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静
摘 要：
杜少卿和金雯青分别是《儒林外史》和《孽海花》中的主要人物。在结构上，他们都是书中的主线人物，且行动上都有求新求变的冲动，但是二者也有很多不同。尽管两部书都是以科举制度为主要背景，但是杜少卿表现为对科举的主动超越，而金雯青则一生都局限于科举之中，无法自拔。前者热心于救世，表现为反对科举；
后者则潜心于功名，沉浸其中而不自觉。前者在人情交往中，体现出难得的魏晋风度和人间真情；
后者却囿于人事，虚情相待。通过对这两个形象的比较，可以看出两部作品不同的悲剧本质，杜少卿更多的表现为超越礼教，超越科举，但是最终超越而不可得，所以给人无限的感慨；
金雯青更多表现的是在新旧冲突的文化背景中，不能够超越自我，超越时代，所体现的是一种随波逐流的悲哀。
关键词：
杜少卿；
金雯青；
《儒林外史》；
《孽海花》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96-8264（2020）04-0010-06
《儒林外史》与《孽海花》从问世至今，相关研究不胜枚举，研究的角度也都很独特新颖，对于本文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研究《儒林外史》的文献有很多，包括对文本的研究。王平的《〈儒林外史〉的文本构成与意义诠释》，从制度层面与精神层面揭示八股取士与功名富贵对文人士子的摧残，改造社会的理想无法实现之后，作者只能寄希望于市井奇人。
王硕的《〈儒林外史〉的文化解读》，从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的角度对《儒林外史》做了全方位的解读。王菊艳、周斌《从杜少卿的形象看〈儒林外史〉对儒家理想人格的思考》，则侧重于挖掘杜少卿身上蕴含的儒家理想人格—— “内圣外王”的统一。李汉秋的《〈儒林外史〉泰伯祠大祭和儒家思想初探》，以泰伯祠祭祀活动为出发点，将遗贤感旧与礼乐崩坏联系起来，为儒家思想探寻新的出路。陈美林的《20世纪〈儒林外史〉研究的回顾》，从文本思想意蕴，艺术表现手法，创作技巧及人物描绘等方面，对20世纪以来的诸多文章论著做了回顾总结。
对人物的研究。戴莉、潘海全从平居豪举慷慨侠义、淡薄名利漠视权贵、尊重女性独树一帜三个方面对《儒林外史》中杜少卿的形象作了深入分析，主要体现他藐视钱财为人慷慨的性格。张莉姗在《〈儒林外史〉杜少卿形象新论》中，认为杜少卿并非“儒林败类”，而是“封建贰臣”。李伟的《论杜少卿的“多余人”形象》，分析了造成他“多余人”的身份与地位的原因，是性格使然，他既是社会的反叛者也是时代的觉醒者。这些文献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儒林外史》的思想内涵与人物塑造作了深入研究，为本文的展开提供了思路。
对《孽海花》的研究也不在少数，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分析文本的思想内涵。郭志芳的《〈孽海花〉多重意蕴探析》，认为《孽海花》是一曲末世文人的悲歌，充满了讽刺性与狭邪色彩，甚至与历史小说都有一定相似性，并非仅仅论述其谴责意义。董伟岩的《从〈孽海花〉看晚清士人人格的双重性》，着重描绘了晚清文人与传统知识分子之间显著的区别。
雷蕾在《〈孽海花〉中金雯青悲剧命运解读》一文中，将末世状元金雯青的悲剧命运概括为时代、制度、文化的悲剧，他的意义在于揭示封建文化的发展脉络，批判末世文人的愚昧无知，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探索。蒋郁葱在《从〈孽海花〉人物金雯青看晚清知识分子状态》一文中，认为金雯青是晚清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矛盾性格是一种普遍现象，是处于封建末世的知识分子在新旧交替时代心理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
其中，也有不少人把两部作品放在一起比较。王丽珍在《士人形象与文化追寻》一文中，以《儒林外史》《孽海花》《围城》为例，探讨了士人形象演变的文化意义，可以说已经将士人形象演变与作家文化理念剖析得很透彻了，对本文的研究大有裨益。
因此，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对杜少卿与金雯青作比较研究，首先论述其相同点，即结构上书中的主线人物，行动上都有求新求变的冲动。其次落脚点在于二人似同实异，有超世与顺世之别；
