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沙河古桥遗址文物管理所
沙河古桥遗址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钓台街办西屯村北的沙河河道内。遗址北邻沣西大道，西邻咸户路，南邻连霍高速（图一）。
图一 沙河古桥遗址地理位置示意图
20世纪80年代以前，咸阳市秦都区钓台乡西屯村群众挖沙曾发现沙河桥木桩。1985年咸阳机场跑道建设工程在沙河取沙时发现沙河古桥[1]。1986～198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市文物局、秦都区文化局等联合对沙河桥遗址进行发掘，发掘者认为一号桥为西汉时“西渭桥”，二号桥为隋唐时期“西渭桥”。1989年该遗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2年被公布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沙河古桥遗址1989年完成发掘后，仅用塑料纸对桥桩加以包裹，2000年才完成保护大棚的建设。但目前保护大棚年代较久，无法满足保护要求，桥体木桩也面临着霉菌、裂隙、断裂等危害。为此，沙河古桥遗址文管所制定了《沙河古桥遗址保护大厅改造计划》和《沙河古桥遗址本体保护工程计划》。为了完善和保证方案的实施，2019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与勘探。2020年6～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咸阳沙河古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分为保护大棚内和大棚外两个部分，总发掘面积800平方米。并对遗址及周边区域进行了进一步的勘探，现简报如下。
2020年，为解决桥体长度、河岸宽度、是否存在三号桥等问题，对沙河古桥遗址保护棚的南北两侧及周边地区进行再次勘探，本次勘探分为4个勘探区（图二）。
图二 沙河古桥遗址2019～2020年勘探图
1.保护大棚以北区域
为了找寻是否存在其他桥桩及“埽岸”遗迹并判断沙河桥北部边界，在保护大棚北部一字布孔，并未发现新的桥桩，我们可以确定沙河桥的北部边界即为目前所发现的“埽岸”遗迹所处位置。
2.保护大棚以南区域
为寻找沙河桥的南部边界，本次勘探在保护大棚南侧一字布孔，并未勘探出桥桩等相关遗迹，初步判断沙河古桥南侧的范围位于保护大棚之内。
3.连霍高速以南沙河河道部分
根据文献及以往的调查情况，推测在沙河古桥二号桥东南方向可能还存在着一座桥梁遗迹，故对连霍高速以南的沙河河道部分进行勘探。经勘探，在该区域未发现桥梁相关遗迹。
4.连霍高速以南河道外部分
为了确定沙河古河道的走向及范围是否与现今河道的走向与范围一致，本次勘探在连霍高速以南现今沙河河道以南区域布孔，勘探地层与沙河河道堆积情况基本一致，因此我们判断沙河古河道的范围与现存河堤大致走向一致。
为了解保护大棚内桥桩的保护情况以及其与河沙间的关系，我们对保护棚内的3根木桩进行发掘（图三）。
12号桥桩，位于博物馆南部。发掘深度3米，上部1米为回填土，包含有少量现代垃圾，致密；
下层为河沙，纯净，无包含物。桥桩直径45厘米，暴露部分长3.5米，发掘至底部后因该桥桩倾斜，未继续发掘。
61号桥桩，位于博物馆中部。发掘深度4.6米，上部1米为回填土，包含有少量现代垃圾，致密；
下层为河沙，纯净，无包含物。桥桩直径50厘米，该坑发掘至桥桩底部，底部仍为沙层，桥桩底部呈尖锥状插入沙层，尖锥长度约1米，桥桩现存总长为6.5米，桥桩底部未见加固措施。
121号桥桩，位于博物馆北部。发掘深度3.5米，上部1米为回填土，包含有少量现代垃圾，致密；
下层为河沙，纯净，无包含物。桥桩直径45厘米，暴露部分长3.6米，未发掘至底部。
据前期地质勘探资料，据现地表5.3～5.6米为地下水层，目前基本可确定桥桩底部未进入地下水层。
本次发掘在保护大棚外北侧共布探方5个、探沟1条，大棚外新发现桥桩17根、“埽岸”遗迹1处（图四）。
图四 大棚北侧发掘区布方及桥桩位置
（一）地层堆积情况
