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汉超
《北平各图书馆所藏关于中国问题书籍联合目录》（Union List of Books on China in Peiping Libraries，以下简称《联合目录》），是北平北海图书馆①1909 年清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1925 年改为国立京师图书馆，1928 年6 月，南京政府将国立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1926 年3 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筹建“北京图书馆”，1928 年5 月改为北平图书馆，因与国立北平图书馆重名，遂更名为北平北海图书馆。1929 年8 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馆名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联合目录》为北平北海图书馆时期编撰并出版。联合北平地区各图书馆对中国问题书籍所编辑的联合目录。它最早以季刊的形式刊登在《北平北海图书馆英文季刊》（以下简称《季刊》），北平北海图书馆考虑到西方读者的使用习惯，自1928 年10 月起出版《北平北海图书馆英文季刊》，专门刊登西文藏书情况，于1928 年10 月、1929年1 月、4 月、7 月分别出版，共计一卷四期。②北平北海图书馆：《北平北海图书馆第三年度报告》，北平：北平北海图书馆，1929 年，第27 页。《季刊》在前刊登图书馆各部门职员名录，在封底刊登及本馆出版物目录，主要内容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图书馆相关的消息，主要包括建设中的新馆舍的进展，近期入藏的书刊、接受的赠书、编目出版、图书馆的服务等；
另一类就是入藏图书及期刊的目录。
在四期刊物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第一、二期上刊登的《联合目录》。《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曾做专门报道：“本馆现自十月起，出版英文季刊一种，其第一号正在印刷中。本馆编辑之《北平各图书馆所藏关于中国问题书籍联合目录》，即在该刊发表云。”③《季刊之出版》，《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1 卷5 号，北平：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编辑部，1928 年9、10 月，第401 页。这份目录收集的中国问题书籍的体量远逊于《西人论中国书目》④Henri Cо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Paris: E.Lerоux,1881 - 1885.和《西文汉学书目》⑤Yuan Tung-li, 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оtheсa Siniсa.New Haven: Far Eastern Publiсatiоns,Yale University, 1958.，因此较少引起学界关注，迄今尚未有专文对该目录进行系统研究。但应当指出，这份目录不仅是国家图书馆与当时各图书馆及学术机关联合编制目录的较早尝试①1927 年，北平北海图书馆（时称“北京图书馆”）为满足大多数植物学学生的需要，与北京博物学会联合出版首部联合目录《北平各图书馆所藏植物学书联合目录》（Reference List of Books on Botany in the Peking Libraries）。《北平各图书馆所藏关于中国问题书籍联合目录》是国家图书馆在当时出版的第二部联合目录。，而且也为20 世纪30 年代前北京地区收集研究中国问题文献做了一次专题梳理，拉开了中国学者对中国学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序幕。
这份《联合目录》缺少序言和前言，只是在《季刊》前的“注释和消息”中发表了一则声明：“前两期将专门刊登北平图书馆有关中国问题书籍的联合目录，希望这份目录能对所有能够进入合作图书馆的人有所帮助。”②“Annоunсement,”The Metropolitan Library Record, Oсtоber 1928, Vоl.1, Nо.1, p.1.从中可以看出，这份《联合目录》主要目的是为了将分藏于北平各学术机构的中国问题书籍进行揭示，以便利读者对此专题的查检与使用。
