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 军 王春山
1938 年9 月至11 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此次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决定撤销在武汉设立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以下简称“长江局”），在重庆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代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就国共合作继续谈判，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9 年1 月，南方局在重庆秘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特殊而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创造性地开展党的建设，国民党顽固派尽管大肆实行政治上的迫害、组织上的摧残、经济上的扼制，但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红旗不倒，南方各省中共组织越挫越勇、越战越强，形成了坚强的战斗堡垒。
全面抗战爆发以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左”倾错误的领导，南方各省中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
全面抗战爆发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日益扩大，威信日益提高。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大批积极分子纷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下半年，中共中央陆续派人到南方各省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发展了一批党员，并经过审查恢复了过去失去联系的和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的一批共产党员的党籍，南方各省的党组织逐步建立和恢复。
1938 年3 月，为扩大党的队伍以适应全面领导抗日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大量地、十百倍地发展党员”，指出这是“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组织的工作，认真贯彻这一决议，积极发展了大批新党员，截至南方局成立之初，南方各省发展党员达到5 万多名。
当时，党员大发展是必要的，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问题，有些党组织为了完成党员发展指标，采取了一些不当的发展方式，导致部分党员质量较低，影响了党组织的持续健康发展。
面对党员数量上升但质量下降的问题，1939 年3 月中旬，周恩来在闽浙赣边区视察时向边区负责人强调，党员队伍建设必须是巩固重于发展、质量重于数量。4 月底，周恩来到重庆视察南方局工作路经衡阳时，再次向湖南省委负责人强调，党员队伍建设重在巩固和质量。此后，南方局认真贯彻实施“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的党员发展方针，开展党员审查肃清工作，严格党员发展要求。
首先，及时开展审查肃清工作。在新党员发展工作过程中，中共中央虽然一直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准确把握“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发展总方针，但是有些党组织为了完成发展指标，不问目的、不区分阶级成分、不考查政治思想、不经严格程序、不履行正规手续发展党员，使一些内奸、投机分子趁机混入党内，在一定程度上腐蚀了党组织的纯洁性。为此，中共中央在1939年8 月通过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作出关于审查党员、干部和肃清内奸的指示，接受审查的党员必须向党组织如实坦白自己的一切情况。审查后，党组织经过客观分析，适当处理，确保忠诚能干的党员得到适当的工作岗位，而对在审查工作中发现的敌探、奸细、“托派”分子、叛徒和堕落分子，采取果断清除措施。
其次，执行更严格的党员发展标准。除坚持党章规定的承认党纲、参加组织、为党工作和缴纳党费等基本条件，南方局还根据在国统区特殊环境下，广大党员所面临的武力威胁、政治诱惑以及生命危险等实际情况，提出更高的入党要求，即“有政治觉悟和阶级认识，有群众联系和活动能力，有坚强意志和学习精神，有加入必要”（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党的建设》，重庆出版社，1990），并强调凡是不符合以上标准的不吸收入党。
最后，履行严格规范的党员发展程序，在提高新发展党员质量的同时保障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和进步性。1939 年5 月，兼管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在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发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文章以短小篇幅精练地指出了各地党组织发展党员必须遵守的规范章程，如：新党员申请入党时必须经过一定数量的介绍人，工人和雇农者要有1 人介绍，小资产阶级者要有2 人介绍，脱离其他政党而加入本党者要有3 人介绍；
新党员的入党申请必须经过党的小组和支部通过，并获得上级党委或区党委、中央分局或中央的批准；
为进一步了解和掌握新党员的入党动机、思想素质、政治立场等，设置党员候补期，其中工人和雇农党员无须候补期，贫农与小手工工人党员候补期为1 个月，革命学生、知识分子以及中农党员的候补期为3 个月。在这些具体规定下，南方局所辖党组织严格履行党员发展程序，如四川党组织规定，新党员申请入党时要写入党志愿书，在经过支部派人谈话并得到支部通过后，举行庄严的入党仪式；
