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弋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不可或缺的物质，但水患和防水问题也一直贯穿着人类文明发展史。自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到周代末期《管子》中关于城市防洪理论的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
高毋近旱，而水用足；
下毋近水，而沟防省。”说明我国是最早注重防洪问题的国家之一，历汉唐至明清我国在城市防洪方面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构建出一套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为后人深入研究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迄今，吴庆洲先生的《中国古代城市防洪研究》是对我国自古以来城市防洪进行系统介绍、梳理的代表性著作，其余研究成果皆是对各大城市防洪措施、制度的相关研究。
墓葬作为城市的一个缩影，其防洪排水问题的探讨，却因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匮乏，一直以来深入化、系统化研究不够，多是对某一单一墓葬①段清波：《秦始皇陵园考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51页；
宋磊：《明定陵的排水系统》，《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六辑，2007年，第596—605页。或汉代某一类型墓②刘照建：《西汉崖洞墓防排水设施发现及研究》，《文博》2011年第1期，第59—63页；
刘尊志：《汉代中小型墓葬的排水沟及相关问题，《文物春秋》2019年第3期，第9—20页，第53页。的梳理和研究。像西夏陵这样的大型墓葬群防洪问题的探讨仅限于对1号、2号陵的场地防洪扼要的概述③余雷：《“以形论时”——西夏王陵营建时序探析》，《西夏研究》2018年第1期，第61—70页。，基本处于空白状态。2013—2015年，借助西夏陵申遗的契机，我们对西夏陵57.6平方公里的保护范围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踏查，不仅界定了遗址区现存墓葬的数量为帝陵9座、陪葬墓271座，还对各陵墓的地理位置、布局结构、建筑形制等做了数据采集。调查期间，新发现部分帝陵及陪葬墓周边有人工挖掘的排水沟和堆砌的防洪墙①史金波、李进增：《西夏文物·宁夏编》，中华书局，2016年，第1—1332页。。再结合近半个世纪西夏陵的考古发掘及调查研究成果，使西夏陵防洪系统研究逐渐深入。本文拟以考古资料为基础，对西夏陵防洪系统做浅显分析和探讨。
西夏陵遗址坐落在银川市西郊贺兰山东麓的洪积扇上，地势开阔平坦，西高东低，海拔高度为1140~1219米，位于榆树沟（遗址区南）和甘沟（遗址区北）这两条发源于贺兰山的大型洪水沟之间。遗址区内主要分布着4条较大的洪水沟，由南向北依次为大石头沟、大腊塔沟和小腊塔沟的汇流沟、山嘴沟、泉齐沟（图1）。这4条洪水沟沟口四周呈放射性向东形成一些小的冲沟，并以主沟沟口为圆心、径流长度为半径，形成扇形漫流区。遗址区内陵墓的选址避开了这些明显的冲沟，多位于冲击较小的漫流区内。
图1 西夏陵地形地貌及陵墓遗址分布图
西夏陵依据上述地形特征和遗存分布情况分为4个区域，由南向北依次为Ⅰ区、Ⅱ区、Ⅲ区、Ⅳ区，各区之间以冲沟为界：Ⅰ区位于最南端，属于榆树沟漫流区，占遗址区的32.3%；
现存1号和2号帝陵，66座陪葬墓。Ⅱ区包含大石头沟和大（小）腊塔沟2个洪水漫流区，占遗址区总面积的42.6%；
现存3号、4号帝陵，67座陪葬墓。Ⅲ区包含山嘴沟以南的漫流区，占遗址区总面积的12.3%；