大棚外的探方地层堆积较为简单，且较为平坦，起伏不大，地表层下为河流内河沙自然沉积形成的河沙层。下面以TG1东壁剖面为例介绍如下（图五）：
图五 TG1东壁剖面图
第①层 扰土层。为后期回填扰动形成，堆积较厚，分布于全方，厚1～1.5米。土色黄褐色，土质较软，结构较疏松，包含有少量的植物根系以及现代垃圾。
第②层 河沙层。为河流内河沙自然沉积形成，堆积较厚呈斜坡状，分布全方，西薄东厚，厚0.5～6.2米。色白，纯净，无包含物。
第③层 古河岸。为人工加固河岸时形成，青色淤泥夹杂有竹席类编织物，堆积呈斜坡状，厚0～2.8米。推测为“埽岸”遗迹。
第④层 河沙。为河流内河沙自然沉积形成，堆积较厚。色白，纯净，无包含物。
（二）遗迹情况
大棚北侧发现桥桩共17根，主要分布在T1、T2、T4内，其中T1内8根，T2内8根，T4内1根。
1.T1
位于保护大棚北部，南距大棚8.5米，探方内堆积可分3层，第①层为扰土层，厚1米。土色黄褐色，土质较软，结构较疏松，包含有少量的植物根系及现代垃圾。第②层为河沙层，厚0.6米，色白，纯净，无包含物。第③层为淤泥层，应为人工加固河岸时形成，为青色块状淤泥，淤泥块由草席类编织物包裹。
T1内桥桩8根，自东向西单排分布，直径30～45厘米，东西间距1.2～2米。桥桩由东向西依次编号T1:1～8号，分述如下：
T1:1，位于探方东壁，直径0.4、露出部分高0.9米。T1:2，紧邻T1:1号桥桩，直径0.45、露出部分高0.8米。T1:3，东距T1:2桥桩2.4米，直径0.3、露出部分高0.4米。T1:4，东距T1:3桥桩2.1米，直径0.3、露出部分高0.7米。T1:5，东距T1:4桥桩0.9米，直径0.45、露出部分高1米。T1:6，东距T1:5桥桩2.7米，直径0.3、露出部分高3.1米。T1:7，东距T1:6桥桩0.9米，直径0.45、露出部分高3.2米。T1:8，东距T1:7桥桩0.6米，直径0.3、露出部分高2.5米。
2.T2
位于T1北部，探方内堆积可分3层，第①层为扰土层，厚1米。土色黄褐色，土质较软，结构较疏松，包含有少量的植物根系及现代垃圾。第②层为河沙层，厚0.5米。色白，纯净，无包含物。第③层为淤泥层，应为人工加固河岸时形成，为青色块状淤泥，淤泥块由草席类编织物包裹，呈坡状堆积，厚1～1.8米。
T2内桥桩8根，自北向南可分三排。
北排4根，自东向西编号T2:1～3、T2:8。T2:1，直径0.45、露出部分高1米。T2:2，直径0.35、露出部分高1.5米。T2:3，距T2:2桥桩0.8米，直径0.45、露出部分高1.5米。T2:8，距T2:3桥桩1.5米，直径0.35、露出部分高1.5米。
中排1根。T2:4，直径0.3、露出部分高1.2米。
南排3根，自东向西编号T2:5～7。T2:5，直径0.35、露出部分高0.6米。T2:6，距T2:5桥桩1.2米，直径0.4、露出部分高1.5米。T2:7，距T2:6桥桩1.5米，直径0.45、露出部分高2.3米。
3.T4
位于T1南部，南邻保护大棚，内有桥桩1根。T4:1，位于T4东北角，北距T1:1桥桩7米，直径0.35、露出部分高1.2米。
4.“埽岸”遗迹
“埽”作为水利工程中的建筑构件，往往用薪柴、竹木等软料，夹以土石，若干埽体用绳、桩联系起来用以护岸、截流、堵口等工程。
在此次发掘过程中，发现探方内分布有由竹席包裹的块状淤泥，判断其为用于护岸的“埽体”，其平面为一块块淤泥，清理掉淤泥后底部则可见明显的竹条编织包裹痕迹，推测将淤泥处理后置于竹筐内，层层交错、垒叠，形成“埽岸”（图六、七）。“埽岸”遗迹平面分布在T2、T3、T6内，东侧延伸至发掘区东部断崖，向西至发掘区外，部分区域被晚期取土破坏，现平面南北残长10、东西宽20米。通过探沟解剖可见“埽岸”遗迹剖面堆积呈坡状，由南向北逐渐抬高，其南部被沙层所覆盖，形成河流切割河岸，埽体加固河岸的“河”与“岸”的直观形态（图八）。
图六 埽体平剖面情况
图七 埽体竹条编织痕跡
图八 TG1东壁剖面（河道与“埽岸”位置关系）
2020年考古发掘共出土遗物5件，其中铁器3件、鹿角2件。
铁环首刀 1件。标本T2②:1，单面刃，直背直刃，锋端弧收成尖，环首。长28、宽1.6、厚0.4、环首宽4.2厘米（图九，1）。
铁锥 1件。标本T2②:2，环首，由环首处向尾部收成尖，平面锥形，断面呈椭圆形。长17.4、锥体最宽1.2、环首最宽3、厚0.4～0.6厘米（图九，3）。
