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婧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江苏南京 210024）
上海抗战歌咏运动是抗日战争爆发初期在上海掀起的一场由群众自发组织参与的救亡图存运动，日寇发动的侵华战争让中华大地的半壁版图沦丧敌手，在此国破家亡的环境下，上海的热血群众在音乐家们的引领下，将抗战歌咏作为武器开始了揭露敌军丑恶行径、唤醒大众奋起抵抗的艰难路程，对后来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上海抗战歌咏运动创救亡歌咏运动之先河，九一八事变是在东北爆发的，战火半年后蔓延至上海，那么，为何是上海率先刮起了抗战歌咏的狂风，除了受战争形势的影响，还得将原因归结于上海的特殊地位。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上海一直是外来侵略者青睐的宝地，他们一方面带来了杀戮与掠夺，另一方面也给上海带来了畸形的繁荣和多元的文化，这些无疑都造就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特殊性，为上海抗战歌咏运动的兴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上海是学堂乐歌的试验场
歌咏是群众集体歌唱的形式，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的学堂乐歌，上海和学堂乐歌渊源颇深。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之际，一批爱国人士意识到落后的教育是中国百年积弱的主要原因，想要改变这个局面必须进行教育变革，同时他们还发觉了音乐在思想启蒙中的重要作用，康有为最早在《请开学校摺》中指出：“令乡皆立小学，限举国之民，自七岁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算数、舆地、物理、歌乐，八年而卒业。”[1]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写道：“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2]由此引发了学堂乐歌运动，学堂乐歌中的“学堂”指的是废除科举制度后建立的新型学校，“乐歌”指的是学校中开设的音乐课，是集体唱歌的形式。
学堂乐歌早期的推广者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有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三人，其中沈心工和曾志忞都是上海人。沈心工1900年时与南洋公学师范班的同学一起筹办了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这所学校正是第一所将“乐歌课”列入课程设置的学校，在这所学校任教期间，沈心工编写了《学校唱歌集》和《重编学校唱歌集》，教授学生们集体咏唱《男儿第一志气高》等歌曲。曾志忞同样在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教授音乐，在学堂乐歌运动中，他编写了《教育唱歌集》是我国音乐教育的第一批教材，还编译了《乐典教科书》，这是中国最早的系统完备的关于西方音乐体系的乐理教科书，除此之外，曾志忞还在上海地区推行社会音乐活动，极大地提高了上海的师资力量，当时上海乐歌课的水平和普及范围之广是远远领先于其他城市的。
虽然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最后迎来了悲剧结尾，新学制未能全面落实，但值得庆幸的是，学堂乐歌运动获得了成功，不仅真正达成了将音乐教育作为社会化的国民素质教育的目标，还成功地推广了群众集体歌唱的形式，为上海抗战歌咏运动的兴起作了准备，上海经此成为酝酿抗战歌咏运动的温床。
（二）专业音乐人才集聚上海
上海抗战歌咏运动归根结底是一场音乐运动，音乐人才的助力是必不可少的，抗日战争爆发初期的上海已经聚集了一大批专业音乐人才，这些音乐家的出现是抗战歌咏运动在上海兴起的重要前提。
抗战前夕聚集在上海的音乐人才可分成两个群体，一是萧友梅、黄自、江定仙、陈田鹤、刘雪庵等为主要代表的上海国立音专师生，还有一部分是深受左翼革命文化影响的音乐人才，最具代表性的有聂耳、任光、张曙、吕骥、田汉、安娥、贺绿汀、沙梅、冼星海等，这些音乐家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逐渐形成了一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音乐队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上海是国际音乐大师荟萃的城市，还有号称“远东第一”的管弦乐队，鉴于这两点优势，萧友梅决定在上海筹建创办音乐院校，1927年11月时上海国立音专诞生了，这是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教育机构，虽然上海当时得风气之先，但受各封建理念的桎梏，当时的招生非常困难，在此窘境下，上海国立音专依然坚持严苛的教学标准，给中国乐坛输送了众多精英学子，学校所教授的西方先进音乐技术丰富了歌曲创作的体裁，大大助益了抗战歌咏运动。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诞生，左联最初专注于文学领域，后扩大到美术、戏剧、音乐等领域。1930年7月聂耳到达上海，受左翼文化运动影响，政治思想和音乐技能提高，九一八事变后，他日夜思索怎样服务于民族解放和革命事业，实行了撰写音乐短论、创作抗战歌曲、创办音乐小组等举措，推动了抗战歌咏运动的发展，与他同阵营的还有任光、张曙、吕骥、沙梅、冼星海等人，他们作为左翼音乐文化立场上的音乐家群体，为掀起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立下了汗马功劳。
