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慧玲
近年来，优绩主义（Meritocracy）成为当代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的最前沿的研究领域之一。围绕优绩主义的内涵、功能与局限的诸多讨论，构成了相关领域的一道重要的学术景观。所谓“优绩主义”，在一般意义上是指，根据人们的成就和功绩来分配收入、财富与机会。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主张或立场，以及围绕它而形成的分配观念或思想并不鲜见。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诸如“论功行赏”的理念及其制度设计，都可以被追溯至文明社会及思想进程的开端。然而，优绩主义之所以在近年来得到更多关注，引发大量争议并迅速成为研究热点，却跟当代分配正义理论和社会现实发展的状况密切相关。
一方面，当代分配正义理论围绕具体分配模式而展开的争论已陷入僵局。由于缺乏对“优绩”（merit）等基本前提或其他“元问题”的思考，缺乏更新近思路和视角的引入，分配正义理论的发展如今几乎迟滞于有关何为平等、哪种平等，以及何为正义等问题的讨论，这种困境亟待破解。另一方面，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作为一种社会观念和社会意识的优绩主义早已弥漫其间。对“优绩”的孜孜以求，对“优绩”与分配之间关系不加反思的接受，不仅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思潮，也带来了普遍的社会焦虑。尽管不是所有民众都明确意识或赞同“优绩主义”，然而，竞相追逐名校和高薪、狭隘理解成就和成功、为获取成功而不断“内卷”，以及由于无法成功而选择“躺平”，都是优绩主义在不同维度的现实表现。
近几年来，众多学者从这些现实表现入手，从不同角度对优绩主义及其引发的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反思、提出批评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哈耶斯·克里斯多夫（Hayes Christopher）结合美国的政治与社会实际指出，优绩主义的盛行不仅导致政治撕裂，造成经济不平等，而且阻碍社会流动性。而斯蒂芬·麦克纳米（Stephen J. Mcnamee）则指出，优绩主义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神话，因为它所依赖的基础是虚妄的。一方面，优绩主义预设了社会财富和职务的分配完全凭借能力及其创造的优绩，而与其他因素无关；
但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能力与才能根本无法完全摆脱其他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优绩主义对于社会分配的不平等后果的辩护，也必须依赖预先充分的机会平等；
然而，在现实条件下，从来不可能有真正的、彻底的机会平等来充当优绩主义的起点。类似地，丹尼尔·马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也认为，优绩主义终究是一场骗局。它本来试图通过倡导个人能力及其优绩而破除继承性的特权，但是，这种特权却在优绩主义的加持下，通过精英化的教育机制而在代际间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固化——富人的孩子因为在这种机制中获得更多的投入，成功几率更大，而穷人的孩子则因此更易被困于社会底层。
与这些反思相比较而言，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精英的暴政》 （The Tyranny of Merit）一书中批评优绩主义的角度更为独特，也更加深刻。他在对社会现实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一贯的公民共和主义立场，尤其是基于公共善、公民德性等主张，试图对优绩主义的基石——“优绩”——进行重新定义，以突破优绩主义造成的各种困境与暴政。
从社会热点、争论或重大事件入手，深入展开相关的政治哲学思考，是桑德尔一贯的强项。在这本书里，他首先从 2019年震动美国社会的高校招生丑闻开始，描述了美国家庭如何竭尽全力通过各种正当的和不正当的途径将孩子送入名校就读。卷入丑闻的高考咨询师威廉姆·辛格（William Singer），发明了一种“走边门”（side door）的作弊方式，通过各种手段——包括修改SAT（“学术水平测验考试”）答题卡、造假体育特长生等——提升学生成绩，以获得名校录取通知书。桑德尔没有停留在对案件本身的思考，而是进一步发问：“为什么人们都要上好学校呢？为什么家长们要不惜重金并冒着损害声誉，甚至坐牢的风险，一定要让孩子进入名牌高校呢？” 在他看来，这与我们社会中所奉行的优绩主义观念密切相关，并由此展开有关优绩主义的思考。