此外，还实行介绍负责人制，规定了严格的候补期。新党员入党后要经过两周培训，指派老党员对新党员进行党员须知、党的建设、支部工作等方面的教育。经过一系列的措施，南方各地党员质量得到明显提升。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挑起反共摩擦事件。
1939 年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11 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在全国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加紧对国民党统治区中共组织的破坏和对中共党员、进步群众的镇压和迫害。特别是1939 年6 月，在湖南省主席薛岳一手操纵下，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血洗新四军驻平江嘉义通讯处，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
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
进入1940 年，国内的政治局势越来越险恶。这年7 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讨论进一步反共问题，准备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将军事反共的重点向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南移，指向坚持敌后抗战的新四军，并在1941 年1 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后，蒋介石发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命令，使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濒临破裂。
国民党顽固派将反共军事重点转向新四军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营造的反共体制也进一步加强。继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陆续发布反共政策，国民党在各级党政军机构各个行政区域、各个系统又制定了许多具体的反共政策和办法。在这期间，国民党当局还向文化教育和兵工企业的工作人员下达必须集体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的命令，规定一切人民团体中都必须建立国民党党团和接受派遣的国民党党员担任领导职务；
还规定各级党部要派国民党党员到行政机关及大学、中学充任工作人员或教职员以监视教师和学生。1940 年5 月6 日、7 日，成都行营奉令召开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高级要员参加的“治安会议”，实际上就是反共会议，会议制定了《川康防止奸党活动对策》等6 个文件，要求各地区，各单位、团体均须制定“防奸党活动有效办法，以普遍侦察奸党活动，实行主动的斗争”的反共方针，并责令各地建立特种领导机构。由此，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军统局和中统局的工作人员分别发展到5万人和1.3 万人，在各地形成星罗棋布的特务网。军统局和中统局的活动以打击、破坏中共组织，镇压人民民主运动为重点，派特务监视各抗日党派，搜集各党派活动情况。蒋介石下令推行全面反共政策，大肆捕杀中共党员，费尽心机试图彻底消灭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
面临如此严峻的局势，为加强党的领导和推进秘密斗争的开展，也为避免党组织遭受连环性破坏，南方局连续召开常委会议，强调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党组织切忌关系集中、复杂，务必严格实行小区制。各省委、特委遵照南方局指示，立即采取相应措施做积极转变。1940 年夏，贵州省临时工委将全省划分为贵阳、黔北、黔西、黔东4 个区，由省临时工委成员分区负责领导工作，严格执行单线联系，实行隐蔽待机方针。1940 年6 月，南方局在常委会议上听取钱瑛关于湘鄂西工作报告后，为隐蔽精干，决定撤销湘鄂西区党委，划区成立鄂西特委和湘鄂边特委，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1940 年11 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南委”）成立后，经由南方局同意，决定撤销广东省委和闽西南潮梅特委，并将其划分成粤北省委、粤南省委和闽西特委、闽南特委、潮梅特委等独立系统。皖南事变后，四川党组织在南方局关于隐蔽精干的一系列指示下，决定缩小川康特委和川东特委工作范围：1941 年5月，从川康特委工作区域中划出川南工作委员会和川北工作委员会；
1943 年9 月，作出撤销川东特委并分别成立上川东特委和下川东特委的决定。总之，各地党组织认真做好隐蔽工作，使国民党特务无法轻易发现和破坏中共组织，以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
同时，南方局还缩小各级领导机关组织，使之短小精干以适应环境形势。首先，精简领导班子。南方局明确规定，各省委、特委、中心县委的领导人数为2 至3 人，宁缺勿超。同样的，支部组织有3 人的设支书1 名，有5人的设支书1 名、副支书1 名，联系不能多。皖南事变后，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机关一般不要有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只设个别特派员、工作员的指示，南方局将委员制改为特派员制，由特派员直接领导机关组织。此举可有效防止国民党特务发现并破坏县委以上的机关，即使有特务渗透到基层支部，也不用担心会影响到上级领导机关。其次，撤销领导机关。在反共活动日益猖獗的国民党统治区，机关庞大很容易暴露。根据南方局的指示，有的地方撤销了部委机构，如1940 年川康特委在成都“抢米事件”后，便撤销了妇委、青委工作机构；
1941 年4 月至6 月，南方局先后撤销云南省工委所属的妇委、工委和青委组织。有的地方则撤销了省委和特委机构，如1941 年1 月，鄂西特委在遭破坏后就不再建立新的特委；
同年7 月，江西省委在遭破坏后，也不再建立新的省委。
1940 年夏，周恩来（右四）在红岩村防空洞外的席棚下接待外国记者
