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 马
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先锋诗歌运动中的“女性诗歌”，在思想视野、性别意识、题材内容、语言形式和抒情语法等方面，同以往女性的诗歌书写相较，已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主体性地位；
而且，它已被纳入一批当代文学（诗歌）断代史的叙述，即表明了“女性诗歌”在当代新诗的发展中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创造性力量，值得作为专门的研究与历史叙述对象。
截至目前尚无一部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史通叙之作问世，而修撰这样一部相对完善的“通史”，需要首先对于“女性诗歌”的发生及其发生期“断代”的重大事件和作为事件主角的诗人们进行细致梳理、考察和辨析，为完成通叙奠定扎实的基础。近三十年来，批评界、文学（诗歌）史学界对此一“断代史”的历史形态，在发生时间、发生之由、发生期的诗歌内部嬗变等方面，都存在以20世纪80年代诗歌现场批评所给出的、具有不言自明意味的判断作为“共识”的问题。当代女性诗歌发生史的重识与叙述，需要从打破并重新思辨这一类“共识”着手，重新思考对其研究的方法。
学界对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研究，从总体性、流派发生学、思潮流变、个人书写史等各个角度，从诗歌本体各个层面，已经形成一种稳定推进的良性态势，各种专题性的科研与出版显得相当活跃。比较而言，对待20世纪80年代女性诗歌，反倒不如对20世纪90年代女性诗歌的断代研究和叙述，后者已经成为一个学术重点区域，而“女性诗歌”的发生及其后十年的内部嬗变与发展问题至今却少有问津，似乎整个当代新诗研究界业已凝定“共识”。
这一“共识”大致基于如下事实和史述论断：1985-1986年的《新诗潮诗集（下）》（内部交流资料）、《诗歌报》（合肥）、《诗刊》以及1987-1988年的《人民文学》和上述一报一刊，曾以较大篇幅、版面刊载翟永明、伊蕾、张烨、海男、唐亚平等人的诗作；
以自身经验探索“女性”自我表达和精神表现的女诗人及其诗歌文本不断涌现，“她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汇聚于唐晓渡1987年公开提出的“女性诗歌”之“名”下，两三年内便形成了一个“女性诗歌群”，形成了“女性诗歌创作的‘高潮期’”[1]。学者、诗评家谢冕1996年追认、赞誉“从一般的女性写作到我们此刻称之为的女性诗歌是质的递进”[2]。“女性诗歌”从而逐步成为历史研究与叙述的“名之实”。
这类“共识”被调用的大体逻辑形式则是：部分学者常用的时间术语，要么是笼统的“80年代中后期”，要么是模糊的“80年代中期”，且基本以1985/1986年为时间节点，此其一。[3]其二，要么认为，20世纪80年代女性诗人们的“女性意识”的自觉形成及以书写自觉地表现此意识，始自翟永明为“女性诗歌”的开山之作《女人》组诗而后补的“序言”、即1987年发表的《黑夜的意识》[4]；
要么是将此“序言”及所“序”之诗，一并作为“女性意识”正式形成以及“女性诗歌”诞生的共同标志，且基本以其公开发表的时间为指认节点。[5]其三，女性诗歌的开创性人物，基本确定为翟永明，或者翟永明与陆忆敏二人；
[6]诗群的主要代表，一般还会重点言及唐亚平、伊蕾和海男，更大范围的述及则包括王小妮、张烨、林雪、童蔚等，甚至有将李小雨、傅天琳等也列入论述的情况。
这种所谓“共识”，无论是在对20世纪80年代先锋诗歌的整体性研究中，抑或是将20世纪80年代女性诗歌作为20世纪90年代女性诗歌先导的历史叙事里，几乎都透露出不言自明的意味。对其的调用或描述，一般被列入对20世纪80年代“先锋诗歌运动”的总体性叙述之伍，或被纳入对“先锋诗潮”或“文学思潮”的整体讨论之列，或存于对20世纪90年代女性诗歌的断代研究著作的绪论、前言或导论之中。这类“共识”为何至今都依然会被不经反思地接受？难道它真的已是一种无需追问的先验存在吗？
如果对既往研究与史学叙述文本加以辨析便不难发现，关于“女性诗歌”的种种“共识”经常被表述得模糊、含混。比如下述诸如此类的问题：到底谁是真正的女性诗歌历史的开创者？抑或说曾经存在着一个开创者群体吗？她/她们的开创性究竟呈现了怎样的历史性内容？或者说文本的“开创性”表现了哪些基本要素？而且，那个“不言自明”的“女性诗歌群”中的诗人们，在缺失“核心”号召力的“共同宣言”和中心诗人的历史形态下，为何会自觉不自觉地“凝聚”为一个书写实践的“集团”？或者说，这一群体的凝聚力是什么？“她们”内部相互间存在怎样的差异和关联？这样的差异和关联是随时间递延而自然形成的，还是为“共时态”下的书写者们各自的内在追求所驱动？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无论是对既有当代文学史、诗歌史著作的研读与批评，还是对以后的当代文学史、诗歌史书写，都是不可回避和忽略的，至今却都依然缺乏明晰的、经过论辨而得以确证的答案。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和对既往的当代新诗研究与叙述的考察，重识与重叙“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发生史”的必要性于是得以彰显。