与此同时，桑德尔结合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指出，当前美国各大主流媒体报道和社会生活的各种争论表明，美国正处于极度分化时期（a deeply polarized time）。政治家和社会公众在“左”“右”之间争论、摇摆并相互批评，社会不断撕裂。这种撕裂源于在全球化进程和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美国只有富人获利，穷人越来越沦为社会底层；
源于在专家统治式的政治话语中，穷人无法表达自己的声音；
源于成功者变得傲慢自大，失败者陷入自卑、自责和愤怒。桑德尔进一步把这些愤怒归结为底层民众对精英阶层的愤怒（anger against elites），并认为特朗普之所以能够获得底层人民的支持，恰恰在于他抓住了底层人民内心的这种愤怒。因此，如果将特朗普现象和当前美国社会中的排外现象仅仅看作民粹主义者对日益增长的种族、民族和性别多元化的反击，或仅仅是一种经济上的、源自全球化和科技的快速变化所造成的困惑和混乱，那就流于表面而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那么，该如何挽救政治生活中的撕裂危机，重新构建充满活力和建设性的公共生活？桑德尔认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优绩”和优绩主义理念的吸引力与黑暗面，结合公共善（common good）的观念重新界定成功、重新认可工作的尊严。
由此出发，桑德尔从对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影响深远的圣经文化入手，首先细数了优绩主义在宗教背景下的发展演化进程，认为《圣经》文化的影响与市场经济的刺激，都促成了优绩主义观念的盛行。在他看来，《圣经》的世界观在两个方面与优绩主义密切相关：一是高扬人的能动性；
二是对不幸者的冷酷。他以约伯为例表明，尽管上帝的奖惩都源自恩典，但上帝救赎与自救的争论还是给我们应当自己承担责任留下余地。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的新教改革让工作的意义变成颂扬上帝，当“响应上帝召唤而工作的理念转变为清教徒的工作伦理，人们很难再抗拒其中的优绩至上主义内涵，即救赎是人们自己赢得的，工作不再仅是获得救赎的标志，而且是获得救赎的原因”。也就是说，新教伦理不仅仅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促生了一种自我救助（self-help）和生命由自己掌控的优绩主义的精神。马克斯·韦伯在发扬新教伦理时便认为，幸运的人想要确信自己“应得”自己所拥有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刺激了优绩主义理念的扩张。市场让人们仅仅基于努力和天赋就能参与竞争，这使得市场产生的结果与“优绩”相关——在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市场会给予人们所应得的，这种应得基于人们所取得的优绩。由此人们看待成功的方式就像清教徒看待救赎一样，我们的成功不是依靠运气和上帝的恩典，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所得。
这就是优绩主义的核心观念，它不仅认可个人自主性、契合个体责任意识，还符合人们对于阶层跃升和社会流动性的期望；
这是优绩主义最吸引人的地方，也鼓励着人们通过努力发挥自己的才能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社会地位。桑德尔还指出，在分配工作时，奉行优绩主义理念会带来效率和公平。这是因为，让最有能力适合某个职位的人去做这样的工作最有效率；
同时，基于能力或才能，而非家庭出身或肤色去分配职位，是更加公平的分配方式。此外，优绩主义还会给人们带来某种自由感——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优绩主义高扬人的能动性，并带来一种能够安慰人心的道德观念——我们所拥有的都是我们应得的。它不但鼓舞人心，而且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桑德尔在梳理优绩主义观念形成史的过程中，敏锐地抓住了优绩主义的核心观念及其在增强个体责任意识和阶层跃升意识方面所具有的力量，这也正是优绩主义之所以能够盛行、能够成为鼓励人们积极努力的精神力量的重要原因。然而，桑德尔所梳理和总结的优绩主义发展简史由于偏重宗教文化背景，而没有看到优绩主义理念之所以弥漫于不同社会的其他一些深刻原因。