另外，南方局加强了党员干部的气节教育。皖南事变后，为了防备国民党搞全面破坏，突然事变，尽量减少党和进步力量的损失，南方局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有计划地把党内外一部分干部分别送到延安、苏北和香港甚至南洋，还有一些转入西南，找公开职业作掩护。留在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坚持工作的只有一小部分干部。对于这一部分留下来坚持工作的干部，周恩来反复进行阶级教育、气节教育，无论在大会上还是小会上，或者是个别谈话中，总是不失时机地宣传革命先烈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向大家讲述陈延年、赵世炎、罗亦衣、蔡和森、向警予、彭湃、杨开慧及杨鲍安等同志的事迹。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南方局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始终坚定理想信念，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不怕坐牢，不怕牺牲，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中南委书记张文彬不幸被捕，特务多次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均无功而返；
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被捕入狱后，面对各种诱惑，坚决不改变自己的政治信仰，不背叛党组织，绝不放弃对共产主义的追求；
川康特委书记、新华日报社成都分销处负责人罗世文被捕后，始终坚贞不屈，不惧敌人残酷刑罚的折磨，不为高官厚禄、威逼利诱所动，还在狱中成立临时支部以领导狱中斗争。由于长期严格的党内教育，特别是气节教育，南方局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经受住了严峻的斗争考验。
“三勤三化”（勤学、勤业、勤交友，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是南方局贯彻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党组织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的一个重要措施。作为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是贯彻“三勤三化”的楷模。他带头学习、勤奋工作，团结各方面人士，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博古、叶剑英、董必武、王若飞等南方局领导人均在执行这一方针中发挥了示范带头作用。南方局各个部门在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中既是组织者，又是执行者，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开展了大量工作。在周恩来、董必武的领导下，南方局统战委员会（以下简称“统委”）开展了对张澜、黄炎培等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与他们交朋友，团结了一大批民主人士、进步分子、地方实力派人物。统委文化组与大批进步文化人士交朋友，通过郭沫若等文化旗手团结了一大批拥护抗战的爱国文化人士；
统委青年组指导一批党员与大学教授、青年学生广交朋友，吸引了一批进步学生和大学教授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
统委经济组与李烛尘、章乃器、胡子昂、胡厥文、刘鸿生、吴蕴初、古耕虞、潘昌猷等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成为至交密友。
南方局各地党组织及广大党员也积极贯彻“三勤三化”要求。1942 年3 月，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在接受南方局指示后，回到湖南传达“三勤三化”要求，化名贾先生，以做辣椒生意为掩护从事党的工作；
省工委书记周里，化名唐裕，在韶山李家祠堂小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斗争；
省工委委员张春林以开纱厂为公开职业；
特委负责人谢竹峰在邵阳以开饭店为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邵阳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李文定夫妻俩在邵阳市维新街办起了“女子自立缝纫店”，以做衣服为职业，便于与群众接触和联系。
在执行“三勤三化”的过程中，南方局各地党组织在工作中还探索出新型的组织形式——据点。据点没有固定形式，规模仅局限于3 至5 人。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充分发挥领导作用，深入学校、工厂、农村，建立既能隐敝又能战斗的据点。如在昆明，被疏散到西南联大学习的党员干部马识途、何功槽、洪德铭等人，通过与进步学生一起办壁报、举办各种文学艺术活动以及时事政策学习研究活动，认识和聚集了更多进步力量。至1943 年底，在他们的组织下，学生中已经建立许多进步社团，并组成壁报联合会，在校内外开展大量的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在成都，疏散到各大学就读的党员以及刚升上大学的党员，与进步同学一起举办“蓉社”“社会科学研究会”“秘密读书会”等秘密社团，利用社团这种便利条件积极开展“勤交友”活动。此外，南方局还指派一些党员回到自己家乡或到其他地方，利用家庭、宗族等社会关系掌握国民党的区乡政权，建立积蓄革命力量的据点。在严峻复杂的国民党统治区环境下，据点有效掩护了中共地下党组织，避免了敌特分子的破坏，巩固了党组织的发展。
此外，南方局还通过组织开展整风运动，加强自身建设，总结历史经验，学习党史和理论，保证思想正确、组织纯洁、作风端正。通过种种方式和途径，南方局很好地保存、发展、巩固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委托的各项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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