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王谦
一
我家的门前有两棵树。一棵像父亲，一棵像母亲。
村头有一口古井，旁边有两棵歪脖子树。一条土路弯弯曲曲，伸向几公里外的乡场。光着脚丫走路的童年，我每天都会在这条土路上奔跑，割草、放牛、背着书包屁颠屁颠跑进学校，像一阵风。
很多时候我也会很安静。当太阳靠在山头，霞光染红了门前的池塘水，我就会趴在屋前的一块大石头上写写画画，遇到做不来的习题，我就习惯抬起稚嫩的目光，若有所思地沿着土路的方向眺望。不远处是树，再远一点，乡场的水泥建筑隐约可见，再远就是茫茫的大山了。
对于这条土路的记忆，从离开到思念，就像我和父母之间的距离。父母就是村头的两棵树，我就是一阵风，树永远站立村头，而我已经吹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像我和父母之间，距离很近，距离也很远，但彼此之间牵挂和思念的温度，虽有寒风吹过，但暖意依然温润在心头。
在我的记忆中，天还没大亮，父母就会从这条土路走向自家的田土。月亮升起来，星星亮了很久，他们又沿着这条土路回家。夜色笼罩炊烟，一家老小围坐在火塘边，聊聊庄稼，谈谈收成，在家长里短中，将简单的饭菜端上了餐桌。
这时父亲总爱喝点小酒，微醺的眼神里，总会流露出对身旁三个孩子的希望。他总爱说，只要你们好好读书，我和你妈就是砸锅卖铁也会送，能读好远送好远。也正是这句永不变更的承诺，让他们用了大半辈子的时间，把我们三兄妹从家门前这条土路，一个个送到山外的世界。而他们就像寒冬腊月里，挂在枝头的最后两颗柿子，看着是美景，回想，却总是让人隐隐作痛。
二
冬天里，树叶全掉光了，树也会相信，过了这个冬天，春天就来了。
土路的周围，满眼是山，山上尽是石头。在石头与石头之间，巴掌大的土块里，偶有三五株苞谷，一窝南瓜；
或者两三株高粱，几窝辣椒。一年四季，在绵延几公里的石缝与石缝之间，乡邻早出晚归，日夜劳作，常常春季一过，粮食就续不上了。
送三个子女读书，在村民眼里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按照父母的劳作方式，即使卖掉全年种出的粮食，也很难支付三兄妹的学费。但父母一直都很固执，在有红薯和洋芋吃的时候，他们是这样的看法，在没有红薯洋芋吃的时候，他们也从未动摇。他们认定的事情，即使用山里头的十头牛，也很难拉回来。
为送三个子女读书，在我的记忆里，我常常跟在父母屁股后面，一家一家敲开乡邻的房门。三元五元，父亲一笔一笔记在心里。很多时候，乡邻手头也不景气，他们不好意思地摊摊手，摇摇头，一些必要的礼数后，父母还是微笑着走向下一家房门。
那时候，我才七八岁，喜欢在村子里乱窜，总会听到一些乡邻的议论。读书有啥子用？考不上大学还不是要回家扛锄头，何必花那个冤枉钱呢！父母的固执，一直是村民议论的焦点，总是作为他们嘲讽的对象。你看，你看他们两个，屁股都露在外面，还在送娃儿读书，把自己弄得跟讨口子一样，将来肯定有哭的一天。
这些闲言碎语，父母总是假装没有听到。种自己的庄稼，做自己的农活，如两只不大合群的羊羔。大哥考进县城高中后，父母借到的钱越来越少。乡邻大都认为，借出去的钱肯定要打水漂，如果能还，那也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只要父母每次出现在土路上，如果没有背着背篓、扛着锄头，或者牵着一头牛，聚在一起的乡邻都会一阵风似的散开。他们知道借钱的来了，讨口子来了。但父母还是硬着头皮一家一家地轻叩房门。
有的门开了，有的门一直不开。开门的出来一脸无奈。父母反而局促不安，苦笑相迎。“嫂子，大娃儿这个月的生活费还差点，十元五元都行，下个月一定还，下个月一定还。”看不下去的又借个三五元，看得下去的装着一脸为难。“老王，我手头也很紧啦，只要有，我肯定借给你。”面对委婉的拒绝，父母总会客气地笑笑，“没事，没事，下次差了我还来找你哈。”
