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安 浙江工业大学
中西方学科的分类古已有之，也一直都处在流变过程之中。学科作为构成社会的内容之一，其变化不仅是促进社会变化的主要推动力，也是社会变化的表征。欧洲中世纪整个社会在教权统摄下，学科呈“金字塔”式分布，直到“十六世纪的教育系统，从较底层的人文学科开始：修辞学、辩论学或逻辑学，以及数学；
接下来是比较高层次的科学，例如物理学（依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伦理学与形而上学；
在最高处，才是神学”。启蒙时代之后，学科体系呈“柱子”状分布，神学被从金字塔的顶端拉下来，变成与其他学科平起平坐的一门学科。1（比）钟鸣旦：《传教中的他者：中国经验教我们的事》，洪力行译，新北：辅大书坊，2014年，第91 页。［Nicolas Standaert，Chuanjiao zhong de tazhe：zhongguo jingyan jiao women de shi （L"《autre》 dans la mission.Leçons à partir de la Chine），trans.HONG Lixing，Xinbei：Fuda Shu Fang，2014，91.］到了19世纪后期，现代学科体系基本形成。从中世纪到现代学科的转变历程，基本是科学技术主导、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继起回应的历程。现代学科体系形成至今，社会分工仍在日益加深，意味着专业细分成为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对于专业能力要求愈来愈高，结果人们的知识结构也愈来愈呈单向度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的专业分科总是与社会发展需要存在距离，故而学科体系需要不断调整，而相应调整又往往因为现有建制的刚性而迟滞。于是跨学科诉求就一再出现。
就在现代学科已基本形成之初，中西方跨学科研究就在有意识地推进。清末民初我国学科由四部分类转向引进西方学科分类。建国之后，教育体制受苏联影响甚大，总体上实行重分科而轻融合的培养机制。我国学者关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早期典型代表有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主要采用叔本华的唯意志论来阐发研究《红楼梦》，开启用西方文艺理论解释中国文学作品的先河。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一书中论述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一文中探讨希伯来文学精神和形式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梁实秋的《诗与图画》研究诗歌与绘画的关系。朱维之在《中国文艺思潮史略》和《基督教文学》中论述了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朱谦之的《中国音乐文学史》探讨文学与音乐的关系。宗白华的《中国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及丰子凯的《绘画与文学》探讨文学与绘画的关系。2王福和：《跨学科视野中的文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页。［WANG fuheng，Kuaxueke shiye zhong de wenxue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discinplinary），Hangzhou：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2014，9.］
自20世纪80年代比较文学在我国复兴以来，文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得以加速推进。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代表性成果，关于“超学科”的的定位有三：（1）欲将各学科视为一个整体，（2）坚持文学本位，（3）通过跨越不同学科界限之后再回归文学，从而获得螺旋式上升。换言之，以整体性视野，超越文学学科单一视角之后，提升对文学的研究。
80年代在文化思潮激发过程中，一批跨学科研究得以延续并呈现出学科自觉的趋势。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跨学科研究的实践成果越来越多，表现在论文、专著、学术会议、跨学科研究平台建设等多方面。例如，钱谷融、鲁枢元在1987年版的《文学心理学教程》基础上，融入十几年的教学经验，于2003年修订后重版，题为《文学心理学》。鲁枢元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与心理学的跨学科论文，在2010-2011年将系列成果组成“文学的跨界研究”系列，结集成三本著作出版，分别是《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语言学》《文学与生态学》。
新世纪以来在我国文学研究领域涌现出一批文学跨学科的专题研究。例如，刘锋杰、薛雯、尹传兰等著的《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一书，探讨中国自清末民初以来百年间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全书要旨有三，一是“勾勒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史”，从梁启超的文学政治化与王国维的文化去政治化开始，一直叙述到21世纪，共分八个阶段揭示“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所受时代、理论与政治需要影响的多重原因”；
