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新荣 魏晓金
内容提要：传世文献在编纂过程中，原有的信息会不同程度地流失。我们运用史源学方法，对比《清实录·高宗实录》与《平定准噶尔方略》中有关乾隆年间开建伊犁惠远城的记载，发现前者对伊犁将军明瑞奏折的删改比后者多，甚至将明瑞于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丙辰日上的奏折，用“寻奏”二字缀合，置于是年正月辛酉日上的奏折之后。此外，本文还从史源学的角度，分析了其他各种相关文献对惠远城建造时间记载不同的原因。
如所周知，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对史料的考订是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并决定着研究成果的质量。一般而言，我们所使用的史料绝大部分都经过了编纂，甚至多次编纂。如中国古代史上半段的源头性史料多已不存，经编纂而成的正史等传世文献是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基本史料，然而明清以降则不同，档案、奏折等源头性史料尚存于世，是各类传世文献的史源性材料。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史学大师陈垣在辅仁大学开设“史源学研究”(后更名为“史源学实习”)课程，该课程的说明称：“择近代史学名著一二种，逐一追寻其史源，检照其合否，以练习读一切史书之识力及方法，又可警惕自己论撰时之不敢轻心相掉也。”(1)陈智超：《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三联书店，2007年，第120页。陈垣的“史源学”方法最初只是用于训练学生，但对日后的历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实证史学的兴起，仅1980～2005年涉及到“史源学”方法的论著就有40篇(部)之多。(2)陈智超：《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第147～150页。关于陈垣的“史源学”方法，有研究者认为，陈垣的“史源学”与傅斯年的“史料学”其实同出一源，都来自伯伦汉(Ernst Bernheim)。陈垣的“史源学”方法实际上是乾嘉学与新兴西方史学概念的嫁接。(3)王瑞：《官修正史与叙史框架——史源学的意义纪要》，《云端论坛》03，2020年6月18日。近年，日本学者用“由考据学走向史料学”为题探讨相关历史问题，(4)〔日〕石川祯浩著；
袁广泉译：《由考证学走向史料学》，参见氏作：《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9～299页。苗润博新近出版的《〈辽史〉探源》一书运用史源学方法，“系统深入地考证《辽史》各部分的文本来源、生成过程、存在问题及史料价值”(5)苗润博：《〈辽史〉探源》，中华书局，2020年，第4页。，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肯定。因此，重视史源，强调史料文本的原始性与可靠性，成为当今文献整理与史学研究的共识。(6)陈爽：《漫说史源调查(代导言)》，《文献》2020年第3期，第4页。下面，我们拟就涉及清代伊犁惠远城建城时间的各种传世文献为例，运用史源学的方法，对方略、实录、方志等各种文献何以记载不同进行分析，说明史源学方法对史学研究、文献整理的重要价值。
乾隆二十年(1755)五月，清军进抵伊犁，平定准噶尔。此后，清军在伊犁先后建立了塔勒奇、绥定、宁远、惠远、惠宁、广仁、拱宸、熙春、瞻德等九城。(7)魏长洪：《新疆行政地理沿革史》，新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1～84页。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朝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其治所后移驻新建的惠远城。