二人的悲剧内涵不同，有真名士与假名臣之分。最后予以概括，本文虽然是两个人物的比较，但实际是两本书的思想蕴涵的辨析。
一、杜少卿与金雯青人物形象概述
《儒林外史》出现于18世纪中叶，是讽刺小说的精品。《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虽出身于科举世家，但由富贵转入贫困的生活使他对人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样的个人经历，让他对儒林士子的腐朽生活更加厌恶摒弃，進而认识到科举制度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由此极尽讽刺之能事，同时也致力于探求理想人士。
对于《儒林外史》的结构，鲁迅曾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全书的故事相对独立，前面故事的主要人物可能到后面就销声匿迹了，而新出现的人物又在后面的故事中承担着主要角色，基本上都是选取典型事例表现人物某一方面的特点。
杜少卿是作者浓墨重彩的主角，也是书中的主线人物。杜少卿的出场是在莫愁湖高会结束之后，一亮相便是一个扶危济困、不吝钱财的形象。作者以他为主线展开叙述，批判科举制度对人的戕害，赞赏他淡薄功名，致力于追求理想人士。
《孽海花》被称为谴责小说，作者曾朴决心以小说敷陈大义来解放民众的思想。在第一回中，作者写道，“三十年旧事，写来都是血痕；
四百兆同胞，愿尔早登觉岸。”说明作者构思的是三十年的大时间线，是发生在社会这个广阔背景之下的，他看到民众在受苦，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光明道路。
金雯青是反映一定历史时期本质和规律的人物典型，作者以他为主线人物，把许多散漫的事件串接起来整体布局，描写了清末同治初年到甲午战争30年间的诸多真人真事，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都囊括在内，是一幅广阔的画卷。
全书惯用补叙的方式将各个小故事串联起来，书中的人物大多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工点染而成的，例如：威毅伯影射李鸿章、梁超如影射梁启超等，由于作者非常熟悉这些人的生活，因此写得很具有感染力，讽刺之情也溢于言表。
杜少卿是知识分子觉醒的代表，他敢于反抗封建权威，不受封建礼教约束。在当时，对于《诗经》的解说，朱熹的批注被看作是绝对权威，然而杜少卿却大胆提出质疑，他的解说就完全颠覆了朱熹的定义。在他看来，《溱洧》之诗没有丝毫的淫乱色彩，只是在讲夫妇一同出游的故事。
对于沈琼枝以卖文度日，别人把她当作“江湖之盗”，杜少卿却不以为然，在他眼中，能够将富贵荣华视如土芥是一件极为可敬的事，士大夫尚且做不到，而沈琼枝丝毫不为所动，这更值得赞扬。封建社会对待女性极为苛刻，而杜少卿的这一番言论却完全没有世俗的偏见，看到女性追求独立，他是非常敬重的，并且能够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帮助她们，这更能说明杜少卿就是一个求新求变的人。
晚清社会发生了剧变，西学东渐日盛，传统儒学逐渐衰微。金雯青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不曾睁眼看世界。文中第三回写到，宴席之间，众人谈笑风生，说的无非都是些西方的政治文化。金雯青在一旁默听，却茫然无措，暗自惭愧。而后他出使各国，前后经历了20多年，这期间社会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救亡图存的变法思想广泛传播，使得他茅塞顿开。在“谈瀛会”上的金雯青主动与同僚议论，言谈之间皆为天下大势。毫无疑问，金雯青的思想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禁锢，但是出使国外的经历也使他被动地去学习西方文化。
二、科举笼罩下的人生选择
相对于以血缘亲疏和门第出身来选拔人才，科举取士无疑是巨大的进步。隋唐开创以至宋朝高度重视，“学而优则仕”成为万千读书人的毕生目标，科举考试也是寒门士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到了明清时期，封建专制不断强化，文字狱兴起，实行更为严酷的八股取士制度，它成为统治者控制、笼络人心的重要手段，读书人的思想已经完全被禁锢，其弊端也日益显露。整个社会都处在科举制的笼罩之下，无人能够幸免。然而，每个人的选择都是不同的。