作为一个历史“本事”，“女性诗歌”自发生始经过近四十年发展，无论是在话语还是文体类型上均已具自足性和文学史事件的独立性。
约1983年开始的汉语先锋诗歌运动中，以翟永明为所谓“头羊”（唐晓渡语）、同时集结了陆忆敏、唐亚平、伊蕾、海男等诸多女性诗人，围绕着某种中心主题或某个母题展开书写实践，至80年代中后期形成一种集团化书写潮流，其文本类属被“统一”命名为“女性诗歌”、再后来又被诸现当代文学（诗歌）史纳入总体性历史叙述。自此，“女性诗歌”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诗歌类属、诗歌群体或诗歌史现象的指代词。她们一系列以“女人”为题材的组诗、长诗，大胆抒写女性的自我欲望、性别经验和生命意识，建构“女人”的象征体系。这一中国文学史上首次经由诗歌文体的“集体”写作、大胆表现所谓“女性经验”的历史阶段，可谓之为“女性意识”全面觉醒期。
吴黛英发表于《当代文艺思潮》（兰州）1983年第4期的论文《新时期‘女性文学’漫谈》中，首次将“女性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关照，并概括了其新时期书写的主要文学特征，由此推动了1983-1986年间第一波“女性/妇女文学”大讨论。但此阶段的翟永明们主要通过手抄复写件或油印刊物、油印诗集、铅印非公开出版物等媒介在“民间”传播，尚未进入主流文学评论圈视野，甚至尚未进入身为女性的吴氏等“女性文学”研究者的“女性”视野。不过，早在写作、完稿于1985-1987年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其“新诗潮的‘新生代’”章节已将翟永明、唐亚平和伊蕾纳入叙述之中。[7]
然而洪子诚关于先锋诗歌“1986”这一时间节点的知识性叙录，[8]以及程光炜认定的“直到1985年，新诗史上女性诗歌的创作……才真正出现”[9]，也同时给后来的女性诗歌史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扰。比如曾有20世纪90年代女性诗歌研究在关涉女性诗歌发生史的后设言说中，为了与“1985/1986年”或“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共识”达成共识，曾提出如下观点：
1.“到了80年代中后期……女性意识获得了全面的苏醒和强化”，并因此反推“80年代女性诗歌创作的大范围崛起，是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女性自我意识的成熟密切相关的”，女性主义“为女性诗歌在80年代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10]。
2.“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包括后现代女权主义）在中国介入主要是始于80年代中后期……它直接促使了当代文学的重大转型（这种转型始于1985年）和女性诗歌的诞生”[11]。
她们都在为“女性诗歌”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一“共识”寻求理论资源支撑。
但据陈厚诚、王宁的“粗略统计，1980年至1983年间，全国各大刊物平均每年发表5篇相关的评介文章。1986-1987年间，每年11篇，而1988年增至20余篇，1989年多达32篇，其数量逐年快速增长”[12]。80年代前期，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上述实际状况，荒林从另一个侧面做过叙述：“大约1980年-1985年间熟悉外国文学理论和创作动态的研究者，都还没意识到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于中国的特别意味，甚至也没有意识到西方女性主义本身存在的状态。”[13]
然而，编定于1985年1月、是年4月印行的《新诗潮诗集》，便已辑录翟永明、陆忆敏、张真和小君等的作品，本文作者曾结合她们的各种个人诗集，经过对其早期诗作的创作时间的考证，发现从1983年前后始便率先进入“女性诗歌”书写实践的诗人们，可以说是在没有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引导的资源语境中完成的自觉书写实践。[14]