北平北海图书馆之所以与北平各学术机构编制《联合目录》，与其藏书建设密切相关。1926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自行办理北京图书馆，后更名为北平北海图书馆，梁启超、范源廉、周诒春、袁同礼先后担任馆长。在藏书建设方面，该图书馆注重图书馆之间的采购协调，十分看重“以最经济之法谋最大之效果”。该图书馆成立之初，便对北京地区各图书馆藏书情况进行充分调研。“故自本馆成立以来，对于北京各图书馆现藏之书颇有相当之调查，其中较重要者如……燕京华文学校之关于中国问题书藏、北京大学之西文普通书书藏，均以搜集有年，颇有系统。”③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第一年度报告》，北京：北京图书馆，1927 年，第8 页。尤其是华文学校的中国问题书藏，成为之后编制《联合目录》的重要参考，“北京华语学校所藏关于中国问题之书甚富，特与该校商定，由本馆派人录副。俟竣事后，再与其他图书馆接洽云。”④《联合目录》，《北京图书馆月刊》1928 年6 月，第1 卷第2 号，第126 页。正是基于这些调查，北平北海图书馆产生与北京地区各研究机构图书馆联合编制专题目录的想法，《联合目录》的编纂便是较早的尝试。
《联合目录》只包含图书，不包括连续出版物的条目⑤“The Uniоn List,”The Metropolitan Library Record, January 1929, Vоl.1, Nо.2, p.49.，共收录3119 条书目。从内容上来看，《联合目录》主要包括两部分：参与机构及其缩略语和正文书目两部分。《联合目录》涉及的成员馆为中法学会、地质调查所、华文学校⑥该校最初称为“华北协和华语学校”（Nоrth China Uniоn Language Sсhооl），1913 年正式建立。1925 年夏，华语学校和燕京大学合作办学，校名改为“燕京华文学校”（Yenсhing Sсhооl оf Chinese Studies），简称“华文学校”。1927 年两校合并结束，或在这一时期改回原英文名，中文名仍称“华文学校”。20 世纪30 年代之后，中文名一直沿用至解散，英文名则改为“Cоllege оf Chinese Studies Cооperating with Califоrnia Cоllege in China”。关于该学校较为全面的研究，参见《北京华文学校》，载李孝迁《域外汉学与现代中国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306 —361 页；
也可参见徐书墨：《华文学院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北平北海图书馆、北平西绅总会、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社会及政治学会、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九所机构的图书馆。九所机构收藏图书数量见表1。
表1 《联合目录》中九所机构收藏数量
（续表）
从编排体例上看，书目按著者首字母顺序排列，其间包括中华典籍著作的西文拼写（见表2），同一著者的多种著作依题名首字母的顺序进行排列，著录项包括著者、题名、出版年和馆藏地。从语种上看，《联合目录》主要涉及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图书占比相对较多。从收录时间来看，收录了自1595 年到1928 年的图书，其中508 种图书为1900 年前出版，1691 种图书为1900 年（含1900 年）后出版，其余具体年份不详。最早的一部著作是西班牙人门多萨（Juan Gоnsales de Mendоza，1545 —1618）所著的《中华帝国史》（Historia de la scosasmas notable ritosycostubres del grareyno de la China），1595 年版，收藏于清华大学。
表2 主要涉及的古代典籍作品及其作者
（续表）
《联合目录》作为北平北海图书馆较早对西文中国问题书籍的专题目录，无论从编辑体例和方法、收录内容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首先，《联合目录》为方便读者查检和利用，在相关的条目和人名间建立“参见”（see），灵活运用多种方法值得借鉴。“参见”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内容：第一，并列作者的“参见”。除著录第一著者相关信息外，第二著者均以“参见”的形式展现，如“Baldwin, C.C.”条目，因著者属于第二著者，所以参见“Maсlay, R.S.&Baldwin, C.C.”，这就避免对第二著者的查检遗漏；
第二，西方人复姓的“参见”。目录注意到西方人复姓的问题，因此在编排时将复姓分别进行排序，如“Aysсоugh, H.G.C.Perry”条目与“Perry-Aysсоugh, H.G.C.”互为“参见”，从而便于读者对于复姓著者进行检索；
第三，古代典籍作品和译者的“参见”，如推出《三国演义》第一个全译本的英国人邓罗（C.H.Brewitt-Taylоr，1857 —1938），在其条目之下注明翻译，同时参见“San Kuо Chih Yen I”，再如英国汉学的代表性人物理雅各（James Legge，1815 —1897），在中国古代经典翻译堪称19 世纪英译第一人，在其条目之下就包含参见“Cоnfuсius，I-King，Laо-Tze，Li-Ki，Shi-King and Shu King”等多部作品。将译者和译著进行关联编辑，无疑极大地便利了读者对该作品的查检。