推动抗战歌咏运动在上海兴起的两个音乐家群体虽政治立场不尽相同，音乐观念和创作作风有所区别，暗藏对立，但同时存在相当的联系和共同点。总言之，抗战初期上海的两大音乐家群体围绕爱国和救亡的主题唱响了相同的主旋律，推动了抗战歌咏运动在上海的兴起。
（三）发达的报刊业和都市新媒体提供传播路径
上海抗战歌咏运动是一场群众性的爱国歌唱运动，需要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才有可能达到挽救民族危亡的预期效果，而运动的宣传动员工作显得重要非常，上海发达的报刊业和都市新媒体正是承担上海抗战歌咏运动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
20世纪初，由于时局的变动，人民群众渴求得到动荡社会时期的时事讯息，报刊涌现再掀高潮。“1927年后，沪宁一带成为全国报刊的中心，上海一地的报纸超过五十家，全国日发行量五万份以上的报纸全部集中在上海。”[3]由此可见，上海在抗战初期已经具备了全国其他地区的宣传阵地，报刊是抗日救亡运动宣传的主要载体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发行的《乐艺》《音乐杂志》等期刊上每期都设有专门的栏目刊登音专师生创作的抗日救亡歌曲，除了专门的音乐期刊外，在《申报》《立报》《读书生活》《上海青年》等各书刊上刊载的抗日救亡音乐的内容同样丰富多彩，如音乐曲谱的问世、歌咏活动的报道、歌咏团体招收会员的通知、歌咏工作推行的大纲等，后期还有专门的歌曲集的出版，这些内容有助于激发民众参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热情，从而积极主动地自发参与抗战歌咏活动。
报刊业是书面传播的途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都市新媒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电影业和唱片行业。上海的电影业自鸦片战争后萌芽，逐渐发展壮大，1928年有“远东第一电影院”之称的大光明影院的落地后达到巅峰，占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但“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一二八”事变的爆发，令上海辉煌的电影业深受打击，电影工作者开始拍摄反映现实抗争和表达民众心愿的战争故事，随着电影技术的不断发展，有声电影的诞生给抗日救亡歌曲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路径，如《旗正飘飘》是电影《还我河山》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等，这些歌咏作品和电影作品相互渗透和融合，带给民众无尽的震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上海的唱片行业主要依靠三家公司发展，分别是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大中华唱片厂和上海胜利唱片公司，其中百代唱片公司所占市场份额最重，1928年时由任光担任百代首位音乐部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徐家汇百代小楼中，常常可见聂耳、冼星海、贺绿汀等人的身影，他们将创作的歌咏作品录进唱片中，广泛地传播在群众中，影响深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集中国报刊业、电影业、唱片业三大行业的中心于一身，特殊的地位营造出特殊的环境和氛围，赋予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传播的新路径，给予抗战歌咏运动强有力的宣传支持。
上海抗战歌咏运动掀开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序幕。上海抗战歌咏运动自“九一八事变”后已出现雏形，1934年后逐渐遍布到人民群众中，1936年至1937年间，群众歌咏是整个上海最受欢迎的活动，可惜的是，“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不久，这场运动的高潮戛然而止，随着上海遭受重创开始孤岛时期，抗战歌咏运动由盛而衰，上海慢慢失去了歌咏中心的地位，歌咏中心由此转向了武汉。
（一）萌芽形成阶段——抗日救亡歌曲开始传唱
1931年9月18日，驻中国东北的日军借“柳条湖事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军掠夺中国版图，杀戮中华民族同胞的残忍行径令人发指。上海国立音专的师生们率先作出反应，黄自、萧友梅领导音专师生创立了“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抗日救国会”，创作爱国歌曲，激励军民勇气，唤醒国人。他们创作了早期的抗战救亡歌曲，积极传唱，借此达到为东北义勇军募捐的目的。黄自创作的作品《抗敌歌》是我国最早的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歌曲，作品强烈表达了中华民族要求团结抗日的强烈愿望，除此之外，还有萧友梅创作的《义勇军》《从军歌》，黎锦晖创作的《向前进攻》，刘雪庵创作的《前线去》等爱国歌曲广为流传。
日本的荒蛮野心在“九一八事变”后尚未得到满足，在侵占东北三省以后，他们很快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事变爆发后，韦瀚章和黄自合作创作了四部合唱《旗正飘飘》，表现了“国亡家破，祸在眉梢”的悲愤情绪，塑造了中华民族英勇抗争的伟大形象，这首号召性强且富有艺术性的作品是抗战音乐会歌咏的保留曲目。