现存5号、6号帝陵、118座陪葬墓。Ⅳ区位于最北端，包括山嘴沟以北的漫流区，及泉齐沟洪水漫流区，两区处无大型沟道；
现存7号、8号、9号3座帝陵，20座陪葬墓，1处大型建筑遗址。
囿于文献和考古资料的阙如，对于西夏陵各陵墓墓室防洪排水设施在此不做讨论，只针对现已探明的地面防洪设施加以探析。另外帝陵中8号陵和9号陵只遗存陵塔，其余附属建筑皆已不存，亦不在此考量范围内。
西夏陵地处贺兰山东麓山前洪积扇区，年降水量虽少，但短时降雨集中、量大，极易暴发山洪。这对其防洪系统的建设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现根据西夏陵留存的防洪系统是否隶属于陵墓自身建筑结构，将其分为陵墓自身防洪系统和墓外专用防洪系统两大类。
（一）陵墓自身防洪系统
墙体
古人筑墙，主要目的是抵御外敌入侵，具有很强的军事防御作用，其实很大程度上还兼具防洪的功用。追溯到洪水泛滥的尧舜时期，帝尧任用四岳推举的鲧治理洪水，“鲧乃大兴徒役，作九仞之城”①［清］康基田编著，杜士铎等点校：《晋乘蒐略》卷一，三晋出版社，2015年，第13页。“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②［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一九三《吴越春秋》，中华书局影印，2018年，第933页。，可见修墙筑城的目的也是抵御洪水侵犯，保一方君民生命财产之安全。
西夏陵遗址区内各帝陵及陪葬墓修建的墙体也不例外，既是封建君王对“事死如事生”礼制的遵循，陵园建筑按生前奢华宫殿规格、形制来设计建造，筑有高大的城墙、宫墙，这些墙体应用到陵园里又赋予了它另一重使命——防洪。西夏陵各墓葬所存墙体可分为内城墙、月城墙、外城墙三种。
1.内城墙
按《西夏文物·宁夏编》帝陵应称为陵城墙，且7座帝陵皆有此墙；
陪葬墓称作墓园墙，有132组（陪葬墓有一域多墓的现象）189座陪葬墓有此墙，占陪葬墓总数近70%。内城墙是陵墓核心墓室的围墙，多呈纵长方形，帝陵是由筛选得较为纯净的黄土夯筑而成，陪葬墓的土质就粗糙得多，夯筑的黄土中多含有大量砾石，有近1/3的内城墙直接用石头垒砌。夯筑的墙体两壁用草拌泥打底抹平，外施墙皮，帝陵为赭红色，陪葬墓为白灰墙皮。墙体顶部由板瓦和筒瓦建成两面坡屋面，檐口装有瓦当、滴水用以排水，以防墙体受雨水冲刷而受损。从已考古发掘的3号陵③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市西夏遗址区管理处：《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72—267页。和6号陵④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遗址区管理处：《西夏六号陵》，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36—352页。来看，其陵城墙墙基宽度分别为3.55~3.65米、2.65~3.15米；
残存高度分别为0.8~3.7米、1.3~4.25米；
面积分别为29520平方米、24435平方米。陪葬墓的墓园墙较之帝陵要低矮得多，墙体厚度在1米左右，残存高度已不可辨，多呈土埂状，面积最小的约120平方米。唯现存陪葬墓规模第三大，墙体保存状况最为完好的МΙΙΙ-093的墙基厚度达3.4米，残高3.2~4.7米，面积为16766平方米。
2.月城墙
月城是依附在内城之南的小城，多为横长方形。现讨论的7座帝陵均有月城墙，陪葬墓有月城墙的共28组43座。月城内主要布列着石像生群，呈左右对称分布，帝陵多为4~6列，陪葬墓为2列。由此可将月城墙视为陵墓内石人像及石瑞兽的“围护者”。其做法和用料与相应的内城墙一致，只是体量和高度上略低。3号陵和6号陵月城墙墙基平均厚度分别为2.45米、2米，面积分别为6760平方米、5423平方米。陪葬墓月城墙保存状况不如帝陵，以月城墙范围最大的МΙΙΙ-107为例，其内城墙南北长118米、东西宽103.3米，面积12189平方米，墙基厚1.5米；