上述例证恰恰暴露出，现存当代女性诗歌发生史研究与叙述中存在的因“共识”所致混沌不清、甚至将历史事实倒置叙述而强行迎合“共识”等问题的严重性。
因此，如何确认以翟永明为“头羊”的首批女性诗歌书写者的自觉性，以及如何考辨、研究其来有自的自觉性根源等问题，对于考察、追溯“女性诗歌”为何在“新时期文学”及朦胧诗极盛时期发动书写越界、如何越界及其越界所构成的诗歌乃至文学与文化的价值所在，便显得尤为重要。
一部完整的、具有独立主体性的“当代女性诗歌史”，按历史文本撰修惯例和体例，需要确定历史事件的诞生时间；
需要对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客观认定、叙述和评价；
需要对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的关键性、代表性人物或文本，予以认定或重新追认，并对其历史地位、贡献以及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影响予以悉心辨析；
需要对整个历史发生、发展的时间线包括其延长线，以重大事件为节点进行分期处理；
同时，因为历史本身具有宏观的“连续性”和微观的“碎片性”二重属性和特征，研究/叙述者又须建立“传统的传承性”和“历史的创造性”二重变奏史观及史识，从而提出自己的方法论，竭尽所能地去逐个解决本文前述所遭遇或质疑的、那些建构或叙述一部“当代女性诗歌史”时，必须首先解决的系列问题，以及还可能遭遇的更多问题，诸如：如何将“女性诗歌”诞生至今的发展史进行独立叙述，从而真正让“女性诗歌”在其历史“本事”业已实现从“女性意识”的全面觉醒、到“女性主体性”建构的初步完成、再将女性的自我建构通过诗歌书写实践推向纵深发展之后，把对此一“本事”的历史叙述从作为整体的诗歌史、作为总体文学史文本的“细枝末节”之中，或者被这些文本所微观化处理的形态之中，“解放”出来，令“女性诗歌史”的“建构”工程，像“女性诗歌”书写实践所呈现出的“本事”一样，获得真正的主体性“解放”、成为真正的“另一个”（the other，露丝·伊丽格瑞语）诗歌/诗歌史的主体（subject）？这一系列追问凸显出，对当代女性诗歌发生期乃至其“前史”进行历时态和共时态再勘察、再研究的必要性。
（一）“女性诗歌”研究的二重维度
“女性诗歌”这一概念包含着重要的性别要素，按女性主义理论和方法进行讨论，“女性”内在着一个与其相对应/对立的“他者”——“男性”；
同时这一概念中的“诗歌”要素，按文体理论，它也存在着与之对立/对应的、作为“他者”的文体。因此，它蕴含的指向包括两个维度：
一是“女性诗歌”作为“本事”的历史维度。于此维度的讨论和研究，无疑须以其书写主体——女性诗人及其诗歌文本为主体对象，探析“她们”如何以诗歌以及周边文体文本的形式，“言说”她们自己的思想、情感、欲望和经验等等，亦即她们如何通过书写实践其表现“性别自我”、建构“性别自我”的活动；
而且还须以历史的眼光，对这一“本事”进行历时态演进的考察和梳理。这是在“女性言说”范畴内的研究与叙述。
另一个维度则以“女性诗歌”的“他者”镜像为研究对象。它具有两个历史性的他者镜像：其一，“女性诗歌”的命名/概念/术语是男性批评家唐晓渡所首创，对于当代女性诗歌及其书写者而言，唐既是“性别”他者，又以《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读翟永明的组诗〈女人〉》[15]这一批评文体和关键文本，构成了“她们”的、特别是翟永明《女人》诗歌文体和文本的他者。此性别镜像非唯唐晓渡一人。其二，这一概念随后经一众批评文本的“现场”阐释和多种文学史著的历史叙述，其内涵不断被抽象、归纳和总结并被范畴化；
所生产的文本，无论其阐释者或叙述者是否“她们”的性别他者，都以其文体样式和文本构成了“她们”的他者。
就此二镜像而言，性别他者对“女性”及其诗歌书写的言-说（langage），均可归置于“言说女性”的范畴；
而第二类“他者”中还存在“女性”同性别下的、以不同文体形式展开的对“女性诗歌”的言说，比如崔卫平编辑的“女性诗歌”选本《苹果上的豹——女性诗卷》与她的多篇评论文章，皆可归置为“言说女性”范畴。当代女性诗歌发生史的重识、研究与叙述需从多镜像历史文献入手，考辨发生期的诗人们及其文本如何被纳入经典化和历史化轨道的各种面向，探讨“她们”截至目前被“言说”的形态，或被言说建构的形象，包括个体及群体形象。
撰叙一部相对完善的当代女性诗歌史包括发生史，应该通过对诗歌书写实践史中如此双重维度的考察，“建构”一个具有自我-他者间对话性的研究和叙述形态；
同时通过这种对话性研究建立一个立体、饱满、相对客观的而非扁平化的、仅许以“本文”作者视角和观念为立意基本点的叙述框架。
（二）研究方法
“女性诗歌”这一概念/术语，是名词“女性”和“诗歌”并列组合而成的一个词组，它不是一个偏正结构的、对主词作出单向限定的词组；
就其语义而言，它相应地同时包涵这两个名词各自的内涵，它们互相间既限定“另一个”，又兼容“另一个”。因此，女性诗歌史的研究须合理、灵活地借鉴、运用多重理论与方法。