每次借到钱后，父母都会同时出发。母亲背着一袋大米，带着一瓶豆瓣或者咸菜，天还没有亮，就打着手电或趁着月光，从家门前的土路出发，要用七八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将这四五十斤大米送到四十公里外的县城，送到哥哥读书的学校，然后又打着手电或趁着月光，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钟才回到家里。那时已有了通往县城的客车，车费八角钱，可母亲从未坐过一次。
这条路后来我也走过，山高路陡，有些地方还是悬崖峭壁。母亲背着几十斤大米，在那些凄清冷寂的夜晚，独自一人，她的心中究竟鼓着一种怎样的力量，风里来，雨里去，从来没有害怕过？在这条路上，七八个小时的夜路，一个瘦弱的女子，她的心里究竟想过什么？
每次母亲前脚离开，父亲也会背着背篓，装着一把铁锤，一个三脚架炉子，一个手扯风箱，也从这条土路出发，一步一步，深入秦岭巴山，挨家挨户询问需要打一把镰刀不？需要补锅儿罐子不？需要跟柴刀加钢火不？正是他的一锤一锤，一次又一次兑现了下个月一定要还钱的承诺。
时至今天，我都很难想象，在炎热的夏季或者寒冬腊月里，父亲是怎样穿过十几里，甚至二三十里都很难见到人烟的原始森林？他在无数次忍饥挨饿中，究竟怀着一种怎样的勇气，让他在一个又一个陌生的村庄里，去敲门讨碗水喝、讨碗饭吃？也应该有这样的时候，在前不着村后不挨店的荒野里，他是怎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又累又饿又冷的夜晚？
我从不知道，父亲也从未说过。有些时候我也问过他，他总是说没有的事儿。后来他也曾无意中说过，冬天再冷，冷过了春天就来了。
三
是一棵树，就不要害怕冬天。有顶着风雪，也有春暖花开。
大哥高考落榜的消息，一瞬间就在村子里传开了。乡邻聚在一起，眉飞色舞，叽叽咕咕。“我说嘛，考不上大学还不是跟我们一样，这辈子都是使锄头的命，可惜那些冤枉钱哟。”
这些话传到母亲耳朵里，她一个星期滴水不沾，瘦弱得要命。有一天，母亲可能突然顺不过气，顺手抓起了墙角的一个农药瓶子，想一了百了。父亲发现后，立即抢了过来，拼命地砸在了地上，疯狂地朝母亲吼道：“喝你娘的啥！你有胆子死，还没有胆子活？”吼完，两个人蹲在地上，很久都不愿站起来。那段时间，父母不敢出门，怕村民笑话。也不敢生气，怕哥哥背上思想包袱，产生轻生的念头。那段时间，应该是父母有生以来最煎熬的一段时光吧。多年来最固执的愿望，多年来在村民面前低三下四，多年来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地劳作，一瞬间轰然崩塌，心里空落得发慌。
那年八月，父母沉默了半个月后，果断做出决定，卖掉爷爷的棺木送哥哥复读。那天，爷爷一句话都没有说，藏进被窝里，蒙头大睡了两天两夜。哥哥挑着粪桶，扛着锄头，天不亮就上了山，天黑了也不回来。我去叫他吃饭，他像一头发了疯的公牛，眼睛血红，见人就撞，可怕得很。三天后，哥哥回到了家里，哐当一声，将两只粪桶砸在了家门前的那块石头上，巨大的声音里，两只粪桶烂成了十几块木板，乱七八糟地散乱在路旁。走进家门，他揣上爷爷卖棺木的钱，给一直沉默的爷爷磕了三个响头，然后背着被子，义无反顾走上了家门前的那条土路，没有回头。第二年夏天，哥哥如愿以偿，考取了一所在全国都叫得响的名牌大学。
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母亲生火炖肉，父亲在院坝里放了一千响的火炮。午饭的餐桌上，父亲打开酒瓶，一杯一杯畅饮，几杯后就有些醉了。他看着餐桌上的录取通知书，笑得很灿烂，极像屋子外夏日炙热的阳光。母亲是第一次喝酒，一杯下去，她被呛得咳嗽了几声，不知是什么原因，眼泪就从她的眼眶里，一滴一滴掉了下来。