月城墙东西宽38米、南北长41米、墙厚约1米，面积1558平方米。
3.外城墙
外城墙是建在陵墓最外层的墙体，唯存有内城墙的陵墓才有可能有外城墙结构。它的出现使相应的陵墓构成双城垣结构，多了一层防洪保障体系。帝陵中除3号陵和4号陵没有外城墙，其余5陵均有，且结构分为封闭式、半封闭式两种。封闭式外城墙将整个陵园内各单体建筑均包容其中，1号陵和2号陵、7号陵均为此结构。5号陵和6号陵为半封闭式外城结构，均无南墙。5号陵外城墙较为特殊，于陵城东、西、北中部（门址处）又向外凸出，形成“几”字形；
整体来看，外城墙只将陵城罩于其内，未延伸至月城。6号陵外城东、西墙基本延伸至月城南端终止，从而构成半封闭式结构。陪葬墓有外城结构的皆位于Ⅲ区，共5组9座，均为半封闭式，即没有南墙。
从现存状况来看，外城墙都很低矮，仅为埂状。1号、2号陵的外城通过局部解剖得知，墙体中部用黄土夯建，再于其内外两侧包砌厚度为0.25米的石块，将夯土护于其内；
墙宽2米，残高0.4米。现考古发掘过的外城墙仅6号陵一座，其做法是先用较大且较规整的毛石垒砌墙体内外两侧边，中间填以毛石块和废弃的碎砖瓦，再用黄土填缝并经适当的踩踏或夯筑而成。6号陵外城北墙墙基宽2.6米，残高最高处1.2米，两侧边所用毛石直径为40~50厘米；
东墙和西墙基宽2.2米，残高最高处分别为0.5米、0.7米，两侧边所用毛石直径不超过20厘米。陪葬墓的外城墙未经发掘过，从地表看多为石块堆砌而成。
墓道封土
墓道封土为墓道上方高高隆起的“鱼脊梁”式填土，是西夏陵遗址区内现存墓葬特有形制，有别于中原历代其他陵墓。封土为北宽南窄、下宽上窄、北高南低之势。3号陵墓道封土全长42米，底宽8~19米，高出地面0.42米，脊面宽1米左右①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遗址区管理处：《宁夏银川市西夏3号陵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8期，第25—40页。。陪葬墓从仅有的发掘简报МΙΙΙ-107（原编号101）②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遗址区101号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第38—41页。和МΙV-001（原编号108）③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遗址区一〇八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第71—76页。来看，墓道全长分别为40.5米、16.4米，深21米、12.5米。所有墓葬封土皆用碎石砂砾土与较大的石块混杂填充，内夹杂有大量残砖、碎瓦。中原墓葬的墓道虽也长而深邃，但皆隐而不现。西夏陵高高隆起的墓道封土可将雨水迅速引向两侧，使墓道不受雨水倾灌，具有极强的防洪防水功效。
（二）墓外专用防洪系统
除具有防洪功能的帝陵和陪葬墓的各类城墙以外，遗址区内还有多处防洪工程遗址。这些工程遗迹是西夏为了避免和减少山洪对陵墓的冲刷破坏而在墓葬外修建的专用设施。形式有防洪墙，有排洪沟；
方法有堵有导；
外观有曲有直；
位置有共用有独用；
不一而足。
1.防洪墙
西夏陵遗址区内现存防洪墙一般选择在地势较高，洪流湍急的区域建造。其共性是皆为石块加黄土垒砌而成，与外城墙较为相似，但其修建的规模、规整度、质量又要稍逊于同等级墓葬的外城墙。现墙体多已坍塌成略高于地面的小埂（图2）。
图2 MII-028、029防洪墙
帝陵仅1号、2号陵、4号陵发现有防洪墙。1号、2号陵防洪墙为共用，修建于两陵的西侧，由南北相接的两段构成。北段与2号陵外城墙基本平行，相距近100米，长约440米；
南段向东南方向折进，长约511米，一直延伸至1号陵外城西南端以外93米处。4号陵因坐落在贺兰山山坳里，北侧山体高低起伏不平，季节性洪水由西北向东南倾泻，冲刷出几道较深的沟壑，汇流至陵园北端，故其北墙外共发现3道防洪墙，与北墙大体相平行，长度分别为89米、88米、57米（图3）。最外围的防洪墙因紧邻山体，受水患影响最深，故高度最高，在1米以上，另两道渐低。