伊犁惠远城建于何时？因清代历史文献丰富，史源性的档案、奏折(8)乌云毕力格将档案、奏折等史料称为“遗留性史料”。参见氏作：《史料的二分法及其意义——以所谓的“赵城之战”的相关史料为例》，《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81页。等尚存于世，对某些事件的前因后果都有记载，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但查阅乾隆朝《朱批奏折》《起居注》《上谕档》及满文档案等史源性资料，(9)笔者曾劳烦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锋晖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王启明副教授代为查阅清代新疆满文档案，特此致谢！不见相关记载，甚为遗憾！不过，在一些经编纂后的传世文献中有记载，多记为乾隆二十九年(1764)，(10)〔清〕格琫额纂：《伊江汇览·城堡》，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1页。〔清〕祁韵士：《西陲要略》卷二《南北两路城堡》，载刘长海整理：《祁韵士集》，三晋出版社，2014年，第73页。〔清〕松筠修；
汪廷楷，祁韵士撰：《西陲总统事略》卷五《城池衙署》，中国书店，2010年，第71页下栏。《大清一统志》卷五一七《伊犁·建置沿革》，载《四部丛刊》本第44册，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第二页正。钟兴麒等校注：《西域图志》卷一二《疆域五·天山北路二·伊犁东路·伊犁》，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9页。〔清〕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卷一《新疆纪略上》，载石丽珍，王志民，陈玉红编：《清抄本林则徐等西部纪行三种》，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第24页。《新疆图志》卷二《建置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据1923年东方学会重校增补铅印本)影印，第24页上栏。《清史稿》卷一三〇《兵一·八旗》，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第3871页。但也有记为乾隆二十八年(1763)或三十年(1765)的。(11)魏长洪：《新疆行政地理沿革史》，第82页注④。记载为乾隆二十八年的有传世官修刻本《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抄本《总统伊犁事宜·北路总说》《伊江集载·城池》与《大清一统志》卷五百一十七《伊犁·城池》，(12)〔清〕松筠纂修：《新疆识略》卷四《伊犁舆图·伊犁·城池廨署》，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73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据上海辞书藏清道光元年武英殿刻本影印，第641页下栏。〔清〕徐松纂；
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中华书局，2005年，第241～242页。〔清〕永保纂：《总统伊犁事宜·北路总说》“伊犁”条，载《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第136页。〔清〕佚名撰：《伊江集载·城池》，载《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第93页。《大清一统志》卷五一七《伊犁·城池》，载《四部丛刊》本第44册，第四页正。抄本《伊犁略志》则记为乾隆三十年。(13)〔清〕佚名纂：《伊犁略志》，载《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第292页。
何以如此？我们从史源学的角度，来梳理关于清代伊犁惠远城开建的资料。笔者未能查到伊犁将军明瑞奏建惠远城的奏折，(14)经查满文档案及有可能抄录原奏折的乾隆朝《朱批奏折》《起居注》《上谕档》等，皆无。不过在《清实录·高宗实录》《平定准噶尔方略》(15)乌云毕力格将实录、方略等史料称为“记述性史料”。参见氏作《史料的二分法及其意义——以所谓的“赵城之战”的相关史料为例》。中存有明瑞上奏建城的内容，应是对原奏折的摘编。相比之下，《平定准噶尔方略》删减的比《清实录·高宗实录》少，似乎更接近原奏折。(16)据笔者管见所及，研究惠远城建城的论文，多使用《清实录》的资料，似不见使用《平定准噶尔方略》者。有学者认为，“《清实录》的史料大部分来源于档案，然而，它却对档案进行了改写”(17)谢贵安：《清实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28页。；