首先，正如桑德尔所总结的，优绩主义的核心理念在于对德性、才能和努力等要素的认可与支持，基于才能和努力所取得的功绩越大，所获得的社会财富应该更多，相应地社会地位也应得到提升。因此，优绩主义理念体现并契合了人们对于德性、卓越性的欣赏、向往与肯定。这种认肯自古有之，早在《圣经》文化影响西方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之前，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然存在，在我国传统社会亦早已有之。人的本性中存在着一种对于卓越性的追求，当有人具备较高的，甚至是突出的能力与天赋时，我们在欣赏的同时对其所获得的更高的收入和地位并不会有不公正之感。正如优绩主义的推崇者托马斯·穆里根所主张的，优绩主义对于天赋和才能的认可符合了人们的某种直觉——“我们并不会为那些源自基因差异的不平等而感到困扰，因为我们正是基于自然天赋才勾勒出自己的生活计划，这些自然天赋是构成我们身份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优绩主义之所以能够盛行并影响至深，不仅仅是由于桑德尔所总结的在于认可个人自主性和带来社会流动性；
同时也由于它抓住了人们内心对于卓越性的肯定和追求自我价值、实现自我超越的内在需求，而这恰恰是优绩主义理念由来已久、一直悄然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对于个体责任意识的强化、对阶层跃升的许诺以及与之相应的有关平等的期许，这是自由主义在当代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之后，人们更容易接受优绩主义的原因，但如果只是将优绩主义的吸引力局限于此，那不仅不够全面，还会对我们如何应对优绩主义的负面影响产生干扰。
其次，桑德尔可以从哲学上回溯得更加久远，深入分析优绩主义与“应得”之间的关联及其道德重要性。从优绩主义的核心观念来看，它是一种以应得为基础（desert-based）的分配正义理念；
基于才能和努力而获得的优绩是应得的标准和依据。以应得为基础的分配理念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分配的公正要基于某种能够配得”。当代政治哲学有关优绩主义分配理念的反思与批评，应当涉及它与应得理论之间的关联。对此，桑德尔的态度有些模糊不清。他涉及了罗尔斯和哈耶克有关应得的讨论，但仅仅局限于借用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对于应得理论的批评和反对，及其有关优绩与价值（value）的区分，指出优绩主义的分配理念很容易变成基于可用数字衡量的市场价值，优绩很容易被理解为对于市场经济作出了多大的贡献。然而，优绩主义基于应得理论这一点本身是否值得反对？桑德尔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像罗尔斯和哈耶克那样立场鲜明。相反，如果结合他一贯的公民共和主义立场和对于公共善（common good）及公民德性的强调，他并不反对分配应当基于应得，而只是反对“优绩”不应当基于市场经济来加以界定，并提出要根据公共善来重新界定什么是优绩，什么是成功，同时肯定德性以及对于公共善所作出的贡献应当在分配中相应的分量。因此，桑德尔需要更加深入阐明的是，以优绩为分配依据的优绩主义及其对于应得的肯定，具有什么样的道德重要性，这对于他后来提供的解决进路而言至关重要。
当然，总结优绩主义分配理念的吸引力并非桑德尔在该书中的主要目的，他更多的是要加以批判和反思。在他看来，优绩主义并非看上去那么美好，相反，它会导致诸多不满，甚至在政治生活和社会领域造成诸多问题。
（一） 形成对立的社会心态。可以说，对于社会心态的观察和分析，是桑德尔批评优绩主义的独特角度，也是他贯穿该书的一条重要线索。他通过分析时下各种社会现象，指出社会撕裂的深层次社会心理原因——当各种制度和社会生活未能兑现优绩主义的承诺时，当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无法获得上升时，他们就会产生一种挫败感和绝望感。桑德尔进一步推论说：如果优绩主义只是一种激励，那么，落后的人就会谴责这种制度；
如果优绩主义是一种事实，那么落后的人就会谴责自己，并陷入自卑与焦虑。与此相对应的是，那些成功者认为自己的成功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与才能，因而应得所拥有的一切；
这种理所当然的应得观，会让他们滋生骄傲自大的傲慢感。同样，社会在看待成功者与失败者时也会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认为成功者由于付出努力而应得高收入并理应赢得尊重，失败者则由于懒散或愚钝而应得落后的下场和鄙视。失败者与成功者之间的对立心态，以及这种对待成功者与失败者的不同态度，不仅与人类福祉相悖，破坏社会团结，甚至加剧社会分裂。当前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撕裂正是源于这种对立的社会心态。因为在优绩主义理念的引领下，当人们升入好学校、拿到高薪、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品质，成为社会所认可的成功人士时，他们会认为自己的成功完全出于自己的努力和才能，而忽视运气、上天恩惠或共同体的支持等因素，并由此认为自己是自足的，也难以学会感激与谦卑。同样，那些失败者真的完全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没有能力吗？他们很可能是受到原生家庭、生活环境、教育资源或偶然运气等因素的影响，而没有获得成功，甚至只是由于全球化进程而被迫落后。此时他们需要的是帮助，而非成功人士和社会的蔑视，否则他们的自卑与焦虑很容易转化为对成功人士的愤恨，这也是新民粹主义兴起的社会心理要素之一——民粹主义对优绩主义精英的反抗，不仅与公平有关，亦与社会自尊相关。