1.以伊丽格瑞为代表的欧陆女性主义理论方法
唐晓渡曾言“女性诗歌”并非包容所有女性诗人所写的诗歌，“所涉及的也绝非单纯的性别问题，”而是对“回到和深入女性自身，基于独特的生命体验所获具的人性深度而建立起全面的自主自立意识”[16]的一类文本的命名；
崔卫平在《苹果上的豹——女性诗卷》的序言开篇则直呼“女性诗歌”为“中国当代‘女性主义诗歌’”[17]。“女性诗歌”的最初界定，唐晓渡后来谓之为“黑格尔逻辑学式”命名。[18]或可将唐、崔各自表述的概念理解为，他们通过“概念”对20世纪80年代发生期的所谓女性诗歌及其书写实践作出了一种本质性的规定，一种本质化的概括和抽象，这也意味着，后来者对其研究或叙述无论如何都有必要将女性主义理论作为主要方法之一。
女性主义起源于欧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在内，都大量借鉴了其欧陆理论；
波伏娃、伍尔夫、西苏和克里斯蒂娃等的著作较早引进国内，她们因此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国内比较熟悉的理论家。而且欧陆女性主义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和乌托邦化的二元性别理论图式，已经全面成熟。
不过，欧陆理论的重要代表伊丽格瑞（Luce Irigaray）恰恰在国内学界最不为人熟知，对其理论的研究及应用成果十分有限。伊氏建立其理论的最初路径是，以男权话语的集大成者弗洛伊德和拉康性学说中的男性生理学及生理解剖学为解构对象，通过摹仿他们的性的哲学方法，提出了女性性经验表达与“女性风格”建构的学说，尔后在此基础上又提出“性别差异伦理学”，倡导“另一个”性别主体的建构之说，最终20世纪80年代中期，构画出一个基于女/男二元性别互为独立、互相丰富、共建和谐性别世界的、“美好原则”下的理想图景。[19]可以说，伊氏理论体系化进程中渐次提出的序列概念和原理，同中国当代女性诗歌的发生、演变和发展的路径，具有一定的对话性，颇具方法论指导意义，同样值得进行“女性诗歌”发生期内部嬗变研究的研究者借鉴。
当代女性诗歌史研究可以征用女性主义理论，可以伊丽格瑞理论和方法为主，辅之以波伏娃、西苏和克里斯蒂娃等的理论，以此解读、阐释、分析和总结发生期“女性诗歌”的思想衍变旅程和嬗变结构，尽管它们当初并未构成中国“女性诗歌”的源头性思想资源。
2.坚持“历史理性”与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相结合的方法
“女性诗歌”发生期的结束，如果按自然年代结束的时间“1989”为依据，距今已三十余年；
如依当代诗歌史叙述的共识性分期下限“1992”为依据，也已三十年。以20世纪50年代始治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史的“现代”三十年跨度作类比，其时间长度已构成撰修一种“专门”的、“断代”的独立文体史基础；
同时，即使不以“修史”为目的，在距离历史发生现场已具相对足够“长”的时距之后，这个作为对象的历史本事已经成为人们常识中的一种“历史”，或者说已经是具有了相对性“共识”的历史问题和现象，因此，对它的研究，又必须采用历史学的方法论。
首先，可撷取历史文献学甚至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进行史料和文献的发掘与辨证。在此层面，可采现存代表性史述著作中的相关叙述为线索，或以相关研究文本为切入口，以其正文、注释以及参考文献中被征用或出现过的文献文本，包括诗歌文本、批评和理论文本以及前述两种叙述性文本为“索引”，检索基本史料，并搜罗所涉周边相关文本；
其次，对于前述“索引”中“出现”过的诗人的个人诗歌文本、散文随笔、访谈以及其他相关文献，比如海男的小说、翟永明和王小妮的散文、随笔甚至翟所书有关艺术作品或艺术家的评论文章等，以“竭泽而渔”为目标搜集各种版本文献，并在对相关文献的整理、辨析过程中，再做更为“周边”的延伸、扩展检索；
继而对相关文本进行比对。比如翟永明《女人》几乎在每一个载录文献文本中，都做出过适当的修改，对其进行重识性研究应采最初版本为基准，适当参考其他版本文献，作出注释说明，因为特别是诗歌文本，每一次字、词的些微调整和修改，更不用说诗行的断句和句式变化，都会涉及到诗人对于语言、节奏、气息甚至声调的理解和把握的阶段性差异；
而之所以拟采最初版本为依据，主要因为研究对象——“女性诗歌”的“发生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它要求文本文献和史料的准确性务必以创作学的“发生”形态为基准，从而以此“还原”其诗歌文本在创作完成之初的真实面貌，然后才有可能通过研究和叙述者的“阐”“诠”“释”，令其“真实性”和“客观性”得以呈现。这是打破或验证前述那类凝定性“共识”最为基础的文献考辨工作。