在史论研究的同时，密切关注论争的“理论策略与理论基础”，即注重揭示论争过程中时代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关联性。二是“通过重新认识文学的性质，为创构文学政治学提供恰当的理论基础”，作者想打破学界长时期将文学视为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而忽略了文学“本体性质”的局面，鉴于文学艺术的发生远比政治、哲学、法律更早的事实，作者从我国“象思维”与西方“诗性思维”视角出发，提出“艺象形态才是文学艺术的根本特性”的观点，称这一特性为“起源性质”，认为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是“后发性质”，“前者是本体性质，后者是功能性质”。三是“提出‘文学想象政治’这个核心命题，用于构筑文学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体系”，作者指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仅仅是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同时是与理想政治的关系，文学想象功能得以自由发挥，因而“文学的政治”就超越了现实政治的范围，“文学的政治”概念达到学理上的自觉3刘锋杰、薛雯、尹传兰：《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9 页。［LIU Fengjie，XUE Wen，and YIN Chuanlan，Wenxue Zhengzhixue de chuanggou—bainian lai wenxue yu zhengzhi guanxi lunzheng yanjiu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Politics：Research on the Controvers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Shanghai：Fudan University Press，2013，2-9.］。刘锋杰在完成合著后，又出版了《“文学政治学”十形态论》。
文学地理话题也从上世纪80年代之后吸引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至21世纪初，学界提出建构文学地理学的主张。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有三方面：“一、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
二、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性与地域差异；
三、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4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0、12~13 页。［ZENG Daxing，Wenxue dilixue yanjiu（Research on Literary Geography），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12，10，12-13.］主要代表成果有曾大兴于1995年出版的《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杨义于2003年出版的学术讲演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梅新林于2006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5刘庆华：《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问题研究述评》，曾大兴、夏汉宁主编：《文学地理学（二）》，广州：兴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3年，第45 页。［LIU Qinghua，“Wenxue dilixue xueke jianshe wenti yanjiu shuping”（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Subject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Geography），in Wenxue dilixue er （Literary Geography II），eds.ZENG Daxing and XIA Hanning，Guangzhou：Xingjie Book Publishing Guangdong Co.LTD，2013，45.］曾大兴于2012年出版《文学地理学研究》及2017年出版《文学地理学概论》，杨宗红于2019年出版《明清白话短篇小说的文学地理研究》，李仲凡、陈一军、费团结于2021年出版的《文学地理学专题研究》。另有多篇论文及多场文学地理学主题相关的学术会议。2011年还成立了中国文学地理学会。
相对于传统文学研究领域，比较文学学科更加自觉地提倡跨学科研究，将之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属性纳入其中，大部分教材都有所强调。然而在2010年前，众多比较文学概论性教材中，跨学科案例相对而言并不多见。孙景尧2003年出版的《简明比较文学》较早出现教学案例，以“无言的诗与有言的画”为例来探讨文学与艺术关系，以“鬼子母”变“九子母”的情歌成圣典为案例来探讨文学与宗教关系，以“从伪科学家到真科学家”为题探讨了文学和科学相互生发到分离的演变，并以20世纪30年代贾祖璋撰写的《鸟与文学》为文学与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具体案例。6孙景尧：《简明比较文学——“自我”和“他者”的认知之道》，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第204~225 页。［Sun Jingyao，Jianming bijiao wen xue：“ziwo” yu “tazhe” de renzhi zhidao（Conci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The Way of Cognition of “Self ” and “Other”），Beijing：China Youth Press，2003，204-25.］鉴于案例教学重要却贫乏的现状，王福和、褚蓓娟、王定安编著的《比较文学导引》于2012年出版，突出跨学科案例教学，从文学与绘画、文学与建筑、文学与音乐、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医学、文学与动漫展开案例研究。王福和于2014年出版了《跨学科视野中的文学》，从文学与绘画、电影、音乐、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建筑、医学等九个方面专题开展跨学科的案例教学研究。高旭东于2017年出版《跨学科研究》一书，包括文学与艺术（音乐、绘画、戏剧、影视）、文学与人文（哲学、历史、伦理学、心理学、神话学、人类学）、文学与社会科学（社会学、统计学、政治、经济学、法学、科学技术、生态环境、宗教）等。
比较文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实践也在推进，例如张华于2013年出版的《跨学科研究与跨文化诠释》从文学与生态学、文学与社会学、文学与宗教学三方面展开跨学科研究。蒋述卓于2015年出版的《跨学科视域中的比较文学》，先后探讨了学科交叉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宗教艺术与中国文学和美学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电影研究。