有学者特意对比了满文《使者档》与《清实录·高宗实录》《平定准噶尔方略》的内容，认为“方略馆、实录馆之馆臣，在利用档案编修实录、方略时，弃而不用或删节者颇多、曲解原文之处甚少……《平定准噶尔方略》《清高宗实录》堪称信史”。(18)赵令志：《清修官书取材管窥——以〈使者档〉与〈方略〉〈实录〉之内容比对为例》，载赵志强主编：《满学论丛》第三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345页。可见，《平定准噶尔方略》《清实录·高宗实录》的准确性极高，其可信度不低于原奏折。据《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二十，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丙辰条载：
伊犁将军明瑞等疏奏筹议安插驻防兵丁事宜。明瑞等奏言：臣等准军机处议覆，伊犁驻扎索伦、察哈尔及凉州、庄浪满洲兵，陆续派往，以便建造城署营房，及预备粮饷等事宜。查察哈尔、厄鲁特兵丁，俱以游牧为生，应仍其旧。索伦亦系游牧，过冬自构棚房，可以临时酌办，其给与产业，再行详议。至凉州、庄浪官兵，若照该处给与房屋，即需七千余间，须择地土坚凝，及便运木植之处。今乌哈尔里克新城，仅敷现在官兵驻扎。惟近城三四十里，伊犁河岸高阜之上，可筑大城。所用木植，有阿布喇勒山，松杉甚多，预行斫伐，从哈什、空格斯等河造筏，直至城工对岸。且在新城及固勒扎回城之间，粮运亦便。地既产煤，又采柳条、芦苇，柴薪不乏。来春从内地调绿旗兵一千名，筑城造房，至秋季，可成三千余官兵房舍之半，其余至乾隆乙酉年可竣。此时先派伊犁马兵数百，游牧至阿布喇勒山，伐木造筏，一面咨行杨应琚，遣木工、铁工数人，于今秋制造器具，秋收后，以绿旗兵协助，兼制芦席麻绳，可以应用无误。其兵丁粮饷，以伊犁收获及回人所交粮石，计至乾隆丙戌年约十七万石有奇。至乾隆丁亥年麦收之前，合计新旧兵丁二万口，足敷三年之食。但驻防粮饷，须多为筹备，请以来年为始，先增屯田兵五百名。乾隆乙酉年，城工竣事，又增兵一千名，归入屯田，收获自有盈余。且孳生牛羊，尚未算入。将来塔尔巴噶台驻兵，亦可源源接济。谨将本年二月起，至乾隆丁亥年止，陆续前来官兵，及收支粮饷各数，分晰列单，恭呈御览。奏入，得旨，如所议行。(19)《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二〇，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丙辰条，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1990年，第2811页下栏2812页下栏。按，《清实录·高宗实录》卷六七八，(中华书局，1985年)第582页下栏至583页上栏，将伊犁将军明瑞于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丙辰(二十八)日上奏的“筹议安插驻防兵丁事宜”摘编后，置于乾隆二十八年正月辛酉(初三)日上奏的“预备移驻官兵各事宜”后，中间用“寻奏”二字连接。
据上，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丙辰(二十八日)，时任伊犁将军的明瑞上奏称：为了安置在伊犁驻扎的索伦、察哈尔及凉州、庄浪满洲兵，拟于来春(即乾隆二十九年春)，在“新城及固勒扎回城之间”的“伊犁河岸高阜之上”“筑城造房”，至秋可完成一半房屋的建造工作，其余房屋“至乾隆乙酉年可竣”。此项计划得到了乾隆帝的认可——“如所议行”。这里的新城是办事大臣阿桂于乾隆二十七年在乌哈尔里克建的绥定城；
固勒扎城就是安远城；
(20)〔清〕那彦成编；
王昶勘定；
庐荫溥增修：《阿文成公年谱》卷二，乾隆二十七年八月初十日条，载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9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据清嘉庆十八年刻本)影印，第392～393页。大城，就是乾隆三十年乾隆帝赐名的惠远城，(21)《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七三一，(乾隆三十年闰二月己巳条)第50页下栏载：“伊犁将军明瑞等，以伊犁河新筑满洲驻防城及哈什回人新筑城工告竣，奏请赐以嘉名。寻定伊犁河驻防城曰惠远”。乙酉年即乾隆三十年。因之，按计划惠远城应开建于乾隆二十九年春，(22)具体可参看魏长洪《新疆行政地理沿革史》第82页注④。魏长洪：《伊犁九城的兴衰》，《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此据氏作：《魏长洪新疆历史文选》，新疆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50页。是年秋完成一半房屋的建造工程，其余房屋于乾隆三十年完工。又据《平定准噶尔方略》《清实录·高宗实录》所载，惠远城于乾隆二十九年春得到乾隆帝的批准开始建造，(23)《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二四，(乾隆二十九年三月戊寅条)第2874页上栏至2875页下栏。《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七〇七，(乾隆二十九年三月戊寅条)第901页下栏至902页上栏。的确是按照明瑞上奏方案的时间实施的。前文所述将惠远城始建年代定于乾隆二十九年的各类官私文献，当为据明瑞奏折或《平定准噶尔方略》《清实录·高宗实录》编纂而成。
