暂时的精神阵痛，抑或是告别历史前的自我埋葬。此时房间外，“大地波动的声音，由远及近，再次滚滚而来，仿佛一列火车正在钻出地壳，驶入灰暗的天光之中”。一个全新的时代迎面而来，召唤着你“入局”，跃身其中，不容得太多的回忆与伤感。而那个“孤零零的身影”已经游刃有余地穿梭在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学中，可能是邱华栋小说中野心勃勃的城市外来者、“时装人”“电话人”，也可能是“失败者”陈金芳、涂自强，还可能是班宇那些东北往事中的下岗工人和“子一代”青年人。
注 释：
①余华：《伊恩·麦克尤恩后遗症》，《作家》2008年8月号。
②黄平：《“新東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
③班宇小说《工人村》再现了铁西工人村的历史和变化。选自《冬泳》，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④请允许在此稍作解释，在笔者有限的阅读中并没有见到过这样一个专属词汇，也无法确定是否已经被批评家所使用，或者在文学理论经典著作中曾经出现过。如果很巧合，这个词汇早已是经典性学术术语，并被赋予丰富而明确的所指，那么，本文此处所使用的这个词汇，仅仅用于表达自己对文学作品及文学史现象的某些理解，而非借用或引用他人。
⑤[法]加缪著，柳鸣九、丁世中译：《局外人》，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⑥班宇：《石牢》，摘自《鲤·我去二○○○年》，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版，第113页。
*本文作者系辽宁省作协特聘评论家，文章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新世纪辽宁青年作家群落研究”（项目编号：L20AZW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猜你喜欢象征整体性安托瓦内特的悲壮宿命：《茫茫藻海》中红色的象征意义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6年10期)2016-12-30《愤怒的葡萄》：主题与人物形象的探析青年文学家(2016年32期)2016-12-23电视广告中象征的运用新媒体研究(2016年20期)2016-12-02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社区合唱的整体性研究艺术评鉴(2016年15期)2016-11-29浅谈如何上好中学语文期末复习课新一代(2016年15期)2016-11-16略论整体性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考试周刊(2016年84期)2016-11-11《黄色墙纸》的女性主义解读北方文学·中旬(2016年8期)2016-11-10探究式阅读教学问题设计的原则语文教学之友(2016年8期)2016-0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