与跨学科研究专著、教材、论文相映成趣的是，近年来将不同学者聚拢起来开展跨学科对话的会议越来越多，有些工作坊式学术会议可以突出某个相关性主题，却根本不设定学科的边界，甚至是有意去打破边界。例如2017年复旦大学“文学艺术跨界工作坊” 会议，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电影等领域的学者济济一堂，进行审美体验的多元碰撞，现场所激发出来的火花引发强烈共鸣，令人大开眼界，真正有了新的思考。主办者杨乃乔认为，鉴于资本对于文学艺术的商业性介入，“当代文学”呈现出“体制当代文学”与“网络当代文学”分野且二者贫富差距悬殊的现象，昭示出传统纸制文学所面临的危机和整个文学所面临的历史转型。杨乃乔指出，要理解当代文学艺术的生存状况，必然要将之置于时代语境中去解释，“从本质属性上来看视，文学艺术本然就是在共存的历史语境下生成与发展的。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把文学艺术还原于历史的整体语境，给予跨界的对话与思考，这必然是不可遏制的学术思潮”，他宣称“文学艺术研究的无界（unboundary）时代已经到来，”“文学艺术研究的博物学（natural history）时代到来了！”7杨乃乔：《文学艺术的跨界对话与审美体验的多元碰撞》，杨乃乔主编：《中西文学艺术思潮及跨界思考——文学与美术、音乐、戏剧、电影的对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 页。［YANG Naiqiao，“Wenxue yishu de kuajie duihua yu shenmeitiyan de duoyuan pengzhuang”（The Cross-Boundary Dialogue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the Multiple Collision of Aesthetic Experience），in Zhongxi wenxue yishu sichao ji kuajie sikao：wenxue yu meishu，yinyue，xiju，dianying de duihua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and Artistic Trends and Cross-Border Thinking：the Dialogu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Art，Music，Drama and Film），ed.YANG Naiqiao，Shanghai：Fudan University Press，2020，4.］此外，文学人类学、文学伦理学等领域也很丰富的研究成果，此不赘述。
1.文学与科学
文学与科学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二者合为一体、两相分离及科学主导三个阶段。现代西方人文及社会科学的形成，是在与自然科学相互激荡中形成的，面对自然科学的冲激，人文社科的学者们或主动调整，或被动因应。中国在五四新文化时期，鉴于“西学”刺激而喊出“赛先生”口号，科学一时成为流行的强势话语，以至于其他学科在深受科学话语影响的情势之下出现争论，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之争”即是典型。当然，文学也并非全然臣服于科学之下，而是与科学呈现出竞争和影响关系。许杰于1933年发表的《文学与科学》一文中，从辩证法唯物论的视角出发，较全面地梳理了当时关于二者的关系，文章共分六部分。
第一部分，提出问题，指出过去人们关于文学与科学关系的认识存在两种观点，即（1）二者各不相容，双方研究者则相互轻蔑；
（2）二者相互对立，毫无关系。第二部分，分析文学与科学的关系：（1）同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二者相互联系；
（2）就近代文学发展的情形而言，自然主义文学的发展很明显受到了自然科学的影响；
（3）在唯物辩证法盛行的时代，文学不可避免地被科学“潜入”。第三部分，文学与科学的等价：（1）二者同是社会意识的反映或表现；
（；
）二者起源相同，都在实用层面，起源于社会物质的必要，文学与艺术起源于劳动中表现生活、表达情感的需要；
（3）从组织生活与认识生活这点而言，二者是相同的；
（4）二者终极目的相同，都在于认识和说明事物发生发展的因果法则，从而指导人类的行动，推进社会的进步。第四部分，理智与感情的联系的存在。人们一般将科学视为理智的，视文学为情感的，可是二者本质、活动与作用，都是不可分割开来的，二者的差别无非是在一方面的成分更多一些而已。第五部分，文学与科学的分合。在中世纪二者本来是合在一起的，都统一于神权。随着二者从神权那里分离开来，进入各自独立发展的阶段。不过，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并在社会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后，文学诸如自然主义文学又与科学结合在一起了。第六部分，关于文学与科学的前途，由于二者的社会目的一致，在推进社会进步之路上，二者应该携手共进。8许杰：《文学与科学》，《安徽大学月刊》1933年第2 期，第1~14 页。［XU Jie，“Wenxue yu kexue”（Literature and Science），Anhui daxue yuekan（Anhui University Monthly）2（1933）：1-14.］
20世纪80年代，比较文学学者们站在接轨国际前沿的第一梯队，关注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乐黛云在《文学与其他学科》一文中讨论了19世纪以来文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首先指出19世纪源出于自然科学的进化论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以至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各个领域的影响。20世纪，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及热力学第二定律、熵的观念对于文学的影响。以系统论为例，将该理论的普遍联系和有机整体观念、结构的观念和动态的观念引入文学研究，将文学作为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来研究，可以开扩研究者的视野，60年代以来西方结构主义的盛行就是将系统论引入文学研究的结果。再如信息论对文学观念的更新，信息可以用不同的编码方式转换成某种信号，通过一定的通道加以传递，而文学的创作与欣赏无非就是思想情感转换成信息在人之间传播。信息论的引入意味着文学研究的数字化，乐黛云以1985年深圳大学为例，该校中文系将《红楼梦》全文输入电脑，使用多功能检索系统，运用统计法，比较研究语言风格前80回与后40回的不同，认定《红楼梦》前后两部分并非出于同一作者之手。9乐黛云：《文化与其他学科》，见乐黛云、王宁主编：《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6~29 页。［YUE Daiyun，“Wenhua yu qita xueke”（Culture and Other Disciplines），in Chao xueke bijiao wenxue yanjiu（Research on Superdisciplina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eds.YUE Daiyun and WANG Ning，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1989，16-29.］