图3 1号陵、2号陵和4号陵墓外专用防洪设施示意图
陪葬墓共有23组38座有防洪墙（表1），其中仅МΙΙ-022和МΙΙ-025没有墓园墙，其余皆有。陪葬墓防洪墙多位于墓园外西北部，或为一道单独的北墙（西墙），或为倒“L”形，或为半包围状的倒“U”形，将墓葬北半部围合在内（图4）。位于墓园西北侧呈一道独立的防洪墙，多处在墓葬较密集区域的上方，将自西北而来的洪水引入西南下方的自然冲沟，使其东侧集中的墓葬免受洪水冲刷。位于墓园北侧的防洪墙也多长于墓园北墙，以便将洪水引向墓园两端。陪葬墓防洪墙不似外城墙那么中规中矩，前后宽窄不一，且走向也不甚笔直，有夹角的也多为钝角，随意性较大，防洪墙墙体基宽一般0.4~1.4米不等，故未将其归入陵墓自身结构体系。
表1 防洪墙遗址统计表
图4 MIII-020、021和MIII-093防洪设施示意图
2.排洪沟
排洪沟现发现不多，仅有6条。这6条排洪沟主要用于防御一座以上的墓葬不受洪水的侵扰，保一片区域的安全，并非仅对单一葬墓实行防护。其做法是直接于地面向下开挖成沟渠状，四周未见砖瓦等建材铺垫以起到加固作用，工程简易（图5）。
图5 MII-028、029人工排洪沟
帝陵只有1号、2号陵西侧存一条共用的排洪沟，位置紧贴两陵的防洪墙，成为这两座帝陵西侧外围的第一道防护线。其走势与防洪墙一致，只是向东南延伸的长度有所缩短，总长约646米。
陪葬墓排洪沟共5条，大体皆是自西向东走向。МΙ-052和МΙ-053两座墓园北侧开挖一条共用排洪沟，长57.5米、宽1米、深0.2米。
МΙΙ-001~003、МΙΙ-004~006、МΙΙ-007~008三座墓园大体自西向东依次排列，其北有一自西向东沿3座墓园北墙蜿蜒靠近的排洪沟，长300余米，宽11.6米，深0.5米。此沟被МΙΙ-004~006墓园东端一由西北向东南走向的天然冲沟断为两部分，排洪沟上游积聚的水流自然汇入此沟。МΙΙ-001~003的西南部还筑有防洪墙，二者对这片墓葬形成双重防护。
另3条排洪沟基本南北相邻，位于МΙΙ-014~МΙΙ-040墓葬非常集中的区域，将自西北高地而下的洪水引导而下，至东侧无墓葬区域，使这片墓葬免受洪水之害（图6）。北边两条排洪沟将东西排列的两座墓园МΙΙ-028~029、МΙΙ-025夹护其中，两条排洪沟长度分别为435米、581米。这两座墓园北分别筑有各自的防洪墙，形成两道防洪屏障（图2）。最南端排洪沟较短，长151米，东端与中间排洪沟相接，二者合力成为南部大片没有墓园墙墓葬的外围屏障。
图6 MII-014~MII-040附近三条排洪沟分布示意图
西夏陵的修建是因袭、借鉴唐宋时期陵寝制度的产物①［明］胡汝砺纂修，管律重修，陈明猷点校：《嘉靖宁夏新志》卷二《宁夏总镇·陵墓·李王墓》，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9页。。西夏王朝的统治阶级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修建规模浩大、工程繁巨、装饰华美的长眠之所，内容涵盖地形堪舆、工程建筑、埋葬方式、祭奠礼仪、陪葬制度等方面，以此作为推崇皇权、加强统治的一种手段。作为陵墓建造体系的一部分，西夏陵防洪系统的修建也深深地烙上了中原汉王朝的思想观念，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一）规划设计上，择“高敞地”以防水
为了防水，秦汉时期的陵墓在修建之初，就有选择“高敞”之地的规划意识。还是布衣出身的韩信将其母葬于“高敞地”②［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2629—2630页。，西汉诸帝陵皆选于长安城附近的咸阳塬、白鹿塬、少陵塬这样的黄土台塬上，发展到唐代“因山为陵”，都是历代陵墓选址“高敞地”这一防水意识的突出表现。后晋时期夏州定难军节度副使刘敬瑭墓志铭中载：“以其年七月十四日，备葬于城东浊水岭，高冈之礼也。”③杜建录：《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6页。党项拓跋政权的高级将领采用的“高冈之礼”与“高敞”之地概是一脉相承。西夏建立政权后，党项族的上层阶级将自己的陵墓选建在贺兰山脚下，正与古代择“高敞地”以防水的规划意识相契合，并具备如下优势：