（一）主动超越科举与一生局限科举
在《儒林外史》第一回中，王冕传来一声惊心动魄的呼喊“一代文人有厄”，这句话引出了小说的主题。王冕是一个淡薄功名，讲究“文行出处”的人，杜少卿也是如此。他对自己的学问品行有极高的要求，对科举有清醒的认识。
文中第三十四回写道，杜少卿听说县里老爷要来拜访，赶忙装病，打发差人回绝。在听说此事作罢之后，他为自己能驰骋天地之间不必终身陷于泥淖污渠而不胜欢喜。朝廷征辟有大好仕途，杜少卿却唯恐避之不及，是因为他看到了科举制度的弊端，所以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不与污浊之人为伍，就是主动超越科举的表现。
科举制度的弊端是逐步显露的，但是它对人性的毒害是有迹可循的。士子是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代表，他们的言行对社会有巨大的影响力。清朝末年，在英国的坚船利炮之下，国门被迫打开，大量新生事物涌入，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旧时文人一时间茫然无措。金雯青是状元出身，是旧式社会知识分子的最高代表，在冯桂芬的引导之下，他意识到需要改变自身以适应时代，但是缺少主动性。出使国外是学习西方的大好机会，但他一有时间便闭门读书，考证史料，从不应酬。侍妾傅彩云学洋文、懂交际，占尽风头，而他一个堂堂状元，钦封的使臣却沦为配角，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
金雯青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社会的变化冲击着他的思想，在出使国外的几年中，他意识到要去了解新事物，但这却是在官位上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了个体生存的发展，是一种被迫的选择，他的人生是一直笼罩在科举的思想局限之中，没有超越，对于新事物的学习理解是相当肤浅的，他是完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这种“用”，他也是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的，比如作为公使几年，仍旧在家著述，想的是传统的“三不朽”，而不是真的睁眼看世界。他的一生都未曾逃脱科举的桎梏，然而他的这种做法也是当时正经历文化动荡与嬗变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
（二）热心救世与潜心功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蔚然大宗，既追求内在修养，也注重外在事功。它曾激励中国士人永葆兼济天下的热情。杜少卿所处的时代，科举被捧上神坛，人们视科考为人生的必由之路，终极一生都在追求功名利禄。
然而杜少卿的做法却与此相反，他不愿举身赴科考，最终移居南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他始终是忧国忧民的，他有强烈的责任心与使命感。杜少卿支持以道德教化来重塑社会风气，虽然自己所剩银钱并不多，但是听说修泰伯祠是为了让人学礼乐，助政教，随即捐了三百两银子用于修缮。由此可见，表面上放荡不羁，拒不入仕的杜少卿追求的也是道德教化，热心于救世。
《孽海花》字里行间充满了一种危机意识，在第一回中，作者讲述人们的心酸血泪，并期待他们能早日从危难中解脱出来。书中的人物形形色色，儒林士子更是不在少数，他们熟读四书五经，时而诗酒唱和，时而交谈国事，壮志满满。他们能真切地认识到危机即将来临的现实，但是国家岌岌可危之时，缺乏的不是高谈阔论，而是实际行动。
金雯青是末世状元，本应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但是他潜心功名，明哲保身。在出使德国之际，他高价购得到了一幅中俄交界图，傅彩云劝他不要上当，他却极力反驳，将这地图视为宝物。这种行为有维护国土的成分在，但是他的主要目的是文人间的相互炫耀，内心希望得到地理学家称赞，以此名垂千秋，然而最终适得其反，使国家白白丧失了几百里土地。在国家危难之际，他沉浸于功名富贵，念念不忘的是旧学，想的是传统的“三不朽”，根本承担不了救民于水火的重任。这正是几百年前的《儒林外史》中所深刻批判的陈腐思想。
（三）真情与虚情