显然，数字化在后来整个人文社科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台湾“中研院”学者黄一农正是从这一层面宣称“E-考据时代”的来临，他先后运用E考据研究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红楼梦》与清史等领域。西方学者莫莱蒂也正是从这一层面提出“远程阅读”。如今数字化还在飞速发展，与人文社科的关联不仅表现在方法论，而且构成我们生存的主要方式之一，因为我们的生活已经极大程度地信息化了。近年来，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的主导推动作用日益提速，倒逼人文学科来回应。文学界对数字文学、后人类、人工智能、元宇宙等话题多有探讨。
2.文学与宗教
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渊源流长，在上古几乎每个民族的文学都与某种宗教信仰联为一体。例如古希腊的戏剧与酒神祭祀有关，中国先秦时期诗乐舞一体，接受了现代学科观念的刘师培认为文学源于祀神，其实更准确地说，许多民族的祭祀礼仪本身就包含现代意义的文学要素与功能。鉴于“文学”一词的内涵与外延一直在变迁，我们在探讨文学与宗教的跨学科关系，谈论文学与宗教的话题时，有必要考量“文学”与“宗教”这些观念的历史演变，应该考虑二者融合一体及分野之后的不同阶段。一般说来，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文学观念是18世纪的产物，而变化的过程需要追溯更长的历史过程。中国在晚明出现的“文学”一词已经具备了今天我们所了解的“文学”内涵，当时号称“西来孔子”的艾儒略与儒士杨廷筠在谈论耶稣会的“文艺之学”“文科”或“文学”，这些术语翻译或改写自1599年欧洲耶稣会学校的《研究纲领》（Ratio studiorum）10李奭学：《明清西学六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9~120 页。［LI Shixue，Mingqing xixue liulun （Six Theories on Western Learni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Hangzhou：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2016，119-20.］，李奭学据此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语境”上溯至我国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初期阶段。现代的“文学”观念诚然是18世纪之后的产物，但是这一观念的孕育显然有一个更长的演进过程。
至于“宗教”概念，如今全球范围内尚无共识，从比较宗教学的视角考量，所谓宗教往往是在人神关系（圣俗关系）及本宗教与外教相互关联的比较。人们言说“宗教”一词时，言说本身除了判定是教非教之外，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在宗教之间”相互参照、比较和对话。宗教性往往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中，以节庆、戏剧、文学等样态呈现出来。中国历史上，教权从未置于世俗权力之上，而是受世俗权力掌控，因而，宗教信仰、组织、仪式实践等要么镶嵌在官府制度之中，如儒家；
要么与官府保持一定距离，并尽可能合作而不冲突，如佛教；
要么活跃在民间，保持相对松散的状态，如道教。三教互动融合的中国文化，与文学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
关于文学与宗教的具体研究，徐志啸在《文学与宗教》一文中探讨了文学的“胚芽”即神话与宗教的关系、宗教经典的文学性及其文学价值、宗教对文学的影响、文学对宗教的斗争。11徐志啸：《文学与宗教》，见乐黛云、王宁主编：《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36 页。［XU Zhixiao，“Wenxue yu zongjiao”（Literature and Religion），in Chao xueke bijiao wenxue yanjiu （Research on Superdisciplina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eds.YUE Daiyun，WANG Ning，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1989，136.］孙景尧等主编的《西方比较文学要著研读》收录了美国学者吉尔斯·古恩文章《文学与宗教》，对西方文化传统中基督教与欧洲文学之间关系史的变迁作了很好的梳理。文章开篇总体概括了西方文学与宗教、文学批评与宗教的关系，阐明文学与宗教的渊源甚深，即便在文学摆脱对宗教的依附关系而获得自觉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在文学形态的演变中留下诸多宗教的印记。然而，作者注意到研究界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关于文学与宗教的关联“主要限于现代”，二是研究者往往囿于自身立场而排斥其他宗教。事实上，二者的关系非常复杂多样，为了研究之间的关系，作者解析了四个前提：（1）宗教观念已渗入到西方文学传统的血脉之中，这是无法割裂的既成事实。（2）虽然某些文学作品中涉及某种重要神学问题，却并不提供答案，神学这一学科也不给文学提供什么特别的方法论，文学作品中的宗教性意义也不能够被简化成某种神学观念。（3）文学将意义形象化，宗教则升华了文学的意旨，两者可以共同建构一个意义范畴。（4）文学与宗教研究都通过象征处理精神和物质环境的关系，对它们的研究最终统一于文化研究。