1933年春天，在上海地区左翼文化影响下的左翼音乐组织粉墨登场，以聂耳、任光、吕骥为代表的青年音乐家们，相继组织了一系列著名的音乐团体，他们在左联的机关刊物上发表音乐相关文章，除此之外，他们还集中研习群众歌咏的创作，给进步电影、戏剧配乐，谱写歌曲，创作了《抗敌行军曲》《前进歌》《大路歌》《渔光曲》《毕业歌》等广泛传唱的抗战歌曲，为上海抗战歌咏运动的繁荣作了必要准备。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左翼音乐工作者的积极支持下，1935年2月，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干事刘良模主持成立了最早的、影响最广泛的抗日救亡歌咏组织——民众歌咏会，这标志着上海抗战歌咏运动的正式形成，从民众自发进行的歌咏零散活动变成有策划、有组织、有宣传的歌咏活动集合。
（二）迈向高潮阶段——歌咏团体雨后春笋般涌现
民众歌咏会的创立是标志也是开端，自创立后，队伍日愈庞大，但仅凭这一歌咏团体是无法满足群众投身抗日救亡歌咏的激情的，业余合唱团应运而生，这是一支1935年5月由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组织领导由吕骥发起的重要抗日救亡歌咏组织。
1935年至1937年两年间，在民众歌咏会和业余合唱团的启发下，上海的歌咏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概有六十余支队伍，这一盛况可在《立报》“花果山”栏目中窥见，在“花果山”栏目中推广的歌咏团体包括但不限于：洪钟歌咏团、蜜蜂歌咏团、大同歌咏队、农民歌咏队等。
歌咏组织的涌现意味着上海抗战歌咏运动的发展有了领导者和组织者，这些歌咏组织“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既专注于走向学校、农村、工厂、女校等地宣传教唱歌咏作品，也不忘合集体的力量举办盛大的歌咏集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聂耳逝世追悼会”“淞沪抗战四周年纪念大会”“鲁迅葬礼挽歌游行”“援绥音乐会”等，这些集会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占据了舆论高地，有效地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除了歌咏的教唱与演出，音乐家们敏锐地觉察到大众需要歌曲集，因此顺运动发展的需求，出版了《中国呼声集》《大众歌声》《青年歌集》等歌曲集。总而言之，救亡歌咏团体已然成为这时抗日民主爱国的中坚力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点燃了抗日的烽火，同时上海抗战歌咏运动愈加汹涌澎湃，上海抗战歌咏运动迎来了最后的高潮。城市、农村、工厂、学校，各行各业争相成立了歌咏队，“国民救亡歌咏协会”正是此时组织起来的，集六十六支歌咏队伍的力量传唱新的抗战歌曲，宣传抗日救亡。“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前后，上海的歌咏团体已多达一百有余，联抗将此局面比作“矫捷的海燕”，活跃在市民眼前，歌咏着暴风雨的来临。这个高潮是辉煌且短暂的，仅三个月后，迫于各方压力，歌咏中心进行了转移，从上海撤出，逐渐转向武汉，上海抗战歌咏运动由盛而衰。
（三）崎岖发展阶段——歌咏活动隐蔽进行
1937年8月13日，中日双方在上海进行鏖战，三个月后，11月1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体上海同胞书声明，淞沪会战落下帷幕。这场大战虽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但中方还是伤亡惨重，失败而告终，随之而来的是上海的沦陷，此时上海开始孤岛时期，上海抗战歌咏运动由公开活动转为隐蔽进行。
淞沪会战战败后，中央江苏省委发出《关于新环境下上海组织工作决定》，遵循决定的精神，上海出现了联谊会、俱乐部性质的组织，成为当时上海抗战歌咏运动活动的主要阵地。这一时期活跃的组织主要有“上海银联”“益友社”“华联同乐会”“职业妇女俱乐部”等，还有一部分学校歌咏组织。各组织发挥自己的力量运用歌咏来团结、教育群众，他们积极排演作品，分别到学校、农场、工厂、难民收容所去教歌，利用义演所得救济在沪难民，募集寒衣鼎力支持英勇抗战的新四军。
1939年5月发表的《上海歌咏的新生》中描述了大批歌咏运动干部和工作者向武汉转移后，上海抗战歌咏运动几近沉寂的境况，但因群众亟须歌唱，公开的合唱团体开始建立起来，积极的歌曲传唱起来，1938年12月底开始筹备统一领导组织，直到刘良模回沪的欢迎大会上正式建立起来，这一组织主要负责团结歌咏，培养干部和供给歌曲三项事宜。此时上海的抗战歌咏运动沿着不同的路径艰难地推进着，一面推动着歌咏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一面为抗战歌咏输送着歌咏骨干。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发出了“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指示，上海抗战歌咏运动进入“冬眠”状态，至1943年才苏醒过来，开始出现零星的歌咏活动，直至抗战胜利后民主歌咏运动兴起后歌咏又火热起来。
上海抗战歌咏运动是抗战音乐文化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浩浩荡荡的歌咏运动培育出一大批爱国音乐人才，促进了时代之音的探索，丰富了战时及战后上海市民的文化生活，弘扬传承了抗战精神，增强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力量。回顾上海抗战歌咏运动，探究其兴起的原因和发展历程有助于积极推广催人奋进的抗战音乐文化，助力创新新时代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音乐发展，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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