首先，西夏陵遗址区西侧东北—西南走向的贺兰山绵延250多公里，海拔在1500~3200米，成为阻挡阿拉善高原寒流的天然屏障，所形成的焚风效应使山体东麓雨量稀少，年均降水量仅180~220毫米，而年蒸发量达1000~1500毫米。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条件利于陵墓的长久保存。
其次，贺兰山沟壑纵横，在宁夏境内分布有20多个大沟口，主要集中在山体中段和北段。西夏陵所处的山体南段，较大的洪沟自南向北主要有榆树沟、大石头沟、沙齐沟、大小腊塔沟、山嘴沟和泉齐沟等，这些沟口的洪水流量相对较小，是贺兰山山洪危害较轻的地段，有效地降低了洪水对陵园的危害。
再者，陵墓所在的山前洪积倾斜平原属老年性堆积的干燥剥蚀山地，土壤沙化严重，地表为细碎的砂砾层，深层以砾石粗砂为主，土壤保水性差，地下水位深，具有优越的地质条件，可以有效地避免地表水对陵园建筑的侵蚀，还可防止地下水对地宫安全的威胁。
（二）采取措施上，阻断和疏导并用
西夏陵所处位置虽具有年均降雨量少的特点，但也有大面积暴雨少而集中的特点，极易发生山洪。西夏陵修建时，采用阻断和疏导两种措施以防洪。阻断是于墓葬内外修建各类墙体将暴雨时节形成的突发性山洪拦截其外，确保地宫的安全。墙体既包括陵园自身建筑体系的内城墙和月城墙，部分陵墓于其外加筑外城墙，最为直接的是修筑简单易行的防洪墙，形成多重防护。对于地势较为低平，四周又缺少自然冲沟的陵墓区，在墙体不能完全阻断洪水的情况下，又实行人工开挖沟渠以疏导的方式来防洪。这些措施看似简单，但效果显著，是西夏陵屹立近千年而不倒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建筑外观上，规整与随意相结合
同样是墙体，陵园自身防洪系统的墙体从建筑工艺、材料选取、施工质量等方面看要远远优于墓外专用防洪系统的墙体。也就是说陵墓的内城墙、月城墙、外城墙的建造要比防洪墙更加严谨、规范，多使用不易就地取材的黄土，不似防洪墙使用的都是随处可见的贺兰山洪积扇区的分化石。即便有的陵墓外城墙亦为这些分化石所砌，但其选取石块的规格大小、砌筑的规整度明显强于防洪墙。防洪墙修建的随意性较大，它只要达到防洪目的，不在乎外观的曲直、墙体的宽窄比例。
（四）等级划分上，复杂与简单相区别
从西夏陵的防洪体系也可看出西夏时期党项上层社会严格的等级划分制度。帝陵的各类墙体其体量、规格、建造工艺、材料使用上都要优于各类陪葬墓；
陪葬墓之间也存在着上述较大的差异，等级高的规模与帝陵接近达上万平方米，有内外城、月城、碑亭、阙台等附属建筑，最简易的无墓园墙仅存一冢，有的即使有墓园墙，也是石块所垒砌。
从墙体材料选取来看，帝陵夯土墙选取的黄土要比陪葬墓的纯净得多，其含砂量更为贴合工程学上的最佳配比，以降低含水率防止墙体开裂造成坍塌，是而帝陵的夯土墙多有遗存。陪葬墓黄土中的含砂量多超出这一配比，导致现存状况不容乐观，仅МΙΙΙ-093这一大型陪葬墓尚存一定高度的墙体，其余皆多为土埂。陪葬墓规模越大，结构越复杂，墙体保存的土埂也越高，说明其材料选取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帝陵的外城墙砌筑比陪葬墓精细很多，选取较大且规整的石块修筑坚固的内外两边，其内再随意填取石块和黄土。陪葬墓的外墙多为石块垒筑用黄土直接勾缝，不如帝陵牢固。
再从防洪沟来看，未修建防洪沟的帝陵，其地理位置也较优越，附近有天然的大冲沟成为泄洪屏障，如3号陵附近有腊塔沟，5号、6号陵紧邻榆树沟；
陪葬墓多靠共用的防洪墙，辅以简易的排洪沟以防水患。这些都体现了明确的等级制度。