如所周知，官修《西陲总统事略》是《新疆识略》的底本，私修《西陲要略》又是据《西陲总统事略》节录而成。关于惠远城，祁韵士编的《西陲总统事略》卷五《城池衙署》曰：
惠远城，乾隆二十九年在伊犁河北岸创建，高一丈四尺，周九里三分，门四：东景仁、西说泽、南宣闓、北来安。中建鼓楼一座……(24)〔清〕松筠修；
汪廷楷，祁韵士撰：《西陲总统事略》卷五《城池衙署》，中国书店，2010年，第71页下栏。
徐松在《西陲总统事略》基础上增补续修的《新疆识略》卷四《伊犁舆图·城池廨署》载曰：
惠远城，乾隆二十八年将军明瑞奏建，在伊犁河北岸，高一丈四尺，周一千六百七十四丈，共九里三分。门四，东景仁、西说泽、南宣闓、北来安。中建鼓楼一座，嗣于五十八年将军保宁以创建。惠远城已三十余载，户口繁多，原立房间不敷居住，奏明于城东展筑二百四十丈，共一里三分三厘有零。统计新旧城，共十里六分三厘有零。城内满营驻札。(25)〔清〕松筠纂修：《新疆识略》卷四《伊犁舆图·伊犁·城池廨署》，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73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据上海辞书藏清道光元年武英殿刻本)影印，第641页下栏。
而《新疆识略》的编者徐松在其《西域水道记》中则曰：
……惠远城……。乾隆二十八年，将军明公瑞奏言：“乌哈尔里克新城仅敷现在官兵驻扎，惟近城三四十里，伊犁河岸高阜上，可筑大城，所用木植，有阿布喇勒山松杉甚多……”踰年，城成，高一丈四尺，周一千六百七十四丈，共九里三分，门四，东景仁、西说泽、南宣闓、北来安。(26)〔清〕徐松纂；
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中华书局，2005年，第241～242页。按，《西域水道记》此段文字与《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二〇，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丙辰条摘编的明瑞奏折非常接近，徐松似乎应摘编自原奏折或《平定准噶尔方略》。
祁韵士《西陲要略》》卷二《南北两路城堡》曰：
(乾隆)二十九年，始于伊犁河北岸度地创筑，赐名惠远城。垣高一丈四尺，周九里有奇，门四：东景仁、西说泽、南宣闓、北来安。中建鼓楼镇之。(27)〔清〕祁韵士：《西陲要略》卷二《南北两路城堡》，载刘长海整理：《祁韵士集》，第73页。
有研究者认为，徐松增补续修的《新疆识略》第一至十二卷，基本采用了《西陲总统事略》卷次的相关内容，只是调整了记述的目次，使读者看起来更清楚。(28)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三联书店，2007年，第65～66页。但是，改编后的“惠远城，乾隆二十八年将军明瑞奏建，在伊犁河北岸”一句，语意不甚明确，即可理解为惠远城于乾隆二十八年经伊犁将军明瑞上奏而建成，也可理解为明瑞于乾隆二十八年上奏建议在伊犁河北岸筑城。然而，徐松在对《新疆识略》水道内容扩充后而撰成的《西域水道记》(29)见〔清〕徐松纂；
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前言》第5页。，随着文字的扩充，语意似乎明确了，惠远城建成于乾隆二十九年。但惠远城何时开建，仍然不明。
《西陲总统事略》最早于嘉庆十四年(1809)由程振甲刊行，但流传不广，影响不大。(30)《西陲总统事略出版前言》，载〔清〕松筠修；
汪廷楷，祁韵士撰：《西陲总统事略》，第2页。而《新疆识略》由松筠以《伊犁总统事略》之名，于道光元年(1821)奏进，嘉庆皇帝赐名《钦定新疆识略》，是年由武英殿修书处刊刻，成为官修志书流行于世。或许《新疆识略》及徐松《西域水道记》广为流传的缘故，成为清季《伊江集载·城池》等书编纂时的重要参考来源，在惠远城建城时间上，多以《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为本。这似乎也是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五百一十七《伊犁·城池》等，将惠远城建城时间确定为乾隆二十八年的主要原因。