（二） 使精英大学成为固化不平等的主要途径，并形成文凭主义的偏见。精英高校录取现状是诱使桑德尔反思优绩主义的动因之一，他通过分析当前美国大学的相关录取数据和梳理哈佛大学的优绩主义精神遗产提出，优绩主义的理念不仅是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也是当代高校录取学生的根本价值取向。这是因为，优绩主义许诺只要凭借优绩就能获得相应的社会财富和地位，社会阶层是流动的，而获得流动的主要工具就是教育。优绩主义所倚重的才能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
这就回应了桑德尔最初的疑问——为什么人人都想上好学校？为什么有些富人冒着犯罪的危险风险都要将子女送到精英高校？然而，事与愿违。这种精英教育并不是阶层跃升的机会和源泉，反而成为阶层固化的途径。桑德尔通过数据分析得出，SAT成绩与家庭财富成正相关关系。家庭收入越高，子女的SAT成绩也会越高；
同时，SAT成绩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也密切相关。因此，高校以SAT为标准衡量学生的才能并作为录取条件，它们的教育就没有成为社会流动的引擎，反而强化和固化了精英父母或享有特权的父母赋予子女的优势。“在实践中，大多数高校做得更多的是巩固特权，而不是扩大机会。”
更糟糕的是，这种录取制度让因才能而产生的不平等正当化，并让高等教育成为竞争激烈的分类竞赛，即依据才能对人们作出分类，并决定谁在以后的生活中取得成功，同时也强化前文所提到的公共心态。当高等教育按照才能对人进行分类，那么谁的才华和成就更值得推崇、应得什么，都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公共判断。由此，当公共话语和高等院校录取原则呈现出优绩主义理念的叠加时，就会形成文凭主义 （Credentialism）的偏见，使得高等教育沦为筛选机器（sorting machine）。
（三） 与专家统治相结合形成优绩的暴政、损害民主并腐蚀公共善。这是桑德尔作为当代公民共和主义者最为担心的。他与最早反思优绩主义的英国社会学家艾瑞思·杨（Iris Young）一样，不仅认识到优绩主义可能会造成成功者的自大和失败者的自卑，更看到了他们与技术专家之间的亲密关联。让他更为警惕的是，如果坚持认为只有受过高等教育、在价值上保持中立的专家才能最好地解决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就会形成技术官僚式自负。让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治理社会当然是好的，但前提是他们要拥有好的判断力，并对普通民众的生活抱有一种同情性的理解，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与公共德性。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多数大学并不能或并没有很好地培养学生商议公共善的实践智慧，因而，持有大学文凭的人并不一定比没有文凭的人更好地治理国家。因为如前文所述，当毕业于精英大学的成功者认为自己的成功只是源于自己的才能与努力，并认为现在的社会财富和地位完全是应得的时候，这种自足和骄傲难以让他们学会感激与谦卑，而没有这些情感，他们就很难真正地关心公共善。相反，如果成功人士认为自己的成就部分源自好运气、上帝的恩惠或共同体的支持，那么，与他人共享的道德理由也就更强。出于同样的理由，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并不比未受过教育的人更宽容，而且他们不会因为自己歧视底层人士而感到惭愧。因此，在优绩主义和专家统治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公共对话和相互理解难以进行，更难实现集体商议，反而会形成某种暴政，伤害民主并进一步加深社会撕裂。