西夏陵作为西夏王朝的帝王陵寝，是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西夏遗存，可见证11—13世纪在东亚黄河上游的河套地区至河西走廊西端一带广袤的农牧交错地带，曾经存在过一个由党项族统治的多民族政权——西夏，以及这一政权所特有的一系列文明与文化特征。作为西夏陵构成要素的一部分，对其防洪体系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为帝陵营建时序提供参考依据
西夏陵“仿巩县宋陵而作”①［明］胡汝砺纂修，管律重修，陈明猷点校：《嘉靖宁夏新志》卷二《宁夏总镇·陵墓·李王墓》，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9页。，而宋陵研究者据文献考证，认为宋陵有“兆域四周植篱（以棘、枳橘等为之）为界”②郭湖生等：《河南巩县宋陵调查》，《考古》1964年第11期，第564—579页。之制度，即“宋陵则在陵台外先作神墙一重，再作枳橘之篱一重，又于兆域边缘围枳橘一周或密植‘嘉木’数重”③冯继仁：《北宋皇陵建筑构成分析》，《考古学研究》1994年，第230—243页。。这与西夏帝陵作为重要防洪设施的城墙有内、外城相吻合。虽然3号、4号陵仅存一重内城，但界定其范围的4座角台之间很有可能以“篱”为墙。因西夏灭亡后，陵园无人守护，这些用于植篱的树木自生自灭，出现如今无域墙的现状。
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要经历一个探索的过程，由简单向复杂逐渐演进，西夏陵亦不例外。西夏陵的初创者先以唐宋陵之制为蓝本，搭建起陵墓的基本框架，对于最外围的“墙体”，沿用了同时代的宋陵作法，只以“篱”为墙。在后期使用中，3号陵内城北墙、东墙等都有洪水冲毁的豁口，“成为历年排泄的通道”④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所、银川西夏遗址区管理处：《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8页。；
4号陵于北侧修有3道防洪墙，仍出现多处洪水侵袭浸泡坍塌的现象。洪水强大的破坏作用，为后期营建者提供借鉴，将实用价值不大的“篱墙”更改为可以拦截洪水的土石墙，进而半封闭式的外城应运而生。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制度的日臻完善，最终形成全封闭式的外城，将陵墓的重要建筑均纳入防洪保护范围之内，不仅实用性强还兼具美观的效果。
西夏陵所处的特殊气候和地理位置，对陵墓防洪提出更高要求，使外城存在形式不断趋于合理化，由3号、4号陵“篱笆”式的外墙，发展为5号、6号陵半封闭式的土石外城，最后演进为1号、2号、7号陵全封闭式的土石外城，这一发展演变规律成为西夏帝陵修建早晚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此推论与余雷先生⑤余雷：《“以形论时”——西夏王陵营建时序探析》，《西夏研究》2018年第1期，第61—70页。从陵墓规划设计组合关系推断西夏帝陵营建时序不谋而合。
（二）对西夏陵现代防洪规划的编制具有指导意义
西夏陵的各类遗存能够较为完好地保存至今，与其修建者充分考虑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在洪灾发生时水流量较大区域建立的引导和防护设施密不可分，这些共同构建了西夏陵的防洪体系。当然，西夏陵的防洪体系并非尽善尽美，随着时间的推移，多数防洪墙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坍毁，一些防洪沟及遗址区内的天然泄洪沟均受到洪水的冲刷和泥沙的淤堵，保护能力受限。加之近年极端天气频发，过去百年一遇的自然灾害，现在几乎年年都会遇到。尤其2021年北方先后出现破历史纪录的罕见持续降雨，对河南和山西两个文物大省的古迹遗存带来巨大威胁①徐秀丽：《闻“汛”而动扎实做好文物防灾减灾工作》，《中国文物报》2021年10月15日，第1—2版。，为西夏陵的防洪防汛工作敲响了警钟。这些都将使西夏陵现代防洪规划的编制提上日程，对遗址现存主要破坏因素“山洪冲刷”制定全面防灾治理措施，以提升西夏陵的保护管理能力，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重要保障。