其次，历史学的“时间”范畴，既具线性延长的客观性，也具“共时态”的客观性，因此，在叙述和研究中如何尽力做到二者得兼？这既是研究者与叙述者的史观、史识贯彻其研究与叙述中的态度、立场，也是一个基本方法论问题。亦即对于当代女性诗歌史发生期的历史形态研究，既要坚持“历史理性”的研究态度，坚持所谓历史的“连续性”“统一性”“传承性”等将历史结构化的观念和方法；
也要持守自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福柯（Michel Foucault）以降的“微观史”“碎片化”“知识考古学”“谱系学”“意识形态结构演变史”等等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表现思想和方法。将这两种表面看似势不两立的历史观念及其叙述方法，进行有效贯通、有机融合，才有可能“建构”既能贯彻研究主题、又不造成以“理论”或观念图解主题的研究病症，从而令研究和史述更显立体、丰富，令“本事”在发展、嬗变过程各阶段本具有的多元、共时形态，得以“呈现”（present）或“表现”（represent），令“本事”发展的线性症候不被“进化论”本质化。
最后，新历史主义理论中，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和“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科林伍德语）这样两种颇为典型的理论态度和法则。
对于“女性诗歌”的一端之“女性”的言说、阐释，前述已言，需建基于女性主义理论思想和方法之上，这正是所谓“思想史”研究的一个表征；
然而应该警惕的是它还具有“诗歌”一端，诗歌书写的确具有表达“思想”的那一面向，但是诗歌又绝不仅仅是“思想”的文本。
同时，任何历史研究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是，研究行为发生时，研究者身居的当下时代的语境和各种话语，必然会渗透到他/她的叙述立场、研究进程中，这种“主观性”也是一种客观实在。然而，对于“女性诗歌”，包括对其书写的诗人、言说的批评家以及对“她”作出过历史叙述的史学家已经生产出来的一系列文本文献，在研究中如何将它们（他们）回置于其被生产的那个“当代”的历史语境，从彼“当代”出发，尽可能客观（或正确）地对待那些诗人及其诗歌文本、那些诗评家及其评论文本、那些文学（诗歌）史家及其史述文本。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当下研究者、叙述者所深居的这个“当代”，与文本文献“发生”的那个“当代”之间，建立起对话关系，甚至构成一种“相互旁观”的关系。只有建立这样一种具有对话性的文本结构，才有可能将这样“两个当代”构建为一个具有相对客观性、连续统一性的“当代历史”。
3.以抒情诗文本细读方法重新发掘、审视个体诗人及其文本的代表性
“女性诗歌”的另一端当然是关于诗歌这一文体的自律性发展问题。文体的发展研究必然要以文体本身的“自律性”作为根本对象。诗歌“自律性”本体维度，包括诗人书写实践的基本词汇和常用词汇、句法形式、节奏、声音、声调等语言形式层面，以及由这些语言维度的表征样态所构成的文本基本形态、呈现出来的诗人的抒情语法。
当代女性诗歌史的研究，特别是针对文体内部发展的“线性”叙述层面，必然要面对重要诗人、代表性诗人等对象的解读、重释乃至重估等关键问题，并从中发现其审美“自律性”作为“史”的嬗变进程。这就意味着，研究和叙述必须以文本为对象，通过“细读”这样一种“批评的方式”切入。在此维度，通过对诗人的诗歌文本词汇表的梳理、句法结构的辨析、声音声调语调和节奏的剖析，最终完成对于个体对象的抒情语法结构的“还原”，一方面通过将其回置于文本“发生”的时间背景中，以阐释、确定其“历史意义”，另一方面，通过一组或多个“共时态”诗人间的抒情语法结构及文本风格的对比，以探讨、归纳或总结各个体诗人的风格和辨识度（个体特征）。
总之，重识与叙述一部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发生史，需以已存的、对“她们”的历史叙述为文献“索引”，在确定诗人们通过书写实践在“诗歌”和“文学”的“本事”层面所建构的历史性贡献基础上，对“她们”于“女性诗歌”发生期以文本呈现出的“思想性”贡献，作出阐释、评估或重估，并期冀以此方法和路径，最终对发生期的诗人、文本以及“她们”的历史语境，在“重新问题化”和“重新历史化”后，完成一次“重新书写”。
[1][9]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页，第313页。
[2]谢冕《总序》[A]，翟永明《称之为一切》（中国女性诗歌文库·翟永明集）[C]，唐晓渡编，谢冕主编，北京：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3]参见董秀丽《20世纪90年代女性诗歌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1页；