基于以上四个前提，古恩提出论点：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有二，一是彼此需要的关系，二是共生和互补关系。二者关系有三种表现形态：（1）从古典时期到文艺复兴时代，西方文学面对宗教传统展现出一种补充的、深度支持的关系。（2）文艺复兴晚期，文学与传统宗教信仰及实践的关系渐渐地发生了转折，这种转变从中世纪晚期重视典雅爱情的新现象就可以看出，还新出现了幽默的精神，那种世俗和不虔诚被引入到浪漫文学中，在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这种批判传统宗教观念与注重反映情感的新精神通过两条支流而汇成西方文学的主流，一条支流是通过文艺复兴散文的传统，作品如伊拉斯谟的《愚人颂》、莫尔的《乌托邦》、蒙田的《随笔集》、培根的《广学论》。另一条支流是文学复兴时期的翻译，如巴尔达塞的《侍臣传》、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李维的《罗马史》等。（3）18世纪末，文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变化，直到这一时期，二者之间要么是互补的关系，要么是对立关系，然而浪漫主义运动引入了文学取代宗教的观念，这一动向在19世纪许多不同类型的作家身上得以持续体现，如诺瓦利斯（1772-1801）、约翰·济慈、席勒、尼采等人，但是直到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们如马拉美（1842-1898）及维多利亚时代的批评家托玛斯·卡莱尔、马修·阿诺德等人，文学作为宗教的替代品的观念才为大众所接受。作者认为这一趋势推到极致，便是自身也被取代了，即文学批评越来越取代虚构的文学样式，如托玛斯·品钦、乔治·波切斯和罗兰·巴特等人即典型。当然，退一步说，文学与宗教间的对立与统一从古希腊至今一直存在，艾略特的诗歌作品在颠覆宗教传统的同时，又不自觉地使用了传统宗教的意象；
小说《堂·吉诃德》在反对神学观念的旗帜下，无形中对宗教结构进行了重构。这些例证充分说明文学与宗教往往是既对立又互补的关系。
文章的最后，从方法论上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研究作了总结、梳理与评价。关于文学与宗教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学者，涉及新批评派、新亚里士多德派、神话批评派、弗洛伊德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克罗齐学派、伯克的信奉者、历史主义学派、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及其他现代学派。作者建议把模仿主义、表现主义、修辞学、形式语义学作为理论参照的坐标或能更好地表现文学与宗教的关系。12（美）吉尔斯·古恩：《文学与宗教》，参见孙景尧、邓艳艳、曾新、陆辛编著：《西方比较文学要著研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68~182页。［Giles Gunn，“Wenxue yu zongjiao”（Literature and Religion），in Xifang bijiaowenxue yaozhu yandu （Western Classical Work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eds.SUN Jingyao，DENG Yanyan，ZENG Xin，and LU Xin，Shanghai：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2014，168-82.］
3.文学与心理学
现代心理学学科的诞生，一般是以1879年冯特创建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心理学与文学的交叉融合则上溯至弗洛伊德，他于1907年发表了《诗人与白日梦》，他的研究多涉及心理学与文学的内在关联，可称为文学心理学，在世界许多国家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后来，有荣格等人继承并推进了文学心理学的发展。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明显，文学与心理学之间的界限在靠拢。同样，我国文艺心理学也在发展，据鲁枢元研究，文艺心理学引入我国的时间可上溯至1924年鲁迅翻译出版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
此外，管容德翻译的《艺术鉴赏的心理》反响很大；
郭沫若用精神分析学研究《西厢记》；
王统照、陈志伟、蒋径三等发表了《美与两性》《曹操的述志令和弗洛伊德自传》《心理主义的美学观》等文艺心理学论文；
30年代朱光潜先后有《悲剧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文艺心理学》等专著问世；
1982年金开诚出版《文艺心理学论稿》13鲁枢元：《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心理学》，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年，第152~153 页。［LU Shuyuan，Wenxue de kuajie yanjiu：wenxue yu xinlixue（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Studies：Literature and Psychology），Shanghai：Xuelin Publishing House，2011，152-53.］。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迄今有多部题为文艺心理学的著作及教材出版，包括金元浦、满兴远编的《文艺心理学》、童庆炳、程正民编的《文艺心理学教程》、钱谷融、鲁枢元编的《文学心理学》、曾军与邓金明两人合编的《新世纪文艺心理学》、鲁枢元的《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心理学》等等。主要内容涉及介绍西方心理学理论资源与文艺心理学科发展之间的关系，从作者、读者、作品、社会等方面展开的创作心理、接受心理、作品的语言与心理分析、社会文化心理等。
此外还有从心理学视角鉴赏文学作品的多篇硕博论文和期刊文章发表。以上世纪80年代王宁的《弗洛伊德主义文艺观及其对中西方文学的影响》一文为例。该文从五个方面梳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与文学之间的关联。第一部分，“弗洛伊德论文学”，概括为以下几方面：（1）创作的动因——力比多；
（2）创作活动——无意识或自由联想；
（3）人物的塑造——“升华说”；
（4）创作主题和批评方法——“俄狄浦斯情结”；
（5）文艺创作与梦；
（6）艺术家与精神病。第二部分，“弗洛伊德主义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分为五类：（1）一些现实主义作家在江郎才尽之际，耳目一新的弗洛伊德理论让他们的创作重新焕发生机，例如杰克·伦敦、德莱塞；
（2）接受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并揉和进自己的创作中，如安德森、乔伊斯等；
（3）在研究、批判性表达对弗洛伊德反对的意见过程中，却深受其影响，结果自身反倒成了精神分析学派批评家们分析的对象，诸如劳伦斯、卡夫卡等作家；