杜少卿是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他讲求传统美德，尊重孝道，待人至诚。作者还赋予了杜少卿瀟洒自由、任性而为的风采，这是魏晋名士的常态。所谓魏晋风度就是通过不仕归隐，放荡不羁的方式来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从而保持人格内心的纯洁，追求自我舒适。
魏晋名士注重本性后的真情流露，尤在男女之情。杜少卿正是如此，他时常不顾世俗的眼光，一边牵着娘子的手，一边拿着金杯，去清凉山上游玩，路上的行人遇到他们皆目眩神迷、不敢仰视。杜少卿与老妻、友朋、同道之间的关系让人感觉到是俗世中难得的清流。这种任性而为，潇洒自由的生活态度正是魏晋名士的常态，也是杜少卿真性情的体现。
反观金雯青真是伪君子。在看到南昌报丧的电报时，金雯青当着众人的面号啕大哭，抛开“为国自重”，决定连夜赶回苏州奔丧。此处真是一个孝子啊！然而他混惯了热闹场，耐不住寂寞，与朋友相聚时，宴席间便与傅彩云勾搭，事后言道：“做这件事于心不安，外面议论又可怕得很。”他感到于心不安的原因竟然是害怕别人议论，内心却没有因为自己有悖人伦而感到丝毫羞耻。前后对比，真是一个伪君子。情场上，他娶妻纳妾，既向往两情相悦又无法抵挡情色的诱惑。
金雯青撞破彩云与阿福的丑事，没待训斥，却被自己的小妾逼得哑口无言，真是颜面何存啊。他视女子为玩物，但又甘心被傅彩云多次欺骗，最终还命丧黄泉。他本来具有弃旧从新的大好机会，但是主动拒绝了，龟缩在传统的文化套子中难以自拔。金雯青道貌岸然之下，既非真正的孝子，也不是好丈夫、好官员，他在灵魂之中已经深刻地被科举制度所代表的传统伦理道德所污染。
（四）真名士与假名臣
“士”即为读书之人，“名士”即为“有名之士”，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威望。魏晋时期是名士盛行的时代，他们是超然物外的真名士，影响了后世无数文人骚客。然而明清之际，假名士横行，一大批知识分子弄虚作假，想要得些华而不实的名声。
《儒林外史》刻画了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图谱，可以称作是封建社会的一面照妖镜。书中名士甚多，有华而不实的假名士匡超人、杜慎卿等人，更有一些朴实无华的真名士如虞育德、杜少卿等人。杜少卿是作者不惜笔墨赞扬的理想人物，他出身于功名富贵之家，但是对科举功名不屑一顾，装病辞官，追求的是自由自在的生活，流露出对科名官位的不屑。
从家庭层面上讲，他尊重妻子，时常仿魏晋风流携妻游山；
反对纳妾，评其伤天害理；
注重孝道，亲身侍奉娄老爹。从社会层面上讲，他尊礼重道，希望能够借助儒家的礼乐教化改变社会风气，显示了对“礼”与“仁”的崇尚。同时也投射出杜少卿希望通过对泰伯的祭祀来矫正世俗之弊的愿望。杜少卿既有传统的儒家美德，又敢于反抗封建礼教的权威，追求“文行出处”，是真名士自风流。
《孽海花》全文都充满着对封建科举制度的质疑，寒窗苦读数十载的士子只会考试、聚会、喝花酒。历代知识阶层都是文化政治变更的敏感承受者和自觉创造者，然而《孽海花》中的“名士”的心理则与常人有很大不同，更为复杂。金雯青能够看到中西文化的差距，但是由于旧有思想的禁锢，他看不到问题的关键所在，他的所作所为时常自相矛盾。在暴露清王朝的腐朽、谴责封建社会罪恶的同时，作者曾朴也在苦苦探索着整个民族的新出路。因此对于进步的革命者，作者则是万分赞美。作者认为民主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它即将取代没落腐朽的封建专制，但这显然是金雯青做不到的，他没有兼济天下、为国为民的情怀，也做不到修身养性、独善其身。他本应该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但是国难当头只会茫然无措，就是一个假名臣，这是对封建制度的最大讽刺。
三、悲剧本质辨析
儒家学派是封建社会的蔚然大宗，其思想影响了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他们以传统儒家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然而随着西风东渐，儒学不再被高度重视，依附于科举而生存的传统士子处于沦陷状态，却又不甘心沉沦，物质与精神都无所依托，因此，他们的命运只能以悲剧收尾。
吳敬梓以不虚美、不隐恶的评判标准，以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儒林士子为原型，对科举士子的面貌做了不同程度的描绘。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儒林外史》就是一部讽刺之作，与此同时也蕴含着悲剧意蕴。