可以说，桑德尔深刻地揭示出当代社会中的诸多问题，他富有洞见地指出，优绩主义理念造成了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那种对立的社会心态，并由此导致当前社会政治生活的撕裂。更进一步地，他对当前高等教育的优绩主义录取政策和筛选功能所作出的反思，也引起了普遍的共鸣。当前社会中备受诟病但又难以扼制的“鸡娃”现象、各种各样的辅导班、越是精英越焦虑疲惫的家长，都可以在桑德尔对于优绩主义的反思中得到解释。尤其是他有关美国家长那种“直升机育儿”、侵入性养育方式只会造成不断跳钢圈的、身心受伤的赢家的论述，也可用作当前社会中流行的“躺平”文化和“内卷”现象背后的优绩主义成因。一方面，正是由于优绩主义伦理及其分配正义理念，人们在教育投入和工作量上开始比拼，形成“内卷”。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前文所描述的基于优绩主义的文凭主义的影响，一些人好像怎么努力都不够，于是开始尊崇“躺平”文化或“丧”文化。因此，当一些批评者们在反思各种辅导班、鸡娃方式和学历论时，桑德尔走得更远，他深入到社会中盛行的优绩主义分配理念，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深刻的哲学视角。
然而，基于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思，既是桑德尔对优绩主义的反思独具力度、发人深省并引起共鸣的原因，同时也是他的不足之处。作为当代政治哲学话语体系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应该在分析和批评优绩主义所造成的社会问题的基础之上，结合他对自由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的批评及鲜明的公民共和主义立场，更加深入地反思优绩主义作为一种分配正义理论本身所具有的问题。因此，从这一期待来看，桑德尔对于优绩主义黑暗面的分析缺乏理论深度。
首先，没有认识到作为优绩主义应得基础的“优绩”在概念上不够清晰，甚至存在混用。在优绩主义分配理念中，优绩源自人们的努力和才能；
换言之，优绩是人们通过努力发挥自己的才能所获得的成就或功绩。然而，“merit”一词在英文中对应诸多含义，比如优绩、优点、品德、特长、才能等；
优绩主义的倡导者和批评者们对此并没有加以清晰界定；
桑德尔本人亦是如此，他强调其作为优绩、功绩或成就的含义，但在梳理优绩主义观念形成史，尤其是《圣经》文化影响时，更多侧重于“品德”；
在考察高等教育录取政策时又侧重于才能、英才等含义。作为优绩主义分配理念的分配依据，优绩的含义和界定需要清晰明确，否则会造成分配标准的模糊和游移，这也是优绩主义分配理念造成诸多问题的理论原因之一。桑德尔虽然注意到了罗尔斯与哈耶克对于“merit”一词的道德含义排斥，但他在分析优绩主义分配理念的问题时并没有认识到“merit”一词的多重含义，因此也就没有更为充分地论证优绩主义作为一种分配正义理论所具有的理论问题。
其次，基于公民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立场进行的批评不够深入。我们可以将桑德尔对优绩主义黑暗面的分析总结为两个层面：一是优绩主义分配理念与精英教育结合、与文凭主义绑定时，会使由精英父母或家庭而来的继承性不平等正当化；
二是优绩主义不但不会促进社会流动性，反而会形成阶层固化，甚至与专家统治相结合，损害民主。我们也可以将这两个层面分别看成优绩主义的短中期和长远的负面后果。然而，桑德尔需要更进一步深入剖析为什么这样的后果是负面的。当他说优绩主义会造成不平等时，优绩主义者可能会反驳说，优绩主义本来就不曾承诺平等，优绩有大小、获得的相应收入和机会也有所不同；
平等不是它的理论诉求和分配目标，而且优绩主义理念本身也强调机会平等。因此，桑德尔需要结合当代政治哲学理论中有关平等的分类，尤其是有关公平的机会平等和形式的机会平等的讨论，来深入剖析优绩主义与平等以及何种平等之间的纠葛，继而分析优绩主义与平等之间的矛盾，是当代社会过于看重平等，甚至将平等看作“至上的美德”而凸显了优绩主义具有的问题，还是优绩主义本身长久以来产生的负作用造成当代社会的不平等？
再次，桑德尔并未充分结合自己一贯的公民共和主义立场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应当反对不平等和阶层固化，并由此说明优绩主义的黑暗面。公民共和主义传统强调公共善和公民参与的德性，不平等、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阶层固化会导致公共空间的萎缩，不同阶层的人之间没有公共的利益和活动场域，因此难以形成公共善，也难以让处于固定的不同阶层的人共同参与公共事务并进行有效的商议。这对于公民共和主义所强调的参与自治的民主和公共善而言，都是极大的戕害。桑德尔在担心优绩主义与专家统治相结合会损害民主时，涉及这一点，但缺乏进一步展开，也没有更深刻地揭示来自公民共和主义传统且有别于一般自由主义的批评与剖析。
如何才能走出优绩主义的困境与陷阱呢？桑德尔认为，最有力的、能与优绩主义理念相抗衡的观念是：我们的命运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我们的成功与困境都源于上天的恩惠和变幻莫测的运气。如前文所述，优绩主义对于社会心态的影响，始终是桑德尔关注的重点，也是他对优绩主义的剖析与批评比其他批评者更加富有洞见、打动人心，也更引人深思的根本原因；
然而，也正是由于过于关注心态的层面，使得桑德尔给出的解决进路虽然具有启发性，但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具有理论说服力。