（4）很多作家对弗洛伊德了解程度有限，却不同程度受到影响，例如海明威、福克纳、奥尼尔、伍尔芙、菲茨杰拉德等；
（5）与弗洛伊德有交往且直接受其影响，不过都有自己的创作主张和目的，如罗曼·罗兰、茨威格、里尔克、托马斯·曼等。后三部分分别论述“精神分析学批评的兴起和发展”“西方作家、批评家论弗洛伊德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14王宁：《弗洛伊德主义文艺观及其对中西方文学的影响》，见乐黛云、王宁主编：《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第360~441 页。WANG Ning，“Fuluoyide zhuyi wenyiguan ji qi dui zhongxifang wenxue de yingxiang”（Freudian View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in Chao xueke bijiao wenxue yanjiu （Research on Superdisciplina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eds.YUE Daiyun and WANG Ning，360-441.］
4.文学与建筑
文学与建筑的内在关联，或蕴藏在文学作品的结构、主题、意象中，例如唐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唐代王勃的《滕王阁序》、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宋代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国外较著名的有19世纪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小说《巴马修道院》、19世纪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19世纪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长篇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20世纪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城堡》、20世纪法国诗人瓦雷里的《海滨墓园》、20世纪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等等。15王福和：《跨学科视野中的文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1~164 页。［WANG Fuheng，Kuaxueke shiye zhong de wenxue （Literature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Hangzhou：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2014，161-64.］
同时，部分建筑的结构、样式、风格与文学想象存在关联，甚至整个建筑在历史上的变化与文学的冲击不无关系。董豫赣从文学与建筑的双重视角来重新解读雨果的名著《巴黎圣母院》，作品中深刻地揭示了文学与建筑的关联。16董豫赣：《文学将杀死建筑》，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年，第62~70 页。［DONG Yugan，Wenxue jiang shasi jianzhu （Literature Will Kill Architecture），Beijing：China Electric Power Press，2007，62-70.］雨果说“建筑艺术一直到十五世纪都是人类的主要记录，在那段时期，世界上没有一种稍微复杂的思想不是以建筑形式表达的”，然而，印刷术发明之后，人们的思想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获得颠覆性的自由，进而建筑这本大书在印刷术流行之后的小书面前受到巨大的冲击，建筑艺术因而衰落了，雨果甚至说“印刷术要消灭建筑艺术”。17（法）雨果：《巴黎圣母院》，陈敬容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59、165 页。［Victor Hugo，Bali shengmuyuan （Notre-Dame de Paris），trans.CHEN Jingrong，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82，159，165.］
文学与建筑的内在关联也蕴藏在巴尔扎克的代表作《人间喜剧》中。王福和在《文学上的玛德兰教堂——〈人间喜剧〉的建筑艺术》一文中，认为巴尔扎克将巴黎街区的玛德兰教堂作为谋篇布局的蓝本，以“风俗研究”为基座，以“私人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为支柱，以“哲学研究”为“三角楣”，以“分析研究”为脊顶，采用“人物再现法”，多层次、多场景、全方位地展现人物的命运，从而使这座由90余部作品、2000多个人物构成的文学教堂从外在和内在浑然统一地构成一个整体，可谓“文学建筑”最经典的范例。18王福和：《文学上的玛德兰教堂——〈人间喜剧〉的建筑艺术》，王福和、褚蓓娟、王定安：《比较文学导引》，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年，第115~120 页。［WANG Fuhe，“Wenxue shang de madelan jiaotang：Renjian xiju de jianzhu yishu（The Madeline Church in Literature：The Architectural Art of the Human Comedy），in Bijiao wenxue daoyin（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eds.WANG Fuhe，CHU Beijuan and WANG Dingan，Beijing：Xueyuan Publishing House，2012，115-20.］