那年九月，阳光开始温和。父亲陪着哥哥到大学去报名，那是父亲第一次走到比县城更远的地方。返家的列车上，除了一张车票，他身无分文。但他的内心里，随着火车轮子的奔跑，一直澎湃着按捺不住的激动。自从他到了重庆，看到了哥哥读书的大学，他就弄明白了一个道理。家门前的那条土路，延伸到乡场后，除了四周是山，应该还有很多条路通向山外的世界。他觉得自己很幸福，因为他和他的孩子们，正在这条路上，是如此艰难又如此骄傲地走着，从来也没有停止。尽管这个过程有些沉重，但过去的一切都像车窗外的天空，云很淡，风也很轻。
四
树再大，挡不住所有的风雨。淋着的树苗，只要向上，也会长成一棵大树。
哥哥上了大学后，家里的负担越来越重，母亲越来越忙，十多亩农田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从不停歇。她说只要娃娃有出息，她就有使不完的劲儿。孩子没出息，种再多的庄稼又有何用？这几年，父亲几乎全都在数百公里外的秦岭巴山腹地，用他的手艺，用他手中的铁锤，一锤一锤拼争着全家人的希望和未来。
尽管父亲和母亲拼尽了全力，但姐姐还是不得不外出打工。十五六岁的年龄，正值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她却辗转在西安和新疆的饭店和工厂里，或者在阿克苏的棉田，用她单薄的肩膀，为父母分担压力。这也成为父母心中多年来一直都愧疚于心的遗憾。让父母唯一心安的是，多年后的姐姐，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古城西安骊山脚下、华清池边，打拼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收入稳定，生活不愁，这让父母或多或少有了一份慰藉。
时间如流水，我这个父母眼中给予厚望而又最不听话的儿子，却让他们操碎了心。高考落榜，南下或北上，在一个又一个城市里打工。每次只要一通电话，他们的语气近乎哀求，希望我能够回来，希望能够复读。有一次，母亲在电话那头哭泣，她说你不回来，我和你爸爸就去死，反正也活够了。
父母一贯的固执让我彻底心碎。我知道，因为我的高考落榜，在父母的心里，一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在乡邻的冷嘲热讽里，他们肯定不会甘心，他们想用实际行动，来堵住他们的嘴。然而他们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却用打工来逃避，将所有的压力留给了在村里的父母。
放下电话，背着简单的衣物，我从千里之外的广州直接回到了学校。“兵荒马乱”的一年里，父亲和母亲的眼睛，就像课本里的每一个文字，全都近在咫尺，不敢懈怠。第二年考试，成绩刚过录取线，被一所三流大学录取，但在父母心中，似乎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可以在乡邻们面前挺直腰杆，说话的声音也大了起来。
大学毕业那年春节，回到家里，一家人坐在年夜饭的餐桌上，才发现父母已经老了。刚满六十岁的年龄，满头的白发，纵横交错的皱纹，永远藏着泥土龟裂的手指，板凳上佝偻着的身影，端着酒杯有些打战的手，在爷爷奶奶留下的这间祖屋里，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将所有能理解和不能理解的心事，融入一杯一杯的烈酒，举杯就喝。因为我们知道，父母的青春再也找不回来了，而我们只有在四季轮回、时间无情的流逝里，走好自己的每一条路，过好自己的每一段生活。
五
小树长大，老树已贴着泥土。只要没倒下，都要绽放最后一片绿叶。
六十岁以后，父母可以过清闲的生活，可以到城市里走走，可以到每个子女所在的城市，居住三五个月，但他们不愿意。他们宁愿守着大巴山的老家，两个付出一生心血的老人，早已习惯了坐在温暖的火塘边，把手放在膝盖上，眼睛微闭，听听雪落屋顶的声音，听听偶尔的狗吠，或者想想远方的儿女，想想孙子。很想很想的时候，他们也不打电话，饿了就做饭，吃了就睡觉，醒来又开始在庄稼地里忙碌。