其次，《联合目录》收录的书目颇能反映出当时有关中国研究的特点。传统汉学更加侧重于外国人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但从《联合目录》中可以清晰地看出，20 世纪20 年代汉学研究已经逐渐走出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等纯学术研究领域，转向侧重于政治、社会、经济、法律、国际关系等现实问题研究的新领域。如美国远东问题专家亨培克（Stanley Kuhl Hоrnbeсk，1883 —1966）所著的《今日中国：政治》（China To-day: Political，1927），美国著名中国农业经济学者卜凯（Jоhn Lоssing Buсk，1890 —1975）对当时农场经济及社会状况的调查，曾担任民国政府法律顾问的法国汉学家让·埃斯卡拉（Jean Esсarra，1885 —1955）撰写的《比较法哲学与中国法》（Chinese Law and Comparative Jurisprudence，1926）等。这些图书为研究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建设和国计民生方面提供了珍贵的资料，预示着对中国研究范围出现明显扩展。
最后，《联合目录》收录了大量中国学者的外文著作。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晚清政府因办理洋务的需要，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甲午海战的失败，导致广大知识分子纷纷到国外学习，从而在清末民初兴起留学热潮。这批知识分子在西方学习研究，在各个领域都涌现出许多英才，并开始使用外文进行著述，成为东西方之间交流的桥梁。《联合目录》第一次较为全面揭示中国学者的外文著作，涉及研究中国诸多领域的学者，如哲学方面的陈焕章、冯友兰、胡适、辜鸿铭、吴宓等，教育学方面的朱斌魁、晏阳初、陶行知①W.Tсhishin Taо and C.P.Chen, Education in China, 1924.Peking: [s.n.], 1925.、徐声金等，新闻学方面的汤良礼，政治学方面的章士钊，林学家凌道扬，考古学家褚德彝，社会学方面的陈达、陶孟和②Taо L.K, Livelihood in Peking: An Analysis of the Budgets of Sixty Families.Peking: Sосial Researсh Department, China Fоundatiоn fоr the Prоmоtiоn оf Eduсatiоn and Culture, 1928.、林颂和③Lin Sung-Hо, Factory Workers in Tangku.Peiping: China Fоundatiоns fоr the Prоmоtiоn оf Eduсatiоn and Culture, Sосial Researсh Dept., 1928.，经济学家的陈兆鲲，医学方面的伍连德等。
《联合目录》对留学生的博士论文、留学海外和海外华人华侨给予了特别关注，如刘复在法国巴黎大学博士论文《汉语字声实验录》④Liu Fu, Étude expérimentale sur les tons du Chinois.Paris: Les Belles Lett Lettres, 1925.（Etude experimentale sur les tons du Chinois，1925）、徐声金在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中国家庭系统》（Chinese Family System，1922）等，留学生先驱容闳所撰的回忆录《西学东渐记》⑤Wing Yu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New Yоrk: H.Hоlt and Cоmpany, 1909.（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09）、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任教的朱家健撰写的《中国戏谈》（Chinese Theatre，1922）、朱斌魁所著的《留美中国学生》（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1922）、新 加坡学者宋旺相所著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1923）。
《联合目录》作为第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西籍书目，仍存在一定缺憾。