关于文学跨学科研究，以往主要有“文学与X”与“文学X学”两种表述形式，前者更多见，例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语言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宗教、文学与艺术等论题。“文学X学”模式主要体现在文学人类学、文学伦理学、文学心理学或文艺心理学、叙事医学、网络文学、电影文学等方面。针对这些表述形式，加拿大比较文学学者斯蒂文·托托西（Steven Tötösy de Zepetnek）区分出“两项基本原则”，称前者为“比较原则”，称后者为“方法论原则”19Steven Tötösy de Zepetnek，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ory，Method，Application （Amsterdam and Atlanta，GA：Rodopi，1998），78-79.另见王定安：《中国语言文学跨学科培养机制改革——以中美比较文学专业为中心》，《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 期，第330~335 页。［WANG Dingan，“Zhongguo yuyanwenxue kuaxueke peiyang jizhi gaige”（Reform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s and Administr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entering the Major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Zhejiang gongye daxue xuebao shehuikexue ban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3（2020）：330-35.］。
仅就表述方式而言，“文学与X”是从文学与其他一门学科的关系入手，从学科视野出发执其两端。这一模式显然并非我国学者独创，实际上，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享利·雷马克关于“文学与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以及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版的《文学的众多内在关系》论文集等，都采取这一模式。当我们采用“文学与X”的形式将文学与其他学科并列时，“与”字所连接的两个学科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联？伍晓明以文学与音乐为例，将“与”法概括为探讨二者之间的同源关系及演进过程中的分合关系、同异关系、相互影响或“借鉴”关系。20伍晓明：《文学与音乐》，见乐黛云、王宁主编：《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第194 页。［WU Xiaoming，Wenxue yu yinyue（Literature and Music），in Chao xueke bijiao wenxue yanjiu （Research on Superdisciplina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eds.YUE Daiyun and WANG Ning，194.］
“文学X学”模式，形式上没有“与”字，似乎更能体现文学与其他学科领域的内在交叉关联，如果说这一模式所考量更多的是学科交叉关系，则“文学与X”考量更多的是学科间关系。两种模式大同小异，二者都基于现代学者的分科视野这一共同前提，或重新探究不同学科之间被遮蔽的关联，或借鉴其他学科来解决本学科领域的问题。
不过，在文学跨学科研究实践中，当人们将两门学科进行对观时，难免因学科间的张力而产生焦虑，不少学者囿于学科本位，担心走出去之后离题太远而无法返回。1975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公布的第二篇“学科标准报告”，主席托玛斯·格林视比较文学跨学科项目的增多为比较文学面临的威胁之一，并强调“我们也必须谨防学科的交叉导致学科的松弛。”然而这一焦虑在该学会于1993年发布的《伯恩海默报告：世纪之交的比较文学》得到极大地缓解，他们“以全国许多院系和项目已经追循的方向为依据”，重新调整学科的目标和方法，提出新的标准，主张研究生及本科生的项目和课程要“扩展研究领域”21（美）查尔斯·伯恩海默：《伯恩海默报告：世纪之交的比较文学（1993）》，王柏华译，张沛主编：《比较文学基础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48~152 页。［Charles Bernheimer，“Bo en hai mo baogao：shiji zhijiao de bijiao wenxue”（The Bernheimer Report：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trans.WANG Baihua，in Bijiao wenxue jichu duben （Comparative Literature：A Basic Reader），ed.ZHANG Pei，Beijing：Beijing University Press，2017，148-52.］。新世纪以来，技术的进步倒逼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跨学科发展，美国多数高校的英语系、比较文学系正在加速推进跨学科培养机制建设和积极展开跨学科研究实践，十分注意维护机制的“柔性”（flexibility），并坚持研究实践导向。22王定安：《中国语言文学跨学科培养机制改革——以中美比较文学专业为中心》，《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 期，第330~335 页。［WANG Ding’an，“Zhongguo yuyanwenxue kuaxueke peiyang jizhi gaige”（Reform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s And Administr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entering the Major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330-35.］
学科本位的焦虑也长期盘踞于我国学界，20世纪80年代当比较文学界提出“超学科比较文学”时，就表达出超出文学之后是否还能回到文学的担忧。23王宁：《导论》，见乐黛云、王宁主编：《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第3、15 页。［WANG Ning，“Daolun”（Introduction），in Chao xueke bijiao wenxue yanjiu （Research on Superdisciplina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eds.YUE Daiyun and WANG Ning，3，15.］持这一焦虑的学者在我国文学研究领域不在少数。之所以产生这一焦虑，有多方面原因。张英进认为或许跟中文的“跨学科”这个称谓有关，他认为该词似有“超越”“高于”已有学科的优越感之嫌，因此难以精确地体现英文中“穿越学科”（cross-disciplinary）之意，他指出这种学科的“穿越”可以是双向或多向的，并无一去不返之危。