我们再来看两种清代伊犁地方志资料，其中的《伊江汇览·城池》载曰:
伊犁于(乾隆)二十六年创始之初，仅于塔奇奇河修盖小堡一座，并无名目，以为屯兵居住之处。二十七年，在乌哈尔里克修建绥定城一，即以换防满洲官兵居之。嗣又于古尔扎修建宁远城一，以居回户。二十九年，在伊犁河北修建惠远城，彼时凉庄热河满洲官兵移驻居住，是为大城。三十年，西安满洲官兵移驻而来，爰建惠宁城以居之。(31)〔清〕佚名撰：《伊江汇览·城池》，载《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第21页。
《伊江集载·城池》载曰:
惠远城，乾隆二十八年建，在伊犁河北岸，共周九里三分，门四：东景仁、西说泽、南宣闓、北来安。(32)〔清〕佚名撰：《伊江集载·城池》，载《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第93～94页。
《伊江汇览》与《伊江集载》均为清代伊犁地方志资料，但二者的价值有别。著名边疆史地文献专家吴丰培在《伊江汇览·跋》中说：“据作者格琫额自序及书中所记，知为任笔帖式来新，乾隆三十年乙未参加戎幕，由伊犁将军舒赫德差委多项工作……。视各种事宜，仅据档册、汇抄而成者不同，殊为有用之作。……作者留心边事，纂成资料，不失为伊犁地区较好的文献之一”。(33)《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第87～88页。又收入吴丰培：《吴丰培边事题跋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1页。其又在《伊江集载·跋》中说：“清季佚名纂……。是书汇抄伊犁地方舆地形势及后办事宜，记事至咸丰年间。系宦新之士汇录当时成案以成矣，虽不免有庞杂之病，然清时边圉制度，据此得传，亦属治方隅史之要籍也”。(34)《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第124页。又收入吴丰培：《吴丰培边事题跋集》，第222页。
从上可知，《伊江汇览》的作者曾充任伊犁将军舒赫德(乾隆三十六年十月至三十八年七月在任)幕府，当能接触到伊犁的地方档册；
而《伊江集载》作者不知名，系清季“宦新之士汇录当时成案以成”。可见，前书作者在惠远城建成不久就到了伊犁，可以说几乎是惠远城建城的当事人，其书接近史实，而后书作者距建城时间已一个多世纪，是“汇录当时成案以成”书，讹误也就在情理之中。
至于永保纂的《总统伊犁事宜》，吴丰培说是其“得传抄本于李氏木樨轩藏书，录副以存，较其内容，与《伊犁总统事略》相似而又不尽同，成书年月，在两书相距不远，析其大要，为伊犁将军管辖各项事宜，以军事为主，继以北路道里，南路总统，殿以边卫情况。虽属杂抄旧档，尚多可取”。(35)吴丰培：《吴丰培边事题跋集》，第211页。有学者认为是永保署理伊犁将军时，在伊犁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组织编纂而成。(36)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第54页。按，《总统伊犁事宜》铅印本整理者认为“本书写成于乾隆末嘉庆初”。见马大正，牛汉平：《总统伊犁事宜·跋》，载《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第273页。永保曾在乾隆五十五年四月庚午(1790年6月2日)至乾隆五十六年三月(1791年4月)署理伊犁将军。(37)阿拉腾奥其尔：《清代伊犁将军论稿》，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203页。或许因编纂时间有限，只是“杂抄旧档”，未作辨析，因而不免舛误。
综上所述，乾隆二十八年春二月二十八日，伊犁将军明瑞上奏清廷拟在伊犁河北岸建惠远城，计划于乾隆二十九年“春，从内地调绿旗兵一千名，筑城造房，至秋季，可成三千余官兵房舍之半，其余至乾隆乙酉年(三十年——笔者)可竣”，并得到朝廷的批准实施。这本是一个清晰而又得到执行的计划，但因各种后续文献，特别是著名西北舆地学大家徐松在编纂《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时，根据需要对原奏折或《平定准噶尔方略》《清实录·高宗实录》进行删减、摘编。因删改使得某些信息流失，而引起歧义，导致惠远城建城时间的混乱。因此，历史研究必须高度重视史源学方法，以及对史源性资料的挖掘和使用，强调史料文本的原始性与可靠性，应是我们从事文献整理与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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