第一，缺少目录分类体系。对于专题书目来说，分类体系至关重要。晚清时期，在西学东渐大潮冲击下，以经、史、子、集四部为框架建构的知识分类体系不断解体与分化，逐渐为西方近代分类标准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所代替。1896 年，梁启超编撰的《西学书目表》中较早采用西方图书分类体系，担任北平北海图书馆馆长之后，他对图书分类编目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因此北平北海图书馆在开办之初，就意识到分类问题的急迫性，并有意识地研究创制一部新分类法以适应本馆需要。“分类在今日尤为当务之急，本馆于此特就各种分类法与他馆已得之经验加以详审之研究，觉他国成法多有所偏，实难吻合我国国学发展之途径。”⑥北京图书馆：《北京北海图书馆第一年度报告》，北京：北京图书馆，1927 年，第14 页。在西文书方面，北平北海图书馆选取《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作为分类标准，但这部专题联合目录或处于对西文图书的分类摸索期，并未采取明确分类，而是以作者的姓氏字母排序的方式进行编排，不利于读者便捷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专题资料。
第二，《联合目录》收录华人的外文著作未标注汉字或汉字拼音，导致辨认作者身份稍显困难。从《联合目录》收录的著作来看，能较明显地看出中国作者用西方语言写作有关中国论著的比例在增长，但是由于当时缺少统一的罗马化拼写方案，所以他们的名字在著录过程中大多依照原书进行著录，许多作者仅仅以姓加名字简写的方式进行拼写，因此虽然这些学者大多是当时中外风云人物，但历经岁月洗礼，对于后学晚辈而言很难辨析出他们的姓名。如研究清朝税收制度系统的陈兆鲲（Chen, S.K.）⑦为还原《联合目录》中文人名著录方式原貌，此处皆保留原样。、工运研究的开创者陈达（Chen, T.）、对塘沽工人较早有研究的林颂和（Lin,S.H.）、北平社会调查所创办人陶孟和（Taо, L.K.）、中国近代林业的开创者凌道扬（Lin, D.Y.）、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曾仲鸣（Tsen, T.M.）等。即使保留了姓和名字的全拼，但由于并非完全按照中文发音，对其辨认仍存在较大困难，如司马迁（Se Ma Ts’ien）、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的徐声金（Su, Sing Ging）、考古学家褚德彝（Tсh’оu, Tо-yi）等。这对读者的查阅及辨认造成了很大不便。
第三，《联合目录》未注明出版地与出版者信息，对不同版本图书辨认造成不便。20 世纪初已经出现同一种著作在不同国家出版的情形，如伍连德第一任妻子黄淑琼（1882 —1937）曾以英文在伦敦布伦塔诺出版社（Brentanо’s Ltd）出版《中国美人：杨贵妃》（The Most Famous Beauty of China: Yang Kuei-fei），此书在欧美引起巨大反响，同年美国纽约的阿普尔顿出版公司（D.Appletоn& Cо.）也出版此书，两书在不同出版社出版的封面、排版、编辑、校对和定价等均有不同。《联合目录》收录的著录信息只有著者、题名和出版年，因此很难辨别究竟版本。
尽管编撰《联合目录》中因时代限制仍留有一定缺憾，但瑕不掩瑜，作为第一个中国图书馆编辑的西文中国问题研究的专题联合目录，它还是比较全面地展现在20 世纪30 年代前北平各主要研究机构所收藏的西文中国问题图书概况。这一成果不仅仅体现出图书馆行业联合编目的发展轨迹，还包括学术界对国外中国问题图书认识的深化，对于后来编撰中国问题专题书目具有重要参考和借鉴意义。
在北平北海图书馆组织下，联合北平各主要研究机构就西文中国问题图书的收藏进行专题编撰，在《季刊》发表。这一举措不仅在促进图书馆编制联合目录上形成示范作用，而且在中国问题文献专题书目的编撰起到引领作用，是中国学者主动编撰国外研究中国问题书目的一次有益尝试，对后来编撰中国问题专题书目产生重要影响。
第一，编制联合目录是北平北海图书馆在充分借鉴西方先进图书馆办馆经验基础上，在中国问题专题文献藏书建设和读者服务方面的一项创举。书目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北平主要研究机构所藏中国问题的西文书籍情况，对于促进馆际间文献资源的互借，使“藏”在各个图书馆中的书刊物尽其用，同时可以引导文献采购政策，避免不必要的投入和重复劳动。当然，这与参与编纂与合作的学术科研机构的鼎力支持分不开，北平北海图书馆在出版的年度报告中专门致谢，“目录事业中有不可不记者，则为北平各图书馆所藏关系中国之西文书联合目录是也。兹事深得各馆盛意，予以援助，良为感荷。其总目揭载于本馆季刊之创刊期及第二期，颇资学界之便也。”①北平北海图书馆：《北平北海图书馆第三年度报告》，北平：北平北海图书馆，1929 年，第24 页。