赵彬《断裂、转型与深化——中国90年代女性诗歌写作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21-22页；
马春花《被缚与反抗——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思潮论[M]，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131-132页。
[4]翟永明《黑夜的意识》，《诗歌报》[N],1986年8月21日，第2版。
[5]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2页。
[6]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3页。
[7]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43-445页。
[8]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的第438-439页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对于出现在80年代中期的青年诗歌运动，有的报刊曾做过这样的描述：“1986——在这个被称为‘无法抗拒的年代’……‘新生代’的诗歌探索，到了1986年，逐渐引起诗界的注意。评价自然很不相同，但无视这一诗歌现象并不明智——这成为人们的共识。”
[10]董秀丽《20世纪90年代女性诗歌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1页，第10页。
[11]赵彬《断裂、转型与深化——中国90年代女性诗歌写作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
[12]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27页。
[13]荒林《日常生活价值重构——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思潮重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页。
[14]参阅成立《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发生史论》[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22年。此一考证主要集中于该文《第二章“女人”诞生：翟永明组诗〈女人〉作为精神和话语事件》和《第四章“女性诗歌”群体发轫：非自觉构成及其多元开创性——以〈新诗潮诗集（下）〉为中心文献》。
[15]唐晓渡《不断重复的起点》[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53-60页。此书书名应该排校有误，其内文辑录有论文《不断重临的起点》（第26-46页）；
而且在唐晓渡编选的《先锋诗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唐晓渡与陈超和耿占春合著并由其主编的《辩难与沉默：当代诗论三重奏》（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二书封面勒口、唐晓渡著《唐晓渡诗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扉页三上的“唐晓渡”简介，均有“著有诗歌评论集《不断重临的起点》”或“诗论集《不断重临的起点》”字样。唐晓渡此文原载《诗刊》，1987年第2期。
[16]唐晓渡《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见唐晓渡《不断重复的起点》[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53-54页。引文中着重号为原文既有。
[17]崔卫平《编选者序》，见《苹果上的豹——女性诗卷》[C]，崔卫平编选，谢冕、唐晓渡主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编选者序》第1页。
[18]唐晓渡《谁是翟永明？》[A]，翟永明《称之为一切》（中国女性诗歌文库·翟永明集）[C]，第2页。本文后辑录于唐晓渡《镜内镜外》[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91-110页，本处引文见该书第92页。
[19]参阅冰马《伊丽格瑞女性主义理论的越界与建构》，《文艺理论研究》，2023年（待刊稿）。本文已通过知网网络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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