铁器 1件。标本TG3:1，柱形，扁体，平面呈圆角长方形，背部一端突出，背部中空成銎，器身断面呈U型。长15.5、最宽处7.2、銎口厚2.7～3.4厘米（图九，2）。
鹿角 2件。均为T2中采集。鹿角中较大的一块仅存双角，两角同向并排分布，表面粗糙，上有三处砍凿痕。残长16、最宽处7.5厘米；
较小一块仅存单角，表面较为光滑，底部有人工切割痕迹。残长11厘米（图九，4）。
图九 沙河桥铁器线图
根据以前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并结合本次对沙河古桥遗址的勘探发掘情况，相关认识如下：
1.关于沙河桥本体
通过此次勘探、发掘，在沙河桥一号桥遗址保护大棚南北的两端新发现桥桩三排17根，与保护大厅内桥桩方向基本一致，应与保护大厅内桥桩为同一桥体，即桥体在保护大厅外仍继续延伸，延伸至最北一排新发现桥桩，距保护大厅北端22米，向北再未发现桥桩。通过解剖发掘可见埽体由北向南呈斜坡状堆积，北部堆积较厚，南部堆积较薄，沙层由南向北覆盖于埽体之上。因此，根据新发现的埽体堆积情况以及桥桩范围，可初步判定沙层所在区域为古河道，埽体所在平面即为当时河岸，即我们所认为的“埽岸”，桥体北部边界即以新发现最北排桥桩为界。在保护大厅南侧布方发掘并继续向南勘探，未发现新桥桩。故我们可以基本确定沙河古桥一号桥的范围，即以原保护大厅向北延伸至新发现桥桩，其长度为原保护大厅内的桥桩长度约63米加上新发现最北端桥桩距保护大厅北端的22米，总计约85米。
2.沙河古桥的年代
本次发掘由于地层简单，出土物少，无法通过遗物确定其年代。1989年发掘时对古桥进行了碳十四测年，测定一号桥距今2350～1910年。本次发掘对一号桥遗址大棚内、外桥桩、包裹淤泥层的编织物等6件样本进行测年（表一）。其中大棚内外的4组数据的年代在406BC～155BC间，年代的差距不大，因此可以认为大棚内外的建筑年代一致，同属于沙河古桥本体。而编织物年代分别为190BC～38BC和210BC～52BC，其年代略晚于桥桩，但差距并不是很大。因此，通过测年数据表明，本次发现的“埽岸”遗迹应与沙河古桥为同一时期。
表一 BETA实验室沙河桥遗址桥桩测年结果
3.沙河古桥的性质
自20世纪80年代对沙河古桥遗址进行发掘以来，就沙河古桥是“渭桥”还是“沣桥”尚无定论。
当时发掘者认为汉西渭桥应位于靠屯、铺子村和和兴堡之间的沙河下游河段上，而沙河古桥的一号桥就是汉魏时期的西渭桥，二号桥是隋唐时期的西渭桥。渭河、沣河的河道在北宋以来都发生过改变，北宋以前的古渭河河床在现今渭河河道以南[2]。
李之勤从沙河古桥与长安、茂陵和短阴山的相对位置以及渭河、丰河河道变化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沙河古桥属于丰河桥[3]。辛德勇认为汉、唐时期的西渭桥并不在同一地点，还绘制了“西渭桥位置示意图”，认为出汉长安城便门后至便门桥需要往南迂回8里，无“易直”可言[4]。梁云等则判断在咸阳钓台镇马家寨村所发现的木梁结构古桥为西渭桥[5]。曹发展认为“沙河古桥一号桥建于战国末，毁于秦汉之交，二号桥建于西汉初，毁于西汉末，与西渭桥的建造年代不符，故‘沙河古桥’绝不是汉唐时期的‘西渭桥’，而是战国末至秦汉时期的古沣河桥”[6]。
根据近年来考古发掘资料和历史文献及此次勘探发掘资料分析，沙河应是古沣水的下游主河道。明末清初之际，由于古沣河下游河道平缓宽阔，造成河沙淤积，河床抬升，迫使河道改道，形成现有的沣河河道，而原有的主河道（即沙河）成为季节河，后作为渭河、沣河涨水时的泄洪渠道。我们认为沙河古桥是连接古沣河南北两岸的桥梁。通过此次碳十四测年，可知沙河古桥的建造年代为秦汉过渡时期，故此桥的性质应为西汉的沣水桥。推测其功能可能为解决上林苑南北交通问题，满足秦汉帝王上林苑内行宫间游猎、行幸的交通需求。
沙河桥位于秦汉上林苑内，为研究秦汉时期长安城周边的交通与布局提供了重要线索。由于本次发掘面积较小，仍有许多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有待今后的考古工作进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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