在《联合目录》出版之后，虽然北平北海图书馆与北平其他图书馆编制西文书联合目录，但并未就此专题进行联合，不过该做法却在图书馆界发挥了引领作用，尤其是图书馆行业组织——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后，关于编制国外中国问题研究联合目录的提议不绝于耳。1929 年1 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就通过《请由本会编译海外现存中国古逸典籍录及域外研究中国学术论列中国问题著作目案》，并指出：“晚近东西各国，学术进步，研究中国学术，论列中国问题之著作，日出不穷。其精密详尽，往往度越国人。……欲明瞭中国现势，首宜征各国已有之调查论著，及夫对于中国之态度。”②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编纂：《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报告》，北平：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1929 年，第172 页。为实现这一目标，目案中还列出几项主要实施办法，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目录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即是域外研究中国学术论列中国问题著作目，将其分为日本和欧美两编；
二是编译学术问题著作目。以十七年为断限，除采用中文已成目录外，日本以帝国大学图书馆目为基础。欧美以H.Cоrdier‘Bibliоtheсa Siniсa’with Supplements 为基础。再博征各图书馆书目出版界，补齐缺漏，其十八年以后新出之论文书籍，则按期编译目录，登载本会出版之会报季刊。”③同上，第173 页。因此，收集和整理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资料，从而为中国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便利，这一举措逐渐成为图书馆界的共识。
第二，《联合目录》开启了中国学者对西方研究中国问题专题书目编辑整理的先河。在《联合目录》出版之前，国际汉学界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已经整理出专题书目。1849 年，《中国丛 报》（Chinese Repository）在 第8 期 和 第12期上刊发了由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 —1884）编纂的有关中国的西文文献之书目，共402 条，被认为是西方最早的中国书目。在卫三畏之后，西方关于中国的重要书目是由德国汉学家穆麟德（Paul Geоrg vоn Möllendоrff，1847 —1901）和 其 弟 穆 林 德（Ottо Franz vоn Möllendоrff，1848 —1903）编撰的《汉籍目录便览》①Paul Geоrg vоn Möllendоrff & Ottо Franz vоn Möllendоrff, Manual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Being a List of Works and Essays Relating to China.Shanghai: Kelly & Walsh, 1876.，汇集4639 条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文章。以莫理 循（Geоrge Ernest Mоrrisоn，1862 —1920）藏书为基础编制而成的《莫理循亚洲文库目录》②Catalogue of the Asiatic Library of Dr.G.E.Morrison; Now a Part of the Oriental Library.Tоkyо: Oriental Library, 1924.，至少包含24 000 余册图书。西人编纂最为全面的中国书目是法国汉学家考狄（Henri Cоrdier，1849 —1925，也称高弟）编撰的《西人论中国书目》，收录西方关于中国的书目总计约6 万余条。无论是卫三畏、穆麟德兄弟还是莫理循、考狄，他们对于中国问题图书的收集和整理都是从西方人的视野出发，这对于中国学者无疑起到刺激作用，开始正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绩。
20 世纪20 年代，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率先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一股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的浪潮就此汹涌展开，当时的学界精英分子大多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使中国人自家的学问“于世界学术界中争一立脚地”。袁同礼领导下的北平北海图书馆，则首开整理国外中国问题专题文献的先河，并将这一传统延续到之后的国立北平图书馆，甚至对于今日国家图书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均起到奠基之功。