桑德尔认为克服优绩主义暴政的有效方式，应该从教育和工作两个领域重新思考对待成功。“克服优绩至上的暴政并不意味着不应该在工作和社会角色的分配中发挥作用。相反，这意味着重新思考我们看待成功的方式。……这种反思应该集中在生活的两个领域——教育领域和工作领域，优绩至上的成功观念在这两个领域最为关键。”
在教育领域，为了不让被录取的入学申请者有那种成功者的洋洋自得感，桑德尔建议，在高等教育的录取政策当中设定一个基本的合格成绩门槛，然后在达到基本门槛线、有资格的人当中进行抽签，中签者获得入学资格。“设置资格门槛，让机会来决定其余的人，这会让高中时代恢复一些理智，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学生们所处的困境。……这样做还能削弱精英阶层的傲慢，因为这清楚地表明，在任何情况下，那些登上顶峰的人都不是靠自己，而应把好运归功于家庭环境和天赋，这在道德上类似于抽签的运气。”的确，这种抽签录取方式会让被录取者不那么洋洋自得地认为，自己之所以被录取完全是由于自己努力并具备才能。然而，这种方式在消解成功者傲慢心理的同时，也会消解人们在努力奋斗实现自己目标之后所获得的自我实现感和价值感；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这种自我实现感对于人而言至关重要。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伴有游戏性质的抽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会贬低努力、奋斗的道德意义。我的成功到底是由于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能动性、努力发展了自己的才能，还是仅仅由于好的运气？或者，如果我与竞争者同样努力，甚至更加努力，但仅仅由于运气欠佳而没能被录取，那么，努力的意义何在？这样的结果在道德上是公平的吗？随之而来的挫败感、迷茫感，甚至是无力感，要比傲慢心理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更为糟糕。另外，在桑德尔看来，打消成功者的傲慢自足，会让他们抱以更加谦卑和同情的心理来对待失败者，更容易关心公共善。然而，即便认识到自己的成功部分地来源于运气、家庭等偶然因素，也未必会使人更加谦卑，这未必一定是一种正向的联想关系。相反，成功者可能会认为自己既有能力又有运气，深受上天庇佑，注定会有所成就，反而更难同情那些失败者，更难以真正地关心公共利益、促进公共善。因此，如果不从根本上考虑社会等级、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影响，不涉及当代政治哲学分配正义理论有关平等的种类、道德运气等话题的讨论，仅仅采取抽签的方式试图消除成功者的自大与傲慢，难免会不那么具有说服力，同时也会由于其游戏性质而损害努力和自我实现对于人而言所具有的道德意义。
在工作领域，桑德尔要求重新认可工作的尊严。在他看来，当我们消解了傲慢自大的心理，怀有这样的敬畏和谦卑之心时，才能更好地关心公共善、商议公共善。更进一步地，我们应当在公共善的引导下，重新认可各种工作所具有的尊严和价值。这不仅需要我们认真严肃地回应工薪阶层的挫败感，更要将认可工作的尊严作为政治议程的重心。因为一个社会如何尊重和奖励工作，对于它界定公共善而言至关重要——我们的工作和贡献并非取决于偶然性的供需关系，也不应该由市场价值加以衡量，而应取决于我们的工作所具有的道德分量和公共价值，也就是对于公共善有多大的贡献与推动。桑德尔此处援引美国公民共和主义传统说明，贡献正义引导我们为公共利益作出贡献，并由于这种贡献而应得同胞的尊重，此时我们是最完整的人。与此同时，有关工作尊严的讨论，也是我们重新思考和界定公共善的一个好的开始，借此我们进一步重新界定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公共善，以及我们的共同体所期望的目的是什么。如此，才有希望走进一种少一些仇恨、多一些温情的公共生活。
的确，依照公共善来重新认可工作的尊严，既能关照到底层人民的挫败感、羞辱感与愤怒感，同时也能帮助我们摒弃优绩主义的影响，重新界定和评估成功，并基于人的天赋才能的多样性，肯定不同种类的工作及其意义，从而重新认识到好生活的丰富可能性。因此，桑德尔所提出的这种进路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对于成功的界定往往较为狭隘，多数人认为成功就在于获得巨额经济回报或较高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因此对于一些经济回报较少，但对于维系和促进整个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行业不够重视并缺乏尊重。如此狭隘的有关成功的理解，既体现在青年人填报专业志愿和择业意愿当中，也更明显地体现在收入分配当中。与各界明星、网红大V和基金管理人相比，对于社会共同体至关重要的教师等行业所获的收入更少，那些维系日常生活基本运转的物流、快递和服务行业则更是如此，甚至被看作社会底层，被一些傲慢的成功人士鄙视。可见，这种对于成功的狭隘理解与优绩主义理念的叠加，是当前一些行业中出现“内卷”的原因之一。因此，商议公共善并以基于公共善的贡献正义来重新界定成功和认可各种工作的意义与尊严，有助于我们突破优绩的局限，摆脱“躺平”和“内卷”的怪圈，也有助于我们拓展和承认社会生活与人生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然而，桑德尔没有进一步说明的是，在当代社会多元价值观成为基本事实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有效商议并形成有关公共善的认识，同时避免强制性？这也是他所复兴的公民共和主义传统在当代面临的一个主要质疑，是当代公民共和主义者亟须解决的重要难题。