我曾劝过他俩，我们三兄妹每个月邮寄的生活费，可以让他们在乡邻们面前，过着相对富足的生活。可他们总是闲不下来。他们总是说能做点就做点，存点钱，不给子女添麻烦。
我结婚的时候，当他们知道我老婆的家境很好，爸爸是个大老板，他们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们怕我结婚后受欺负、受委屈，甚至不大愿意参加我的婚礼，怕给我丢脸。参加完漫长的婚礼仪式后，他们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塞给我六千元钱，说：“拿好，回家后我们再给你寄点，放心，爸妈有的是钱。”
我知道，这六千块钱，已经是父母全部的积蓄了。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希望他们的儿子在一个新的环境里，能够多一份自信，要有底气。我的结婚，成了父母的一块心病。娶了个有钱人家的女儿，他们总是心慌，睡不踏实。在他们的意识里，自己的儿子无论如何都该有套自己的房子，该有一个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家，这样说话做事才硬气点。
正是这个理由，六十五岁的父亲，毅然打开粮仓，卖掉了一大半多年储存起来的粮食，拿到了七千五百元，数了数，离买房还差几十万。于是又卖掉了爷爷奶奶留下的几间祖屋，得到了二万三千元，数了数，还差几十万。于是又想方设法寻找买主，卖掉爷爷奶奶曾经种下的十几棵泡桐树，拿到了二千五百元，全部加起来数了好几遍，还是差几十万。实在没东西可卖了，父母就开始坐在火塘边，心情激动地做远景规划，分担找钱任务。
母亲一直种着十多亩农田，她还准备开挖荒山，种苞谷、点豆子、栽红薯，多养一头牛，再养两头猪，多养十几只鸡鸭。父亲也有计划，他要重操旧业，准备背着他的铁匠背篓，再一次深入秦岭巴山，用他手中的铁锤，为他的小儿子在城里挣一套房子。
做这些规划的时候，父亲做食道癌手术才刚满一年，身体还处在恢复期。但他觉得自己浑身是劲，有使不完的力气。那年十一月，大巴山腹地早已积雪覆盖，父亲打完那天最后一把镰刀，突然晕倒在了炉火旁。
赶回去见到父亲时，他因肠粘连已经做了手术，人已清醒。看到我，一脸的不好意思，我说你何苦呢，儿子靠自己的能力能够买房子。他说：“儿子别怕，只要爸妈在，你就别怕。”我借故上厕所，在医院的走廊上，不争气的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儿，我忍着，却最终没有忍住。
几天后，父亲无大碍，我也要回到我工作的城市。母亲送我。在家门口，我们都踏上了我儿时常常奔跑的那条土路，母亲一直将我送到乡场。我登上了开往县城的客车，车窗外，母亲一直站在匆忙走过的人群里，一动不动，只有满头的白发，在苍老的脸庞上方，随着风轻轻摆动。
客车启动，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完全消失在我模糊的视线里。我知道，再过一个小时，我就可以到达县城，再过三个小时，我就可以到达重庆，再过三个小时，我就可以回到我工作的城市。而母亲，她回到家的那条路，要穿过一大片丛林，涉过一条小河，爬过一座山头，最后才能走上那条熟悉的土路。
这些年来，从父母的年轻时光，到如今的垂垂暮年，他们耗尽了大半生的心血，让三个子女从这条乡间的小路上，走上了一条越走越宽的路，而他们至今行走的路上，依然杂草丛生，遍地荆棘。在这条路上，他们老去的年月和逐渐枯瘦的背影，已经定格成村头那两棵苍老的歪脖子树，定格成我们心中需要一生铭记并让我们一生疼痛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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