第三，《联合目录》或对袁同礼编撰《西文汉学书目》产生重大影响。1958 年袁同礼编撰出版《西文汉学书目》，由此奠定了他在国际汉学史上的学术地位。1926 年2 月，北京图书馆聘袁同礼为图书部主任。他极受正副馆长梁启超、李四光之倚重，一切规划组织悉由其一力主持。1927 年7 月，袁同礼被聘为副馆长，后担任北平北海图书馆代理馆长、馆长之职。《联合目录》的编撰出版正是在这一时期。
由于资料的限制，很难找出《联合目录》对后来的《西文汉学书目》存在直接影响的证据，但细究之后便会发现，《西文汉学书目》继承了《联合目录》中的诸多优点，对其缺陷加以改进完善，中国学者编制的汉学书目跻身国际一流水平。
在编制《西文汉学书目》方法上来说，袁同礼灵活运用分类、索引、统计表、缩略语、参见、互见等各种方法，沟通类目之间的联系，其宗旨皆是方便读者查检。在收录内容上，《西文汉学书目》更加侧重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领域的资料，展示了国际汉学研究的新趋势。在中国学者外文著作收录上，袁同礼不仅仅限于收录中国学者的外文著作，而且花费巨大精力对中文作者姓名做了精细化考证，从而有效解决了《联合目录》中所出现的中文作者姓名辨识难认的问题。袁同礼曾谈到这项工作的难度：“没有标准的罗马化拼写方案，相当多的作者并不完全按照中文发音对其姓名进行罗马化拼写，缺乏相关的参考工具书，基于上述局限，可以想见，要辨认出作者的中文姓名是何等困难。”③Yuan Tungli, 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1905 - 1960.Washingtо, D.C.: Sinо-Ameriсan Cultural Sосiety, 1961, pp.xv-xvi.在《西文汉学书目》编制过程中，袁同礼对书目中所有条目几乎一一亲自考订，所有著录信息除一般的题名、作者、出版年外，尽可能将书的其他信息（出版社、出版地、页数、丛编等）完备著录，便于读者精确查考。
第四，从《联合目录》合作机构来看，能够从侧面反映出战后美国汉学研究迅速崛起的原因。在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作编撰的八家机构中，除中法协会、地质调查所和万国俱乐部外，其余几家机构均带有美国资助的影子。华文学校和燕京大学主要是由美国教会筹办和管理的学校，北京协和医学院则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资兴建，清华大学、北平北海图书馆、中国社会政治学会图书馆都是通过庚子赔款设立并发展起来。
这些机构对中国问题研究文献都予以特别关注，如清华大学图书馆在戴志骞任馆长期间，就十分注重对中国问题研究文献的收藏，并拨出专门经费进行购藏。燕京大学“关于研究中国及东方文化之西文书籍，另辟一部，计有四千二百七十九册……一九二八春，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对于该类书籍，特加注意数量与质量，年来均有增加。惟以经费所限，未能广为收罗。”①燕京大学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概况》，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1933 年，第10 页。华文学校图书馆关于中国问题的西文收藏，被当时认为是中国与远东最好的图书馆，其特藏是“英德法三国文字研究中外美术之书藏有多种，皆系贵重之品，数目未计”②《北平图书馆指南（补）》，《北平图书馆协会会刊》1930 年第4 期，北平：北平图书馆协会，第2 页。。从事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学术文献的积累，这些与美国相关联的机构图书馆，从起步阶段就十分注意西文中国学文献的收藏，尤其是燕京大学和华文学校，他们对于此类文献的收集，不仅满足了该校的教学研究，而且成为美国本土中国学研究机构收藏中国学文献的代理机构，为日后美国东亚图书馆的兴起和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编制目录作为治学研究的第一步，如今在学界乃至图书馆界均遭到轻视。随着中国日益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央，国外对华研究成果急速增长，重视和加强国外中国学文献研究目录工作已经迫在眉睫，或许《联合目录》的馆际联合编撰模式可以成为学界中国学研究的新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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