总的看来，《精英的暴政》一书将有关优绩主义的讨论推进了一大步，使之成为当代西方公共哲学话语中的热门话题。然而，我们当前有关优绩主义的学术研究却显得滞后。国内学术界把“优绩主义”狭义地理解为“贤能主义”，把优绩主义的问题简单地限定在政治权责和政治资源的分配上，仍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因此，我们可以沿着桑德尔所开辟的话题，围绕优绩主义的关键议题，至少可以继续思考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回应一个日常性的困惑：倘若如桑德尔等人所批评的，优绩主义造成了这么多的社会问题，那么，取消优绩主义理念，也就是不以人们通过努力发挥自己的才能而取得的优绩为基础进行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是不是更好？人们付出努力，并期待有所回报，这不仅仅是受优绩主义理念影响，也是人们的某种直觉或合理期待。付出了努力、发挥自己的才能，却并不能获得相应的回报，那样反而不符合人们对正义的理解。桑德尔后来区分了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对于优绩主义的可接纳程度：从个人角度来说，努力、勤勉等品质是令人钦佩、值得鼓励的；
他所担心和反对的是，这种鼓励扩大到社会层面、成为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标准。然而，桑德尔的这种区分并没有有效回答以上困惑。这是因为，如果说个人的努力值得鼓励，那么由谁来鼓励并肯定？如果个人的努力和奋斗只是得到了来自亲朋好友情感和言语上的肯定，而没有或少有来自社会分配的实际成果，那么，那种情感鼓励必定是无力且无法持久的。由此个人层面的努力也将受损，如今的“被迫懒散”（forced idleness）或“躺平”，也将成为真正的消极心态。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不以优绩为基础，那么，家庭出身、社会阶层、裙带关系等因素在实际分配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造成更大的不平等。对此，桑德尔等批评者并没有提供一种完备的分配方案加以替代，优绩主义的倡导者也需要认真回应优绩主义所可能具有的黑暗面。
其次，如果优绩主义理念在某些方面是值得肯定的，那我们接下来需要明确的就是，作为优绩主义赖以分配的基础或标准，优绩的确切所指是什么？由此需要我们重新定义“优绩”的内涵和标准，均衡考虑古典德性论与现代价值多元论之间的张力，奠定优绩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的概念基础和首要原则。与此同时要思考的问题是：如前文所述，优绩主义满足了对于卓越性的肯定与追求，而在追求平等的社会，如何在分配中平衡卓越性及其带来的差距与平等诉求之间的关系？优绩主义虽然强调机会平等，但因其对“优绩”及其大小差距的承认，却并不强调结果平等。因而，在优绩主义的视域中，何种程度的不平等才是合理的或可以接受的，仍是一个具有争议并亟待破解的问题。因此需要我们考察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在“优绩”变量下的复杂关联，吸收自由平等主义的相关理念，确认合理的或可以接受的社会（不）平等格局，奠定优绩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的运行空间及其边界。
最后，从分配正义理论体系的构建角度来看，我们需要立足优绩主义在收入、财富和机会方面的分配要求及其正当性，承认对机会平等与贤能优先的积极看法，吸收贤能主义政治哲学的相关看法，形成一套既适用于政治权利义务分配，亦适用于经济收入和社会资源分配的综合体系。同时借助相关资源，改造吸收“公共善”概念，化解优绩主义给现代社会带来的阶层固化、“内卷”“躺平”等社会焦虑和压力，奠定优绩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的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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