24张英进：《理论、历史、都市：中西比较文学的跨学科视野》，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5 页。［ZHANG Yingjin，Lilun，lishi，dushi：zhongxi bijiao wenxue de kuaxueke shiye （Theory，History and the City：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hinese-Western Comparative Literature），Shanghai：Fudan University Press，2015，25.］笔者认为语词只是其中一个次要的因素，焦虑的产生主要与原有印刷文学主导下文学观念的惯性思维、学科建制的刚性——典型表现在对学位论文属性的要求、学者们对原有研究路径的依赖——等综合因素有关。面对文类界限的模糊，全球相当部分文学学者表现出泛文化倾向，同时许多持守传统印刷文学为主导的文学观念的学者们，在面临社会剧变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无所适从。平心而论，一方面，各学科都有坚持学科本位的倾向，这无可厚非，因为出于学科本位的精益求精，有利于本学科属性的夯实。但是，另一方面，学科本位不应该成为限制本学科向其他学科开放程度的理由，因为分科原本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类局限矛盾调和的结果，若有条件去突破学科界限，何乐不为？
有鉴于此，文学跨学科研究不仅仅限于“文学与X”与“文学X”两种形式，更应该将相关的多学科囊括在内，将三门以上的多学科纳入一体考量，如此不仅有裨于克服现有两种学科对观性比较时遭遇的张力，其实，多学科的融入应当是文学研究的本份，意味着将来源于社会的文学重新置于社会语境中考量。当然，一人之力有限，或许需要多人协作，这也是跨学科学术会议交流时能较好地展示跨学科研究魅力的原因。例如在2022年11月19日上海市外国文学学会主办的“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文本诠释与文化调适”专题研讨会上，十个分论坛全部按学科并置式分组，例如“文学、经济与媒介”“文学、媒介与哲学”“文学、翻译与伦理”等。
是时候正视跨学科固有的悖论了。推到极端而言，跨学科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无学科可跨！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可避免，越分越专，越专越深，人类个体生命及知识能力的局限注定了学科必须持续细分，势必陷入专－深－专的模式往复循环，于是学科壁垒与跨学科诉求就如影随形了。跨学科反映出现代人宿命的存在方式，我们就存在于分分合合的学科关系之中，学科之间的关联因而也适时地动态地调整。新的跨学科研究，需要不断去认识跨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同时需要强调的是，与探索跨学科的方法论相比，更重要的是展开跨学科的实践。
事实上，只要我们坚持研究问题导向原则，而将各学科置于整个人类文化的整体视域下去考量，似乎完全不必要锚定一个原点而瞻前顾后，画地为牢。如果正视文学生存方式的变化，则研究者更是有义务去跳出观念上的各种设限，在社会语境中去直面文学。既然某一学科只是整体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内容，那么当我们坚持整体性研究时，就有必要将所谓文学置于社会系统中去考量，而不是置社会整体于不顾，去人为地划出所谓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韦勒克式“内在研究”与“外在研究”的二元对立区分方式影响力不小，固然肯定了“文学性”，但是以所谓文学的整体去阻塞向更大的社会整体开放，其封闭性显而易见。如果承认文学“是某个社会的产物和表达方式”25（美）盖里：《什么是比较文学》，李玉婷译，张沛主编，《比较文学基础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5页。［Charles Mills Gyley，“Shenme shi bijiao wenxue”（What 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in Bijiao wenxue jichu duben（Comparative Literature：A Basic Reader），ed.ZHANG Pei，45.］，则文学的科学研究理应去正视文学在社会系统中的诸多关联。
为主动应对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与挑战，教育部、中央政法委、科技部等13个部门于2019年4月29日提出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其中新文科建设旨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科技革命交叉融合。基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以及学科深度融合的需要，202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通知，新增“交叉学科”门类，下设六个一级学科，其中区域国别学可授予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这些新举措旨在从一个更加富有远见卓识的“跨学科”高度解决机制的问题，即对原有培养机制进行优化调整，以便解决培养体系制约融合创新的问题。
猜你喜欢比较文学跨学科文学跨学科教学在高中生物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实践科学大众·教师版(2022年6期)2022-05-23初中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的实践与思考历史教学问题(2022年6期)2022-02-28我们需要文学西江月(2021年2期)2021-11-24应用型高校推进跨学科人才培养的路径探索大学(2021年2期)2021-06-11“太虚幻境”的文学溯源红楼梦学刊(2019年4期)2019-04-13商标跨类保护的跨学科解释知识产权(2016年4期)2016-12-01法国和美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与发展探析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3期)2014-04-07我与文学三十年小说林(2014年5期)2014-02-28变异学——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突破当代外语研究(2010年7期)2010-03-20走向世界文学阶段的比较文学：主持人话语当代外语研究(2010年7期)2010-0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