《儒林外史》注重于对整个文人世界精神思想的揭露和探寻，而不只是细致刻画每一个人物的形象与命运，书中描写的活动甚多，泰伯祠祭祀尤为盛大。在祭祀泰伯的活动中，杜少卿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见证了祭祀大礼，最终也经历了泰伯祠凋零，贤人君子风流云散的结局。
在第四十八回中，闲斋老人曾评：“看泰伯祠一段，凄清婉转，无限凭吊，无限悲感，非此篇之结束，乃全部大书之结束。”这是早期阅读者真实而深刻的感受，而我们今天读到描写泰伯祠萧条凄清景象的一段，也不觉伤心至极，悲伤于泰伯祠的凄凉，乃至悲痛于传统儒学渐趋衰微的态势。
《儒林外史》中存在着令人捧腹大笑的情节，也存在着如鲁迅笔下阿Q一样的小人物，作者对这些人充满了同情，同时也以讽刺的手法表达对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科举制度的不满。
作者并非以批判为目的，他的批判沉重而痛苦，他是希望以这种方式来探寻理想出路，寻求解决的办法。祭祀泰伯的活动中寄寓了作者的儒家思想，杜少卿是整个过程的见证者，他的悲叹就是作者的悲叹。毫无疑问，《儒林外史》是一曲时代的悲歌。
清末民初之时，封建专制的弊端已完全显现，随着民族危机加重，传统的道路已行不通了，这意味着传统士子群体必须做出全新的选择，然而传统的知识分子很难完全摆脱旧有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孽海花》中的人物形象，就是生活在这一背景下的民众。
曾朴在叙写人物的时候表现出了浓重的文化反思的意味，对于人物的塑造，并非只注重形似，而是深入剖析人物内心，这就使得文本的悲剧意蕴尤为浓厚。而金雯青就是这封建末世可悲的状元。
一方面，他摘取了“状元”桂冠，深谙四书五经、诗词文赋，是传统士大夫的典型；
另一方面，“西风东渐”，中西文化激烈地交流碰撞，他开始接触新思想，学习新文化。他在与朋友交谈时，萌发了学习西方文化的愿望，但当走出国门之后，他依然不知所措，固步自封，还不如自己的侍妾游刃有余。
国家已经大厦将倾，一批有识之士希望能重举义旗，救亡图存，这时革命党人陈千秋准备起事，孙波改组青年会为兴中会，但是由于走漏风声，起义失败了。读到此时，感觉一切希望都破灭了，不禁悲从中来。封建王朝风雨飘摇，时代潮流猛烈冲击，而知识分子茫然无措，革命起义最终也失败了，《孽海花》就是一部时代的挽歌。
杜少卿所处的时代，科举制度方兴未艾，只是初现端倪，他看清了科举制度毒害人性的现实，但是也只能反求诸己。于杜少卿而言，他深处科举功名横行的社会，但是能够守住内心的纯洁，忧国忧民又狂放不羁，他始终在离世与入世之间转换。
所谓“超世”，就是指意境超脱于俗世，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并非是完全的不问世事，而是要对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杜少卿不愿入朝为官是因为看透了官场的黑暗，他敢于批判朱熹批注，尊重女性，反抗正统权威，他也曾希望礼乐教化能够改变社会风气，希望能尽己所能将社会引入正途，然而未能成功，他是时代的批判者，与众人格格不入。
金雯青所处的时代，科举制度已日暮途穷，弊端无法掩盖，国家政治动荡，社会思潮急剧变化，再加上西方文化的侵入，使人茫然无措。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代表，他有求新求变的冲动，有学习新文化的愿望，但是当出使国外，真正接触新事物时，他又踌躇不前，闭门造车。
他的一生都在社会浮沉，随波逐流，这是一种顺世的体现。所谓顺世，就是能够融入社会，顺应社会的要求，与常人无异，能看到社会的变化，也会对社会不满，想着反抗社会，但是不会转化为实际行动。金雯青正是这类人的代表，他是时代的顺应者，在社会激流中沉沦了。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苦难是无法化解的，有些困境是无法走出的，我们既想要物质的满足，又追求精神的超越，这就陷入了矛盾。
追求物质满足需要我们顺世从俗，寻求精神超越要求我们超然世俗，这种在人生困境中所做出的选择是极其痛苦的。庄子的超越与顺世都包含着深深的悲怆与苍凉。在特定社会背景下，杜少卿与金雯青由于内心的追求不同，而做出了不同的选择，都带着浓郁的悲剧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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