随着近年遗址区普查结果的不断更新，并据现存防洪设施的分布特征及近几十年山洪暴发特点，已分析出西夏陵洪水危害主要体现在各洪水沟和漫流区交界处的汇流沟道，对临近遗存可能造成的冲刷，以及漫流区小型沟道发育对遗址造成的局部、缓慢侵蚀。为下一步要开展的《西夏陵防洪专项规划》提供了指导思想：首先，西夏陵防洪从整个遗址区的角度全面考虑，以“源头治理”和“陵区疏排”为主旨，遗址区原有的防洪沟、防洪墙，或修补，或加砌，保证洪水期的疏导排泄。其次，遗址区的防洪体系要同贺兰山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即生态建设和植被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与贺兰山东麓防洪体系相协调，统盘治理修建，保障遗址区文物赋存环境风貌的和谐统一；
同时，加强防洪监测和预警机制，避免洪水对遗址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三）增加了西夏陵这处大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为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重要的学术支撑
真实性和完整性是世界遗产的两个重要原则，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②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编，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译：《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2017），httр://www.icomoschina.org.cn/uрloads/download/20180323155730_download.рdf，第17—19页。中对其有明确规定。这两个原则既是世界遗产申报和遗产价值评估的标尺，也是遗产保护和环境整治所需依据的关键。
2016年之前，有关西夏陵的田野调查和公开发表资料中提及的西夏陵遗存清单为各个墓葬、北端建筑遗址和砖瓦、石灰窑址，一直未关注过陵园修建之初同时考虑的地表排水和阻隔水的专用防洪设施。西夏陵近年开展的文物普查，将这些专用防洪设施做了科学细致的调查、研究，并收录至《西夏文物·宁夏编》及《西夏陵申遗文本》中，加大了遗存的完整性，西夏陵全部遗存要素得以真实完整地展现，丰富了大遗址保护内容，有助于全方位科学地制定保护规划。西夏陵这一真实存在的防洪系统，见证了西夏陵修建者对贺兰山东麓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水文条件较高的认知水平，是反映当时城市规划制度和思想的一个缩影，为西夏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提炼提供了又一有力佐证，成为申遗的重要学术支撑。
西夏陵已于2012年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7年被公布为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我们期待更多与西夏陵相关调查研究成果的问世，能助力这处承载着西夏独特艺术、历史、社会和科学价值的大遗址早日荣登世界文化遗产之列，让世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它的重要价值，也让党项这个消逝的民族被世人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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